安生：忠诚的成本（中）

　　12000+字，写了30+小时。

　　不改了，不排除以后，重新出修订版。

　　*******************************************

　　忠诚是成员（被统治者）按照权威（统治者、政权或组织）的要求，自觉地尽力做出维护权威利益的行为的品质。

　　每一个权威都希望被统治者具有这样的品质，但是这种品质是如何产生的，受什么因素影响，却缺乏深入探讨。《忠诚的成本》系列，希望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管窥这种品质的来源及其影响因素。

　　书接上文，没有读过前文的读者，建议先读一下前文。

　　补充编辑版：忠诚的成本（上）

　　上次说到，存在决定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忠诚的根源在于利益，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崇拜或其他因素。精神的忠诚需要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维持忠诚，物质利益比洗脑宣传或装神弄鬼重要。

　　但是事情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比如，吴站长、余则成、盛乡都是军统（保密局）的工作人员，谢若林是中统（党通局）的工作人员，与蒋介石政权之间存在一种雇佣制的利益关系，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蒋介石政权利益受损显然会影响他们的物质利益，但是他们对国民政府的忠诚度，显然不高。

　　比如，日本入侵中国，民族矛盾加剧。理论上，蒋介石政权由国人组成，与国人之间的利益共同点更多，但是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话，至少相当一批国人并没有倾尽全力站在蒋介石政权这边，一部分人当了汉奸，另一部分人则相对默然。

　　再比如，蒋介石政权与大地主、大官僚和大军阀之间，存在利益共生的关系。但是，蒋介石政权即将倒台的时候，大地主、大官僚和大军阀大多数并没有积极投入拯救蒋介石政权的运动，而是忙着安排自己的后路，或者投身更严重的内斗，甚至逼蒋下野。

　　这是为什么？

　　如果权威的利益与成员的利益高度重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其他可能性，成员自然会像维护、捍卫自己的利益一样，尽心竭力维护、捍卫权威的利益。否则，成员就有可能做出其他更有利于自己的选择。

　　说到底，权威要获得某个成员的忠诚，必须做到自身的利益与该成员的利益精准对应，这种利益关系的对应应该也必须是精准的，效率最高，没有更好选择的。

　　一方面，权威做出每一项决策，都应该按照成员的的表现，给予相应的利益分配。另一方面，当个人做出对权威有利的行为时，应该获得明确的、最高限额的物质回报。

　　换句话说，权威应按照成员的表现，对权威的贡献，施行尽量精准的绩效，分配社会产品，并断绝其他可能获得更大利益的选择。

　　只有这样，社会成员才会竭尽全力自发地为权威贡献力量。

　　任何不忠的表现，说到底，都是统治者的分配行为与成员的利益对应关系出现了偏差，成员选择忠诚不是最好的选择，选择不忠诚则有更好的选择。

　　当一个权威利益受损，成员利益并不受损，甚至可能有收益的时候，希望这个成员忠于权威，采取积极行动，完全不现实。反之亦然。当成员的利益受损，权威的利益并不受损，甚至可能有收益的时候，希望权威顾及成员的利益，也不现实。当然，这种情况下，成员也不会忠诚。

