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指出，“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要澄清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离不开对经济社会的认知。对经济社会的认知不能从书本上来，而要从实践中来，从人民群众中来。本文提供了改革开放史的一个材料，作者卢世源系原国营武汉印染厂老职工。这是从一个老工人的视角来叙述的，成文于十几年前。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王今朝教授对该文进行了一些加工。限于作者、编者的能力，本文的叙述不一定完全正确，加工也不太完全，但它是鲜活的，有着类似马克思著作的文风，特别适合当下中国需要，可作为有益的参考。全文5.2万字，共六个部分。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公有制经济为主，私有制经济为辅
马克思论证了公有制的必然性，这当然意味着公有制相对私有制的优越性。在具体的实践中，私有制经济却并非一无是处。中国依然需要有一定的私有制经济成分存在，甚至发展。然而，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发展和发展到何种程度。
（一）我的“自白书”
我在文革中被打成“极右派三反分子”。坦白地说，革命群众的揭发并非空穴来风。罪状多得很，其中之一是说我“对社会主义现实严重不满，为旧社会资产阶级剥削评功摆好”。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我所在企业的情况。我厂原为一家私营企业，19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进步”为公私合营，实则公方代表取代了厂内全部实权，私方靠边站了。从此，“合营”前后进厂的职工同工不同酬，相对而言，前者高薪，后者低薪，工资收入差距一般在一倍以上。低薪者当然不满，即使保留较高薪酬的职工，据我所知，其中大部分人还是怀念过去那个被资本家剥削的日子，因为那时除正式工资以外，还有其他相当可观的收入，合营后都被取消了。我的一位师傅说，实际所得今不如昔，有一次他还私下向我“忆甜思苦”，这使我思想触动很大。受此影响，我也难免产生剥削有功的思想。当然，我也决不是反党和反社会主义。我衷心地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只是感觉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对于许多具体问题必须进行具体分析。这种感觉是那些很少思考的随大流者和混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很难有的。
正确的理论，只有在不发生畸变的实践下，才能发挥真理的功效。记得解放初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报上发表文章，论证社会主义优越性时，常常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大意是，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是因为它有更高的生产率。后来引用频率越来越低，直至讳莫如深，羞于启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记录了保尔·柯察金发现了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我与柯察金有同感。我当时发现，现实社会实践，从宏观经济政策到微观企业管理，似乎都是在向着列宁指引的这一理论方向背道而驰；企业的封建官衙化倾向日益严重，人浮于事，工资冻结。1960年代上半期，报载在全国工业界推广专业化企业结构改革，好不容易开始向着提高生产率的正确方向迈进，可不知什么原因中途夭折，无疾而终。也是在那时，毛泽东倡导的工业“鞍钢宪法”，我认为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即“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三结合（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结合）”，是对中国应该建立的企业管理模式的绝好概括。听说，日本有的企业曾拿去实验，取得了积极效果。而在中国这项企业管理中难得一见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原产地，尽管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他的指示似乎无人敢于违拗，但实际上，下面不少企业官僚都不买帐，阳奉阴违，有的连过场都懒得走一次。一些厂的领导对他的阶级斗争学说却因为不得不办，搞得轰轰烈烈，然而好事不去办，坏事抢着干。我隐约感到，如此倒行逆施，中国很可能会成为当时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大背景下，唯一生产率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国家，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实践背离列宁的理论，这种恶果必然要落实到每一个劳动者头上，所以，尽管我们兢兢业业地工作，依然收入微薄，生活困苦。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群众已流露不满情绪。我不过是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因为当时厂内阶级斗争的需要，杀鸡吓猴，被厂领导抓了“典型”而已。当然，今天来看，我当时的观点是一孔之见。阶级斗争的学说是科学的，还是正确的。如果我不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科学的，就不会写这篇文章了。当然，在不同时期阶级斗争有不同的形式，但阶级斗争一刻也没有消失。
早年从书刊上看到，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于二十世纪初叶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条生产流水线。这位大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与他同时代的资本家敲骨吸髓的做法不同，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对企业劳工的工资福利予以较好的关照，因而在本企业内有效缓和了当时社会上普遍严重存在的阶级矛盾。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他的一次演讲中，高度赞赏这种“福特模式”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并极力推荐。旧中国企业界一部分“先知先觉”者效法之，也取得了劳资双方皆较满意的结果。我所在企业的原私营业主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来说，没有永恒的主义信仰，只有永恒的利益。社会主义国有工厂的劳动者名义上是企业主人，却拿着低工资；在私营企业打工，处于被雇佣地位，遭到资本家剥削，反能取得较高薪酬。假使名与利不可得兼，你将何去何从？民以食为天，钱少难生活，舍名而取利也。两害相权取其轻，实属无可奈何的选择。当然，可能从国家的角度看，低工资、低消费才能高积累、高投资、高发展。计划经济时期，压低工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们的一些顶级的科学家几十年如一日，以微薄的工资为国家在奉献着。我们一些小民也不是因为收入不高而造反，只是有些怨言而已。然而，一旦开始改革开放，富裕成为社会公德，那就麻烦了。
如果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都是按照所谓“福特模式”运营，劳工安于现状，不思反抗剥削，人类社会上还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吗？那就难了。在一定程度上，20世纪80年代后的美国依靠经济、技术、制度从世界各地的掠夺在国家层面上重复了福特模式，这就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看起来相当繁荣稳定了，让列宁的帝国主义垂死论似乎不灵了。在20世纪的中国，像敝厂原私营业主这样“福特式”思想开明的资本家凤毛麟角，企业并不多见。今天，最著名的超越了福特的中国企业家或许非任正非、曹德旺莫属了。但他们还是属于少数。孙中山先生阶级合作的理想，实在遗憾得很，在中国难以实现。世界上，资本主义在其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之前，劳资间的阶级斗争，也是普遍存在的。双方只有经过长期持续不断的反复较量，找到利益的平衡点，或者得到外来（不义）之财，这种斗争才可能逐渐缓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正片之前，先放映当时的记录片《新闻简报》，银幕上日本工人手挽手地在大街上运动，罢工示威。原来，当时每年春秋两季，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等三大工会组织，都要联合起来展开提高工资等要求的斗争。根据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蟹工船》，真实反映了该国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时期劳工的困苦境况，以及遭到资方勾结官府镇压的情形。美国1960年代影片《社会中坚》，故事情节也类似。中国在任何一种主义——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是社会经济制度以私有制为主，大多数劳动者也难以幸免于这种遭遇。
