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自由世界”是怎样变成“民主国家”的——兼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

　　最近美国操办的所谓“民主峰会”，在国际舆论场上引起了颇多争议，尤其中国国内从官方到民间，异口同声地进行了“迎头痛斥”，认为美国此举的目的无非是拉帮结派对付中国，这当然是对的。但同时也有人感到十分困惑，美国面临新冠疫情造成80万人死亡，超五千万人感染的严重危机，缘何还敢“厚着脸皮”打“民主”这张牌呢？

　　其实，美国这样做，不仅是现实政治的需要，更多是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一种回光返照。

　　所谓“冷战”，是指以二十世纪中期为时间轴，美国和北约组织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同以苏联、华约组织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展开的一场除正式交战以外的多领域对抗。“冷战”正式始于美国杜鲁门主义出台，结束于苏联解体（也许还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冷战”之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格局变为“一超多强”了。

　　在冷战时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不仅是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竞争和对抗，还有意识形态软实力的竞争和对抗。资本主义代表“自由世界”，社会主义代表“民主国家”，因此，两大阵营之争，又可以概括为自由和民主之争，而代表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明显处于上风，无论是舆论还是道义上，都对西方呈现出碾压态势。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代表的是全世界最广大的被压迫和剥削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不是占人口少数的精英阶层，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譬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朝鲜的全名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简称“民主朝鲜”，越南也叫越南民主共和国，还有非洲的“民主刚果”等等。可见，社会主义阵营成了民主的最大输出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从这些歌词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自信乐观、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冷战时代的民主不仅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诉求，还跟整个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深度融合在一起。所谓“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新独立国家为主体的第三世界（简称“亚非拉”），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强权政治、变革国际旧秩序的联合运动。第三世界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它作为一支新生力量参与世界事务，在国际政治中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三世界人种复杂，民族众多，国家类型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它的基本特征是：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形成，是以主权国家为行为主体、以民主协商和平等互利为基础的联合力量,而不是集团组织,活动主要体现在各种国际会议上的协调与合作；

　　② 各国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面临着共同的任务和愿望。历史上长期遭受深重的殖民统治和掠夺；政治上大多是战后独立的新兴国家，面临维护国家主权和捍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任务；经济上大都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发展民族经济和变革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强烈愿望；

　　③以国家为主体，大多奉行中立不结盟政策，并实现了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直接合作，开创了国际政治的新局面。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口号响彻全世界，成为那个时代最激动人心的政治宣言。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桥头堡和中心无疑是中国，“毛主义”也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成果，影响和波及到了全世界。

　　1971年，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访问中国回到美国后，在一篇《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演讲中这样谈到文革：

　　我从第三十一中学及几间大学的学校当局和教育革命小组成员的口中知悉：在影响教育制度方面，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则是：一，教育群众为全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训练特权阶级为他们自私的目的而工作。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番四次申明哲学的新方法是废除旧传统的刻板的教育方式。三，学生决不能用蛀书虫方法学习，而提倡用一种有创造性的与最实际的方法来学习。要对学习内容产生热情，要落实这点。例如，许多小学与中学都同一些小工厂挂钩。而学生们就在工厂里实习。我曾看见有许多八年级的学生在替一间汽车厂整顿数以哩计的电线，那车厂提出了规格要求。那些孩子已在这里工作了三天，他们对工作很热情，而且还发明了很多扎线的新方法。以增加工作效率。在另一间工厂，一些学生用最原始的方法制造照相机，他们用实验室里的镜头及一些木板制造，又利用这架照相机摄制了一个印刷电路团，而按此制成了线路板。显然地，他们大都表现出热烈而兴奋的学习工作精神。我曾经问过他们的课程制度，知道有八个月在学校上课，一个月在工厂里，另一个月在北京附近的农场里，还有两个月便是假期。教育上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学校的招生制度。要是认为这里的美国学校的招生制度，算是革命性的话，那么他们就更应去中国学习。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十年制的，前五年是小学，后五年是中学，孩子们在七岁左右入学，比美国的孩子迟了一年，在十七岁左右中学毕业，毕业后就被分派到各个工厂或农村工作。他们也可以自愿参加解放军。使我起先感到奇怪的是，这也是极大部分人的第一选择。但解放军只能容纳很少人，而且服役只有三年，三年后就要让位给新人，因此很少人能参加解放军。那些不能投入解放军的青年，便会在农村或工厂中工作，经过两、三年工作后，若被认为适合，就会被同一公社的社员和行政人员选派到大学去读书。这样的竞争也很激烈，因为中国现在有七万个公社，假如每个派出一个学生，那么，大学里就会有七万个学生。我问大学里的教授，关于这方面的实行情况，他告诉我现在其中还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过去他们从未处理过这一类的学生。

