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世源：一位老工人眼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五）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益原则：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

　　社会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后者是为了获取私人剩余价值，即私人利润，实现资本增值。社会主义生产对利润的要求是附带的、次要的，实现这一次要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为其主要目的——满足人民的需求服务。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也可以说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但只是有购买能力而且有购买欲望的那一部分人的需求。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既然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就不应该是以人民的购买力为前提，而只能以生产能力为主要前提。

　　因为生产目的的不同，为这些生产服务的经济制度当然也迥异。新中国建国时一穷二白，仅仅不到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达到满足人的需求这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谈何容易。但也不是说，计划经济时期就没有改进的余地。矛盾无处不在。可是，在改革开放后，许多人认为，目的没有达到的根本原因在于为实现这一目的的制度、政策和策略出了严重问题，把根本原因归咎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病源尚未摸清，庸医们就开出了要害死人的药方。中国20多年的改革，实现了社会主义生产条件向类似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的转变。分配制度则从按劳分配变为按资即所谓生产要素分配为主，按劳分配为辅。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思想意识也从社会主义的提倡和强调公字当头，畸变为资本主义赤裸裸的以私为本。后果大家都看到了，毋庸赘言。

　　中国社会经济学界某些学者非常善于出谋划策，排忧解难，没有白吃皇粮。但是，这些以前为避免挨整，曾拼命追求“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名份的学者，改革开放以来，却忘乎所以，从来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替工人阶级谋取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相反，总要以牺牲工人阶级权利为代价，换取其计策与事业的成功。这些学者解决问题的对策的一个特点，就是饮鸩止渴，不顾后果。不客气地说，像是一个蹩脚的棋手，走了第一步，就不知道以后该如何出手了，而这就给了另外一些居心叵测的奸徒以可乘之机。为救国有企业一时之急，实行“产权改革”，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生产条件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生产条件的转变。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条件不可能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哪怕你愿意花上100年的时间；相反，不但因此引起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不公的人文社会环境日益严重恶化，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与被消耗的承受能力也到了极限，经济发展难以为继了。天怒人怨，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已经“改革”得让许多人觉得不复存在了。在这个关键时候，又有人鼓噪“政治体制改革”，打的是“为民请命”的“民主”旗号，仿佛他们倒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政治体制要不要改革？当然要，而且必须。但我们的改革是为了完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他们“改革”的实质内容则是废除与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根本上完全是两码事。我怀疑那班另有用心的似乎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资产阶级“学者”真有那么高的智商，计从己出，深入追究，可能不过是起着一种“特洛伊木马”的作用而已。

　　寻常百姓很少过问政治，但却关心生活。古时候，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今天，一般劳动者的心态则是：“老子做工吃饭，管他什么主义、制度！”这句话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可谓人同此心。我也是这么想的，希望收入多，还要钱经用。人们的经济状况左右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意识，思想意识选择上层建筑。哪一种经济制度能够满足我们的欲望和要求，我们就行使民主权利，选择哪一种经济制度。我这个根据“钱多经用”这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为主要标准选择经济制度的主张，有人反对吗？大概没有。即使有，也是极少数人，更可能不敢公开表示，因为怕违拗民意，触犯众怒。你说是不是？

　　本文的题目也可以叫做“工资增长加速方略”。我这辈子穷怕了，难道我信仰的社会主义回报给我的就是一个“穷”字吗？从开始参加工作当上二级工起，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工资增多了20倍，可是物价水涨船高，加薪的好处很大一部分被抵消了，钱越来越不经用了，还是穷得当当响。退休以后，穷极无聊，便琢磨着我们基层劳动者穷的问题之根源及其解决的方法。穷尽十余年之精力，自以为找到了答案，无偿地贡献于社会大众。

　　我原本是为自己一个人设计的方略，后来意外地发现，它竟然也适用于中国亿万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一般工薪阶层盼星星、盼月亮，一年到头盼的就是增加工资，改善生活。但是指望执政者发善心是靠不住的，因为中国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效益低下，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勉为其难地给你增加再多的钱，通货随之膨胀，又有什么用？