建国初期，劳动群众接受社会主义理论宣传，主要是对这种经济制度免除了资产阶级剥削、可能改善生活充满了希望。但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一些群众那里，变得事与愿违，从而产生了社会主义信仰危机。1958年“大跃进”后，社会上流行一句口头禅：“报纸上的话能信吗？”这是对官方不实事求是的宣传产生了条件反射，人们开始“怀疑一切”了。我厂书记在大会上作报告，也遵照上级口径解释，从来不承认主观错误。最典型的例子，发生三年饥荒，说成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自然灾害的因素当然有，但从经济上看，还是经济增速目标过大、倒逼投资过大、再逼消费过少导致的。有数据显示，大跃进时期，中国投资率达到40%，比几年前的20%增长了一倍。在当时中国农业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就只有压缩人们的口粮了。再加上“共产风”等因素，饥荒就必然生成了。毛主席当年很快发现，采取了降指标、压空气的措施，才控制了局面。社会主义并不如理论上说得那么美好，原因何在呢？于是人们私下议论开了。我的看法是，一个基本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实践收之桑榆，免除了剥削，却失之东隅，效益缺失比比皆是。例如本厂门卫部门，私营时代只有两三个人，国有化之后，保卫科属下人员不断膨胀，足以组成一个加强排。招致广大工人群众强烈不满的低工资政策，乃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得不偿失的必然产物。但其所失之处，并非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痼疾，而是“择术”不当，人为主观因素造成。我发现，当时的中国，提高生产率有巨大潜在空间。例如，本厂是一家中型印染企业，花样设计室有三十六人，其中不乏“北门学士”，滥竽充数之辈。全国此类人员又有多少呢？各地印染厂既然统属国有，何不专业化集中精干力量于一室，各厂分散选择图案使用，如此，设计人员总数可减去十之捌玖，大大提高效率。我的社会主义经济学ABC知识，从关注生产率开始。
既要革除剥削，又欲提高效率，两者可以兼得吗？国有企业过去的实践检验似乎表明，难以办到。我曾经认为，这就是真理，客观经济规律。低效率自然导致低工资。当年我可能在不经意间，向人们流露过怀疑社会主义前途的悲观论调，后在政治运动中被揭发，人证俱在，抵赖不了。舆论应当一律，我却唱了反调。因而革命群众斥我为“极右派”，驻厂局领导和厂党委共同研究后，郑重其事，决定将我这个反面人物树为“批判典型”，反社会主义言论打印成铅字材料，毒草示众，以儆效尤。没料到时过境迁，左右易位，现在社会上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言行，也时尚起来。但我反而一改以前，从右转到左，坚决主张公有制，又成为另类。按照十八大前某些人划定的标准，应当划为“极左派”。这次不用他人代劳，自觉地先扣上帽子，当作靶子，欢迎批判。对于这些人而言，极左派主要标志是，仍然念念不忘将主义、原则、阶级、剥削、方向和路线之类词语，挂在嘴边，与他们自封的主流理论当然是格格不入了。十八大之后，这些人才逐渐隐去。在我接近80岁的时候，我才人生第一次与主流一致起来。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劳动生产率的论断难道错了吗？这个问题长期来时断时续地萦绕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终难忘怀。从理论上分析，对于劳动者来说，企业利润的大头，即剩余价值的主要部分被资本家拿去，显然不是一种有利于自己的好的社会分配模式，但若选择没有剥削的公有制企业，为何感受似乎更糟？我逐渐发现，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之所以不成功，问题的症结不在公有制的产权，而在“择术”，即制定和实行的政策上。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社会普遍文化水平低，在企业层面，少见领导者出台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经济良性运行的正确决策，相反，违背经济规律的瞎指挥，则屡见不鲜。独断专行，自以为是，不容置疑，遑论接受反对意见了。比如，中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原指望“纲举目张”，带动经济发展，在实践中，却往往适得其反，持续不断地窝里斗，严重破坏了正常生产秩序。肇祸在人，在于执行，归咎于“制”，归罪于“政”，真是岂有此理！分明改弦易辙，修正即可。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些重量级学者争先恐后地否定计划经济，岂不滑稽了？否定计划经济不是不可以，而是必须对症下药，辩证否定。我们的学者是否真地懂得辩证法呢？是否真地了解中国国情呢？是不是就是在重大理论问题上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世界上没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所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实乃不得已而为之，权宜之计，岂是上策？因此，仍将难以避免走弯路，可能重蹈事倍功半之覆辙。上述看法当然并非我老粗独有，但依然未能得到人们普遍重视和认同。改革开放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社会上的主流观点是：事倍功半、效益低下的主要根源在于公有制经济制度痼疾作祟；解决之道，就是要大幅度降低其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率，只在某些特定部门少量保留。市场经济没有“性别”之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完全可拿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不必另起炉灶，创立自己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有的老学者虽然指出西方经济学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但语焉不详，而且认为既然中国要搞市场经济，那么，西方经济学就可以借鉴。在这种借鉴论的影响之下，中国大学堂而皇之地就把西方经济学作为专业基础课来设置了。这就使得中国的发展模式有点趋于东施效颦了。磨刀不误砍柴工。中国经济制度到底应走哪条路，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有必要争论一番。我长期自感是个形影相吊的持不同政见者，与普通意见相反，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自己的特性，它必须以公有制企业为主要的供给主体。这主要不是为了符合意识形态的规范要求，而是入时随俗，着意于功利。
（一）以公有制为主要的供给主体是维护社会公正的需要。
现在，上层人士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国民经济持续和快速发展，必须以社会稳定为前提条件。但稳定的基础是什么？社会长期不公正情况下的稳定靠得住么？世界上有的国家经济难以持久顺利地发展，一遇风吹草动，例如遭遇金融危机，社会就动乱起来，而且再难稳定下来，根源就在于该国民众感觉社会不公，人心思乱，而不是思治，与统治者的主观愿望相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要社会不公，就存在着隐患，矛盾长期累积到一定程度，动乱就难免发生。那么，如果中国国民经济以私有制为主持续下去，能够实现稳定吗？这样看来，中央只有制定和执行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才是长治久安的可靠保证。
我学识浅薄，生平接触理论书籍尤少，所以谈不上多少抽象的大道理，只能以亲身经历和见闻，实例述评。捡起陈年芝麻，先讲一个故事。
1955年，即中国的私营工商业还占国民经济绝大多数比例的年代，我还是一个失学少年。为了谋生，报名参加当时的基本建设——修筑铁路路基。每天挑着近百斤重的土担，在几米高的斜坡上不间断地穿梭上下，八小时下来，累得筋疲力尽，日工资一元二角。苦力同事中，有一位年逾半百的老者，工余闲谈时告诉我，他原是一家私营运输社的汽车司机，几个月前这家运输社劳资双方发生经济纠纷，劳方要求增加工资，资方拒绝。政府有关部门闻讯派员介入调解，但工人们认为其调解方案偏袒老板，不愿接受，一时间闹成僵局。这位老司机是工人代表，他听从同事们的意见据理力争，而不肯按官方调解人的要求去做工人们说服工作，向资本家妥协让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局外人难以判断，也无关紧要。问题在于：调解官员为了尽快平息此事，以保持市面稳定，经济正常运行，不惜采取压服手段，将他开除，惩一警百。这位代表的饭碗，因维护本阶级兄弟的经济权益而被打破，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我当时听了大惑不解。那些年，官方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报道，宣传革命时期共产党如何关心和支持劳工大众并领导他们向旧社会的压迫阶级和剥削阶级作斗争。各种文艺作品里，工人领袖绝对是正面英雄人物，但眼前的这位在同资本家的争执尚未解决之际，冷不防被作为调解人的官方越俎代庖地炒了鱿鱼。名实相反，匪夷所思。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毛主席讲五湖四海非常英明，但革命队伍里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普遍存在。对此如果不加重视，一块坏肉可以坏了整锅汤。