　　吴站长是军统（保密局）天津站的站长，少将军衔，可以说，蒋介石政权对他不薄。他在台上一天，就不会缺少各种物质资源。但是，他有解甲归田的一天。他很清楚，一旦他解甲归田，国民政府必然对他如弃敝履。对吴站长来说，这当然是糟糕的选择。吴站长的选择就是敲穆连成的竹杠，为自己解决后顾之忧，同时放穆连成一马。对吴站长来说，选择忠诚将来必然被如弃敝履、晚景凄凉，选择不忠诚则衣食无忧、欢度晚年，后者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余则成是重庆总部的上尉监听人员，天津站的机要室少校主任，后来的中校副站长。他的两次升迁，都与军功有关。军统内部基本实现了相对公平的论功行赏的规则，这使得他拒绝了中共地下党兼恋人左蓝伸出的橄榄枝。但是，他刺杀李海峰之后，身份已经暴露，军统总部却拒绝安排他撤退，而是让他继续留在汪伪特务总部内部，完成戴笠与汪伪特务总部之间的交易。他意识到，这是让戴笠为了私人利益让他送死，自己对军统来说，不过是一个可以用后即弃的一次性消耗品，感觉自己被出卖，一时间精神恍惚，遭遇刺杀。他被刺后，被中共地下党营救，一方面出于感恩，一方面意识到共产党是真心关心自己死活的组织，于是被中共地下党成功策反，成为中共地下党重要的情报人员。当弃子还是当自己人，后者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盛乡是保密局天津站档案股股长，军衔不详，疑似上尉。他没有吴站长、余副站长、李队长那样依靠权利捞外快的机会。在物价飞涨，钱已经不是钱，就是纸的时代，如果他忠于党国，严守秘密，只能枵腹从公。如果他不忠于党国，盗卖情报，则可以生活富足，还能获得不错的收益。自己饿肚子，全家喝西北风，还是让全家生活优渥，后者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谢若林是中统（党通局）的特务，他的名言是，嘴上都是主义，心里都是生意。他显然是不忠于蒋介石政权的。他的级别估计与盛乡相当，薪饷估计也相当。盛乡遇到的生活困境，他显然也会遇到。不过，他显然比盛乡脑筋活络，不是窃取情报，而是在黑市做情报贩子。他靠贩卖情报，花天酒地，小日子过得优哉游哉。

　　对吴站长、余则成、盛乡这些人来说，忠于蒋介石政权，就意味着晚景凄凉、性命难保、饥寒交迫，他们怎么可能忠诚呢？即使现在生活优渥，将来也必然陷入困境。市侩的谢若林可能是自己主动选择不忠，但是他如果选择忠于蒋介石政权，同样也会面临经济问题。别人是被动不忠，他是主动不忠。某种意义上讲，是国民政府在利益分配方面出了问题，剔除了忠诚的选项，把吴站长、余则成、盛乡这些人驱向了不忠，让谢若林主动选择了不忠。

　　相比之下，《啊！海军》之中的平田一郎进入江田岛海军学校那一刻，就意味着彻底在经济上翻身，从此以后，再无后顾之忧。勇猛作战可以提拔，伤亡有抚恤，晚年有丰厚的退休金。他主动退役也好，日本战败也好，这种优渥的生活都将不复存在。这种情况下，忠诚是对自己的利益最好的选择，不勇猛作战，不忠于日本海军，就是和自己的利益过不去。

　　《潜伏》之中，国民党统治末期，军统天津站唯一忠于蒋介石政权的就只有李涯了。如果不是李涯上蹿下跳，威胁要向南京举报，吴站长根本就懒得抓共产党。为什么李涯忠于蒋介石政权，我们后面再说。

　　对当时的许多国人来说，也面临和军统、中统特务们一样的处境。在他们看来，蒋介石政权和国军走到哪里，祸害到哪里，肆意拉夫、抓壮丁，无上限收税，见猪杀猪，见鸡抓鸡，见狗打狗，见年轻女性糟蹋年轻女性，打不过鬼子就炸黄河。他们看来，国军和日本鬼子如同两条恶狗争骨头，自己就是骨头，不论哪条狗赢了，他们都要被鱼肉，都没有自己的好处。

　　所以，国军被鬼子像打狗一样撵着跑，这些民众袖手旁顾，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1942年，河南饥荒，鬼子趁机发动进攻，并开仓放粮。当时，汤恩伯的国军干了什么？以征收军粮为名搜刮民间最后一粒粮食然后高价倒卖。鬼子使用缴获的汤恩伯囤积的粮食做武器，迅速战胜汤恩伯。

　　面对日寇的进攻，需要出钱、流血的时候，蒋介石要求底层毁家纾国、为国捐躯，获得利益的时候，把民众踢到一边，自己独吞，这种情况下，底层怎么可能忠于蒋介石？表面上看，中国民众应该与蒋介石政权有共同利益，实际上，民众和蒋介石的利益高度对立，双方的共同利益少得可怜。

