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资本操控媒体导致反智主义盛行

　　近年来，资本无序扩张在各领域均表现突出，文化领域同样出现乱象。当前，在中央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重要目标，并加大规范文化市场的背景下，梳理和总结资本无序倡导的价值体系，以及资本控制媒体的危害性，显得尤为必要。

　　资本倡导的价值观带有反智主义倾向

　　在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今天，资本力量日趋成为跨国界流动的隐形帝国。西方国家原本就是垄断资本控制一切，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也兴起了一批跨国流动的资本力量，其自身利益与西方垄断资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

　　垄断资本操控的文化渗透具有明显的反智主义倾向。这是因为，资本力量的统治是一种代表极少数人的非正义统治，它的本质是一种“做得说不得”的政治秘密。资本力量竭力传播各种反智主义的政治理论和社会价值观。

　　在社会科学领域，代表资本的意识形态刻意回避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竭力用全民性或个体性内容取而代之。只要不谈阶级问题，不谈剥削问题，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如女权、环保、人权、种族歧视等。其目的只有一个：避免民众将矛头对准资本。在政治学领域，所谓科学主义（以行为主义为代表）的兴起，实质就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明目张胆地将政治学“去价值化”和“去问题意识化”，使本来应该研究人类社会头等大事的政治学变成聚焦于计量方法之类的次要问题。在经济学领域，则是为资本辩护的庸俗经济学流行。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教条化地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

　　由于回避实质问题，资产阶级的社科理论普遍很重“包装”，表面花里胡哨，实则囊中空空，理论水平低不说，还很道貌岸然。例如，资本力量竭力鼓吹消费主义观念，这不仅直接影响广大民众的生活方式，还淡化了劳动者的阶级意识。在消费主义主导下，人们沉迷于物质享受，而物质享受又取决于收入水平，收入增加可以在劳资合作体制内实现，因而无需诉诸社会主义革命。

　　概括地说，资本操控的意识形态，其所要灌输的东西，乃是“四位一体”的意识形态体系：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以无政府主义为核心的公民社会，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民主政治，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大众文化。资本的目标就是实现资本无拘无束的游荡，因此其首要目标就是消解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神话市场力量等。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历来是资本的天敌，资本控制的意识形态始终将国家作为攻击对象。

　　在各种反智主义观念中，迷惑性最大、危害性最强的就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理论上说，个人主义凸显共同体中个体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相比于封建社会的依附性社会关系，无疑有其历史进步性。然而，个人主义本体论的缺陷显而易见，并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首先，掩盖和放任资本剥削劳动者的不平等生产关系。资本力量相对于劳动者阶层毕竟属于少数，要想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占据主导地位，前提条件就是设法使无产者“化整为零”，让劳动者以个体身份抗衡强大的资本力量。为了将劳资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合理化，资本力量必须创造一种新理论，将劳动群众个人的苦难合理化。宣扬个人主义价值观，无形中将原本相互依存、以社会为主要依托的广大民众进行“原子化”处理，使之独自面对庞大资本力量。根据个体自由至上的观点，劳动者个人与资方展开自由竞争和博弈，而工会无疑是个闯入者，它不仅侵犯了资方的自由，而且干扰了劳动者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

　　崇尚个人自由、个人至上、个人奋斗、个人负责，这些言辞看似无比美妙，实则用“原子化”个人打散了劳动者团结联合的可能性，掩盖的是资本剥削大众的本质。

　　其次，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由此导致反社会倾向明显。长期以来，资本贪婪逐利的行为始终面临巨大社会道德舆论压力，但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出现则使上述问题迎刃而解。个人本体论将分离的、孤立的、自足的原子状的个体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实体，并由此得出“个人至上”“个人先于社会”“个人高于国家”等一系列推论。就此而言，个人主义价值观先天具有反社会、反国家倾向。极端的个人主义者眼里只有自己，完全无视各种社会性评价标准（如是非曲直、善恶好坏等），也缺乏对他人健康快乐或痛苦的任何体恤和共鸣。从个人主义本体论出发，顺理成章地会出现为利己主义正名、为资本牟利辩护的观点和理论。

