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未竟志业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卢荻老师的文章《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未竟志业》。由学者刘进庆提出的概念“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括了战后台湾的社会形态，刘进庆认为它背离于经典意义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更与追求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背道而驰。然而，台湾从战后至今日一直保持发展的势头，作者认为我们应当从现实政治、经济角度和范围界定上去重新审视台湾与“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的关系。

　　同时，作者结合台湾现状指出，刘进庆及其后继者的台湾论述的意义并没有随着台湾以至东亚地区、整体的西方之外的不发达世界的战后发展历程而消失，后进社会要走上现代化道路仍然不易，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志业尚未完成。

　　本文原刊于《政治经济学季刊》2021年第4卷第3期，为《战后台湾经济的左翼分析：刘进庆思想评传》（书籍信息可查看今日推送“每日一书”）的序言。感谢卢荻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未竟志业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这句箴言，对服膺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来说，是执着的信念，也是知识的源泉。相对于西方，在西方之外的广大的欠发达或后进社会中，马克思主义所面对的历史环境更为严酷，所面对的知识挑战更为艰巨，箴言的意义更为深远。

　　就其志业及知识导向而言，台湾旅日学者刘进庆（1931-2005）无疑是位列这个“东方马克思主义”传统，这是他的平生论著清晰表露出来的，而邱士杰本书作为思想传记对此则有既生动且深刻的论述。①

　　理解战后台湾的社会形态

　　刘进庆的传世之作《战后台湾经济分析》②，被已故作家、思想家陈映真誉为“第一部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史，也是第一部战后台湾社会生产方式性质理论著作”。这部著作以及随后的一系列相关论著、笔记，作为社会实践，被作者概括为“抵抗与学问”，关键是这两者密不可分，用刘进庆的原话：“我往复于对抗专制政治的民主化运动的感性，和研究专制政治的下层构造的经济的理性认识之间，这使台湾政治经济的全貌和本质更加明确地浮现出来”。那么，这个“全貌和本质”指的是什么？将之揭示出来又有什么意义？

　　《台湾战后经济分析》，作者刘进庆

　　“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刘进庆的解答，蕴含着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经济，殖民地无论新与旧意味着本地经济剩余攫取者的买办性，封建无论是否完全意味着寄生性，两者都是经济发展的对立面。二是政治，与寄生性和买办性相联系的，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掠夺导向，也就是经济和社会的再生产内在地具有催生、依靠专制政治的倾向。这种政治经济特性，根本地背离于经典意义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即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更与追求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背道而驰。东方马克思主义的使命，恰恰是要在面对这种背离或落后于经典资本主义的现实中，追求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标。这个过渡所需的物质条件，必然是同时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是对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彻底否定。

　　刘进庆这个解答的理论渊源复杂多样，终究是在东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内，都是强调西方之外的社会要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艰难无比，也就是远离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所执着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普世性——后者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内在动力要摧毁一切非资本主义因素。理论渊源的主线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讲座派的“不过渡”论，从可观察到的普遍存在但尤其是集中于农业领域的半封建生产关系，推演出半封建性主导整个社会形态的结论，而仅有的资本积累无论深度和广度如何，始终也只能是依托于这个半封建性。理论渊源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本类型理论，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官僚资本”及其相近理论，所强调的正是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官僚资本的寄生性、买办性、掠夺性，阻碍甚至扼杀经典意义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日本卷》

　　这里有一个意义深远而却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即，什么是促成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决定力量？对此，刘进庆应该是并没有普遍理论层面的解答，只有仅限于针对特定历史经验的论述。仿照讲座派对战前日本社会形态的分析，刘进庆判断，战后二十年（或上溯至日本殖民地时期）台湾的社会形态，其决定力量是封建收编资本，是欠缺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与讲座派的论断相对立，劳农派及其后续者对战前日本社会形态的判断，是资本主义已成主导并逐渐清除封建残余因素，这个论断接近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就其所隐含的普遍理论而言，讲座派和劳农派的历史论述都是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普世模式，都是呈现出“一国资本主义”观念。③作为对照，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明确地将这个社会形态的决定力量归结到世界资本主义；由此作普遍化推论，特定的非西方社会的社会形态，取决于该社会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位置，这也正是发源自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的普遍结论。

