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联想多次陷入重大舆情，但对其并无触动。联想的负面舆情先后有，先是被爆在中国低配高价，在美国高配低价，由此获得“美帝良心”之誉；再后来是技术标准方面，不支持华为而支持美国高通；最新的舆情发酵，涉及到联想从起家到如今的一切重大经营方略问题。在每一次舆情中间，联想都很傲慢，一副人莫予毒的架势，对民众的质疑不予起码的回应。这个状况有力地说明，中国的政策和法令，对于联想而言是没有说服力的，不值得尊重。
非独联想为然，新近曝出阿里发现重大技术漏洞之后，也是先知会美方，两个星期之后才告知国内主管机构。这些现象说明，一些企业在担负公共责任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内外差距。依据本文的分析，这一类现象的背后，都体现了国家经济主权的瓦解，由此，不尊重政策和应付法律责任，也不会由此承担违法损失，所以，在中国尊重政策和法律，对于一些企业来说远非强制性义务，而是可以“看心情”办事。
这一次，薇娅偷漏税数额巨大，一样存在着国家意志的代理人缺位问题。薇娅偷漏税款数额如此巨大，引发网民的巨大惊讶，难道税务部门平常都在睡觉吗？
在范冰冰偷税案爆发之后，国内民众才知道众多明星都在新疆的一个山圪落注册公司了，因为那里的个体纳税要求低，有法外特惠，这个当然属于例外的“独家通吃”。与此不同，薇娅偷漏税案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地方政府对于纳税大户，有着必须“理性放纵”的不得已，若非刻意的放纵，偷漏税数目就不会累积到如此巨大的规模，本文就专门分析这其中到底有何奥妙。
很显然，类似于薇娅长时间大数量偷漏税款这一类事情，不存在太多的隐秘或者高科技，以至于难于发现，这是一个方面事实；同时，税务也确实很长时间，都没有上门查处薇娅的偷漏税情况，以至于累积的数额极端巨大，这是另外一个方面的事实。很显然，不具有太高的隐秘性的偷漏税现象，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查处，显然是存在着系统的制度性疏漏，使得税务稽查机构不方便及时履责。
其实，这个并不是什么奥秘，在1990年代前期，朱镕基着手进行的财税信贷改革期间，把大的税收税种划归中央财政，一些地方财政的源泉陷入枯竭，为此，不得不重新开辟第二税源。如同人们熟知，土地财政的兴起和房价的节节升高，就是地方政府与银行和地产商联手的“三头同盟”费力经营的结果。
换言之，朱镕基任上的财税信贷改革，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非预期后果，是催生了“炒高房价”的“三头同盟”，此后虽然中央政府多次出台政策调控房价，地方政府因为有独立于中央政策意志的利害关系在，就不可能响应中央政策，故多次调节政策，均未能奏效，房价就是逆着中央的系列调节政策而节节走高的。从这里可以看到，朱镕基此项改革遗留的后果是：中央集中税源财政收入大头之后，地方财政想另辟税源，此后就形成一个“双头博弈均衡”——中央需要放任地方开辟财源的“有为政府”努力，在中央政府不能够接管地方财政差额之后，就只能够选择“放水养鱼”——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程度的“违法创新空间”。
除了地方政府在“三头同盟”中间，较为积极地炒高房价，以支撑土地财政之外。另外一个重大努力方向则是“招商引资”努力——保护企业各种违反政策和法律的“成本节约”方案，作为“优惠政策”去吸引资本落地，目的当然是扩大本地区的产能、产值和税源了。很显然，地方政府对于重大政策和法律——例如劳动保护和环保政策，都只有执行权和监督权，并无立法权，而想要为企业在这两个方面节约成本做出贡献，那就只有“不履行政策执行与监督责任”一个选项了。
这样，朱镕基改革的非预期后果，最后就潜在地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和角色——不再以中央政策和法令的监督和执行人角色行事，而是更多依据“买税人”角色要求行事，这样一来，就潜在地重构了政府与资本的关系。
