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一个朋友表示很震惊，他说他读蔡元培传记，刚刚发现那个在《觉醒年代》中温文尔雅的蔡元培先生，居然在4.12中主持过“清党”。
我说这是事实，蔡元培确实是“清党”的主要策划者。
你要说蔡元培是陈独秀的好友，欣赏过陈独秀、李大钊，帮助过青年毛泽东，支持过研究马克思主义，喊过“劳工万岁”口号，保护过北大进步学生，这些是事实。
但蔡元培在412反革命政变中，坚定站在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一边，坚持“反共、清共”，支持逮捕共产党人，甚至提供过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名单，其中还包括他的学生柳亚子，这也是事实。
他不是被逼的，不是被胁迫的，是主动参与、甚至试图领导“清党”的。
1927年4月2日，蔡元培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8人，在上海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蔡元培任主席。会上，吴稚晖提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蔡元培拿出《共产党祸党证据及共产党在浙祸党之报告》，让委员传观。会议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还审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各省党员应进行看管的共产党人名单，共计179人。这份名单，包括了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弹劾文告，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将各地共产党员由军警加以逮捕。4月3-5日，蔡元培和蒋介石、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在上海连续举行秘密会议，策划反共清党。
1927年4月9日，蔡元培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联名发表了‘护党救国’的通电。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屠杀5000余人，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此期间，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街头抓到穿西服、口袋插钢笔的人，就能当作共产党处决了；地方上地主乡绅反攻倒算，残酷虐杀基层干部，很多国民党左派、农会干部都被当作“共党”杀了。
在蔡先生家乡，浙东警备司令王俊以“反革命”罪名，查封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机关报宁波《民国日报》并逮捕报社社长。随后又扣押市党部、市总工会领导人，拉开了浙江“清党”的序幕，到这一年结束，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杀。这里面固然有大量的我党同志，但更多的是国民党左派，更多的还是无辜的国民党党员。浙江的豪绅地主假借清党之名，把各地宣传主张减少地租的人，不管什么人，都当做“共党”枪决。
1927年6月6日，蔡元培主持召开清共会议，通过了一份通缉名单，当时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全部名列其中；蔡元培参与了名单的审阅、定稿。
1927年12月13日，蔡元培表态支持蒋介石，说蒋介石“功在党国，此次再任艰巨，自极赞同。余意蒋先生复职以后，必能将所有军队凡立于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旗帜者，结合为一。现在武装同志大家都应觉悟，同心努力，一致为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工作。此外种种皆不足置虑也。”
1928年2月8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蔡元培又领衔提出《为防范共党扰乱阴谋之提案》，声称“中国国民党虽经实行反共、分共数月如兹，但现在共产党扰乱中国之计划行为，仍甚猖獗，证据确凿，不得不加以制止”。
这个“清党”，清得血流成河、人头滚滚，蔡先生是亲眼见证的，但他并依旧支持蒋介石，支持清党反共。
1927 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自己的统计数据是：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65万，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后约一 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22万；国民党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所以，大革命中广泛建立的国民党基层党组织、进步的国民党青年才俊，基本被杀绝了。《国民党中央周刊》记载：“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 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负责清党的军法处胡逸民感叹：“溯自清党运动开始以来各处土豪劣绅均乘此机会大肆活动。凡曾努力于革命之青年，鲜不加以共产头号，以图一笔抹杀……长此以往，国民党之元气不伤于共产党之捣乱，亦将伤于土豪劣绅之手矣。”他们自己都知道，清党毁了国民党自己的根基。
广东 1926年10月统计， 国民党党员人数156915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87202人；
广西 1926年10月统计， 国民党党员人数128394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5671人；
湖南 1926年10月统计， 国民党党员人数34400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21087人；
湖北 1926年10月统计， 国民党党员人数30000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12236人。
国民党的清党活动，致使一批对革命有信仰、有理想和有热情的党员被杀害，基层职位空缺，结果被一些当地土豪劣绅所乘。如国民党四川省各县的团总或团练局长占据了原先“共产党少年”的位置，而这些团总和团练局长原先都是土豪劣绅，他们结党营私，招上来的党员也是些流氓地痞。以河北省为例，“各县市指委中十分之九没入过党，有的是小土劣，有的当过税吏，有的曾做土匪，有的患神经病，其余确系不明白党义的盲从青年……”蒋介石清党后，都剩下了些什么人？地痞流氓、土豪劣绅。连黑社会杜月笙都能够去竞选上海市市长，青帮大佬黄金荣还被蒋介石封了官.....所谓清党，其实是一次封建土豪劣绅旧势力的反攻倒算。
很多地方因为滥杀无辜，基层国民党党员几乎被杀绝了，粗略估计，不算真正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与进步青年被杀了38万。
有人说，蔡先生和蒋介石不一样，蔡先生反对“胡乱杀人”。