　　加速工资增长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要是国有企业效益——不断大幅度提高。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后面详述。另一方面问题，即到手的钱怎么样才经用，相对来说，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但解决起来也不那么容易。事情要由简入繁一步步进行。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把道理分析清楚，以便人们选择，到底哪一种经济制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人民群众根本的大利益是由无数具体的小利益组成的。先举一个小例子，大约在1970年代，我在一份报刊上看到一则“新闻”，说的是国际照明业巨头在某地聚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制定一个共同标准，让产品的使用寿命限定在一定时期，因为随着技术进步，产品的使用期越来越长，从而阻碍了产品的销售。这个行业的巨头们有了危机感，于是聚会商讨有效的应对之策，以免“恶性”竞争讨好消费者，大家都赚不到钱。当时社会主义经济下的中国可能出现这种怪事吗？现在倒是开始出现了，甚至开始悄悄聚会了，甚至开始打起大旗了。我在1970年买了一只上海牌手表，30多年过去了，除了几次小修和加油外，至今还在使用。1990年代，一位亲戚从南方出差归来，带回一只新电子表送给家人，不到一星期就坏了。你感到窝心的坏事，却是促进内需消费，有利于GDP增长的好事。举一反三，类似事件可谓越来越多了。此乃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为满足人的需求，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为资本的增值，两种经济制度下，事物迥然不同的具体反映结果。有人可能反驳：“市场经济初期，难免有不规范的地方，大可不必吹毛求疵。”我们倒是要先问个明白，你指的“市场经济”是哪一种性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是前者，那是无的放矢。谁反对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些反驳的人自己又能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捞到多少油水呢？不过是资本家的哈巴狗罢了，甚至是资本家的乏走狗。

　　“改革”不断“深化”，随着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的转变，后果之一便是人们切身感受到越来越看不起病了，医药费用暴涨，民间反应强烈，有人喻之为压在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源就在于变了性质的经济制度。药厂生产的目的越来越追求满足利润的需要，而不再是人的需要。原来常用的廉价特效药纷纷停产，一药难求，取而代之的是价格越来越昂贵的“新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经济制度不变回姓“社”，再“资”下去，这座“大山”不但不可能移开，还将会越来越沉重。其实，“市场经济初期”的我们不过是徒弟，这一套“先进经验”还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师傅那里学来的。谓予不信，有文为证，我来引用一位外国学者的文章，摘自2006年8月3日的《上海译报》。文章的前言可能是摘者童莉群加的：

　　“药价之所以越来越高，并不是制药公司真的在研发上花费了大量金钱，而是高比例的营销费用、贿赂、游说主管部门……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个2000亿美元的行业如何欺骗了我们：制药业的真相》一书中哈佛大学教授玛西娅·安吉尔披露了制药业的真相。”

　　下面是该书中的择要部分：

　　“先来看一个最近的、没有受制药公司赞助的实验。名字叫ALLHAT（抗高血压和降脂治疗预防心脏病实验），这是治疗高血压疾病的一项大型实验。ALLHAT这项研究持续了八年，涉及600多个诊所的42，000多位患者，是关于高血压治疗所进行过的最大规模的临床实验。他们共比较了四种药物，几乎令所有人都十分惊讶的是，最老的利尿剂能够很好地降低血压，同时更好地预防高血压带来的严重并发症——通常是心脏病和中风。

　　“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发现新药实际上不如旧药呢？首先，没有人试图去寻找答案。制药公司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把新药和旧药直接作比较。新药上市是因为服用它们比什么都不用的效果好，结果它们就被宣传成医药史上的伟大贡献。其次，现在制药公司对如何进行实验和如何报告结果有很强的控制力。20世纪80年代以前，研究人员一般独立于赞助他们的制药公司之外。制药公司一般将资金提供给学术医药中心，然后静待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公司参与到研究的每一个细节中去——从研究的设计到数据的分析再到是否将研究结论发表，这种广泛参与大大增加了研究结论的偏向性。控制临床实验的不再是研究人员，而是赞助者。