由于各个地方政府都希望以“买税人”角色，去吸引资本流入，以扩大本地税源，这个相互竞争关系的实际存在，就会带来资本在各地之间“自由挑选”的余地，从而就增加了其谈判地位和要价能力。尤其是大资本，能够从地方政府那里榨取到更多的支持，当然包括违法支持。反过来，也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买税人竞争关系”，资本的地方间迁移，作为博弈手段的“谈判筹码”分量，就非常重，对各个地方政府来说都很有说服力。而对于薇娅这种直播业务而言，跨地区营业的迁移成本极低，与工厂迁移的成本相比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薇娅们对于地方政权“买税人”目标而言，哪怕无需说出口，这样的谈判地位也是难于撼动的。所以，地方政府存在着双重身份——“买税人”身份和政策执行人身份，这两者之间并不一致，通常会选择前者和胡乱后者。甘肃的那位宋副省长，不是公开说过吗，谁要是与企业家为难，那他就要跟谁过不去了，类似的说法被多个地方政府的显赫官员，以不同方式重复过，说白了，这都是表达“买税人”对于税源的无条件尊重。
显然，这种服务于企业违法节约成本的努力，也会分级分类进行，大资本谈判地位更高，也有能力在各地区乃至于国界内外安排价值补偿链条和利润实现比例，无需迁移实体企业，就能够极大地改变属地分支公司的产值和利润数字，扩大或减小纳税基数，因而，就具有相对于地方政府更高的要价权力，迫使地方政府做出更多的让步或“服务”。当然，这会带来市场竞争的不公平，以及不对称的竞争优势。
弄清楚了地方政府首先是以“买税人”角色而非以政策执行人角色行事，就能够透彻地把握到为何薇娅的偷漏税行为，得以长期化了。如果真的要求薇娅照章纳税，那么，薇娅就可能选择一次低成本营业地迁移，以彻底终结某个“买税人”的资格——此后从薇娅身上一分钱税款也收不到了。出于对预期税款数量减少的“理性预防策略”，对偷漏税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搞好与纳税人关系”，保证她长期留在本地，则是一个更优先的目标。所以，查处偷漏税并不难，但是，查处可能带来的后果和预期税款损失，却是一个更难于接受的后果。因此，除非遭遇到意外状况，地方政府在遭遇到薇娅这一类违法状况，通常的“理性选择”是假装没有看见，这才是薇娅的低技术偷漏税行为，长期得不到查处的原因。
有一位官场明星人士，所到之处，都必讲“企业家是老大，政府是保姆”的执政理念，从南方讲到中部，然后在北方继续这么讲。如果从字面去分析，则体现着新时代服务“新阶级”的精神，但是，深入剖析之后，却是体现了对朱镕基改革“非预期后果”的透彻理解和把握。在地方政府首先要以“买税人”角色行事的今天，在资本与地方政权的关系如何把握方面，已经积累了足够大的个案和经验，不容许再有丝毫的犹豫和怀疑了。
薇娅偷漏税不是发现不了，也不是查处困难，而是查处后果难于接受——有可能带来其迁移营业地和本地税源损失的严重恶果，这才是其长期逍遥法外的原因所在。
不仅是薇娅偷漏税这一件事情上，而是历来如此。在地方政府丧失了中央政策和法令执行人的实际地位之后，资本对于地方政权的优越谈判地位，就已经十分明显了。如同人们所熟知的，劳工保护政策和环保政策通常很少执行和落实，这部分节约下来的成本，依照法律则属于“非法利润”，但是，在招商引资的大环境竞争条件下，各地方政府相约不提这回事，结果，就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现象，也成为一个资本积累的普遍而正常的条件了，“非法利润空间”就得到各地方政府以不执行政策和法律的方式保护着；然后，各个地方政府就同时丧失了这个有吸引力的筹码了。为增加本地对资本的吸引力，就需要以另外的“违法创新”去吸引资本引入税源了，这个趋势的累积和发展，就逐步走向了渗透和蚕食最核心的政策——税收征管环节，然后，薇娅们就获得了长期的违法机会，而且被查处的概率也极低。
换言之，作为朱镕基1990年代前期财税信贷改革的非预期后果，地方政府潜在地转型为“买税人”角色，且逐步脱离中央政策和法令执行人和监督人角色，这属于典型的经济主权瓦解现象，如过想要扭转这个颓势，那就需要一个重大的逆改革措施，来加以逆转。
显然，要恢复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策和法律执行人和监督人地位，就需要终结地方政府的“买税人”角色，而这就需要中央政府补足地方财政的空额部分，彻底终结地方政府自己“找米下锅”的处境，然后，这个逆改革才具有可操作性和权威性。由此可知，重建中国的经济主权的关键，在于让地方政府恢复政策执行人和监督人角色，这才能够恢复法律与政策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如同联想不在乎中国消费者、薇娅大量偷漏税所揭示的——没有切实执行人与监督人的法律意志，实际上可以无视，丝毫得不到尊重的。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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