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破土网”被关闭之前，老田应邀写了一篇文章，检验改开搞年月的正部级意识形态高管于光远某位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被证伪”结论。不止这一次，到了改开搞年代，高手迭出，老田经常听说有人宣称他驳倒了马克思，也还不断地听说有人宣称他发展了马克思，诸如此类的显著成绩，都有进行再审查的必要。
在建党百周年之际，认真回顾一下，马克思的“可反驳性”与“可发展性”还是有价值的，最低限度，能够提高对各路骗子与骗术的识别能力。同时，还有一个小小的野心，想要透过本文梳理的路径，着力推荐一种学习马列毛主义理论的靠谱方法。
马克思说了些什么，他是怎么说的
在一篇短文中间，不可能对马克思丰富的思考进行全面总结，但是，对于马克思本人在一些主要的时间节点上的关键著作和中心思想，做点回顾，还能够看出马克思自己是如何“历史地”发展了他自己的思考。
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间，马克思对异化劳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雇佣劳动制的反人道反人性特点。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间，马克思就预言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在1857-1858年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前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进行过一次转型，确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以观察物质生产领域为起点，去揭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间的具体地位和关系体验，及其与整个的资本主义积累体制运作之间的相互关系，后来在1867年马克思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
需要指出，马克思自己，并不完全依赖从生产关系分析入手，去揭示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和未来走向。如同前述所简单梳理的，他是先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人道和必然灭亡趋势之后，才转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而且，在马克思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事业中间，他始终是以“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作为理论对手，试图揭穿他们的种种谬说对于人们的欺骗。如果这个努力取得了恰当的效果，显然，无产阶级或者劳动者就会挣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桎梏，逐步实现普遍的觉悟，从而，实现从自在阶级向自在阶级的转变。
选择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的一个转型——他从早期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者（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走向了革命导师（这显然是预备搞事了），而想要搞事，就需要预备好基本队伍——把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中间觉醒过来。为此，他才投身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事业，这本身就是政治性的努力和革命生涯的开始。而马克思之进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域作战，实际上就进入了别人的主场，需要以别人划定的领域范围和方法来展开战斗，考茨基等人后来强调的“经济主义”或者“决定论”，或多或少，都体现马克思在别人的主场中间作战进行策略选择的外在局限——必须在别人建设好的堡垒群中间进行爆破，目的当然是要由此创造出“劳动人民实现普遍觉悟的条件”。
很显然，考茨基的主要缺陷和不足，是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绝对化了，然后，把全部的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经济分析的结论和演绎，完全无视马克思是以庸俗经济学家为对手进入战场的，也没有认真分析在这个战场上作战，对马克思本人及其思考方法可能的实际影响。
在列宁与考茨基激烈辩论中间，相关的疏漏和问题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揭示，在列宁反复强调的革命性与政治性方面之外，还存着隐性的方法和路径“映射”问题——例如如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根本性的范式转换，马克思当年批驳的庸俗经济学家及其理论范式，会不会就采取不同的策略和路径呢？显然，这来思考的话，马克思是否会在已经变化了的对手及其骗术面前，继续坚持其原有的叙述策略——包括从劳动价值论起步到剩余价值论的路径，这就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与反思的严肃问题。非常可能的改变是，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研究方式与解释路径，不会固定不变，而是会跟随对手的辩护策略而彻底改变。