马克思有句名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阶级中的人物，他的行为都受制于这一唯物主义法则，那些腐化变质的，或者并无实质改造，或者无法跟上时代的领导人也不例外。恩格斯也说，不能指望从人的“美好情操”中，而只能从人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中去寻找人的行为逻辑。地方官员需要依靠发展经济来显示政绩，以保持禄位谋求升迁。在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私有制经济社会，资本家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真正的主子。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必须改善投资环境。怎样改善呢？其中采用最普遍的做法，就是压制劳动者的权益，这简直就是某些地方官员创造政绩的不二法门。环顾全国，少有例外。当一个地区的私有制经济起主导作用，财政收入的大头或全部都将依靠私营企业税收，那么各种政府行为都将服务于资本利益，直至听命于它。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官员的“美好情操”、主义信仰还能坚持吗？思想意识必然“移情别恋”，后果则是同广大劳动者离心离德。这种情况如果普遍发生而不加以扭转的话，党就会失去民心了。
其实，中央并不缺乏维护劳工权益的相关法律，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往往遭遇“肠梗阻”，政令难以通行。有的地方，当地官员为了开拓税源，甚至默许一些厂家存在严重的违法现象。武汉郊县某镇曾经有一家“奴隶工厂”，诱骗不知情的外地打工者进厂，打工者工作与生活遭到非人待遇，没有工资，失去人身自由。多年来当地尽人皆知此事。后来有苦工逃往异地报警，有关部门派人前来查处，询问该镇一位书记，他的回答颇耐人寻味。据报载，他是这么说的：我们也不是不知道这个厂的情况，但要是管了，它就会停工关门，这样一来，银行贷款本息无法收回，税收也没有了，所以下不了整治的决心。像这样的存在“包身工”的私营企业，虽然只是少数地区的个别现象，但这位镇书记透露的心态，在他的各地同僚中却可能相当普遍。有的人虽然没有像他一样，良心被狗子叼走了，但在需要维护各方权益的序列中，劳动者一般是排在最末位，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生活中人之共性，吃柿子择软的。
八小时工作制，对劳动者来说，曾是半个多世纪前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之一，被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内外资私有企业坚持了多少呢？这些企业以低工资为手段，迫使工人超时工作，健康长期遭到损害。时至21世纪初，仍见报载南方某地一私企，工资计时每小时竟然低于一元，一青年女工不得不与同伴一样每天干十多个钟头，终于过度劳累而死，此乃一个典型例子。劳动者因工作中毒、伤亡等事故而与资方发生纠纷、冲突，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当局权势者往往借调解之名，行偏袒企业主和压服打工仔（妹）之实。
有报纸文章指出，“分析现代社会制度构成，从中可以发现，一个社会集团力量的大小并不取决于其人数多少，而主要在于其组织结构；而组织程度的高低，又与集团成员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组织的力量显然比分散的力量强大，如果社会集团与政权相结合，那么这个组织的力量将更为强大。而且，组织的力量与分散的人群在信息资源的分享上也严重不对称，因而分散一方的人群就可能成为有财力支持的社会集团组织力量一方欺压、盘剥和奴役的对象。”
举一个例子。某地T商云集，其中一家对待雇员特别刻薄，拒付加班工资，还有其他一些虐待情况。工人们不堪忍受，纷纷离去，另觅厂家，但他们被T商协会列入“黑名单”了，全被拒之厂外。因“黑名单”问题曝光，当地有关部门介入调查，据说将“依法处理”云云。其实，那个协会内的劣性企业以后只要不再张扬，干得隐蔽点，没有被人抓住把柄，依然可以我行我素，能奈之何？饭碗控制在老板们手里。乖乖地忍受欺压、盘剥和奴役吧，否则，让你去喝西北风！
上述一类事例并非个别现象。早在1994年1月30日，《工人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深圳百万劳务工的呼唤》，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篇比较全面的反映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阴暗面的文章，因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该作者认为，深圳百万建设者在为特区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遭到某些不平等、不公正对待。文中涉及该市一家工贸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的问题，点了他的名。虽然，站在广大劳动者、特别是那些从农村进城来的务工者立场上，他们会感到文章内容切中时弊、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但地方当局就不那么认为了，这不是在吹毛求疵、耸人听闻、往举世公认的政绩上抹黑吗？人以群分，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的科学论断再一次得到了验证。那位被点名老兄的行为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此类舆论监督若是任其继续发展，许多在劳动群众身遭不幸的工作与生活境遇问题上难辞其咎的“公仆”们，将人人自危，成为众矢之的，苦心经营、无限宽松的投资环境也将遭到严重损害了。
这下子桶了马蜂窝，那位权势者代表以尊姓大名被诽谤为由，将登载该文的报社及作者告上法庭。该市一家区法院判决，责令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50万元“名誉损失费”。明码标价，一个企业官僚的名誉就那么值钱；而一条死于工伤的人命，当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万元便可打发了事，只及这位有来头人物“名损费”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
从此，失职、渎职官僚的大名都进了保险箱，除非法院判决或拘留公布，媒体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妄自点名了，哪怕证据确凿，事实昭彰，也以“某”字代之。而全面披露一个地区劳工的恶劣处境更成为禁忌，只能化整为零，显示冰山一角。劳动者的“呼唤”，不论多么凄苦，都难以打动许多地方权势者的铁石心肠，更改善不了自身处境。事隔十年以后，如今情况怎样了呢？例如，同深圳一样，广东东莞也是一个外来务工者密集的地方，出口创汇额之高，令中国其他市县领导无不称羡，力图效法。但大煞风景的是，新闻披露该市一家医院适应旺盛的社会需求，冒出了个“手伤科”。原来，私营五金工厂不愿花几百元安装机器防护装置，以免降低工效；工人们因长时间疲劳工作频频发生工伤，上医院登门求治者络绎不绝。因工伤致残的“手损”赔偿费用，一般只有几千元，约为上述那位打官司总经理“名损”的百分之一。市场行情因所损对象地位的不同而差别悬殊。无独有偶，浙江也有个“切指城”，每年伤者成千。像有着肿瘤医院、传染病医院存在一样，该城市成立一家手伤专门医院，条件显然已经成熟了。也是2004年的一则新闻，福建晋江一家私营企业老板，竟然肆无忌惮地将一名无辜的青年女工随意关进囚笼，与狼狗为伴。保护名誉隐私权“惠”及这位长得瘦小的可怜受害者，其代名为“小不点”。投资环境“优化”到了什么程度，可见一斑。
中国不乏忧国恤民的政治家，也明察秋毫深知下情，所以，不断提出一些方针政策，如加强法制，执政为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等等，乃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防患于未然。可是，在中华大地上，有一股力量情不自禁地反向而行，这就是代表资本或者资本自身的力量。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没有阻碍的情况下，总是向薄弱处下手。实现目的之手段，常见的有：压低劳动薪酬，延长工作时间，减少防护设施费用的支出等。另外也有一股力量，即公权力的力量被少数人拿来助纣为虐。这些少数人虽然人数少，但能量大。在资本家漠视国家的有关劳动法规，侵犯与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事件中，经常可以看到地方当局有关部门的官员充当帮凶的角色。这一社会现象其实不难理解。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意识，思想意识左右行为倾向。地方官员的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同其政绩的具体表现——当地的GDP经济增长直接关联，而推动经济增长主要仰赖资本家投资。于是，地方官成了投资富豪的公仆，情有独钟，格外热乎，至于广大劳动者对自己的利益既无倚重作用，又爱上访找麻烦，当然嫌之、避之，唯恐不及了。