　　“此外，整个学术界的氛围都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学术界和实业界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学术医药中心在赞助其研究的公司中都拥有股份。因此，按照制药公司的想法来进行临床实验是大环境的必然产物。其结果就是，制药公司设计的临床实验由研究人员执行，研究人员只是个“执行工具”。但他们在其他方面获得了补偿。许多人从制药公司赞助者那里获得了巨额的资金支持，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研究人员充当了制药公司的顾问，去研究它们的产品，成为了建议委员会或发言人办公室的受雇员工，与他们所在的学术机构一起申请专利和制定专利使用费计划，在制药公司赞助的研讨会上推销药物和设备，沉迷于昂贵的礼物和奢侈的旅行中不能自拔。许多人在制药公司中还拥有股份。这些交易可以使他们的薪水飞速增加。

　　“人们不会相信一个企业对它自己产品的宣传和医药教育是毫无偏见的。但是，制药业认为它应当对医生和公众进行教育，让人们了解自己的药物及其针对的疾病。于是，许多医生和医疗机构——它们都是制药业慷慨赠与的接受者——都假装相信这些教育。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制药公司声称它们也“教育”消费者。2002年，通用电气公司在大型制药公司赞助下开创了病人频道。该频道向全国医院里的病人和等待就诊的病人播放一些医疗节目，中间穿插药物广告。一年之内，大约有800家医院赞助了这个一天24小时、一周七天不间断播出的电视网。病人频道完全由广告商赞助，医院一分钱也不用花。病人可以在节目时长半小时的短片中进行选择，例如‘与癌症相关的疲劳’或‘轻松呼吸：过敏和哮喘’。

　　“最令人气愤的事情发生在1996年，美国帕克戴维实验室的一名销售代表大卫·富兰克林将该公司告上了法庭，罪名是欺诈公共医疗补助计划以及其他政府健康计划。富兰克林有数千份内部文件。他指控该公司执行了一项大规模的非法计划，在未经批准的用途上推销药物Neurontin——主要是通过给学术专家报酬，让他们在称赞该药物对其他疾病有效的蹩脚的研究论文上署名。

　　“Neurontin是1994年被批准仅限于治疗癫痫症，而且必须是在其他药物无法控制、突然发作时才使用的应急药（后来，它又被批准用于治疗带状疱疹）。光这点用途可赚不了多少钱，该公司于是想扩展其用途。但是，为用于其他疾病而做合适的临床实验并得到有关方面的批准需要很长时间，而该药物的专利在1998年就要到期了（后来，延长至2000年）。因此，该公司制定了一个计划，用于说服医生为其他未批准治疗的疾病开Neurontin———主要是在常见的各种疼痛或说不清的病况下使用，或者是作为治疗癫痫症的惟一药物使用。如果这项计划成功，则将带来巨大的市场。

　　“资料中显示，帕克戴维实验室对外称这个计划为‘发表战略’。它赞助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写出论文，然后收买学术研究人员在这些论文上署名。这些研究规模很小，而且设计得很差，依据它们来得出正确结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些论文甚至连一点新数据都没有，通篇都是对Neurontin的溢美之词。它雇佣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来准备论文和寻找作者。有家公司准备了12篇论文，每一篇都获得了1.2万美元的报酬。而如果“作者”愿意署名，就可以多得到1000美元。”

　　这位具有正义感的哈佛大学教授披露的美国制药业内幕真相，在中国不是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吗？例如，请看两则新闻报道：