在这里，可能不变的策略和面向是：一是要经由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去揭穿既有的庸俗经济学家辩护策略，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关系研究的面向，可能不会变；二是要针对劳动群众对生产与生活过程的异化体验，去进行理论提升并合理地与劳动者体验到的感性材料，实现顺畅交流。前者的目的是揭穿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权威面具，达成普遍觉悟的条件，后者的目标是要实现理论顺畅地掌握群众，与群众的具体体验和感性材料对话，提高觉悟以实现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型。
在这里，修正主义作为方法论的一个“成绩”，是把马克思针对对手完成的战斗策略选择——也即他曾经使用过的方法和结论，彻底固定下来成为一个不变的“真理”，抽掉其真正的“对外部论敌”的战斗性锋芒和“对内提高人民觉悟”的群众性面向。
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关的马克思“后学”问题
进入1870年代后期，马克思开始阅读摩尔根《古代社会》等系列人类学作品，关注整个的人类历史演化问题。在这个方向的延长线上，马克思的后学发展中间，最后出现了“五阶段论”历史观，这个史观的核心线索是：把经济剩余的榨取方式及其改变，视为一切社会形态存续和质变的关键指标，这相当于是把资本主义条件下才出现的商品和价值形态普遍化及其价值榨取问题，及其对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内在主导地位，向前与先后移动和应用，构建出整体的一致性历史解释框架。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没有正面批评过这个五阶段论史观，但他对于结构和长时段的重视，非常明晰地突出了历史证据的分层说明特性，颠覆了十九世纪兰克以降的“就（短时段）证据（跨越层次）发议论”的历史学研究进路，还指出需要依据结构演化来划定长时段的“质性研究要求”。他含蓄地批判这样一种不自觉的“结构不变论”，说那是在“超长时段”的河流中间航行，拒绝寻找结构的边界线与长时段的起止点。
很显然，五阶段历史观，就是一个这样的“超长时段”和没有结构变化的线性历史观。这部分“历史不自觉”会带来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开头和结尾两处，最容易造成分歧和争论。一百多年来，有关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乃至向社会主义过渡方面，都聚讼纷纭，海内外有许多严肃的学者都参与过，但迄今没有共识和定论，虽然今日此种争论不再热门且缺少听众，但内在的分歧并没有减少，此种状况的长期化，相应地暴露出“跨界运用”特定解释框架带来的逻辑缺陷。
在这个方面，最值得重视的争论发生在西方，因为西方参与争论的学者们都处于“非主流”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地位上，较少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和职业利益竞争的纠葛，讨论问题也更为纯粹一些；同时，资本主义最初出现在欧美历史上，靠谱史料较容易获得和校验，所以，他们的讨论就较多地涉及到了一些带有根本性的真问题。相关的重要名字有：杨·斯蒂德曼、多布、布伦纳、斯威齐、贝特兰以及伍德·艾伦等人的讨论。
在这里，回顾布罗代尔的提示，非常有价值，可能需要超出已有的结构性解释因子“集合”的局限，对于考茨基拥有原创版权的各种经济决定论保持一份必要的警觉，正视与长时段和结构的变化相关的“质性解释因子”的历时变化和不同，才能够真正进入真问题和更为具体的历史场域。
马克思对资批判的有效性问题——资本主义到底能不能永生不死
在这里，可能需要对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斯坦表示足够的尊敬，要在资本主义生存性问题上，反驳马克思，就需要追问资本积累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死循环”或者“内卷”，能不能被超越。如果最终证明，无产阶级也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小康，避免普遍的贫困化，那么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就得到了相当的保证，哪怕还有异心者继续其不满意，也只能毫无作为。
二战之后，欧美的福利国家建设达到一个高点，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国家，虏获了工人阶级的心，他们不再提出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批判，转而接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个状况，被马尔库塞命名为一种“新的极权”，完成了对人们身体和心智的“单向度改造”，一个社会就从根本上收编了潜在的异己阶级，甚至，肯定的方法都已经代替和排斥了否定的方法，一个社会再也没有质疑和批判的力量出场了。这个，似乎，就是伯恩斯坦从前预言过的那种必然会出现的后果，诸如马尔库塞等毕生的“异心者”，也找不到施展手脚的舞台，最终只能够在郁闷中间离开了这个他毕生批判着的资本世界。
归纳起来，一个社会如果让绝大多数都清晰地感受到居于“异化劳动”的奴役之中，其生存性就大有疑问了。同时，意识形态领域的经营是有作用的，能够带偏人们的思考，维护和深化其不觉悟状态，但是，这个经营效果是有边界线的，如果大多数人最终没有出路，仅仅依靠这方面的经营效果是远远不够的。最后，还需要依赖给大多数人提供出路，减轻人们在生产或生活过程中间的异化体验，才能够最后达成异心者数目大量减少、总体的批判性消失那样的“怀敌附远”后果。
这么来看问题，那么很多具有历史与政治高度的思想家，从不同的路径出发，都曾经看到过类似的风景，不独马克思为然。孔夫子就说过“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如果把老百姓弄的没有活路了，那么统治阶级一定会完蛋的；这一样是以被统治阶级的生存境况和体验，去看待统治阶级地位的稳定性问题的。