中国劳动力除了极少高技能者外，数量大大供过于求。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私有企业中雇主和被雇员工的地位是不可能平等的，这主要表现在后者缺乏讨价还价的自由空间，少有协商回旋的余地。打工者的薪酬往往与他们工作和劳动产生的价值无关，老板是“一言堂”主，他说了算。只要这种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严重失衡的情况继续长期存在，私有资本和地方权力建立在利益相互依靠基础上的结合牢不可破，那么，在这两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就不会有该有的社会公正。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采矿业。有资料披露，2000年前后全世界每年死于矿难的人数是1.5万左右，我国就占了1万。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私营小矿遍地开花，数量众多，而不少国有大矿被它们挤压，生产经营条件恶化，所占总量中比率下降，因而矿业百万吨死亡率大大抬高。私人承包的矿山安全设施普遍投入费用很少，工人每天繁重劳动十几个小时，月薪一般只有1000多元，甚至几百元，矿主经营每年便可赚上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如此丰盈的肥水，岂可流入外人田？于是当地官府中的权势者莫不与老板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中央政策以人为本，整治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也不可能解决矿难频繁伤亡率高这一根本问题。由于劳动力充裕而廉价，矿主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即落后生产力方式更加有利可图，一方面支付较低的工资，另一方面在资本投入（安全设施，机械化装备等）方面严重不足。不少矿主赚了钱就买豪宅贵车，骄奢淫逸。当地环境则变得糟糕：地下掏空，地面沉陷污染。老百姓生活状况依旧，当地生产力到头来也没有提升。“有水快流”、“发展经济”、“快速致富”，这是当初私营小矿失控、到处开办时打的旗号，结果代价竟然如此沉重。现在迷途知返，有的地方政府痛定思痛，严令关闭此类私矿，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有利于维护社会公正局面。假使有人认为，这是“否定”改革开放，“倒退”走回头路，他是在代表谁的利益发言？
2004年5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一次节目中披露，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温州地区有几百家小矿石加工厂，车间内粉尘弥漫飞扬，劳动者都是外来民工，在没有任何防尘设施的环境中工作，干不了几年，便患上了矽肺病，失去劳动力，被一脚踢出厂外。病患者生计无着，欲诉诸法律，要求厂主赔偿自己因工受到的损害。当地有关各职能部门似乎早有默契，相互推诿，不予办理立案。那些患者没人能讨回公道，他们无钱医治，欲哭无泪，只能坐以待毙。人之初，性本善，利相近，义相远。各地公仆们，在一个私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社会里，要想保住自己的良心不被恶狗叼走，难得很啊！
资本的原始积累往往是非法的、卑劣的，甚至是血淋淋的！
管理和科技在不断进步，企业可能相应地增加利润，但劳动者却很难分享应有的一杯羹，从而分配更加不公，社会各阶层不合理的贫富差距也一步步拉大。这种发展趋势，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想背道而驰。
某些人可能是贱性动物，不见棺材不落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我曾看到一则新闻，一位台湾商人当初投资七万美元，在印度尼西亚开办一家鞋厂，几年功夫财富剧增至七百万美元，盈利百倍，大赚特赚。但好景不长，危机一爆发，社会随之动乱，秩序失去控制，该厂工人不满于平日遭受的苛待，集会酝酿报复。他闻讯仓惶逃出该国，侥幸捡回一条命，可挣钱的产业完了。假使这位台商东山再起，他会吸取教训善待自己的雇工吗？不大可能。因为资本在一个没有制衡力量存在的社会上，很难改变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
20多年来，中国工人的权益保障程度远远未能同经济的快速发展速度相适应，在许多打着“改革”幌子的地方，甚至成反比。基于机会不均等条件下产生的分配严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隐患显然已经造成，为了长治久安必须设法消除。但中央任何矫正这一社会畸情的政令，常常会遭遇地方上阳奉阴违的抵制，难以执行。除非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法则失灵。频繁地开展此类“专项整治”，可能改善和缓解于一时，终必无济于事，作用于另类“黄宗羲定律”，反弹后劳工境遇将更恶化。近现代国内外史实证明，在私有制经济社会工人阶级欲维护自己的权益，只能依靠劳动者联合起来斗争，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这是阶级社会里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中国呢？党必须旗帜鲜明地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在私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广大劳动者欲使自己的收入同国民经济发展和企业效益相适应，而不是被动地任人摆布，就要像日本工人兄弟在1950至1960年代那样联合起来，团结成一股力量，平等地同资本家协商，争取自己应得的一份利益。
不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产阶级剥削都是天经地义，合理合法，但要适度，盘剥太甚，从长远看对各方都没有好处。谈不拢怎么办？传统的办法是罢工，上街示威游行。这就产生了两难选择：一方面，容忍闹事，显然会破坏社会稳定局面；另一方面工人不联合、不斗争，又难以扭转自身权益不断被损害的趋势，更改变不了处境穷困的现状，迟早会突破忍耐的临界点，爆发动乱。这一对矛盾交织的死结，只有在公有制经济制度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时才可能解开。
（二）以公有制为主要的供给主体是整治市场秩序的需要。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毋庸讳言，产生的问题也很严重。瑕不掩瑜，利大于弊，只要充分重视并且认真研究解决，问题无论多么严重也不可怕。倒是束手无策，听之任之继续恶化，或者轻描淡写，大发“飞进几只苍蝇论”，甚至强词夺理，“不容”存在异议，反而可能坏事，给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业造成致命的危害。
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固然不无弊病，但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完美无缺，何况它是处于史无前例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初创阶段。甚至可以认为，在十八大前，中国市场秩序之混乱与恶劣甚至可以说是达到了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程度。
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闭关锁国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比较，各有长短。前者一方面物质极大地丰富了，另一方面一放就乱，乱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如果整治和解决不了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乱象，日子过得也实在艰难。以同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为例，报刊披露的就够触目惊心了。仅举两三个较有代表性的垃圾食品生产过程的例子：
食用明胶作为一种起粘合作用的食品添加剂，广泛应用于肉冻、果冻、糖果、香肠、罐头、冰淇淋和方便面等食品中。国家严格规定，必须用经过严格检疫、没有经过任何化学处理的新鲜的动物骨髓或原皮加工，而且必须用全封闭的流水线进行烘干和粉碎。不法分子为了牟利，降低成本，使用废旧皮鞋等皮草下脚料和工业生皮，经过石灰浸泡，盐酸浸洗，长时间蒸煮后，再用双氧水漂白，冷却后就成了明胶。上述各种食品的生产厂家即使明知其生产过程的内情，也很难抵御低价诱惑，大多会故装糊涂，择廉而购，加工成品后销售供人食用。
又据报道，一家国有面粉加工企业花了几千万元从国外引进一套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可是生产出来的优质面粉，优价出售时却遭到了市场上同类伪劣产品的阻击。一些不法私营小厂不用投巨资购设备，只要在每斤面粉中添加几分钱的增白剂，便可以假乱真当作精白粉以较低价格出售，争夺市场。工商部门尽管多次查处打击，仍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打不胜打，屡治不绝。其实在旧中国，米面行业普遍都是这么干的，此种行规可能早已存在了百年以上。直到1950年代初期，解放以后搞改革，国家仅仅开了一次全国粮食会议，一声令下，禁用滑石粉、增白剂之类“美容品”于粮食中，便在国内一举彻底、完全地革除了这一危害人体健康的陋习。前后两次整治，效果天壤之别，关键就在于社会上的生产和销售企业，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为主。