　　经过讨论后，我深切地感觉到用这种形式选择出来的学生中绝大多数具有非常良好的求学动机，而我也相信他们一般智力程度和以前任何旧制度下的学生一样的好。由于这些学生的学识背景很不同，因此带来许多教学上的困难。教授们要不断地重新编写课本和学习新方法来适应学生的需要，并绝常注意理论和实际的紧密配合。今天中国普遍的生活条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会感到粮食缺乏。农村和城市都是这样。不仅是米及面粉不缺乏，蔬菜及水菓也是极多的。当我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街上行走时，我看到这现象。价钱方面也很便宜。我还留意学生们、工人们及农民们吃些什么。我曾经同大学生们一起吃饭。在上海，我还在一间柴油机厂与工人们吃饭，我觉得那里的伙食比我们这里学生食堂的伙食还好一些。(笑声和掌声)后来我知道那些食物好吃的一些原因。其实在中国很多方面都朝这重要的一点走去，就是现在全国的每一个人做事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原则。如果厨师们煮的食物不好吃，就不是“为人民服务”，就会受到大众的批评。(笑声)因此他们必须为人民尽力服务……

　　我只所以大篇幅地摘录杨振宁的这篇演讲，是想让读者看到文革并非长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和“伤痕文学”描述的那样一无是处，而是曾经被视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剥削阶级和人民在政治上文化上获得解放的希望和指路明灯，不仅许多第三世界政治领导人纷纷来到中国取经，连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法国的萨特、福柯、阿尔都塞，都将文革当成了民主的典范。

　　与社会主义阵营高涨的民主和民族解放运动相比，资本主义阵营的那些国家没有一个宣称是民主国家。相反，他们在世界范围内支持和庇护的都是一些“非民主国家”，甚至是军人统治的独裁政权。例如拉丁美洲如阿根廷的庇隆政权，韩国的卢泰愚，智利的皮诺切特等，都离不开美国的支持。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带头大哥的美国，当时正在国内大搞麦卡锡主义，给进步人士扣上共产主义的帽子，疯狂地进行迫害，此时的美国几乎成了反民主的样板。也正是因为如此，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才不敢打民主牌，宣称自己是“自由世界”，意思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自由，只有资本主义才有自由。这个自由的定义显然是来自于市场经济制度。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实行计划经济，这在西方资产阶级看来是不自由的。

　　尽管如此，民主的口号或者说民主的话语权，毕竟掌握在社会主义国家手里，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当然很不爽，做梦都想抢过民主的话语权。机会终于来了。到了七十年代，一些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研究西方的市场经济问题，想通过经济上的改革来改变本国经济上存在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某些东欧国家的经济学家，产生了要放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全盘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想法，这为后来的东欧剧变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共产党内对斯大林全盘否定，加上苏联党当时已经变修，官僚主义和特权等级现象日益严重，实际上蜕变成了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帝国主义国家，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产生了动摇和怀疑，西方国家抓住这一时机，开动宣传机器，竭力渲染和夸大社会主义国家的阴暗面，给社会主义扣上了专制的帽子。专制与民主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西方国家也就堂而皇之地给自己戴上了民主的帽子。而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那些羡慕以及吹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以改革的名义大肆鼓吹西方民主制度如何优越，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又是如何地不民主。在这样的里应外合下，民主的话语权便轻而易举地被西方国家夺走了。