　　刘进庆的日语论文汉译后发表于北美台湾左派刊物《台湾人民》杂志

　　上述问题及其解决之所以意义深远，首先是因为刘进庆对台湾社会形态的论断面临现实的挑战，即，他所概括的“本质”与现实上的“表象”两者之间存在张力。这个张力的表现，不仅是战后二十年的实际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提出诘难，更根本是在此之后这个诘难愈益强化，而社会形态的特性也显得愈益背离这个立论。面对这个挑战，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的内涵必须再澄清、发展。——归根究底，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如何解说历史存在的资本主义，这是刘进庆的理论框架所必须解决的，也是整体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解决的。

　　实际发展表现，无论是从本地历史比较看还是从世界范围的横向比较看，战后二十年（1945-65年）台湾的经济和社会都可以是说是有长足发展，而此后近三十年更是高速增长年代，再之后直至今日也可说是持续平稳发展。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实际发展表现背离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的预期？是什么力量，使得社会形态的特性逐渐偏离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抑或是需要重塑论述，重新界定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内涵？

　　或许可以判断，刘进庆对这个现实挑战的回应，是既有回避，也有重塑论述的努力。回避，首先是心理因素使然，体现为这样的自我审视：“我基于抵抗专制政治的立场和信念，并不想去论述好像有肯定独裁政权味道的台湾经济发展论，且有意在避开它。”回避同时也是政治关注使然，就是聚焦于解开台湾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揭示推动社会变革、颠覆专制政治的力量和路径，而对论述发展表现的重视程度则是远远放在后面。

　　刘进庆与七十年代以来共同推动中国统一运动的旅日同志的合影

　　回避之余，尤其是在《战后台湾经济分析》于1975年出版之后，刘进庆始终还是做出了重塑论述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下列两个论题上。一是诉诸马克思的原始积累论，以此概括台湾战后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并让它作为随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在社会形态层面，以原始积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导，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论断，同时也正如邱士杰在本书中所指出的，再次确认对战后二十年的社会定性：“这表示他眼中的1980年代台湾资本主义正在突破和超越封建时代最末期并形塑属于自己的时代，也显示他重新巩固了战后二十年台湾经济本质为半封建性的既有看法。”

　　只是，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发展毕竟具有断裂性，两者之间始终需要靠社会革命隔开来。在战后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讲座派对于日本的社会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出现断裂没有定论，但在认可断裂的限度内至少是将之归因于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下的改革（尤其是农地改革）。而在刘进庆的台湾分析这边，一方面是认可了断裂，另一方面关于构成断裂的改革以及推动改革的政治力量问题，却好像是被搁置不作探讨了。

　　刘进庆重塑论述的另一个表现，是诉诸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创造价值论，认定经济增长是广大劳动大众的辛勤努力的结果，以此解释台湾战后二十年以及随后的经济增长。这个判断很有政治吸引力，以他的话就是：“（经济成长）如果说是归功于当代统治政权的本领，那末，日据期之成长应归功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殖民地统治，清末期之成长应归功于满清腐败政权或者英帝国主义之支配。站在民众立场，这是说不通的。”

　　在最根本层面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在千千万万劳动者的辛勤努力下，经济增长本来就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任何对这个常态的偏离只是反映了历史存在的社会形态对生产力的束缚。然而，即使这个论断成立，从现实看始终还有一个程度变动问题，即：按照上文所述的经济增长的纵向和横向比较，战后台湾的社会形态对生产力的束缚毕竟还是显著放松了，也就是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这个变化应该得到充分的解释。

　　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东亚

　　就发展表现而言，包括台湾在内的分属资本主义世界的东亚地区，应该是战后七十多年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人均收入水平能够向发达国家趋同的唯一地区。正是由于这个号称“东亚奇迹”的表现，东亚地区在后进发展研究文献中占有特殊位置，被各种理论系统争相解说，视为各自的理论的现实范例，尤其是在所谓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围后进发展危机的背景中更加如是。

