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推动和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实现民族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下接纳、包容进而融合、消化资本主义成份，这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的政治责任与历史宿命，否则，就将可能是另一场社会大革命等待在历史的不远之处。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事情，但同时也是一项意义非凡的伟大事业，实现这样的目标，将成为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资本及其与之相应的势力在当今中国已经广泛存在，在可预见的未来一个历史时期，既不能允许其无序扩张、蔓延泛滥，又不能简单地予以打倒、消灭或者铲除，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

　　窃以为，探讨这一问题，应该从如下几个需要出发。

　　第一，需要把中国人从金钱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现如今中国为钱所困、为钱所役的人太多了，只要看看富豪大款们聚敛的激烈程度，只要看看贪官污吏贪婪疯狂程度，人们都能体会当今中国金钱拜物教的严重程度。现在，揪出一个贪污腐败县级主要领导，金额都1千万以上，地市级则是几千万，省部级动辄就上亿，而像赖小民之类的大家伙，甚至要十几亿、几十亿之多。对此，人们已经不再惊讶于这些人的腐败，而是诧异于他们要这么多的钱干什么的问题了。街谈巷议之下，人们完全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搜刮这么钱！

　　这些事实说明，许许多多的人就是为了钱而活着，无数的中国人已经沉溺在金钱欲望中不能自拔，他们深陷发财幻梦之中，永远没有厌足止步的时候，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这样的状况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本不相容，说得难听一点，带着这样的病灶是否真正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并非不值得怀疑。所以，任何理性的逻辑之下，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都必须最大限度地把中国人从金钱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金钱奴役主要通过资本的方式来实现（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文章《金钱的收买高功能与资本的政治作用》）。要把无数的中国人从金钱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对资本做必要的限制与规范，就要把资本的逐利本性、资本的两面性及破坏性局限在允许的范围或程度之内。

　　第二，需要把中国人民从各种西方神话中解放出来

　　迷信西方可谓由来已久，改革开放尤其是各种西方神话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历史时期，尤其是有关西方经济的神话，更是被一些中国人吹嘘得神乎其神。西方经济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其核心要素就是资本，西方的经济神话就是资本以市场为舞台为空间的系列神话，相当一些中国人就是沉溺在这个神话中不能自拔，甚至可以说，当代中国最流行、最热闹的经济学，在相当程度上成了这个神话翻版。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把中国人民从各种西方神话中解放出来，其中经济神话是重要的一个。中国的发展进步已经证明，中国完全可以不依赖西方经济模式而取得更卓越的发展，能够找到超越西方的更好的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更要找到控制资本和主导资本行之有效的办法与途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文明型的国家，崛起复兴必须需破除对资本的迷信，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复兴成为一种文明的复兴，开创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就需要对资本进行中国式的改造与安排。

　　第三，需要抗击普世集团的攻势，捍卫中华民族的政治安全

　　国家与民族的安全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中国而言，各方面的挑战都不容忽视，但其中最突出和最紧要的仍然是政治安全，所面临的风险更直接、更现实，普世集团对中国的内外夹击一刻也不曾停息。就中国内部而言，资本一直跃跃欲试要登上政治舞台，他们以公知集团、西化分子为骨干中坚，凝成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极力要在中国推行他们所热衷、所喜好的政治方案；就外部世界而言，霸权集团的政治攻势连绵不断，始终都要推动中国社会加速分化裂变进程。内外资本势力紧密结合，构成同中国道路与制度严重对立的庞大的普世集团。

　　因此，捍卫民族与国家的政治安全，对外要抗击西方普世价值的冲击，筑起强大的思想意识防线，对内需要标本兼治，特别要釜底抽薪，化解稀释新生资本势力的政治欲望与政治野心，要在更高水平上管控其发言权与发展取向，把他们从西方资本与市场逻辑中解放出来，完成对该势力中国式的政治救赎，使之重新皈依于中华文化与道统；同时也完成对中国执政官僚队伍的政治救赎，使之在金钱收买与诱惑桎梏下解放出来，以此拯救人心世道，延续中华民族文化道统一脉传承地发展下去。须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是确保中国的政治安全，这是基本的前置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资本进行中国式的改造与安排。

　　从以上三个需要出发，我们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仅要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还要实现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精神解放。因此，改造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使之中国化和民族化就势在必行。

　　其一，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国化

　　当今中国在经济上已深深嵌入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其循环运行同这个体系密切关联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征，这在前几年还是一个让一些中国“专家”、“学者”引以为傲的事情，并到处予以宣扬卖弄，现如今则明显成了套在中国头上的“紧箍咒”。尤其中国经济体系中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那部分，与其说是中国经济的组成部分，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中国的延伸与拓展。这等情形，导致中国经济患上严重的依附病症，十分依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资金直至规则、信条以及相应组织框架，也导致中国经济的独立性大为削弱，现如今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标准，一个突出的表现，是诸多关键与核心技术被别人所垄断，时时面临“卡脖子”的危险，缺少应有的自我循环的能力，也缺少“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的保障，以致于西方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可以对中国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甚至连什么一个欧盟商会都能出面指摘训诫中国，要求中国必须放弃自力更生，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

　　这同中国正在“强起来”的客观进程实在太不相称了。要真正实现强起来，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中国经济体系而言，要真正建立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健康和有保障的良性的循环体系，要在关键要素上实现中国化，不能动辄就被“卡脖子”，就中国经济体系内资本主义的经济部分而言，要对其进行中国化的改造，使之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经济链条上切割剥离出来，进行移栽，回归到中国经济循环的轨道上，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化解其消极影响，做到趋利避害，简单地说，就是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国化，像中兴公司那样的悲剧今后不该在中国重演。

　　其二，实现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民族化

　　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这个势力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明显的利益勾连，本身存在显著的洋化西化特征，严重缺少民族性（参阅笔者文章《当代中国资产阶级为什么缺少民族性》），所谓的“国际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依托这个势力为母体而派生并活跃在中国的公知集团，则对如今的中国看什么都不顺眼，总是活得很不舒适、很不耐烦，总是要阴阳怪气地指责中国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前进过程中十分突出的不和谐音符，这也是一个总体上应同步加以解决的问题（参阅笔者文章《有关中国资本主义势力的若干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可能重演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革命，而只能通过改造、改进与融化的途径，具体说就是使之民族化，就是要在思想价值上让这个势力重回中华文明的体系中来，在利益立场上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最高目标与最后归宿。这就要求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在身份上重新人民化，在思想理论上进行一场比较深刻的改造，在此蜕变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与中国人民的共同性远远大于同西方世界的共同性。动辄跑路、转移、用脚投票的把戏越来越少，越接近实现民族复兴越应该加以杜绝。

　　其三，开辟中国自己的历史道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下接纳、包容进而融合、消化资本主义成份，这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的政治责任与历史宿命，否则，就将可能是另一场社会大革命等待在历史的不远之处。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事情，但同时也是一项意义非凡的伟大事业，实现这样的目标，将成为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也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新境界、新天地，在更高的意义上就等于是开辟中国自己的历史道路，并使之焕发出灿烂的光彩。

　　总之，推动和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实现民族化是一项空前的大事业，解决中国的资本主义势力，历史终究要前进到这个阶段，因为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实现伟大复兴，所以现在距离这一天已经不是很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