　　这就是“自由世界”变成所谓“民主国家”的由来。

　　美国和西方把民主的命名权和解释权拿到手之后，立刻当作反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思想武器，极尽全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在所谓“民主”以及所谓“反专制”、“反独裁”的口号声中，一些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家的舆论媒体步步败退。最终，在苏联共产党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卖之下，东欧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轰然倒塌了。

　　与此同时，专制独裁的美国摇身一变成为了民主的典范和价值输出国，而曾经被广大第三世界奉为民主样板的中国则变成了被西方国家指控的“专制”对象。对二十世纪的国际政治来说，这是一场兵不血刃的“权力的转移”。资本主义打着民主的旗号，在全世界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真正应验了尼克松的那句话：“不战而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自然无法置身事外，四十年来，已经深度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但在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上，中国仍然保留着某些社会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去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中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并且像一面照妖镜，暴露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公共灾难和维护民众生命安全方面的严重痼疾和制度缺陷。这自然引起了一向以民主典范自居的美国的不安，从特朗普开始，便一改此前对中国的绥靖政策，重启冷战思维，将中国视为主要的对手甚至敌人。

　　美国这次不顾国内持续的疫情危机，借所谓“民主峰会”进一步孤立和围堵中国，既是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决定的，也是二十世纪阶级政治在二十一世纪的延续。在我看来，对民主的命名和评定，不只是一种理论宣示，更重要的是一种实践的过程。民主当然有其一般的内涵和外延，比如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游行示威罢工，以及权力制衡等等，但这只是民主的形式和手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民主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两种民主，一种是资产阶级民主，一种是无产阶级民主，所谓超阶级的民主，从来都是资产阶级辩护士欺骗和愚弄人民的话术。离开民主的阶级属性，隔空辩论什么是真民主什么是假民主，都是伪命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辩驳美国时说：“民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当然是对的，但如果仅仅停留于此，非但不能拆穿美式民主的画皮，反而容易被对方牵着鼻子走，陷入美国设置的话语陷阱，比如到底是形式民主重要还是实质民主更重要？如果缺少形式的依托，民主的实质何以实现？换句话说，如果公民的言论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得不到保障，公共权利得不到有效的制约，所谓实质民主岂不成了水中花月、镜中楼阁？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首先当然是保障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上述权利，警惕人民的民主权利被把持各种政经文化资源的资本权贵集团及其代理人窃取和垄断，使人民民主专政蜕变为实际上的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与其跟美国辩论抽象的民主，还不如旗帜鲜明地宣示：我们究竟要什么样的民主，是要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人民民主，还是占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精英民主？列宁曾经深刻指出：“民主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理解为消灭阶级，那么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极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自由派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不追求自由和法制，因为没有自由和法制，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不彻底，不完整，没有保证。但是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甚于害怕反动势力。因此，自由派在政治上就表现出惊人的、不可思议的软弱和十足的无能。因此，自由派的全部政策永远是模棱两可、虚伪不堪、假仁假义、躲躲闪闪的，他们必须玩弄民主的把戏才能把群众争取过去，同时他们又极端反对民主，极端仇视群众运动，仇视群众的创举和首倡精神，仇视他们那种如马克思形容19世纪欧洲一次群众运动时所说的‘冲天’的气魄。”（《列宁选集》第二卷（上）430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早在1945年，毛主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主就是“人人起来监督政府”，并认为这是摆脱“人亡政息”的一条“新路”。毛主席所说的“新路”，不是仅仅停留在形式层面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贯穿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全过程全方位的人民民主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工人管理工厂“鞍钢宪法”，还是医疗教育领域的“五七指示”与“合作医疗制度”，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都是他对无产阶级和人民民主的伟大探索。

　　因此，在民主议题上，我们不怕美国大打民主牌，怕的是背弃无产阶级和人民民主的根本立场，掉进资产阶级的民主话语陷阱里走不出来。只要我们遵照革命导师的教诲，阐明并树立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民主观，美国和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神话便不攻自破，我们也就真正夺回并掌握了失去的关于民主的命名权和解释权。说到底，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根本不是什么专制和民主的矛盾，而是精英和大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幽灵依然在世界上徘徊，冷战并没有结束，只要世界上存在阶级和阶级矛盾，就永远不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