再如“地沟油”问题。改革开放后，时见新闻报道，又查处了一个地下黑作坊。而且总是说，该黑作坊已存在多时，此前每天生产几百斤，销售到市内私人经营的各小餐馆和早点摊。有人可能说，我们销往发达国家的出口食品高标准的合格率高达99.8%，食品安全问题不是解决了吗？外销可以解决，内销解决不了，至少在国内大部分地区。为什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日常食用的油条在武汉市普遍是卖一根0.5元，但有的高级饮食店家售价3元。卖3元的可以保证用的是合格的优质油，0.5元的恐怕就难说了，很可能用的正是廉价的地沟油。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有多少人经常吃得起高价油条？也就是说，食品安全在私有制企业占主导和多数的社会上，同消费者的贫富程度成正比。
马克思《资本论》里说：“资本……有百分之五十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市场经济法制很不完善的时候，尤其如此。
在利润驱使下，各行各业中的不法之徒肆意妄为：为了增重，加工“注水肉”、“注水鸡”、“注水鸭”；为使产品光鲜，以次充好，硫酸熏制银耳、竹笋、枸杞等干货；陈化粮掺白腊油、染色素、矿物油抛光，改善卖相；糖水加酱油加醋制成“保健品”；饲料中掺入瘦肉精，提高猪的瘦肉率，卖个好价钱；粉丝中加滑石粉增白；用霉变花生做花生酱，掺合黑芝麻磨成芝麻酱；鱼翅用双氧水漂；卤制熟肉制品使用的添加剂含有汞、坤、铅等有毒元素的焦糖色素和一种涂墙、染布用的化工涂料酸性橙；石灰加麻黄泡槟榔让食用者上瘾；喷洒剧毒农药于果蔬、茶叶；猪粪水泡制“美味”的臭干子……。
在利润驱使下，晋江假药案、山西毒酒案、山东毒大米案、海城毒豆奶案、江西毒腐竹案、金华毒火腿案、阜阳假奶粉案、龙口伪劣粉丝案等等，严重、广泛和持久不断地袭击着中国！这是否可以叫作“食品恐怖主义”呢？
病从口入。因为许多食品中添加了一些有害的化学物质，使从儿童到老人的广大消费者的身体都遭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害，其中尤其以癌症发病率走高最为引人注目。有资料披露，北京死亡人员中癌症患者就占了四分之一。癌魔甚至逼近儿童，每年到北京儿童医院血液中心看白血病的小患者越来越多，每周一次的专家门诊都有七十余位患者，寒假期间每周达到一百三十人。这里的医生说，十年前还不是这样，那时也就接诊四十余位小患者。报上说，湖北多年来每年新增八万多名癌患者。还有报道说，现在广州很多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都和食品安全问题有很大关系。农药、添加剂、防腐剂和催生剂的过量使用危害匪浅，肠癌、妇女宫颈癌、卵巢癌的发病率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趋势。从北到南癌魔肆虐，全国告急。由于长期食用含激素的食品，女孩的月经初潮已由20年前的平均十四岁左右提前到现在的十岁左右。更使人惊恐的是，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医学专家说，他在广州看到了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农民在整治鱼塘的时候，在塘底铺上一层叫做“环丙沙星”的药品，因为它除了可以防治鱼病，还是一种催肥剂，能够加速鱼的生长，可是这种鱼塘养出来的鱼被人吃后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这些年来由于食品问题越来越严重，男性的精子浓度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以前一般是五千万到一亿，现在三千万就算正常了。如此下去，五十年后中国人将遭遇生殖危机！
有外电评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假冒伪劣商品市场。除食品外，广泛涉及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仅举几例，可见危害之烈：
医用一次性注射器生产条件要求相当高，必须做到无尘生产和保管。否则管壁内很可能钻入尘埃，尘埃颗粒会随着药液注入人体并在血管中形成血栓。从尘埃进入人体直到发病，潜伏期可长达20年，后果严重却不易发觉。
某市有许多这样的小作坊：一间民房内几个农民从标着猪饲料、棉纱等五花八门字样的塑料编织袋中取出塑料管等各种配件，组装成一次性医疗器具，成品散落一地，与尘埃、杂件为伴。据制假者说正规厂家生产的正品一支卖0.3元，在这种简陋条件下生产的不合卫生要求的假货只卖0.15元，每支可获利0.1元。因为价廉，这种人们无法用肉眼识别的劣品畅销全国。
汽车刹车片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危。有一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对河北故城县生产的汽车刹车片进行专项调查，发现当地四十五家企业中只有两家的产品合格且有证生产，其余四十三家不合格的产品皆为无证生产，四十五家产品抽样合格率仅为百分之四点四。执法人员在所抽查的二十三批带包装盒的盘式衬片中，发现有十五批产品存在假冒问题，有假冒国内较大企业的，也有假冒国外进口产品的。这些小作坊靠“手感”控制压力、温度、时间，有的甚至根本不知道国家还有产品标准。在不合格产品中，仅与“摩擦系数”相关的项目就与国家要求的标准相差甚远。这样的产品装在车上，极易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像上述两种造成社会危害的其他假冒伪劣商品，现在市场上可谓比比皆是，要想查禁根绝，却不可能。这是因为：一，这类产品已形成规模生产，是当地的“支柱产业”，财政收入可观，地方上的权势者必然养患自肥，不遗余力地加以袒护；二，汪洋大海般的私营零售企业、修理企业大多见利忘义，是这种劣质商品的主要经销者、使用者，有关部门查得过来吗？
中医药学是祖国的瑰宝，历史悠久，蜚声中外。可是近年来疗效好像不那么可靠了。对付同一种疾病，以前可能几剂便可见效，现在有时却十多剂也不起作用。倒不是医生水平下降，而是有的药材质量大不如前。据有关人士调查，目前不少地区的中药材市场充斥着伪劣品。如以牛、马、猪皮熬制成胶冒充阿胶；向海马腹内填充异物或注入白乳胶来增加重量；用猪、牛杂骨熬胶后的废骨渣充作鹿骨霜；鬼臼因与龙胆外形很相象，被当作龙胆来卖，但龙胆是去火的，鬼臼不是，如误用极易产生不良后果；还有的药材商把松香染成红色当成血竭出售，这样根本就没有什么疗效；还有一些不法商贩为了增加药材的重量把淀粉、糖掺入红花中，更有人把诸如西红花等进口药品的有效成分提出来以后再出售……凡此种种，使许多中药材的治疗达不到应有效果。长此下去，不仅会使中药材市场陷于真假难辨的困境，还有可能使患者对中医药产生怀疑，从而影响中医药这一中华瑰宝的继承和发展。
诈骗是假冒伪劣的孪生兄弟，也是损害市场经济肌体的另一种毒瘤。市场经济须臾离不开借贷、买卖、信托、租赁和中介之类市场行为，交易与交换活动是否渠道畅通、诚信可靠和费用低廉是衡量市场秩序优劣的一个标志，也是经济赖以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一个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盛行的社会，就像车行在布满陷阱的道路上，经济活动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直接危及其可持续性。常见报载一些各种名目的私人公司，行使形形色色的骗局而频频得手，花样翻新，令人防不胜防。受骗人举报后，即使查处了，大多数情况下损失已无法挽回，只能不了了之。由于社会上失信现象严重，不但交易成本和交易费用大大抬高，而且市场经济中常用的现代手段部分失效。一人受骗，影响所及，众人可能疑虑止步。
1997年全国商业汇票发生额为4600亿元，仅相当于当年年度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6.1％，反映了人们在经济交易中高度戒备的心理。1998年，全国法院受理经济纠纷和债权债务民事纠纷案件为289万件，占法院全部受理案件的51％，规模之大和比率之高说明了问题的严重程度。2000年几次全国性商品交易会上很多国内企业宁愿放弃大量客户，也不肯采取客户提出的信用结算方式，交易方式向现金交易、以货易货等原始的方式退化发展，这表明信用危机已在影响着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其实，现金交易也不保险，有的骗子公司采取“钓鱼”方式，先签协议，等你货运到后，便以各种借口或暗中做手脚毁弃原约，大幅度压价，迫使你就范。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也难断是非，执法惩办。这种事件的恶劣影响必然呈几何级扩大。
社会上各种私人兴办的中介公司，如婚姻中介、职业中介、房屋中介、留学中介等等，鱼龙混杂，良莠难分，不少是以诈骗为手段，达到非法获利之目的，上当受骗者不计其数，大多有苦而无奈，只能自认倒霉。此类丑闻多了，使人怀疑社会信用度还剩几许？！据专家分析，市场经济信用的缺失将产生两个后果：一是交易对象选择范围缩小，交易的最佳选择机会可能丧失，降低了资源配置的优化效益；二是交易本身的效果减小，表现为交易费用的上升或周期的延长，它虽然不构成总需求量不足，但降低了经济运行的进程和效益，最终表现为经济增长率受损。
近年来各地一些曾经叱咤风云、风光无限的财经界富翁忽然吃起官司，沦为阶下囚，据说他们当年暴发全是非法和欺骗之所得。象征性抛出几个，平衡一下社会公众的心理，不知效果如何。
银行存款涨库，却因不良贷款率高得惊人，信用可靠求贷者又不多见，不敢轻易放贷，以免雪上加霜。于是我们惊奇地看到一件怪事：世界上最大的穷国——中国购买了最大的富国——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千亿美元以上的债券。
