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生：2022不是1922，丰县不是鹅城

　　人类社会从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步步走来。

　　奴隶社会，作为劳动者的奴隶是没有人身自由的，统治阶级控制他们的肉体，他们是奴隶主的工具，能听得懂话的畜生。在希腊，文人高谈阔论，武人搞奥运会，养活他们的是牲畜一样的奴隶。

　　封建社会，劳动者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统治阶级控制土地，垄断经济基础，形成一个个小庄园，庄园主对农民具有压倒性的权势，控制司法和宗教。封建国家如同单细胞的聚合体，每个细胞都有独立的农业经济基础和乡绅上层建筑，很难有全国通行的法律。这种四处割据的局面，为人口贩卖和各种杀人越货提供了条件，也不利于商品的流通。

　　中国解放前的农村其实也是如此。

　　虽然从秦代以后，普遍实行编户齐民，但是中央政权其实是浮在上面。基层控制在地方强势人物手里。

　　由于生产力低下，交通不便，通讯工具落后，农业社会高度分散等综合因素，中央政权无法有效控制地方：难以征收统筹全国物资；难以养活纯脱产的足够庞大的刀笔吏集团；官僚集团难以全国大范围轮换调动，刀笔吏难以在省内或跨省大规模轮换；中央政权难以有效了解各地动态，很难有效控制地方生产生活行为；对地方反叛难以及时获悉并派兵镇压，由于中央政府在武器方面并没有压倒性优势，派兵镇压必须依赖兵力优势，往往成本巨大，收效甚微。

　　由于小农经济人口流动性差，地方很容易形成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亲缘同盟。农业是主要产业，主要农产品控制在庄园主手中。这些同盟垄断财产、武力和文化，拥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形成根深蒂固的地方势力。

　　在这种社会中，即使县一级政权的官僚可以流动，县官以下也难以流动。山不转水转，县官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两眼一抹黑，人生地不熟，势单力孤，几年任期一满就要滚蛋。如果县官一意孤行触动地方势力的既得利益，轻者为官一任磕磕绊绊，重者性命堪忧。所以，县官对这些根深蒂固的势力，只能采取妥协和结盟的态度。

　　所以，这种社会之中，政权和民间的族权，形成妥协，彼此勾结，狼狈为奸，成为利益共同体。政权把一部分公共事务（征调人财物，维持基层治安和社会秩序，提供治安情报）外包给民间的强势人物（三老、族长、大户、豪强、渠帅、庄主）完成，给予这些民间人物一定的政治地位（亭长、保正、民国时期的“国大代表”、与地方官平起平坐）、政治权利（科举制使他们的子弟有更多机会成为举人、进士、司法过程偏袒他们）、宗教权力（垄断祭祖的权利，祭祖的权利是族内私刑的基础）和经济利益（默许他们在征调过程中假公济私中饱私囊、免除他们的税款、允许他们垄断某些行业）。

　　这种社会，其实是没有王法和法律的。

　　读一读《水浒传》我们就知道，多少好汉身负人命，这些好汉在甲地杀了人，往往跑到乙地就无所谓了。比如，菜园子张青杀了僧人，跑到十字坡就没事了，不仅没事，还明目张胆卖起了人肉包子。好汉们对杀人浑然不当回事，没几条人命都不好意思自称好汉。

　　基层组织往往在这些地方人物的控制下。宋江的家族在当地也是大户人家，宋江本人充当押司，大致相当于县委秘书长。晁盖是乡长，是他哥们，明目张胆光天化日，抢劫北京军区司令员梁中书给东京老丈人蔡太师的生日贺礼，宋江给他通风报信。县公安局正副局长（朱仝、雷横）都是宋江的好基友，抓他不过是走走样子。这哪是保护伞，这是保护网。

　　即使杀了朝廷命官，遭到到全国通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比如，柴进就说过，就算好汉们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物，自己也敢藏在庄里。柴进拥有刑事犯罪赦免权，财大气粗，豢养大批死士。除了总参谋长高太尉，一般的地方官，谁敢轻易去触动他？只要地方豪强别太蹬鼻子上脸，彼此面皮都过得去，地方官也就不会深究。就是蹬鼻子上脸，不得不剿，许多时候，也是剿抚并用，因为除非在当地搞大屠杀，扫穴犁庭。否则，地方势力还会重新做大，不过柴进没了，换成柴出而已。

　　《西游记》之中，那些为非作歹的妖精，比如金角银角大王，占山为王，洞府大门富丽堂皇，为非作歹，吃人为乐。现实之中，妖精是不存在的，披着人皮的妖精，是遍地都是的。这些人平时对农民征收高额的田租，借征收赋税的机会，雁过拔毛，让自己子弟读书习武，考文举武举，称霸当官。无论是当地的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是以他们为中心。他们一般不搞狭义的吃人，他们搞广义的吃人。