　　报道1：据《文汇报》（2007年）6月24日报道：

　　治疗静脉曲张动一次手术至少上万元，而使用鱼肝油酸钠注射液进行治疗费用不到20元，但是这种价廉物美的鱼肝油酸钠注射液已经在市场上消失了2年多。日前，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政府机关的共同关心下，信谊金朱药业有限公司突破重重障碍，重新生产该药。但令人意外的是，销售却成了一道新的难题。由于该药利润低，购销差价相对较低，而且不少新医生已不了解该药的使用，因此药厂的营销人员并没能在城市中顺利地打开市场。又如一盒‘百忧解’288元，同样效用的‘丙咪嗪’每盒价格在10元以内，但却基本断档。在一些药店，像小苏打、多酶片等常用廉价药也面临被高价新药取代的局面。

　　“针对这种情况，全国政协委员、医学专家刘豫阳领衔，以民革上海市委名义提出了一份‘关于设法恢复生产和使用廉价经典药’的提案。委员们建议负责药品定价的国家相关部门要允许少部分价格低廉的药品保持价格水平不变或有小幅上调，让药厂和医药公司都有赚头，这样才能保证非专利廉价经典药的生存。”

　　报道2：2007年10月4日《长江商报》报道：

　　“本报讯(记者胡梦)骨折了，如果用中医正骨一般只需300到400元(两三年前只需50多元)，如果选择西医开刀，则需要将近1万元。可是记者发现，在不少医院，用中医正骨治疗的几乎没有。我省中医骨科专家呼吁，中医正骨已经面临失传窘境。

　　“上周，张女士9岁的儿子小亮(化名)在玩耍中摔断了左手的胳膊，张女士于是将儿子送到武昌某大医院，医生看过之后告诉张女士，小亮的手臂骨折，最好进行手术，将钢板固定在骨头内。心急如焚的张女士没有犹豫，立即交了5000多元手术费。

　　“张女士不放心第二天将片子拿给一个熟人找了一位中医看，中医认为通过正骨的办法可以治愈，只是时间要长一些，费用仅需200元，而且对于小孩来说，能不手术最好不要手术。

　　“湖北省中医院骨科教授白书臣介绍，中医正骨目前在湖北只有一两家医院能够完成，一方面不少西医医院没有这项技术，另一方面，不少患者有手术更安全恢复更好这样的观点。

　　“日渐减少中医正骨面临失传

　　“记者了解到，每年在武汉市中医院采用中医正骨治疗办法的大约有四五千人，在省中医院也有4000余人。

　　“两个医院的骨科教授张汉庆和白书臣告诉记者，中医正骨的治疗办法费用约为手术费用的1/10—1/4，对于治疗一般性骨折，使用中医正骨手法复位、夹板固定费用在150元左右，加上中医活血化淤、接骨续筋以及功能康复的膏药、熏洗等最多2000元左右，而使用西医治疗用钢板固定，手术费用至少要1万元。这样一算，正骨技术一年为4000个病人就等于节省了约3200万元的医疗费用。

　　“张汉庆介绍，骨折的治疗办法分两种，一种是功能复位，这是中医用的办法，治疗后完全能回复功能，另一种是解剖复位，就是手术办法，讲究100%对准，现在骨折患者一到医院就要求手术治疗的占了所有患者的六到七成，尤其是小孩，父母一般都要求给孩子进行手术。他们相信手术办法更精确，其实不然。

　　“白书臣提醒家长，小孩子的骨折只要不是关节内骨折还是尽量选用中医正骨治疗，因为小儿骨折错位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都是可以接受的。在以后的生长过程中都能自我修复。而如果进行手术，对于孩子今后骨头生长不利。

　　“‘不少医生认为中医正骨费力气，也创造不了经济效益，纷纷放弃。另外，中医正骨需要手把手地教授，手法非常讲究，目前并不是中医医生都能掌握，面临失传并不是夸张的说法。’张汉庆说。”