这一系列乱糟糟的市场经济秩序，怎样才能整治得好呢？经济理论界曾流行一句口头禅：“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大概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拿来”的一剂验方，从未有人置疑，我是唯一例外。此句如果是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长官意志而言，当然正确，我无异议；但其另一种含义，似乎是认为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只能用法制手段解决。倘若理解不错的话，我认为这一提法用之于今日中国，不过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嫌字句长了，怕记不住，能否简称为“有效即真理”？这些年来，人们都可以感受到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假冒伪劣商品和诈骗事件并未因国家经济立法不断完善和有关部门执法力度逐步加强而相应减少。1980年代出了一个“晋江假药案”，全国震惊，不法之徒胆大妄为，竟敢谋财害命！听说当时一位中央首长闻讯大怒，拍案而起，责令严惩不贷！一位封疆大吏因于此案有失察之责而去职。20多年后情况如何？现在假药市场到处涌现，虱多不痒了。诚然，行使法制手段还是有效的，不然市场秩序更加恶劣，但也可见出它的作用有限。有文章介绍欧美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社会上破坏信用的行为也很突出，大约经过一百多年的整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市场经济秩序才趋于完善。我们也准备走那么长的路吗？
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解决不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主要关键问题。我现在郑重其事地向某些上层人士介绍木匠常用的两种工具：锯子和刨子。木料需截去一尺，九寸九分先用锯子锯掉，剩下一分再用刨子刨平。任何一个劳动者，哪怕他是文盲大老粗，扁担倒下来不识“一”字，也决不会混淆这两种工具的不同功能而用错。倒是经济理论界，某些满腹经纶的学者和采纳他们高见的领导者可能智者千虑，也有一失吧，竟然无锯而专刨，刨得黑汗水流，使出再大的劲也是白搭，当然吃力不讨好。老百姓有耐心等待你也“刨”上一百多年吗？显然，没有“锯子”，将帅即使高能，也要累死三军。一“锯”能顶百万兵。法制只能起“刨子”的作用，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主要还得依靠公有制这把“锯子”。不错，计划经济时代的公有制有缺点，但绝非一无是处，那时有假冒伪劣商品和诈骗事件吗？可能也有，但肯定不足当今的一个小零头。顺便说一下，整治腐败也是这个道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腐败犹如野草，法制手段就是“烧”，但是烧了又生，无法根除，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我们只会使用“刨子”，没有“锯子”。制度防腐反腐，才能解决问题。这个制度，只能是公有制经济而不是私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的制度。中国各级纪检部门数以万计的执法者，咱们以后不妨比试比试，对付商业贿赂之类贪腐事件，看是你手上的“刨子”厉害，还是我笔下的“锯子”有效。让我们扬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之长，而避其短，到社会主义基因库里寻找合适的原材料，重新创造一把具有活力的公有制经济的“锯子”吧！
（三）以公有制为主要的供给主体是建设经济强国的需要。
这些年来，国有企业公有制经济比率大幅度下降，海外资产阶级传媒舆论纷纷叫好，国内也有不少人随声附和，跟着瞎起哄，并且振振有词。劝君莫早下定论，是非尚须细探讨。国有企业表现确实糟糕。据悉，近期一般年份它占用了社会70％的资源，产出却只有30%左右。又据估算，现在公有制经济约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资本增加额，却只能创造出三分之一的新增加值。1996年有关部门的一项统计表明，在国家批准的大项目中1/3还没有验收就面临亏损和破产，更惊人的是，抽样调查表明，重点投资工程仅有5％左右项目可完全还本付息。这就难怪各地争先恐后地扔“包袱”了，降低公有制经济比率，财政收支情况可以立竿见影的改善，成为自己的政绩。
假设这些数据是真的，我也认为有必要稍微具体地了解和分析一下国有企业的表现为何如此糟糕。下面摘抄报上的内容来举一个典型例子。
1980年代初，为了打破瑞士、日本等少数国家对国际市场的垄断，国家决定建设一个维生素C龙头企业——中原制药厂。因为利用了世界银行贷款，必须实行国际招标。“中原”厂也以“国际一流、亚洲第一”、技术“独一无二”、“以洋取胜”为追求目标。整个工程设计为淀粉、葡萄糖、山梨醇和维生素C四条现代化生产流水线。设备和工艺技术没有选用国内既有的成熟技术，除发酵技术是中国专利被采用外，其余全从国外引进。引进的四套生产装置有三套存在工艺技术问题。最为关键的维生素C装置引进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热循环结晶法”。这一工艺是瑞士一家公司的。事后才知道，这家公司是个只有二十多人的小型工程公司，根本没有维生素C生产的专利技术，拥有的仅仅是小试成果样品。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决策人对于如此重大关键性问题，竟没有按规定程序对对方的资质和技术能力做认真的考核和审查，就大笔一挥，异常草率地与对方签订了合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工程的总体设计方案到1990年才获得批准，而此时有些单项工程业已建成，主要生产设备也迫不及待地在国外定购完毕，一堆好看不好用的洋设备随后就这样安装落户到了中原制药厂。更荒唐的是，尽管国家、河南省和郑州市都对“中原”投了资，但始终没有一个真正的项目责任人负责。工程计划一再追加投资，敞开口子花钱，使概算一超再超。
试车期间，仅电机就烧毁上百台，但无人过问。1993年购进玉米六万吨，一年后发现竟有三千多吨不翼而飞，后来才在一个一千多立方米的污水池中发现这些玉米，玉米油厚达二十多厘米，顺藤摸瓜，原来是淀粉车间跑冒滴漏所致。企业劳动纪律松弛，职工上班睡觉，随意脱岗，违章作业等现象时有发生。外商觉得有机可乘，就拍下一批批此类照片，当试车失败中方与之交涉时，他们就拿出这些照片，“看看你们员工的素质，再好的工艺也没有用！”试车屡试屡败，鼓捣了五年都未能获得通过。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方竟支付了外商工艺设备的全部货款。
这项重点工程的上层决策者、具体实施的经办领导人玩忽职守，下层某些劳动者纪律败坏，败家子们就这样将30亿元国家巨款、人民的血汗钱打了水漂。这样，这家号称“全国制药业航空母舰”，历经十二年筹备、建设和试产，始终未能按设计要求达标运行，于1996年10月被迫停产关门，企业负债高达三十亿元。
198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新建工程和原有生产系统，这类异乎寻常的恶劣事件频频发生。于是时尚人士发表高见，众口一词地将此类事件发生的根源归咎于公有制经济制度固有之弊病，认为正是在这种该死的制度下人变成孬种，难得干出好事。我对当前人们这一主流论断，即人与“制”之间的影响关系，持相反观点。事在人为。因为人的思想和行为出了问题，才导致制度也变坏。也就是说，公有制经济体制和机制本身无所谓好坏，人是主动的，“制”是被动的，人好它就好，人坏它就坏。
我现在是一个八旬老人，但没有忘记青少年时代的往事，特别是国家大事。回忆1950年代第一个计划时期，感慨良深。那时有一百五十六项工程，项项都是国家投资的公有制企业，哪一个工程项目建设中遭遇过像中原制药厂如此种种荒诞不经的怪事？中国历史上空前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建国初期条件艰难，加上缺乏经验，仍然捷报频传。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今天国产第一辆汽车问世并且批量生产了，明天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直冲云霄。我所在工厂是一家中型企业，1956年公私合营时新厂还处于筹建阶段，待建工地是一大片刚刚弃耕的菜地，厂房还没有打基础。仅仅过了一年，老厂千里迢迢从上海内迁武汉，便顺利而快速地竣工投产了。“一五”期间，人心齐，泰山移，基建和生产计划往往提前和超额完成。这项工程若是在“八五”或“九五”期间进行，结果就会大大的不同，那时各人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上上下下都想从厂里面捞取油水，这厂恐怕十年也建不成，很可能乱成一锅粥。我所在这家公有制厂家投资几十年来一直大赚其钱，即使在1960年代闹饥荒、原材料供应严重短缺和文革动乱期间也没有亏损过。1980年代以后，蛀虫大量孳生，老鼠闹翻了天。像中原制药厂一样，1990年代难以为继，终于破产关门了。
几十年后，国有企业从业人员从领导者到一般员工，据我长期耳闻目睹后评估，大多数人的职业操守，明显今不如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公有制经济何辜，遭人厚非！恶论如刀剑，墙倒众人推。大多数学者热衷于鄙夷和贬损国有企业之短，在十八大之前，却鲜有人客观总结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探索和挖掘其长，据之以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用之于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即使有人做了，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而害得执政者两眼一抹黑，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事倍功半，得失兼有，成绩并不尽如人意，前途岂可盲目乐观。