　　在封建的旧中国，劳动者在名义上是自由的，实际上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奴隶。他们以土地谋生，地方强势人物垄断了大部分土地。他们要服从地方强势人物的管理，不然对方既可以用经济手段打击他，也可以利用官府的势力诬陷他，还可以用私刑处决他。他们对待反抗者经常是打够了，交官府，如果打死了，埋了就是、

　　地方强势人物使用从儒家思想衍生出来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制订对自己单向有利的行为规则，要求劳动者对他们无条件服从，只讲权利不谈义务。中层以下社会精英的位置由地方强势人物的子侄垄断，形成利益关系网。蔡太师的生辰纲丢了，东京直接督办的特大刑事案件，压实责任到济州地区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何涛身上，生辰纲都没追回来，普通劳动者还能怎么样？反抗他们必然死路一条，要么滚蛋，远走高飞，要么人间蒸发，物理消失。

　　远走高飞又如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走到哪，封建社会都一个德行。权力不会存在真空。在封建社会，除非劳动者自己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称王称霸，否则，哪里没有强势人物，哪的黄土不能埋人？《水浒传》之中，有多少强势人物？史进、宋江、晁盖、李应、穆弘、祝家庄祝家、毛太公、曾头市曾家……更不用说前面提到敢收留东京督办通缉犯的柴进。劳动者要逃脱强势人物控制，能跑到哪里去呢？

　　当然，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无法建立统一相对庞大的帝国（比如欧洲诸多小国），或者无法垄断所有土地（比如沙皇俄国），强势人物担心无法有效控制劳动者，会严格限制劳动者自由，这些劳动者是明确的农奴。解放前，西藏地广人稀，比沙俄更进一步，除了采用宗教的精神控制，还采用锁链、枷锁等手段控制农奴。

　　在这种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比男性更低。一方面是女性在农业生产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经济上从属于男性。一方面是女性在冷兵器肉搏中不占优势，没有否决对方已经的实力。女性既不掌握金钱，也不掌握暴力，自然经济地位更加低下。女性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独立的人格，只是从属品。女性的命运要由别人主宰，要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普通男性在封建社会中是悲惨的，女性的命运是双倍的悲惨。

　　当然，如果大多数人都过得很惨，自然就会有人过得很爽。

　　从前有座山上，住着金角银角大王。山中最为张狂，这一点也不夸张，他有钱也有房，洞府大门富丽堂皇。相传这金银心狠手辣，图财害命。托他们的福，这山顶也不太平，肆无忌惮，去为祸平民百姓。

　　这些强势人物，就是所谓的“乡贤”。

　　国外也是如此。

　　封建法律的推行其目的决不是想扩大封建领主的权力，倒可只看作是想把他们的权力缩小。自国王以下，直到最下级的领主，都由封建法律妥为制定等阶，各有各的职守和义务。但是，这种法律，虽本意要加强国王的权力，削弱大领主的权力，但仍不能使乡村居民得有安宁的秩序官良好的政府，因为它不能彻底改变纷乱状态所由而起的财产制度与风习。政府的权力仍过小，贵族的权力仍过大，而贵族权力过大，正是政府权力过小的原因。封建等阶制度虽然确立了，国王仍不能制服大领主。大领主，依然横暴如故。他们相互间依然不断地任意作战，甚至常常对国王作战。广大的乡野仍呈一片强取豪夺和骚乱的景色。

　　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在这样的农业社会中，很难建立起高度有效的中央集权。必然是一个个小庄园内部称王称霸，作威作福，程度不同而已。

　　土地比较完整的，比如中国，搞郡县制。土地比较碎裂狭长的，比如日本，不得已实行分封制。更偏远的地，则搞分封羁縻，给对方一个头像，对方按时进贡，彼此面皮好看，过得去就完了。

　　打破这种状态的是资本主义的大发展。

　　然而，封建法制凭一切强制力量所办不到的事，却由国外商业和制造业潜移默化，逐渐实现。国外商业与制造业的兴起，渐使大领主得以其土地的全部剩余产物与他物交换。由此而得的物品，于是无须与佃农和家奴共享，而完全由自己消费。完全为自己不为他人，这似乎是一切时代为主子者所遵守的可鄙格言。所以他们一发现了由自己来消费所收地租的全部价值的方法之后，他们就不愿再和别人共同享受这价值。他们就宁愿把足以维持一千人一年生活的粮食或其价格，用来换取一对金钢石纽扣或共他同样无用而无意义的东西，随而也把这粮食所能给他们带来的权威一并舍弃了。于是，为了满足最幼稚最可鄙的虚荣心，他们终于完全舍弃了上述权威。

　　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摧毁了建立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基础，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农庄迅速土崩。一方面，工业取代农业，导致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权向工商业和金融业主倾斜，工商业主和金融家有资格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调动更多的人力资源，可以是用政治和军事手段压到作为竞争对手的庄园主。一方面，出现工商业以后，劳动力可以向城市流动，庄园主们能调动的人力资源不断枯竭，部分庄园主过惯了穷奢极侈的生活，很快陷入坐吃山空的境地，财力不断枯竭。