　　市场经济如果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一、甚至唯一的地位，就不是以服务于人民需要为宗旨的社会主义、而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属性了。在一个私有企业占经济主导地位的社会，不可能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如上文谈到的曾经脱销两年的鱼肝油酸钠注射液，虽然价廉物美，疗效可靠，而且经过政府各部门协调恢复了生产。但是，据报道，产品上市后，却因利润微薄遭到药品零售商的拒售，私营药商要卖同类疗效的高价药。

　　又如房地产业，据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也是“因为利润微薄，郑州的经济适用房开工率不高，廉租房更乏人问津。今年(2007年)7月26日，郑州市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了一份通知，正式宣布要组建一家郑州公共住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然而，公司还没有诞生就已经招来了各种质疑。

　　“郑州市政府下发的文件显示，郑州公共住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国有独资企业，由郑州市国资委出资，房管局负责业务管理。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市场化运作，不增加财政风险和负担。

　　“郑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王广国说：‘我们这个企业是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的。’

　　“文件规定，郑州公共住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经济适用房、廉租住房、周转住房和农民工公寓等住房的投资和建设；市区危房、旧城改造及对老旧住宅小区进行配套、升级和改造投资建设；对市区问题楼盘进行托管处置；负责公共住宅建设项目的投融资业务。

　　“王广国说，除董事长由组织部门任命外，其他人员都面向社会招聘，同时实行监事会负责制，绝不会涉足商品房开发。住宅投资公司成立后，在一到两年内，将逐步垄断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市场。

　　“河南省住宅产业商会秘书长赵进京说：‘垄断解决了，经济适用房卖号、倒号等一些弊端问题，以及在财务问题上的腐败现象是中国独有的，或者说是发达国家全世界很难解决的问题。’赵进京认为应该先试点先行，一家公司这样做，再请另外几家公司也这样做，对比一下哪个先进，总结经验总结不足，更有利于更大的发展。

　　“专家认为，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土地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如果政府又直接参与到房地产开发中，如何保证操作的透明度，如何对项目实行有效监督？这将成为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而与商业企业相比，很多人也会担心，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国有企业能不能保证运作的效率？郑州市的相关部门只有真正找到了答案，这项面向普通百姓的举措才能真正把实惠带给大家。”

　　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私营房地产商经济效益第一和唯一，因嫌利润微薄，理所当然像私营医药零售商一样，也不愿经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所以，郑州市政府为了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才不得不反私有化潮流而动，成立一家以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国有独资企业——郑州公共住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我们的某些“专家”很有意思，面对广泛存在的私营房地产市场官商勾结、黑幕重重、弊端丛生、久治不愈的现象视而不见，从未听到他们的反对之声，一家尚未诞生的国有独资企业，便对其大泼冷水，欲拒之于市场竞争以外。“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如何保证操作透明度？”“如何对项目实行有效监督？”难道这些问题都是国企所独有，私企就没有？社会主义皇粮养着你们，是要你们建言献策，解决问题，为广大的人民利益服务，怎么屁股坐歪了，替少数私有房地产开发商继续不受干扰地获取暴利而效犬马之劳。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情况，也证明了，如果市场经济不是公有制企业占主导地位，就不可能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老百姓在这个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的私有制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中，将大受其害。

　　某些屁股坐歪的“专家”对国有房地产业很不感冒，因为他们担心，“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国有企业能不能保证运作的效率”，却不“质疑”私有房地产业，仿佛只有他们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一篇题为“危险的《房地产富豪榜》的报道短评：

　　“近日，福布斯富豪榜和胡润富豪榜都公布了中国的富豪名单。有意思的是，这两份富豪名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等同于‘房地产富豪榜’。例如在胡润富豪榜的前10名中，有6个是做房地产业务的，如果将样本扩展到前40名，依然发现有20个是房地产富豪。福布斯富豪榜前10名中也有6人涉足房地产业务。