　　国军和日寇，不论谁来了，都要缴纳沉重的税赋，都视民众如草芥，都不放过猪、鸡和粮食，都祸害大姑娘、小媳妇。这种情况下，民众忠于蒋介石政权未必有更多的利益，不忠于蒋介石政权也未必糟糕到哪里去，至少那点可怜的利益不值得他们舍命相搏。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部分民众漠视日寇入侵，个别人为了混饭充当伪军了。

　　老舍先生在《茶馆》中替当时的老百姓喊出了一句大逆不道的心里话。无独有偶，几十年后韩国电影《寄生虫》，也借男主角的嘴说出了类似的话。

　　对当时的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来说，则是另一回事。

　　私有制社会中，个人拥有物质资源与其社会地位互为因果关系。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如果不疯狂聚敛物质资源，他们很快就会被统治阶级边缘化，然后一步步阶级跌落。如果蒋介石政权还在，但是他们自己逐步从地方军阀跌落到普通将领，从普通将领跌落到校尉，那将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这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近在眼前的例子。比如，抗战结束，很多高级将领被裁汰，编入南京军官训练团，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证，最终诱发了中山陵哭陵事件。对他们来说，蒋介石政权很重要，但是他们个人的私人地位更重要。

　　反过来，如果他们拥有足够的物质资源，进可以和蒋介石分庭抗礼，退可以在起义的时候和解放军讨价还价，实在不行还可以去香港、台湾、美国当寓公。桂系军阀逼蒋下野，李宗仁当总统，无论国共内战结果如何，李宗仁的处境只会更好，不会更糟。

　　对他们来说，忠于蒋介石，为蒋介石政权无私奉献，就要做好被抛弃的准备；不忠于蒋介石，宁可损害蒋介石政权，也要扩展私人利益，则进退皆有不错的选择。他们怎么可能选择忠于蒋介石政权呢？

　　在土地革命早期，红军枪毙了张辉瓒，许多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没有退路，只能忠于蒋介石，死战到底。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汲取了教训，反动派凡是弃暗投明着，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并依据贡献给予相应的待遇。那些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怎么可能忠于蒋介石顽抗到底呢？

　　实际上，在私有制社会，一个政权崩溃以前，文武百官最明智的选择，不是为皇帝尽忠，而是趁着中央集权的控制力下降，疯狂聚敛私人资源。有钱、有粮、有兵、有地盘，即使新政权也会妥善安置他们。

　　这些社会顶层拥有惊人的财富，选择比一般人多得多，也未必需要国家暴力的庇护。他们既可以尾大不掉，也可以拥兵（钱）自重，政权灭亡，对国家机器的中下层螺丝钉是灾难，对他们则可能是更进一步的阶梯。对他们来说，可以叛明降金，也可以叛清降民国，只要他们手中的资源足够多，对方为了减少他们的反抗，利用他们的资源，尽快完成统一，大多会给他们不错的价码。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是天然的潜在的背叛者。

　　从利益的角度看，无论是对蒋介石政权的国家机器的零部件，还是对底层民众或顶层统治者来说，忠于蒋介石政权，是最差的选择，背叛蒋介石政权，如果不是最优的选择，至少不是最差的选择。蒋介石政权众叛亲离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蒋介石动不动就怒骂手下，骂他们不忠，不把党国的利益放在首位，却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是怎么分配利益，尤其是物质资源的。正是利益分配出现问题，才使得其他人为维护自身利益，有了更好的选择。

　　表面上有相互联系的利益联系，实际上利益的主要方面并不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甚至可能是互相对立的关系，这种情况下，国军官兵、普通民众和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不忠于蒋介石政权也就毫无悬念了。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一下共产党和红军与官兵、民众和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之间的利益关系。

　　红军怎么扩红？把利害关系摆明了，自然有的是穷人参军。

　　红军每到一地，先是以良好的军纪获得群众的信任。充分了解情况之后，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召开公审，绅绳之以法，血债血偿。人民群众欠土豪的债务全部作废，土豪的财产一部分作为军费收归组织统一支配，一部分发给当地受欺压的穷苦群众。许多群众冤仇得报，第一次摆脱了债务，第一次吃上了白米，第一次穿上囫囵的衣服。这时，群众都知道，蒋介石会组织反动派反扑，他们的心中都会有一个选择：是跟着红军走，奋死一搏，有望从此翻身，还是继续当牛做马，吃猪狗食，穿破烂衣，娶不起老婆，走完屈辱的人生？大多数人的选择，都是前者。这样的选择与当年日本武士选择以死相搏，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大同小异。