确实，针对浙江清党文员会枪杀20多名中共党员及革命青年这件事，他曾经严厉批评：“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荒唐！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谨慎”。“必须做到三件事：第一，抓人，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第二，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明白；第三，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提出清党委员会，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
明白这段话的意思了吗？不能“胡乱杀人”，要调查清楚，确定是“罪大恶极”的XX分子，才能杀！
有人不太理解，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的“忠厚长者”，支持新文化，温文尔雅的蔡先生，忽然会变得如此“杀气腾腾”？
首先你要搞清楚蔡元培的阶级属性。
历史上我们把辛亥革命叫做“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当时同盟会、光复会、兴汉会、华兴会的老哥们中，革命党的核心主力里面，根本没有普遍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唯一和资本家沾边的是南通的张謇，但他实际上是个“立宪派”，不支持革命。广大革命党人，其实都是乡绅、地主、封建官僚阶层的传统知识分子。绝大部分人，对“民主”其实不感兴趣。
孙中山先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背后挂的是朱元璋的头像；三民主义开宗明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就是个民族主义主张。孙文自己也承认：“予少年主张，谓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护“，孙先生的朋友刘学询曾经说过：“我当洪秀全，你当杨秀清”。
特别是江浙的光复会元老们，比如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秋瑾、徐锡麟......他们和资产阶级毫无关系，他们连自由民主共和都不太支持，他们的政治理想只是推翻满清政府，接下来做什么，他们不太关心。
这帮人，你让他们接受共和体制、议会政治，他们勉强可以接受，因为这种“民主选举”方式，依旧可以保证他们这些乡绅乡贤进入政坛，你看“民国”建立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路“议员”，不还是满清的老官僚、老乡绅、老地主知识分子嘛，有的人在大清的时候当总督，“革命”的时候把顶戴花翎一摘，辫子一剪，立马就成了民国的督军、大帅了。
如果太平无事，这帮人会支持建立高等学府，给教授开高工资，支持研究学问，甚至支持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支持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甚至也会口头上同情“劳工”......屠杀京汉铁路工人的吴佩孚，也曾经号称支持“社会主义”。
但是你指望这帮人能够理解被压迫被剥削最深的工人和农民？理解布尔什维克的主张？理解工会、农会？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其实你宣传打倒资本家，他们可能还并不介意，因为他们不算什么资本家，他们也不懂啥是资本家，但是你如果宣传减少地租、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那就要了他们的命了，谁是地主？谁是土豪劣绅？他们恨不得把你剥皮点天灯。
这就叫“阶级矛盾”和“阶级仇恨”，平时可以温情脉脉和你讨论学问，但你动了他们的剥削、压迫的统治根基，他们是要杀人的。
对于“反共”、“清党”这段黑历史，蔡元培本人是坦诚的，1934年1月9日，蔡元培读到香港《平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文章在谈到清党运动时，着意为他解脱，而将责任全诿于吴稚晖，他阅后在报上批语曰，此文“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意思是——我干的，不要全怪吴稚晖。
蔡元培这个人，是有其政治野心、政治手段的，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他的“兼容并包”，实际上不是别人对他的评价，而是他用来为自己辩驳的政治口号，他引进陈独秀、李大钊，有与陈独秀惺惺相惜的成分，也有利用陈、李的激进攻击反对势力的意图......所以，他这个人是复杂的。
“清党”中，他坚定站在蒋介石一边，因为他当时也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政治利益和蒋介石集团是绑定的，而且他原本就支持“政治强人”的铁腕强权，所以就押宝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后，为了维护蒋介石，他出面平息学生们对“不抵抗政策”的怒火，甚至还被愤怒的爱国学生打伤住院。
然而后来在国民党内斗中他不断被边缘化，地位远不如吴稚晖；抗战中，他又发现蒋介石不过是个帝国主义的“石敬瑭”，不符合他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于是又开始“反蒋”。
他后来和蒋介石决裂，和宋庆龄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过大量国民党左派、共产党、进步人士，包括牛兰夫妇、陈独秀、许德珩、侯外庐、刘煜生、廖承志、丁玲、罗登贤、陈赓、余文化、陈广、陈淑英等人，他还试图营救过瞿秋白，也公开为被蒋介石残杀的杨杏佛喊冤......这些也是事实。
晚年他的思想也在发生转变，1939年8月，他在病中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其夫人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他读的很认真，在日记上记下了每一章的标题，还特别记下：“其第三章中有‘共产党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毛泽东的意见，颇详。”“第五章之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得甚为恳切。”这时候他才开始真正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
正因为他思想的转变和保护共产党人和左翼进步人士的举动，所以我党依然把他当作了“前辈”和“朋友”，所以他去世时，教员才会发唁电称：“香港九龙奥士甸道蔡孑民先生家属礼鉴：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周恩来才会送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人是复杂的，也是变化发展的，盖棺定论的时候，功劳不能遮掩，过错也不必讳言，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文/申鹏，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平原公子”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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