　　“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10月11日刊登时评指出，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房地产商大规模‘进驻’富豪榜这种富豪结构，同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是匹配的，因为中国还处于工业化阶段、城市化如火如荼、再加上人口众多，这些因素都构成了房地产行业是成就富豪的最好产业。然而，这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结论。实际上很多国家（例如美国）在二战后的‘深度工业化’时代都没有发生房地产富豪大面积统治富豪榜的景象。相反，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是由金融领袖、制造业巨人、物流革命者以至于现在的新经济‘酷商’所统治。在西方社会，即使是最强调自由竞争的英国和美国，都认为房地产行业是一个必须要‘规制’和‘分轨’的行业，因为房地产运作的属性非常类似于金融行业，并不是简单的钢筋混凝土行业，存在着大量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

　　“已故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国家(地区)最有钱的富豪是倒卖土地和造房子的商人，那就很危险。历史地看，当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印尼、日本以及泰国等地区和国家的富人榜被房地产富豪控制之后，经济危机就随即出现了。”

　　今天，中国各地方当局在发展经济上有两种理念和模式，一种是以人为本，另一种是以利为本。仍以房地产业为例。前者近年来以烟台市为代表，不打肿脸充胖子，充分考虑到大多数市民现时的承受能力，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据《经济参考报》2006年12月26日报道，2003年，城市建设方向是‘拆建改建’还是‘弃旧改新’，烟台市决定让市民选择。烟台市在调研中发现，条件较差的旧居民区占城市中心区70%，而市民投诉旧城区问题也占70%，迫切要求对旧城区整治的市民几乎是100%。同时，这些市民基本上都是普通收入家庭，没有能力买房换房。为此，烟台市决定城市建设方向为：不拆旧城，不建新城，而是综合‘修整’旧城区，让市民不换房就能享受现代城市社区的生活。

　　“在综合修整前，烟台市旧城区70%居民的住房供水、排水、供电、供暖等功能严重缺失，停水、停电是家常便饭。奇山小区居民的家中都备有大水缸。烟台市变以往‘城市美容’为‘功能再造’，对地下、地上、楼体、楼顶进行立体化整治，在彻底改善外部形象的前提下，整体投入近六亿元，全面提升旧城区城市承载功能。

　　“‘旧房新区’的方式给这些普通居民省下了一生的积蓄。由于没有进行大规模拆迁，加之旧城生活环境日趋优良，烟台市‘房市’始终较冷。”

　　后者以呼和浩特市为代表，为了追求GDP增长的“政绩”，唯经济效益论，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在脑后，弃之不顾：

　　“据新华社电在今年以来各地发生的商品房涨价风潮中，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呼浩特市的房价走势引人瞩目：4月份，该市商品住房价格同比涨幅达14.9%，位列70个大中城市之首！分析房价的‘呼和浩特样本’，记者发现，地方政府的“有形之手”竟是房价上涨的有力助推因素。

　　“故意抬高地价创‘商机’

　　“2004年，呼和浩特市商品房均价为每平方米1600元左右，这引起了一些政府领导的担心：低房价很难吸引大开发商，制约了城市建设；偏低的地价也造成房地产开发商利润空间过大。

　　“次年，呼市出让土地8000多亩，将地价从2004年底的每亩30万元左右猛提到50万元以上，最高竟达到300万元。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也从2004年的每平米1590元陡然升到2400多元。

　　“2005年8月，‘呼市城市发展与土地开发创新论坛’开幕，市政府官员和与会专家、开发商都众口一词，说呼市房地产‘商机无限’。

　　“暗示房地产商建‘豪宅’

　　“为了推动房价，呼市近几年加大了旧城改造和‘城中村’改造的力度，并将此作为吸引房地产投资的一大‘优势’。根据计划，今后几年，旧城将拆迁500多万平方米6万户居民，其中80%的家庭不得不购置新房。

　　“‘呼市不缺房子，但缺好房子’，在市政府这种认识引导下，投资建设高、大、美的商品住房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开发商便‘借势’竞相开发大盘豪宅。2005年，当中央对房地产实行宏观调控政策时，呼和浩特市依然按着自已的步调行进，滨海新城、香格里小区、麦迪逊花园等高档楼盘四处开花，拉动了房价上涨。