仍以制药业为例。中国现有数以千计药品企业除极个别稍具规模外，全都是小厂。研发投入一般只占销售收入的2％，没有力量再加大比率了。由于投入金额分散，研发内容重复，因而无一家企业有能力占领高端市场，国内西药97.4％是仿制，而且没有形成印度仿制药的气候。国外大药品公司则财大气粗，科技力量相应雄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17-18％，甚至20％以上。跨国公司和他们在华投资企业生产的药物，几乎挤占了中国全部医药高端市场。
制药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十分低下，其状况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可谓中国工业经济的缩影。据悉，世界十大贸易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一般占其出口额的40％，而中国1990年仅为6％，低端产品占了绝大部分。进入21世纪后，捷报频传，高科技产品出口比率连年大幅度提高，据说快接近25％了。我曾高兴过一阵子，后来仔细一查，原来其中80％左右的高科技产品乃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出口，产业链中，人家赚的是附加值高的品牌、设计和工程环节中的大头，我们不过捡了一点儿附加值低的制造环节中的小钱而已。麻雀飞进糠堆里，空欢喜一场。有评论说，中国整体产业技术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二三十年，为了缩小差距，赶超战略几经调整和变更。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走的是“引进、消化、创新、提高”之路，其中不乏成功的工程项目，最著名的是上海“宝钢”，引进后使我国钢铁工业技术部分指标一举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随着党风、世风和厂风的日益式微，人们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断弱化和缺失，这条路上接连发生“翻车”事故。1990年代中原制药厂这艘制药业“航空母舰”触礁沉没，影响所及，从此基本上终止新建国有企业，引进战略也随之敲响了丧钟。“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接着取而代之。许多年前美国人就是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换来欧洲老牌工业国大量的先进技术，消化提高，从而奠定了后来居上的基础。于是我们也依样画葫芦，但结果却令人非常失望。
在199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取消其商品内销的种种限制，许多国货名牌纷纷被外商收购和控股，外国投资者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与占有使国内工业企业面临从未有过的竞争与威胁，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已经或正在被冲垮。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换来先进技术了吗？据报道，与我们的“慷慨大方”相比，外商转让技术的“吝啬”令人失望。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已开业的“三资”企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终端产品和加工组装型产业，在这些低层次产业中当然谈不上引进先进技术；第二，从为数不多的引进了先进技术的“三资”企业来看，外商虽然向我们转让了部分关键技术，但核心技术却封锁甚严，如桑塔纳轿车制造中的绝大部分国产化课题都是靠我们自己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协作攻关完成的，而不是引进的结果。
又见报道：
“一些合资企业的倾向令人忧虑，外方想方设法独揽大权，有意造成企业亏损，以扩大投资比例，达到完全控制合资企业的目的。而作为合资企业中方的‘守林人’在急于求成中不仅未从决策环节上抑制其违法行为，约束其权限，反而拱手交出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甚至出让股份。
“如一家颇有知名度的酿酒厂将所有厂房、设备及商标折价成40％的股权与一家外商合资经营酿酒业。两年来外商不惜花巨资为合资后的新品牌做广告，以擅自让利、加速折旧等手段使合资企业不仅无分文利润，反而累积亏损七千多万元。过后外方突然提出追加投资二千万美元以扩大生产规模，若按控股比例中方须相应出资八百万美元，资本金已捉襟见肘的中方无奈中让出了原有的股份。如今这家合资企业外方的入股比例已经上升到90％，而中方下降为10％。
“同样的事例还有许多：有的合资企业中的外方50％的出资额垄断了合资企业100％的权力，他们甚至无视董事会的决议而独断专行。
“有关人士对此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合资企业的中方最终丧失的不仅是股权，他们流失的是国有资产，丢失的是民族品牌。”
国有企业引进外资，推行股份制改造，上述失败例子可能只是少数，不能以偏概全。大多数情况如何？也不理想。人们都急功近利，今日有酒今朝醉，自我陶醉于取得一时之成果，很少有人从长计议，顾及后果。这在中国汽车工业与外商合资经营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20多年来，中国国有汽车工业企业引入跨国公司资金和技术，确实立竿见影，缩小了国产车与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获得了先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营销谋略，一举壮大了自己的实力。但至关重要的研发能力未能同时得到，连原有的也被削弱，甚至消失了。尽管汽车制造业能力大大提高，还是跌进了“合资陷阱”，跳不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和“越依赖越没有开发能力，越没有开发能力越依赖”的怪圈。汽车开发工作都在外方“本部”进行，中方技术人员与技术开发“绝缘”，连改一颗螺钉也要通过外国“本部”同意。不要说汽车技术开发创新，连模仿能力也失掉了。
从此，合资企业的中方法人可以一劳永逸地躺在安乐椅上高枕无忧了。产品总能与世界水平“同步上市”，不用艰苦努力，永无落后之虞。这项决策出台于国有企业整体经营效益严重低下而且愈益恶化的大背景下，无奈中求生存，可以理解。但千万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技术上受制于人，并非上策，有得有失，勉勉强强算是中策吧，下策则是机制不予变动，这必然会继续走向衰亡。
中国沿着这条股份制改造道路走下去，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是一个GDP不断增长的经济大国，但绝无可能发展成为产业结构以高科技产品为主的经济强国，因为“肉”都长在别人而非自己身上。中国的和平崛起，仅仅只有经济上的“大””力而无“强”力支持，实现得了吗？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全国人民自力更生，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坚持不懈地奋斗。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也从未间断地对我们实施“遏制”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招：军事围堵，战略物资禁运和封锁，争夺人才。前两者都是敌意明显，可谓触目惊心，最后一招表现比较平和，则易被人忽视，其实危害性远大于前两招。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较量，双方不论斗争多么激烈，翻云覆雨纵横捭阖，争的不过是一日之长短，很少长远影响，无关基本大局，唯独人才去留，在彼我力量消长的天平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0年代，前苏联实行工业化，斯大林提出过两个著名口号：“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其实它们可以合成一条：“人才（科学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决定一切！”
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参议院曾通过一项重要议案，内容是对不许自由移民的国家实行某种制裁，当时主要矛头对着苏联，意图迫使其取消和放宽对国内犹太裔科学家移民以色列的限制。国际间的阶级斗争，谁笑到最后，谁将占上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挖对手方人才墙角的手段更高明，更有成效。
据了解，全世界科技移民的40％被吸引到了美国，来自于世界各国无数尖子人才，极大帮助和推动着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使之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已经如此，美国有识之士，例如美国财经的掌门人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还一再呼吁其政府增加技术移民，继续将世界各国的顶尖人才据为己有，使美国成为世界人才宝库和熔炉。