　　这其中占据主导的是“市场中心论”，将东亚的经济发展归结为市场（尤其是世界市场）调节的结果，同时断言奇迹的实现有赖于市场调节克服了东亚内部制度对市场的背离和扭曲。对此提出异议的是“驾驭市场论”，强调东亚经济对市场原则的遵守、与世界市场的融合是策略性的，而非毫无保留地接受后者的调节，体现在经济结构演变过程中同时发展符合市场原则的产业和违背市场原则（但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的产业，而推动、规范着这种策略性融合的是东亚模式的发展导向的政治经济体制。④

　　以上两种论述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倾向于以普世理论来解释东亚经验，也就是假定“市场中心论”或“驾驭市场论”不仅是适用于东亚，而且适用于所有的欠发达或后进社会。从世界发展的实际经验看，战后三十多年东亚之外的欠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收入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增长滞后而非趋于同化，这种分化趋势至随后四十多年的全球化年代更形严重。显然，普世性论述不能解释东亚经验，必须考虑到特殊性现实，即世界资本主义和东亚地区的特定历史条件。

　　90年代台湾人间出版社所出的《台湾政治经济丛刊》六卷本，其中即收录刘进庆《台湾战后经济分析》和刘进庆及其师隅谷三喜男所著《台湾之经济：典型NIES之成就问题》

　　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在战后的特殊性，是与战前的“旧国际分工”——意指发达国家垄断制造业而殖民地专注初级产业——大不相同的“新国际分工”逻辑，以福特主义等技术条件为基础，来自发达国家的资本在不发达世界追逐廉价劳工，使得劳动密集产业向部分不发达地区大规模转移，形成一群“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这个世界范围的趋势大约是自1950年代起始，与发达国家在所谓“黄金时代”的经济持续增长和国际贸易快速膨胀并行；再至自1980年代起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因为经济愈趋金融投机化而加速产业外移，这个趋势也就更为加速了。

　　东亚资本主义地区能够在不发达世界中脱颖而出，在黄金时代承接并改进从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产业，进而逐步将工业化推进至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这是有赖于该地区在两方面的特定历史条件。一方面是美国的技术转移和市场开放等优惠政策，这种优惠并非世界市场的自然而然的产物，而是来自东西方冷战：东亚地区是冷战的前线，该地区的资本主义政权群体又在不同程度上扮演着美国的冷战小伙伴角色，因此，美国优惠其实是冷战战略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东亚各个社会内部存在着合适条件，能够抓住机会承接并改进从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产业，这些条件在结构上包括原先已经有相当规模的（本地的或自外地带来的）资本积累，包括资产、技术、组织能力等等，加上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发展主义职责的制度，使得千千万万劳动者能够被卷入工业化进程。这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制度中枢的国家（state），在东亚各个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关系以及它们管治社会的方式复杂多样，但是，在它们具有发展主义特性的限度内，其构成因素中最重要的始终是东西方冷战，是冷战中的生存压力和需要。

　　刘进庆在大陆访问期间留下的题词

　　在全球化年代，东亚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继续，至二十一世纪初演化成在全球范围举足轻重的工业核心地带。促成这个进程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化导致产业转移加速，另一方面是东亚地区在之前的资本积累配合其仍具发展主义特性的制度，构成了经济发展深化的基础。与此同时，冷战形势的转变使得美国无心也无力继续维持优惠政策，而中国大陆的对外开放，更使得东亚发展模式在远为宏大的规模上得以复制。由此形成一个涵盖东亚全区的资本积累体系，其中的领先者日本、香港、新加坡、台湾、南韩成为资本输出经济体，将更多的区域内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劳动者卷入这个工业化进程，同时以此作为它们自身推动产业升级的凭借。

　　重申东亚资本主义的边陲性

　　以上对东亚战后发展经验的概括，如果是有其根据和道理的话，那在什么地方以及多大程度上，可以有助于刘进庆的台湾论述的重塑，以及透过论述重塑促进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刘进庆《我的抵抗与学问》人间出版社2015年版

　　国家问题或许是最尖锐最需要理论发展的。在刘进庆的台湾论述中，与专制政治相关联的掠夺性国家，扩及整个政治经济制度，可说是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核心；所谓家产制、官商资本、公业垄断等等，固然是对国民党政权的政治控诉，更重要是对它在经济上的寄生性和买办性的剖析。然则，上文对东亚发展经验的概括无法排除具有发展主义特性的国家的作用，而相关研究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个强大的着重于发展主义国家的文献，意味着至少在迁台之后国民党政权的特性难以完全归结到官僚资本主义。