把孔夫子的说法，进行一次政治学转换，那么，就得到一个门槛水平的最低公共性标准——从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稳定性出发，需要关注大多数人的生产与生存条件稳定性要求。换言之，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先富先贵，不得侵犯被统治阶级多数的生产与生存机会，这属于自取灭亡的路径。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维持生存水平之上的经济剩余数量极少，所以，各种榨取方式及其高成本，都很容易侵犯到门槛水平的公共性，所以，从这个最低限度的公共性标准“绝对不能够动摇”出发，历代都有很多“极左”的儒生，要求返回大同或者小康，其实很多人明知道这个历史倒车很难开，实际上也倒不回去，但是因为涉及到底线，所以他们也找不到让步空间，很僵化也很坚定。
综合马克思、孔夫子和伯恩斯坦的创造性智慧，要站在统治阶级角度批判革命导师，那就需要照顾到劳动人民的生产与生存条件改进要求，从而以事实上的“利益兼容”，去反驳马克思发现的内在否定性或者“资产阶级社会的势能递增原理”。
马克思对社会势能以及内在否定性认识的不同步骤
一个制度是否造就自身的掘墓人，这样的内在否定性，在何种范围与程度上存在和起作用，都是“条件性”的——与具体的政治历史条件相关联的。
在这里，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趋势，是与不兼容大多数人利益和出路紧密相关的，换言之，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性仅仅与制度对阶级利益的兼容性相关，这个属于决定性的方面。在这里，伯恩斯坦选定的批判路径，证明是难于超越的，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不导致贫困化，不损害多数人，那么社会势能就会处于低位，潜在的掘墓人机会被“新极权”收编，“怀敌附远”的效果就会达成，马尔库塞也只能够郁闷到死。
同时，如果大多数人对内在否定性得到充分体验，并上升到显性层面得到觉悟和认识，这是一个与阶级觉悟提升进程相关的“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化过程，在这里，马克思寄希望于驳倒庸俗经济学家的欺骗，助推工人阶级的觉悟，所以，他是按照对手的辩护策略进场战斗和选择战斗工具的，这是其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背景和前提。换言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事业，是针对着具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经营状况，所选择的一套针锋相对的战斗策略，并不具有固定性，可以随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经营方略的变化而变化，还应该跟随劳动群众最容易接受的理解方式变化而变化。
换言之，在这里是追求社会势能如何被充分认识到，势能如何才能够顺利地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动能，而相应地做出合理的路径选择；以此而论，选择呈现生产关系过程的场域是重要的和不变的，这个方面的制度体验对于劳动者觉悟而言，具有无可置疑的第一位的重要性，但是，透过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论的论述策略，则是对意识形态领域辩护策略的映射和颠倒——是针对“工资、利息和地租”“三分法”那样一种庸俗经济学主导辩护框架的解构策略，这个可能是可以跟随对手辩护策略而变化的，以提高其理论批判的针对性和战斗力。所以，就算真的有人驳倒了劳动价值论什么的，这个也无伤大雅，丝毫无损于马克思的“破坏性和颠覆性”；反过来，一些左翼理论流派内部，曾经聚讼纷纭的生产范式与流通范式的争论，可能也是无稽的。
在布罗代尔的含蓄批判视角上，在考茨基马失前蹄的地方，马克思所应用的揭穿庸俗经济学的系列策略选择和路径，可能并不具有唯一性，更不具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时段的跨界解释作用。
列宁和毛教员是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革命导师的功能性作用和努力，都在于如何把高昂的社会势能，转化为破旧立新的动能，为改造世界的努力预备好条件。
这样来看的话，马克思是发现了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社会势能日益增加的趋势，经过对资本积累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分析，旧社会日益增加的势能终将冲决堤坝，资本主义灭亡是肯定的趋势。为此，需要把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批判各种庸俗经济学谬说对于劳动者欺骗，就是提升阶级觉悟的不二法门，所以，需要从劳动者的具体劳动条件——在其受到雇佣和管制的现场——去梳理积累与贫困化的根源，帮助劳动者认清楚自身的结构性位置，展望未来可能的出路。
而列宁被人广泛提及的“输灌论”和“先锋队”，则是很具体地发现：劳动者很难具有直接成为理论家的条件，因此理论掌握群众需要一个外在的中介环节——知识分子对劳动者的教育与提高过程；同时，面对着组织良好的统治阶级镇压机器，劳动者的解放事业需要在组织和团结的基础上，形成有组织的批判力量，然后才能够把批判事业向前推进。由此，列宁完善了马克思的努力，全面涉及到了势能转化为动能的两个条件：一是提高阶级觉悟二是促进批判力量的有组织集结。在这里，势能转化为动能的必由之路有二：基于教育和组织中介的劳动者觉悟提高过程和有组织努力过程。