有传言说，一位日本高级外交官私下曾对他的中国朋友说：“我们七十年内不怕中国赶上日本，因为你们的中青年科技人才严重缺乏……”我信此言的真实性。改革开放中制定和执行的诸多重大政策，在我看来，匪夷所思，因为同“科教兴国”的目标相悖，南辕北辙，舍本逐末。如果这些政策不改弦易辙，而继续下去，岂止“七十年内”，一百年后也休想赶上发达国家。
先讲一个故事，见微知著。2003年，武汉地区一位著名学者谈到他的人生经历。1981年他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美国。当时美国和他同“级别”的教授每月工资是他的10余倍，美国的大学也极力挽留他，希望他留在美国工作，并询问他：“为什么要回去？”他回忆年轻时曾读过五年古文，当时学习起来似乎什么都不懂，只是为了遵循老师的教诲，那一刻才体会到老师让他学古文等知识的苦心，在他心里已经有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民族感情。“我为我的祖国而骄傲，所以当时我就反问了那些极力挽留我的人：‘我为什么不回去？’”
中国在近现代积弱一百多年，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物质条件极其艰苦，却有那么多的海外知识分子纷纷回归，其中不乏顶尖级的大科学家，不惜舍弃优良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并且冲破重重阻力，毅然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
“但现在却发生了变化，”那位学者惋惜地说，“有些学子学成后出国，千方百计想留在国外，问他为什么不回去，他们会直接反问你：‘为什么要回去？’”
这位学者将人才的逆向流失归因于目前中国教育的“缺德”。他说他见过身边有许多学生每天都很勤奋地学习知识，成绩优秀，英语说得流利标准，数理方程熟记在心，但可惜的是，这些学生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了解长江、黄河，对《史记》、《资治通鉴》等中国经典书目也是一无所知。
确实，如今学校的人文教育专业，包括中国历史、政治思想和马列学说等，都是大冷门，少人涉足；英语则是大热门，人们趋之若骛。喧宾夺主，人们的脑袋岂能不受影响，不出问题？
我则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大量官僚腐化，“公仆”们威信空前低下，社会上不少人非法敛财，不劳而暴富，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阔绰生活。在这种大环境下，要求青年学子像他们的爱国前辈那样安贫乐道，一心为国效力，那是过于苛求，太不现实了。
中国已成为科技人才供给和输出大国。中国教育经费很大部分投向高等教育，更以巨资重点倾斜于知名高校。据有关部门多年统计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清华、北大、中国科大等许多中国名牌大学里凡涉及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多数、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都去了美国。有资料说，仅在美国硅谷地区供职的中国科技人才就数以万计，有的说该地区总计20万员工，中国人就占6万，有的说已经超过10万人，总之数量惊人。难得留在国内的也不保险，无不成了在华外资企业觊觎的对象。外企凭借高薪，直接“面对面”地挖走了国内企业的大量人才。近年来的新动向，许多外国公司纷纷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就近取才于“桥头堡内”，大有将中国高科技行业中的翘楚一网打尽之势。中国也有很多谷，多少美国科技人才在那里供职？恐怕一个也没有！小船无法同巨轮比拼，中国那些谷多是规模不大的私营企业，小本经营，囊中羞涩，哪里能像外国公司财大气粗，高薪聘请一流人才。人往高处走，在这种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加上开放允许，中国的科技精英们蜂拥奔向大洋彼岸，那是难以阻挡的。走“人才强国”之路的战略目标前景黯淡。人才都被外国资本家利诱跑了，请问光杆司令依靠谁去强国啊？！我真是有点儿疑惑，咱们加入经济全球化行列，做的是哪门子买卖，到底是赚钱，还是在赔本？
近年来一些省市官方制定了引进国外人才的庞大计划，此举能够扭转和平衡人才单向流动的尴尬局面吗？没有可能。因为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吸纳与承载人才、特别是科学技术类人才的平台主要在企业，而不是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容量相对有限，而且也很难直接反映人才的薪效比，没有具体量化指标可以衡量，所以避免不了副作用。官方可以不惜高价聘请洋人才，却易使原有的低薪本土人才心理失衡，往往引进一个洋博士，气走三个土博士，得不偿失，难免旁顾之忧。企业则可能以经济效果为衡量标准，不分洋土，能者多得。
中国民族私营企业中断发展几十年，现在尚处于初级阶段，势大力壮者寥寥无几。即使政策竭力扶持，也是做大容易做强难。在华外资企业凭借其雄厚财力，在人才争夺战中占尽上风，处于强势地位，中国大多数私企根本没有财力高薪大量聘请一流科技人才，远不是他们的对手。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开放对于中国其实风险重重。在经济全球化这出舞台超出国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经济大戏中，发达国家唱主角，我们至少在开始时就只能接受命运安排，扮演世界经济链条上被动一环的角色。走上这一条路，可以说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引进外资、增加进口并没有实现“市场换技术”，而只是延长了中国的战略缓冲期。即指，这一决策大大提高了中国经济战略的安全系数，因为已同西方强国利害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要中国经济和产业档次低人一等，在他们许可的限度内，“国际分工”格局保持不变，人才流向依然如故，他们对我们的破坏和“遏制”压力就会大大减轻。只要中国真的卧薪尝胆，就可能实现终极突破。
但我们还是在这个战略中几乎迷失了方向。国有企业的选拔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存在着诸多严重问题，几轮改革未能找到有效方法予以解决。据我观察研究后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传统思路上兜圈子，缺乏创新意识。眼睛向上不向下，依靠对象始终是少数上层“精英”人物，而将广大劳动者撇在一旁。一时无效，丧失信心。于是便企图以私有制企业取代公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有的地区官方为一些私人违规大量贷款，提供在公平竞争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占有的额外发展资源，拔苗助长，使其成为“著名民营企业”。即使采取如此破格的方法，中国私营企业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发展成为同跨国公司在华外资企业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沿着这条私有化道路走下去，中国经济势必将沦落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附庸。
一时之间，我们实现建设经济强国的理想正变得遥遥无期。如上所述，因为人才缺乏，准确地说，因为严重流失而造成的人才缺乏，技术瓶颈卡住了资金投向符合新型工业化要求的产业，如未能掌握核心技术的电子信息业、严重依赖大量进口的装备制造业等。产业结构质量提升调整力不从心，大钱都让外国人赚走了，徒唤奈何。因而粗放型增长模式大行其道，各地不约而同不顾后果一窝蜂争相上马高消耗、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并且严重污染环境的产业，直接危及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
帝国主义的“遏制”政策，还有赖于国内某些浮在上面养尊处优、对企业底层实际情况未必有所了解、领着社会主义国家俸禄却吃里扒外的所谓“学者”的积极配合。方法很简单，只需竭力鼓吹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便可大功告成。
也许，我国的顶层战略制定者采取的是《孙子兵法》中的“能而示之不能”，有意造成这种局面来迷惑美国。但我想，如果毛泽东在世，是绝不会这样做的。他制定和执行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赶超英美战略，是否后来的领导人有自知之明，无法如毛泽东主席那样实施那样的战略呢？
十八大后，中国应该可以说是迷途知返了！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中国正在创新公有制国有企业体制与机制，使之具有活力。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中国的现实国情注定必须由公有制国有企业肩负起建设经济强国的重任。我们应该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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