　　红军内部实行公有制，官兵平等，没有军阀喝兵血，吃空饷，人人都可能从奴隶到将军。伤亡红军的家属，都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优待。对红军官兵来说，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蒋介石政权，可以从此翻身；失败了，则必遭屠杀，即使幸存，也只能终身为奴。红军战士的生活很艰苦，他们随时可能牺牲，但是他们深信，一旦革命胜利，他们就能获得应有的物质利益。为什么红军战士作战勇猛，对党组织忠诚，因为党组织和红军的利益与红军战士的利益高度重合。

　　红军成功，穷人翻身，红军失败，穷人被屠杀，幸存者也将重新成为奴隶。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民群众会冒着生命危险给红军通风报信，购买各种被封锁的物资，使用各种手段犒军，并积极踊跃参军。

　　至于大地主、大官僚和大军阀的利益，红军是不保护的。保护他们的利益，穷人怎么可能翻身？如果他们愿意弃暗投明，红军愿意给他们按照功绩和能力，给他们重新安排生活，做好安置。如果他们顽抗到底，红军就和他们战斗到底。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除了由于利益分配产生的主动忠诚，还有由于恐惧等原因导致的成员不得不按照权威的命令行事。反动派深知自己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并不重合，所以往往喜欢使用严刑峻法使民众陷于恐惧，强迫民众服从。

　　忠诚是主动的，恐惧是被动的，依靠恐惧实现的服从不能算作忠诚，也无法持久，却与忠诚有类似的作用。如果恐惧的效果更好，那么忠诚对权威就没有意义。因此，有必要在此对恐惧进行分析，并与忠诚进行对比。

　　恐惧可能来自内部，也可能来自外部。总之违背权威的意志，损害它们的利益，自身利益也将受到严重损害。内部的恐惧是纪律、刑罚，外部的恐惧则是来自敌对势力的迫害。比如，军统特务背叛组织，将受到家法处置（被处决），比如，军统特务被敌对势力抓获，往往凶多吉少。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特务即使已经对组织严重不满，往往也选择慎重行事。

　　《潜伏》之中的策反科长吕宗芳，弃暗投明，被戴笠发现后，安排马奎将其处死。吴站长并不关心余则成是不是共产党的卧底，但是在李涯的威胁下，考虑到南京的家法，不得不启动对余则成的调查。

　　恐惧只能在对方无法逃避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与利益关系一样，不论是来自内部的恐惧，还是来自内部的恐惧要发挥作用，同样需要精准对应。

　　然而对蒋介石政权来说，这同样是困难的。精准的恐惧发挥作用，也需要精准的利益来支撑。

　　对整个蒋介石政权来说，除了私通共产党，其他事情，比如贪污腐败，除非损失特别巨大，天下皆知，物议纷纷，影响极其恶例，撞在枪口上，成为反面典型，需要杀一儆百，否则基本不会被追究。

　　国民党中央财力枯竭，戴笠不四处捞钱，军统怎么存在？没有吴站长这样的干将，戴笠自己单枪匹马一个人去全国各地搞劫收？这些事情，不论是戴笠还是蒋介石，都心知肚明。

　　对吴站长来说，即使知道站内有人私通共产党，只要别牵扯到自己，他也可以睁一眼，闭一眼。

　　执行一项惩罚措施，需要执行人的利益与受损的权威的利益高度重合。否则，执行者在执行过程之中，必然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搞变通、打折扣。吴站长的利益和蒋介石政权的利益有重合点，但是并不完全匹配，甚至有很大的分歧。余则成是不是共产党，对吴站长的利益来说，很重要吗？余则成挖党国的墙角，全天津站，除了李涯，谁不挖？李涯也未必不挖墙脚。深挖余则成，把他隔离审查，首先断了自己财路，受损的是吴站长自己。

