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立春,我们处在冬天的温度里,展望春天的温暖。男足很不行,这个不意外,需要讨论的是:男足为何一贯不行?男足行的条件是什么?在男足的局部里,推进局部改进方案集合了海内外可能罗致的最高专业水准,尝试了四十年之久依然未能奏效,那么,继续在旧轨道上设想,还能够挖掘出新的可能性吗?现在,似乎应该转而展望整体改进的可能性了,如果你还期待男足的表现的话。
如果精英们都不接受高投入低产出会咋样
很多人对毛时代有好感,因为彼时很多基层干部没有干部身份,都是以农代干、以工代干的,日常跟老百姓一起干活,群众的困难也是他们的困难,这就比较容易实现干群同心;同时,彼时服务于大多数人口的公共服务,也都是由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来提供的,虽然受制于短时间快速推广,导致培训不足,专业水准低一点,但服务精神真的可以。那时代精英们自动(也有可能属于“被迫”,很多伤痕回忆都对此言之凿凿)选择农民工那样的待遇和努力水平,所以,服务价格低不说,服务精神和效果都还可观,这就很容易让人产生好感。
时至今日,中国除了农民工阶层之外,精英群体在世界上都没有啥子竞争力。女足的努力水平更接近农民工,男足的努力水平接近于精英阶层的平均数,所以不行。
说白了,农民工之所以行,在于其自觉接受高投入和低产出,愿意在低工资条件下付出超出别人的努力水平,如此而已。毛时代的基层干部和公共事业从业者,在低工资条件下,还具有较高的服务精神和投入意愿,这才能够给人留下好印象。改开后的精英们之所以不行,因为他们个个都自觉是人上人,是当然贵族,都要求着低投入高产出,最后,在老百姓眼里,他们的服务精神和水平节节下滑,要价却节节高涨,这就很有点讨人嫌了。
所以,男足行或者不行,没有多少奥秘,最后的依托还在于:球员接受训练水平的投入意愿高低。据说,很多年来,男足中间许多队员,连基本体能测试,都通不过。其实测试要求并不高,一个青年大学生低强度训练两个月,就能够达到的水平,但男足中间,大多数人硬是长期达不到。相当于,男足球员愿意接受的训练强度严重不足,整个球队,是长期在“极低投入”水平下运行的,务实地看,男足不行是当然的,如果取得了好成绩,那倒是一个意外或者奇迹了。
如何改变男足的低投入问题——局部解决方案会有效吗
据说,某地餐馆在虎年推出一道新菜,叫做“中国男足”,菜端上来一看是“臭豆腐炖猪脚”。“臭豆腐炖猪脚”的状况,恰好是与其整体的训练投入水平选择,完全一致。那么,是否存在着提高男足球员训练投入水平的改进方案呢?几十年来,从土教练换到杨教练,对球队的金钱投入也节节攀升,但效果不彰。
显然,如果不是教练和管理者存在着智慧和学习方面的障碍,那么可以认定,各种局部可能有效的改进方法,都已经尝试遍了。也就是说,继续寻找局部改进方案的努力方向本身,已经需要进行彻底反思了。
显然,很难相信,高薪招募到的男主球员,恰好都是国民之间最懒惰的一群。因此,这个问题需要做一个宏观的回顾和分析,才能够恰当地回答长期的普遍低投入意愿问题。
历史性地回顾一下,在改开年代,精英们实现了先富先贵,同时也在精神上形成共识——不再接受高投入和低产出了,为此,需要透过狠批毛时代以返本开新,而在系列的改革中间,也已经制度性地戒掉毛时代要求他们高投入的各种“受迫害”条件,这是改开搞年月的制度与精神建设成果。所以,不能够认为男足招募总是遇到懒人,而是改开时代的精英风尚,就是拒绝高投入,因此,男足的低投入意愿和训练不足,只能够从宏观和抽象层面给予理解。
反过来,今日要恢复精英阶层在待遇和努力水平方面,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农民工化”改变——也即恢复高投入低产出的投入产出比,是越发困难了,这与近四十年来的制度建设和精神风尚不一。所以,在精英阶层整体上拒绝高投入的整体环境下,要办好男足并取得成绩,困难是不小的,四十年来的局部努力完全失败,说明无论进行怎么样的局部改进,其效果是有限的,会受到宏观的制度天花板的盖压。
由此看来,男足的低投入,主要是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影响,四十年来各种局部改进方案的无效,恰好说明局部改进方案的效果,最后会受到宏观背景的硬性规定和制约。过去四十年来男足咋搞都不行,恰好说明宏观制约微观,局部改进的努力,很难单独生效。四十年来,多少贤达为此前赴后继,最后都努力成空。
显然,如果宏观决定是第一位的,那么,男足从前没有行过,可以预见的未来,肯定还是不行。而要精英阶层自愿接受更差的投入产出比,完成整体性的改进,那个社会成本也是巨高无比,除非搞一场更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把精英阶层彻底给规训好,要不然怎么说他们都不会听的。今日,不仅男足不行,政界、学界和商界的头部精英,也一样都处于男足水平的呀。这个叫做“外围国家统治阶级的堕落性命题”,最初是毛教员总结提炼出来的。
既然大伙儿都光捞好处不干活,凭什么踢球的,就要额外努力?如果能够在赌球方面,趁机捞点,那个就更好了,对于毫无底线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来说,有好处不捞,那不是白吃亏吗?