　　然而，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日渐脱离动物/自然属性，不断强化社会属性和共同体意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始终与社会属性、道德水平以及合作意识的增强直接相关。正在这一意义上说，“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具有反社会、反共同体倾向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方向背道而驰。

　　第三，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在个人主义产生之前，个人被视为团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只有在与整体的联系当中才有意义。基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立场，“人民”的概念不再是一个集体概念，而更多是个人的集合体。在个人主义者看来，个体在所谓的自然状态中孤立存在，是他们自己的身体和能力的占有者和所有者，因而是其能力（如劳动）所生产的果实的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人主义的空前盛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自我隔绝，也更加冷酷无情。

　　“向下看”的意识形态渗透防不胜防

　　意识形态渗透比想象的容易。这是因为，西方大国和资本主导的意识操控，其基本策略就是“向下看”，刻意迎合人类的本能。

　　西方国家和资本力量操控的文化渗透，在其文化作品中的表现，就是不断强化人类的人性/生物性属性（如颜值、三围），淡化和抹杀社会性/阶级性属性，由此降低对象国民众的道德底线和思维水平，使主流价值体系沉沦、退化，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瓦解乃至占领对方的精神领地。

　　美国中情局在“中情局十诫”中强调：“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为他们制造对色情产生兴趣的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耻。一定要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中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

　　布热津斯基还提出“奶头乐”( tittytainment)理论，即将英文titts（奶头）与entertainment（娱乐）组合在一起，意指为了让20%的高端人口高枕无忧，主张用温情、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使80%的低端人口安分守己。一种办法是发泄性娱乐，如开放色情行业、鼓励暴力网络游戏、鼓动口水战；另一种办法是满足低俗品味的游戏，如拍摄肥皂剧和偶像剧、大量报道明星丑闻、播放真人秀等大众娱乐节目。这些娱乐消遣占用人们大量时间，让其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思考和反抗能力。布热津斯基的提法看似极端，但恰好说明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带有很强的“反智”倾向，其出发点就是“精神催眠”，使民众像吃了安眠药或鸦片一样，整天浑浑噩噩。

　　文化渗透如此容易，但防范文化渗透远比人们想象的困难。有道是“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从善如登”是一个动能转化为势能的艰难过程；“从恶如崩”则是势能转化为动能的简单过程。因此“学坏”总要比“学好”容易。同时，文化渗透往往不易察觉，一旦发现往往悔之晚矣。

　　历史表明，这种价值观“坐滑梯”式的下降过程，无异于通往沉沦与毁灭之路。2300年前，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就曾告诫门徒，无节制地追求享乐带来的很可能是痛苦而非快乐。爱因斯坦也曾说过：“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的基础，我叫它‘猪栏的理想’。”正所谓“成由勤俭败由奢”，骄奢淫逸是国家沉沦和衰微的前兆。无论当年的罗马帝国，还是中国的王朝兴替，无不应验这条真理。在现当代历史中，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在高位运行，而资本主义国家是在低位运行。中华民族要想实现伟大复兴，价值观领域必须“向上看”，树立坚定而宏大的理想信念。

　　媒体市场化必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有学者将审美从低到高分为六个层次：一是刺激需求，二是休闲娱乐，三是信息需求，四是知识需求，五是审美需求，六是思想需求。前三类是消费性需求，后三类是生产性需求。很显然，在这六个审美层次中，层次和境界最高、最能让人获得精神收益的是思想需求，但思想需求的实现过程（如阅读经典作品）本身是个艰难困苦、令人望而生畏的体验过程。有人戏称，“所谓名著就是那些既想知道又不愿去阅读的东西”。这一特征决定了关注高层次文化需求的民众注定是少数。相反，那些消遣性精神需求，特别是最能满足感官刺激的暴力和色情等东西，尽管其带来的个人提升和社会效应是有限乃至负面，但由于这类精神产品迎合了人性需求乃至生物本能，因此这类精神产品很容易吸引大多数人的兴趣和关注。

　　高层次精神需求与低层次需求的受众数量相差悬殊，正如古代唱《阳春白雪》和者寥寥、唱《下里巴人》和者甚众是一个道理。现实世界中也是如此。在网络世界中，那些低俗和黄色网站尽管被一禁再禁，但其浏览量仍非常可观；相比之下，许多传达正能量的严肃网站尽管政府力推，但实际点击量总体有限。