毛教员在组织和考察农民运动中间发现，在农业时代的乡村社会中间，贫下中农作为人口中间的大多数人，只要组织起来就能够形成对旧统治阶级的压倒性组织优势，实现“一切权力归农会”，同时，与组织优势的换手紧密相关，各种有利于旧统治阶级的观念权力都被动摇——所谓“（政权、）神权、族权、夫权”乃至于各种封建迷信认识都一齐动摇起来了。这样，贫下中农基于人数优势，在组织优势条件下直接地干预到了观念权力的重组，结果形成巨大的革命潜能，基于组织优势和观念权力的颠覆，毛教员发现了“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这个关键中介。
在井冈山时期，毛教员发现对于中间阶级打击过重，会导致贫下中农成为孤军，白军一来中间阶级都挂起白带子“带白军捉人烧屋”，所以，领导权的覆盖范围必须要扩大，延伸到包容中间阶级而后止；在赣南闽西时期，毛教员发现地主富农往往依托宗族纽带，组织村民搞堡垒建设以反抗红军，由此，他发现应该给地富分一份耕地，保证其可以维生，避免其选择武装反抗，所以“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是极端错误的政策，这样，领导权对外就需要扩大到包含敌对势力生存权的范围。
在政治领导权的对内实现方面，在三湾改编期间引入了“管理权的公共化”进程，按照毛教员自己的总结，其内容“官长不打士兵，士兵开会有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礼节，经济公开。”这实际上是以建设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基础上，把管理事务与过程向被管理者开放，由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共同经营的公共领域，接管部分的管理事务，同时还在公共领域中间对于管理者进行公开评审。由此，就产生了普通士兵也需要有总经理那样的全局性视野，除了执行战斗使命之外，还需要参与后勤（打土豪要归公）筹措努力，以及建设根据地的全过程——社会调查、分田分地、建党建政和组建地方武装等。
就这样，湖南农民运动期间发现的“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对外扩大之后包含了全部人口，并以新的领导权颠覆和替代了旧统治者占优势的旧领导权；对内则破除和批判了军阀作风，构建一个公共领域以共同处置管理事务，红军就不再是一个纯粹执行战斗任务的军队，而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普通战士也得参与内部管理和外部根据地建设的全过程。一句话，到了古田会议之后，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不仅获得了对外的实现方式和路径，其对内起作用的方式方法，经历过内部争论之后，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和落实。
换言之，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势能递增原理”并预言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为推动工人阶级从自在走向自为，他以庸俗经济学为对手展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事业；列宁在其流亡革命生涯中间，以党内外同路人为理论对手，阐述了社会势能转化为动能的路径和中介，涉及到了势能转化为动能的两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提高群众觉悟和组织群众所需的组织与教育中介，列宁较为全面地涉及到了“势能如何转化为动能”的路径问题；毛教员从农民运动经验基础上，发现和提炼了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并寻找和规划了其对外和对内的实现路径，处理的是“动能作用如何最大化”的问题。
对读列宁和毛教员，会发现被反复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从未达到其完全实现的条件，而革命年代建设“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则是一个门槛水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建设与实践形态。要寻找无产阶级专政的路径与方法，不说实践上远未达到，就算是在认识层面也还有很多的弯路没有走完——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起到的扭曲与干扰作用。
小结：批判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能路径
要有效地批判马克思，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性进行辩护，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斯坦开拓的路径可能是唯一的——需要如同战后欧美国家那样实现真正的工人贵族“赎买政策”，等到工人阶级真的有出路了，就会丧失其根本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锋芒，如同马尔库塞所发现的那种郁闷。但这个不不能够停留于说说而已，必须得做到才算数，向劳动者许诺未来共富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其效果可能会与时俱退，呈现出加速衰减的趋势。
假设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不变，资本积累和贫困化趋势不变，势能递增原理就无条件成立，那么，发展马克思主义仅有的路径，可能就只剩下列宁和毛教员选择的路径——追问社会势能如何顺利转化为动能，并寻找动能最大化地起到作用的实现路径。舍此之外，所谓的理论发展，大概率属于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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