　　反过来，如果余则成私通共产党的行为必然严重损害蒋介石政权利益，吴站长的利益与蒋介石政权高度绑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旦蒋介石政权垮台，必然导致吴站长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不是死于非命，就是流落街头、乞讨为生，吴站长还会放过余则成吗？即使没有军统家法，吴站长也会亲手枪毙了余则成。

　　当权威的利益与绝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发生较大偏离的时候，就是想找到一支可靠的督战队，使用恐惧的手段，把自己的意志贯彻下去，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相比利益纽带，恐惧并不是可靠的手段。

　　与利益不同，恐惧需要物质资源的支持，当权威遇到困难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源的时候，恐惧往往不能稳定发挥作用。

　　一个组织行将崩溃，物质资源极度匮乏，连维持恐惧所需的物质资源都拿不出来的时候。除非执行恐怖政策对执行者私人有巨大的好处，否则是无法继续使用恐惧维持成员绝对服从的。

　　比如，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政权的爪牙屠杀渣滓洞和白公馆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这时，蒋介石政权已经拿不出足够的物质资源维系其恐怖政治。那些看守为什么还会执行命令呢？因为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血债累累，杀人灭口，有利于重庆解放之后他们隐姓埋名，化妆潜逃，逃脱惩罚。这是来自外部的恐惧在发挥作用。屠杀过程中，某些进步人士说服一个看守，向他指明，放下屠刀就是立功的机会。没有了外来的恐惧，那个看守选择了帮助在押人员，逃过屠杀。

　　此外，从贯彻意志的角度看，恐惧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不能替代物质利益。要么物质利益能够覆盖风险，要么成员可以通过按照权威的要求行事而规避恐惧。否则，超越成员承受能力的恐惧，往往只能起到负面作用。

　　个人会权衡利弊，大棒必须和胡萝卜相配合。增加恐惧，惩处严格，实行严刑峻法，待遇就要好，要能够覆盖损失，让多数人经过权衡认为只要按权威的要求行事，收益能够覆盖风险。否则，只有严刑峻法，没有超常的优厚待遇，经过权衡收益不能覆盖损失，必然导致人人自危，最终出大乱子。

　　秦朝就是奉行恐惧政策的朝代。抛开陈胜吴广的例子不谈，郡县的地方官对治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来自秦二世的高压，地方官既无力镇压起义军，也不敢面对严刑峻法。他们初期的选择是隐瞒不报，后期的选择是主动加入起义军的行列。比如，沛县县令和会籍太守。

　　秦二世元年秋（公元前209年），陈胜等起蕲，至陈而王，号为“张楚”。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沛令恐，欲以沛应涉。掾、主吏萧何、曹参乃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于是樊哙从刘季来。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刘季。刘季乃书帛射城上，谓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其九月，会稽守通谓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是时桓楚亡在泽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待。梁复入，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梁眴籍曰：“可行矣。”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

　　《南山的部长们》改编自金载圭刺杀朴正熙事件。金载圭是朴正熙的手下，曾积极参与了推翻第二共和国的5.16军事政变。朴正熙在政变之后上台，因为是朴的心腹，金获得重用，担任韩国中央情报局长。金与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但是，到了朴正熙统治末期，朴正熙无法满足美国的要求，于是一面安排中央情报局铁腕镇压反对派，一面把中央情报局长作为替罪羊缓解美国的怒气。

　　对金载圭来讲，自己是打手兼替罪羊，作为朴正熙的亲信，深知朴正熙心狠手辣，翻脸无情。除了杀掉朴正熙，他没有更好的选择。朴正熙自己把金载圭逼上了绝路，也就不要埋怨，金载圭为什么不忠诚。

　　沛县县令、会籍太守和金载圭本身就是惩罚措施执行人。他们过载失灵，恐惧政策无法向下传递。秦二世和朴正熙的意志，无法在其辖区有效发挥作用。

　　抛开少数成员，为了报“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而加入反对派的组织不谈，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获得他们的忠诚必然是有成本的。即使是为了报仇而加入组织的成员，一旦大仇得报，也需要物质成本维系忠诚。