规训好精英阶层还有可能吗
要彻底规训好精英阶层,这个事儿,没有人能够保险。但是,过去的经验,革命越是成功和彻底,那些自居人上人的人,也就会老实一段,哪怕是装,也得装出“深入群众”“为人民服务”的样子来。当然,革命者自身和劳动者自己,还得提高斗争觉悟和水平,不仅仅是为了规训各路潜在的统治者,更主要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翻身,前一个努力——规训好精英阶层——是服务于自己的解放目标。所以,这个事儿特别值得努力,一次干不成那就下一次继续,就算是笨点,干着干着,也就“手熟”了,学徒工总会变成老师傅的。
一次干不好不要紧,总结经验教训,下次继续干,一次没有干成就不干,那才是不对的。所以,学习历史和总结经验就很重要了,这是为了在认识和实践的无限循环中间,每一次都能够进步到高一级的程度,站到前人的肩膀上去,从更高的起点出发。这个方面格外需要自己的努力和自主思考,尤其不能依靠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这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走出御用文人的解释套路,第二研习历史材料形成自己的独立认识,以帮助继往开来。
有人说,男足提振是一个技术活儿,扯到南泥湾没有用;恰好相反,南泥湾就是有用,是一种真正足以改天换地的变换——彻底改变精英阶层或者够不统治者对于投入产出比的看法,而且,南泥湾经验,本身就是候补统治者接受高投入低产出,从而实现自觉“农民工化”的过程。
一些人要当人上人就算了,还跟文革时期太子党一样,自居血统高贵,整天巴望着低投入高产出,毫无底线,这样的人格类型和处事风格,除非超人,啥事儿能够干成?所以,规训统治者,一定要整到他们自居低人,才会产生出足够的自觉,接受高投入低产出,那才能够稍微成点事儿。
懒惰球员及其整体性改进的可能性
球员年薪动辄数百万上千万,这就不是想象中的上等人,而是事实上的上等人了,要上等人付出高投入,守规则规矩,至少在当前中国是一个难题,北大张维迎林毅夫教授不可能做出那样选择,柳传志及其背后的后台也肯定不会那样选择的,这就是男足球员们做出自觉投入水平选择的“宏观背景”和一般社会条件。
所以,延安与重庆的对照,具有永久性的结构对照与认识价值。“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在“有官皆墨吏”的情况下,就会“流行着”低投入的高产出的幻想,最后,哪怕在局部罗掘俱穷,也找不到自觉接受高投入的管理方法。几十年来招募到的好几代球员,都没有表现出起码的改进希望,幻想在体能测试都通不过的“低投入”水平下,提高足球水平,那个,恐怕连神仙都没招;有且仅有,在投入意愿高出某个门槛水平之上,才有可能找到技术性方法。
现在看起来,要适当提高球员的自觉投入意愿,在“外围统治阶级堕落性命题”还在起作用的前提下,各种得到尝试的局部改进方案,以前没有生效过,以后也难于指望,现实主义的态度是:真的可能只剩下整体改进方案了。
美国学者萨缪尔逊认为,东南亚的华人之所以经商成功,就是他们长期处于“受压迫的少数派”地位上,然后,就总是擘画着以自己的高投入,去竞争稀缺的成功机会,结果果然超出同侪;所以,自居人上人和“血统高贵”,梦想着低投入的高产出,是一种离成功机会最遥远的错误自况,对这个必须要“整熄火”。而且,这个问题的解决,似乎只有整体出路,不存在个体与局部改进,要不然,几十年来海内外多少贤达为提振男足,可谓罗掘俱穷,至今未能找到一个局部改进方法,也许,今天就可以大胆假设:让自居上等人的人,接受高投入和低产出,并不存在局部改进方法,只存在着一个整体的出路。
二〇二二年二月四日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