　　“高昂的价格则让多数百姓望房兴叹。”

　　呼和浩特市搞的房地产开发方式并非个别现象。有趣的是，不少地方喜欢画蛇添足，既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玩一些评功摆好的蹩脚把戏，恬不知耻。我们这时候又能看到，在各地权势集团和利益集团联合召集的各种不同名目的会议上，总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之流，不甘于书斋寂寞，非常积极地跑去赶场，吹喇叭凑热闹，为其主子造势。一些年来，这班受到官方宠信的“知识人才”干的唯一“好事”恐怕就是替执政者帮倒忙，让其丧失民心。只是，一般人还不知道中国戏台上这班“跳加官”的小丑，他们每次的出场费是多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否则就会失去为本民族最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阶级特性。对于整个国家和人民来说，也只有着重于社会效益，才能更好地争取到经济利益。如果相反，人们都罔顾社会效益，只追求经济效益，可能适得其反。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一种生活中习以为常使用的东西，人们只有在失去它的时候，才感到它的可贵；没有失去就不觉得了。例如中国市场上卖的照相胶卷——“柯达”和“富士”两种外国品牌，听说其价格远远低于在其他国家的售价，甚至还可能低于其国内售价，原因就在于中国“乐凯”的存在。我们不必去猜测和研究这两种外国胶卷在中国市场上倾销的动机和目的。站在一个中国普通消费者的立场，你应当庆幸：“改革”还不彻底。假使有一天，中国“乐凯”这家硕果仅存的感光材料国有企业，也像化妆品行业那样，为了合资“政绩”，或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能否实现还是个问号），弃社会效益于不顾，不惜放弃民族自主品牌，那么，可以想像得到，中国人每买一卷“柯达”和“富士”，至少将多掏一倍以上的钞票。又如，有资料披露，同样品牌的牙膏，在美国的价钱是中国的8倍到10倍，在俄罗斯也是中国的好几倍。为什么在中国洋品牌的牙膏卖不上高价？因为有国产品牌的竞争与制约。要是国产品牌全改“姓”，也就是中国消费者不得不支付几倍于今天牙膏价格的时候了。中国一些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化妆品民族品牌，就因为被外资吞并后消失了，不但我们这一代，子子孙孙，要想买一件比较高档品牌的化妆品，都将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价钱，永远地挨宰。

　　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中性事物，无所谓好与坏，对我们既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但如果按照某些为跨国公司利益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分子那套主张参与“国际分工”，中国老百姓不但要吃大亏，国家安全也将埋下隐患。不要忘记，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大国，帝国主义正在处心积虑地想把我们变成另一个前苏联。任何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论他信仰什么主义，是哪一派，无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屹立于世界，任何方面都不受制于人。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经济也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早年就已经有美国人提出疑问：“谁来养活中国？”他们的动机何在，我们姑且不说。一些年来，许多地方政府为了GDP增长，无节制地大量占用耕地搞什么开发区和房地产业。因为耕地产出的粮食值不了几个钱，改变用途后经济效益便会急剧倍增。中国以全球7%的土地养活20%以上的人口，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人口还在继续增长，耕地反而不断减少，如此趋势发展下去，10多亿庞大人口的粮食问题可能将不得不依靠大量进口来解决。记得1960年代三年饥荒时期，许多学者和官员的文章开头都引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提法由此而来。怎么刚吃了几年饱饭就忘了？“民以食为天。”现在发展经济忽视社会效益第一，等到将来真的需要大量进口粮食补充内需，就等于自己的脖子被人套上绞索，别人要你怎么干，你就得乖乖地从命。否则，必然引起社会动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到了那时，还有什么经济效益可言？

　　我真不知道，提出而且坚持利润挂帅的孙冶方如果在20世纪90年代或在之后的10年活过来，会怎样看待他的利润挂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