　　恐惧政策和物质利益一样，也应该精准对应。

　　比如土地革命时期，很多地保白皮红心，表面上，他们为蒋介石政权服务，实际上他们为红军游击队通风报信。游击队和他们约定：只要他们为红军提供情报，停止欺压人民群众，敷衍国军，就既往不咎。如果执迷不悟，仍然和红军、群众为敌，为国军服务，一定严惩不贷。

　　有人民群众的监督，地保的一举一动，红军游击队了如指掌，说到做到。于是，个别死硬的地保被镇压，其余绝大多数地保都发生了转变。

　　要地保规规矩矩，老老实实，需要有强大的基层组织控制能力，建立一个高效、精准、忠诚的基层网络，这又离不开红军与人民群众之间精准对应的利益关系。

　　要说服一个有理智的人最有效的方式，不是重复千遍的谎言和心理暗示，而是晓以利害。只要捋清现实的利益和伤害的关系，并能精准对应，就能有效影响个人行为。反之，对对方的行为就很难发生影响。

　　那么，如何实现利益关系和恐惧惩罚的精准对应呢？

　　这需要一种赏罚分明的分配制度。

　　这种制度要让成员明白为权威服务，可以获得最高的收益，忠于权威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无论是造反、投敌、独立还是摸鱼，其他任何选择都不能提供更好的收益，只有损失没有新增收益。对权威不忠诚，就意味着自己的利益受损。

　　首先，权威必须按照同等贡献，同等报酬，同等过错，同等惩处的原则，平等对待所有成员。

　　这种平等，必须没有出身、种族、血缘和私有财产的差异任何门槛。否则，当出现某种竞争性的权威的时候，那些被门槛拦在外面的人，必然倒向竞争性权威，以同样的代价获得更高的收益。

　　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机遇，以同样的代价，为权威做出同样的贡献，就获得同样的收益，出身、种族、血缘和私有财产在社会分配中都不能或几乎不能发挥作用。成员对权威贡献越多，越大，权威获得的利益越多，成员获得的回报越多。权威垮台，成员将一无所有。这就是利益的高度重合。

　　有些行为报酬丰厚，有些行为报酬低劣，有些行为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有些行为只要付出很小的代价。对个人来说，各种行为的性价比不同，个人必然趋向于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行为。随着人员的自由流动，各种行为的性价比将被拉平，权威支付同样的报酬，能获得成员提供的最高回报。这时，必然能得到权威-以现有社会资源最大幅度调动成员行为的社会分配模式。设置任何由出身、种族、血缘和私有财产决定的门槛，都必然把一部分成员拦在外面，让他们没有机会以同样的行为获得同样的收益。那些设置门槛的少数人，必然会强化门槛，维持收益。

　　这时，那些被拦在门槛外面的人的利益就会和权威的利益之间出现偏差。

　　任何新生的竞争性权威一旦铲除这些门槛，就能使那些被拦在出身、种族、血缘、私有财产外面的人有获得更高的收益的机会。那些被拦在门槛外面的人，自然支持新生的竞争性的权威。当门槛外面的人多到一定程度，取消门槛使他们有望获得的潜在利益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的力量就可能压倒那些通过设置门槛获得差额保持的其他成员的力量，新生竞争性权威就有望战胜旧权威并取而代之。

　　这时，成员自然会选择背叛现有政权，投靠新生的竞争性权威。

　　其次，权威对各种行为的奖惩必须与各种行为对政权或组织利益的损益及成员需要支付的代价正相关。

　　获得更大的分配份额，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冒更大的风险，做出更大的贡献。否则，必然出现急难险重人人退缩，投机取巧人人向前的局面。此时，如果出现一种更精准的、效率更高的新生的权威，与原有的权威进行竞争，新权威就可以获得更大的忠诚，凝聚更多的人力资源，最终取而代之。