　　上文的概括中提出一个替代假说，即，特定国家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国际系统（inter-state system）的位置，具体而言就是在冷战前线的国家或政权之间的竞争、斗争，而不仅是内部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个假说显然也是有其局限，毕竟，在东亚地区的发展经验中，面对相同冷战环境的资本主义右翼政治群体，里面既有带着发展导向的台湾蒋介石政权和南韩朴正熙政权，却也有官商资本色彩浓厚的印尼苏哈托政权和菲律宾马科斯政权，这意味着内部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仍是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如何阐释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国家的性质和功能，澄清其演变逻辑和动力，这确实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必须面对、有待解决的课题。

　　如果重塑刘进庆的论述能够有效解释台湾以至于东亚发展经验，那么，在什么意义上，这个论述仍是马克思主义？有必要重申上文提及的他所引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论题，即，经济发展或生产力进步的源泉只能是劳动，特定社会形态的功能只是体现为对生产力的束缚或释放，用政治经济学术语讲就是体现在对劳动剩余的榨取和利用。封建性意味着剩余浪费，殖民性意味着剩余外流，资本主义现代化意味着剩余的生产性利用，但都是不离对劳动者的榨取，因此，即使是经典模式的资本主义也必须被超越，更不用说落后于这个模式的封建性和殖民性。

　　上文对东亚经验的概括中提及，战后东亚的发展有赖于世界范围的历史条件与东亚内部的历史条件的结合，这就必须将新殖民地问题推到论述的前台，探讨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转移以及技术和市场依附于后者的严重性，由此还引申出发达资本主义有意愿维持东亚地区的封建性因素的可能性。刘进庆提出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支撑了台湾的原始积累，并以此为基础构成了随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相对于此，陈映真将这个“随后”定性为依附性资本主义，林书扬则将之定性为边陲资本主义，都是强调殖民性作为台湾社会形态的主导，这或许可以与刘进庆的论述互为补充。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示，资本主义的问题并不只是在于对劳动者的榨取，更具现实震荡性的是它的危机倾向。而震荡程度对于发达国家与依附或边陲经济体并非对等，后者往往是首当其冲或超比例地承受震荡，上世纪末的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的全球大衰退，就是显著例证。危机之外，长远而言，具有殖民地特性的经济体真的能否复制经典模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这其实也还是未知数，不仅是西方之外的广大不发达世界在整个全球化年代历经发展失落，即使是作为发展成功范例的东亚，其建树也是有赖于特殊历史条件，在黄金时代是美国优惠政策，在全球化时代是中国大陆融入世界市场、广大中国劳动者被卷入全球化进程所提供的空间，这些条件的存在不能被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常态。

　　展望：发展、政治与知识

　　以台湾的情况，自1990年代进入现代化资本主义以来，基本上是扮演着环球生产价值链的中间环节的角色，其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支撑力量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投资外地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利润，也就是分润外地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然而，随着近年来新冷战的降临，因为其政权要担当美国的小伙伴和急先锋，冷战的负担加重，而冷战的红利也即以前那种美国优惠却不再有，冷战沉寂的红利也即利用大陆对外开放的空间也趋于消亡，在这种局势下，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能否和怎样走下去实成疑问。

　　这样，刘进庆及其后继者的台湾论述，其意义并没有随着台湾以至东亚地区、整体的西方之外的不发达世界的战后发展历程而消失，毋宁是警醒人们认识到后进社会要走上现代化的不易，同时受制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在政治和知识双重意义上，这指向着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尚未完成的志业。

　　2021年8月5日写于伦敦

　　注释：

　　1. 邱士杰《刘进庆：战后台湾经济的左翼分析》（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2）。下文的参阅引用，除了已经注明外，皆出自本书。

　　2.劉進慶，《戦後台湾経済分析：一九四五年から一九六五年まて》（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5）。劉進慶著，王宏仁、林繼文、李明峻譯，《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出版社，1992）。刘进庆著、雷慧英译，《战后台湾经济分析》（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

　　3.张忠任，《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日本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Walker, G., The Sublime Perversion of Capital: Marxist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in Modern Jap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4.瞿宛文，《台湾战后经济发展的源起：后进发展的为何与如何》（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