　　在市场经济原则盛行、媒体靠销量和广告谋生的背景下，由于很多企业广告投放主要依据的是收视率和点击量，因此媒体市场化的结果，最终往往是“劣币驱逐良币”，即越是媚俗、越是热衷于制造花边新闻和轰动效应的不良媒体存活得越好；越是坚守底线的良心媒体越是无人问津，乃至被淘汰出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越来越多的媒体需要靠市场养活、靠广告养活的情况下，这些企业为了生存发展，其传达的核心价值观必然要迎合资本，或至少保证不批判和揭露资本，由此才能获得足够的广告收入。而资本力量为了更好维护其利益，除了直接出资收购媒体为其充当吹鼓手，还有意识在其出资制作的影视作品中，推介那些致力于为资本代言的公众人物。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其向公众传达的观点完全是经不起推敲的反智主义言论。当反智主义言论盛行，足以表明一旦资本控制中国媒体，其最终结果一定是反智主义盛行，劣币驱逐良币。

　　掌控文化领导权需标本兼治

　　在新形势下，中国要想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仅仅节制资本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各种与中国主流文化不一致的思想，其始终与资本利益紧密相关。只要存在媒体市场化、存在资本控制新兴媒体乃至传统媒体的情况，“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会持续下去。仅仅强调规范媒体，让资本和相关媒体发挥主体责任，让他们被动配合政府，他们的配合一定是消极的和有限的。很可能是政府抓得紧一阵儿，他们就收敛一点；政府管控稍微一松，他们还会再次反弹，就像割韭菜，割一茬长一茬。这样解决问题很可能是扬汤止沸，短期见效快，但长期看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现在许多带有垄断性质的网络平台企业，其获取的已不是普通的商业利润，而是因此带有垄断了某种公共产品而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这些平台长期控制在私人手上，不仅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而且对国家的数据安全、文化安全也构成潜在风险。某些掌握大量数据信息的网络平台公司到国外上市，已经敲响了警钟。不解决所有制问题，仅仅让这些企业自我规范、自我约束，就好像要劝告老虎不要吃人一样，其难度可想而知。

　　需要指出的是，要想保持文化领导权，还需要扶正祛邪，确立核心价值观背后的底层逻辑和理论内核。如果说现在出现的种种文化乱象算是一种邪气或者邪风的话，那么“祛邪”的前提是要固本扶正。

　　固本扶正，就是要有真正直击心灵的理论内核和底层逻辑。当前，主流媒体要传达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似乎是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但事实上，我们现有的核心价值观表述中，是应该有理论内核和底层逻辑的，应该是逻辑自洽、有锋芒的。没有这个理论内核和底层逻辑，现有的核心价值观便没有价值依托，就失去了应有的感召力和战斗性。理论上说，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内核是“人民性”。但如果没有将属于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与极少数资本力量进行区分，那么我们强调的“人民性”，在理论上缺乏分析锋芒，在实际中可能悄然成为民众中落后意识的尾巴，乃至纵容“灰色文化”“黑色文化”泛滥，红色的、积极向上的文化作品难以占据主阵地。

　　此外，掌握文化领导权还必须提升审查机构相关工作人员在意识形态上的辨别力。路线确定以后，干部问题就成为事业成败的关键。在当前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大的隐忧就是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两面人”问题。这些“两面人”很善于伪装自己，很不容易发现和识别。不能简单地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什么，用结果考评而不是过程考评来考察干部。尤其是通过观察其重点提拔持有什么样价值观的干部，看清其内心的真实想法。

　　近年来，很多在价值导向上存在明显缺陷的影视作品，呈现在广大民众面前，不断给大众进行洗脑。在意识形态战场上，文化渗透一定是个缓慢而不易察觉的过程。意识形态渗透一旦被对方察觉，就意味着这种渗透已经失败，因此它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你看不出来。但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并非没有规律，更不是没有任何迹象。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意识形态渗透的规律和迹象都总结出来，便可以帮助宣传审查机构的工作人员更容易地识别各种意识形态操控伎俩，由此避免各种存在严重问题的文化产品流入市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