　　比如，同样是为权威服务，有人冒着枪林弹雨赴汤蹈火肝脑涂地，有人常年劳作胼手胝足做工务农，有人莺歌燕舞博取统治者的欢心。前者的风险和劳累程度显然远远高于后者，重要性也远远高于后者，前者的收益就应该高于后者。同样多的物质资源，如果分配重点在舞姬、伶人、宠臣、裙带小人身上，未必能获得对应的忠诚，却会引起那些为权威出力更多的人极大的不平和愤慨。权威要既慷慨又要吝啬，对于增加它所控制的物质资源的人要慷慨，对于仅能取悦自己的舞姬、伶人、宠臣、裙带小人则要吝啬。

　　如果违反这条原则，且成员对权威的贡献选择没有任何门槛报酬相等的话，那么必然出现人人争当舞姬、伶人、宠臣、裙带小人，鄙弃为国捐躯、辛勤劳作的风气。那些付出多，贡献大，收益却低的人，要么忿忿不平，要么改行，放下刀枪剑戟、锤子镰刀，拿起鼓瑟笙箫，学习轻歌曼舞，吹拉弹唱，插科打诨，溜须拍马，摇尾乞怜。

　　这时，如果有新生的竞争性的权威把分配关系调整过来，必然能导致大批付出多、贡献大的人跳槽、倒戈。新旧两方势力对决，忠诚于新权威的武士、工农对决忠诚于旧权威的舞姬、伶人、宠臣和裙带小人，结局如何，可想而知。

　　这时，成员自然会选择背叛现有权威，投靠新生竞争性权威。

　　再次，权威对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必须取之于成员，用之于成员。

　　社会总产品必须全部返还成员，不能被权威大规模截留。任何大规模的截留都必然导致成员的长期总体贡献低于他们的长期总体报酬。新生的竞争性权威就可能提出更好的分配方案，以同样的贡献给予更多报酬为条件，吸引成员，并将旧权威截留的社会产品作为战利品，分发给成员。

　　这时，成员自然会选择背叛现有权威，投靠新生的竞争性权威。

　　最后，个别成员获得的分配份额，不能远远高于其他成员。

　　否则，一方面，个别成员有支配其他社会成员，自立山头晋升为新生的竞争性权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其他新生的竞争性权威也有可能通过剥夺这些成员的分配份额，极大改善其他多数成员的处境，获得其他成员的忠诚。

　　事实上，只要权威按照同等贡献，同等报酬，同等过错，同等惩处的原则，平等对待所有成员，随着人员的自动流动，就不会出现个别成员获得的份额远远高于其他成员的情况。反之，如果默许个别成员获得的分配份额可以远远高于其他成员，那么“权威必须按照同等贡献，同等报酬，同等过错，同等惩处的原则，平等对待所有成员。这种平等，必须没有出身、种族、血缘和私有财产的差异任何门槛”必然不成立。

　　此外，权威分配社会成果的依据必然是贡献，而不是破坏。按闹分配绝不会增加忠诚，只会导致更多的成员选破坏和背叛。

　　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统治末期，社会总产品分配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社会分配失控，绝大多数人深陷贫困，朝不保夕，即使吴站长那样的将官退役后，盛乡那样的尉官服役期间也无法维持基本生活，谢若林盗卖情报则有巨大的利益，戴笠等社会顶层拥有远超过其他社会成员的资源，可以为私人利益支配余则成的生死，吴站长、余则成、盛乡、谢若林等人自然不会忠于蒋介石政权。

　　对惩罚的分配，也是同样原则：即同罪同罚，不存在因种族、肤色、血缘、财产等原因免罪；罪行和惩罚相当，不存在重罪轻罚，轻罪重罚；惩罚与罪行造成的损失相当，不存在轻罪重罚，靠恐怖维持统治；对个别成员的惩罚，相比其他成员，不会畸重畸轻。

　　秦二世和朴尚熙的恐怖统治，显然违背了后两点，尤其是违背最后一点，直接导致沛县县令、会籍太守背叛，金载圭狗急跳墙。

　　新旧权威之间的斗争，说到底是可以调动的人力资源以及这些人力资源产生的物质资源的斗争。哪个权威调动人力资源效率最高，能提供最多的物质资源，哪个权威胜出。那些违背这些原则的权威，即使能获得部分社会成员的忠诚，也无法战胜遵守这些原则的权威。

　　调整分配关系，必然触动一部分“多吃多占”、收益与贡献不匹配的成员的利益，影响他们的忠诚。对权威来说，这部分成员的忠诚并不重要，因为获得这部分成员的忠诚的代价，是丧失更多的成员的忠诚。

　　要获得忠诚，利益分配就要精准。越是民智已开的时代，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利益的对应就需要需要精准。

　　红军忠于党，平田一郎忠于日本海军，李涯忠于蒋介石政权，都是因为存在这种相对精准的分配模式。

　　在《潜伏》中，至少在戴笠时期，军统内部的奖惩是相对公平的，比如，沈醉靠积极屠杀中共地下党员的血债，28岁即升为军统少将。这是军统和蒋介石政权还能苟延残喘的原因，也解释了为什么李涯会忠于蒋介石政权。

　　李涯参加过金山卫保卫战，300人的部队，只有20人幸存，几乎全军覆没。这大概是他早期飞黄腾达的本钱。随后他代号“佛龛”卧底延安，这是他第二次被提拔重用的资本。应该讲，当时军统在校尉的层面，实行论功提拔，还是比较公平的。对李涯来说，与出身大学生搞监听的余则成不同，李涯从事行动工作，大概率是出身底层劳动者或帮派分子。如果没有军统，他可能就是普通的劳动者，是一个社会中下层，军统论功提拔，给了他晋升的机会，让他实现了阶级跃迁，他自然忠于军统，并希望实现进一步的上升。

　　他没有升到吴站长的位置，距离解甲归田的年纪也有较长时间，看不到自己黯淡的前景。他也没有余则成的智慧，更没有被当作弃子的经历，看不穿自己是工具人的可悲身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没有得到提拔的原因，是军统（保密局）中下级军官的核心任务已经不是反共而是敛财，在这方面他远远不如余则成，而是认为余则成捣鬼，阻碍自己晋升。他以为，军统依然是依据镇压共产党的业绩决定升迁，所以把火力集中对准余则成，既铲除阻拦自己晋升的小人，又获得反共的功绩。所以，在反共尤其是反对余则成的业务上，他格外卖力。

　　另一方面，他曾经卧底延安，后来又做行动队长，手中直接血债太多，即使回头，也未必有好结果。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选择一条路走到黑。

　　不过，如果李涯晋升到吴站长的位置，随着年龄增长，退休后生活的前景越来越清晰。届时，他虽然身负血债，但是也有戴罪立功的资源，有洗手上岸的条件。那时，他的思想大概率也会发生转变。

　　一部分人懂得感恩，绝大多数人追求公平，但是所有人都懂得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多数人的选择不是改变社会实现大我，而是改变自身实现小我。他们会支持给予他们更大物质利益的权威以及相应的组织制度。

　　一个相对公平的分配方式，能够增加绝大多数人的忠诚。因为绝大多数人要么一无所有，要么只有一点少得可怜的资产而且随时破产，对他们来说依靠财产和权势增加物质资源完全不现实。个人无论肤色、种族、出身、财产付出同样的努力获得同样的回报，不同的领域获得同样的回报需要付出同样的努力，付出努力与获得回报没有任何由肤色、种族、出身、财产形成门槛。通俗地说，这是一个按劳分配的组织。按劳分配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获得的分配份额的上限，他们背叛实行这种分配方式的权威，也难以获得更多的物质资源。背叛这样的权威，就是背叛自己的利益。

　　担心政权的成员对政权不够忠诚，不如理一理利益关系，就能知道忠诚程度。发现成员对政权不够忠诚，就意味着分配方式出现了问题。这时，增加忠诚的最有效的方式是调整物质世界的分配光是，理顺利益关系。

　　希望靠宣传等手段增加忠诚，必然违背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的原则，在短期内有望能获得一定的结果，长期看必然只能是自说自话。这种脱离物质世界的洗脑，最终必然像老吴的“三忠诚”教育和军统的“凝聚意志保卫XX”一样，流于形式，归于失败。

　　既然增加忠诚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建立明确、精准、高效的利益分配关系，那么为什么蒋介石政权不仿效共产党，照方抓药，获得民间的支持呢？这是下一部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