　　打破封建行会局限的工商业需要可以雇佣的自由劳动力的外在条件，推动本国的农奴和奴隶解放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要自由流动的不止是劳动力，还有商品，所以消灭封建割据也是必然的要求。不仅如此，全国要建立统一的法律系统，被资产阶级控制的中央政权可以依照统一的法律处理商业纠纷，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各地方势力插手法律，形成各种地方保护，阻碍人财物流动和资本扩张。

　　对资本来说，一切皆为商品，只要控制了财富，在市场自由交易，就可以以最低廉的价格获得一切想要的东西，利润、性自由、政治权利等等。所以，没有必要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控制劳动力。

　　当然，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工业取代农业成为支柱产业，工业化推动生产的集中，剥夺地方强势人物对社会总产品分配份额的垄断。

　　从文艺复兴以来，大多数欧洲国家，工商业和金融业以经济的手段相对和平地削弱了封建贵族的势力。1789年法国大革命、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1848年欧洲大革命、1861年南北战争，1868年明治维新，一次一次摧毁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分裂割据的控制劳动者人生自由的封建贵族（庄园主）的残余势力。

　　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劳动者的人身自由获得了解放。

　　但是这个过程，在旧中国并不顺利。

　　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农村以半封建为主，城市以半殖民地为主。受舶来品的打压，民族资本主义并没有建立起来。当时的中国，大规模出口原材料、农产品，进口军火。进出口生意由买办控制，原材料和农产品的来源，仰赖农村，由农村强势人物控制，农村强势人物的子侄从军成为军阀属下的军官，发了财的军官回乡成为大地主即强势人物，买办为军阀提供军火和军费。

　　因为农业依然是支柱产业，生产力依然落后，农村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经济基础仍然是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土地依然被强势人物高度垄断，这些强势人物的子侄从政或从军，成为上层建筑的基础，强势人物依然垄断农村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帝国主义通过买办成为这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后台。解放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劳动者，必须发动反帝反封革命，尤其是军事斗争。

　　《白鹿原》中的白嘉轩、鹿子霖，就是当时的典型人物。小说之中，白、鹿二人除了白嘉轩默许鹿三杀害田小娥，并没有做太多的恶事。

　　黄四郎也是这样的人物，控制鹅城的民团和税收，操纵司法，架空甚至杀害县长，是鹅城的土皇上。他即使杀掉自己的侍女，也不会有人替那个女孩伸冤。

　　现实之中，这些强势人物的劣迹比黄四郎有过之无不及。

　　中国的进步人士很早就认识到农村的土地所有制与封建制度吃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要改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不那么简单了。

　　新文化运动，一些进步青年就要求推翻封建的上层建筑，提倡德先生、赛先生。鲁迅等文学家写了大量的文章，揭露封建社会吃人。然而，不触动经济基础，推翻不了上层建筑。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共领导下发动了一系列罢工运动，最终二七大罢工被吴佩孚血腥镇压。城市并不是当时中国经济资源的中心。反动势力可以从农村源源不断地获得物质资源，换取军火等物资，镇压工人。

　　国共第一次合作，农会在湖南遍地开花。土豪劣绅被斗倒，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受到冲击。毛主席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读者可以读一读当年那些土豪劣绅做了什么，对他们来说，抢男霸女，草菅人命，完全不算什么事，反过来，对他们来说，不做点恶事，还未必能镇住广大泥腿子。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

　　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

　　1927年，反动势力使用武力镇压革命，中国革命必须也必然进入武装斗争阶段。

　　1946年，内战再度爆发。1947年，解放区推广土改。

　　土改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也彻底摧毁了，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权力。农村的封建势力被斗倒，血债累累的恶霸被镇压，农民翻身解放，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

　　经济权利的平等是政治权利平等的前提，经济权利平等以后，政治权利就好平等。

　　新中国为消灭封建残余，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大约做了八件事：

　　一是摧毁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把封建祖产分给了农民，消灭了强势人物的经济优势，后来又并入了公社。

　　二是公有制条件下，让所有人的收入接近，很难拥有超出他人的物质资源，生活条件都非常相似。个人很难用物质支配他人。

　　三是彻底斗倒地主，使封建强势人物威名，威名扫地。

　　四是新的农村精英，来自于军队转业或者由上级选拔，而不是农村家族世代相传。

　　五是对这些精英周期性的运动，使他们很难培养自己的人脉势力，不断铲除可能出现的新生强势人物。反动分子即使混入革命队伍，大概率也在日后被整垮。

　　六是上山下乡运动与农村选调进城，使城市精英和农村精英的相互对调。农村本土精英被选拔进城市，进入更大的原子化社会，难以建立新的宗族组织。

　　七是推动工业化，让工业生产在社会总产品份额不断增加，削弱潜在的农村强势人物的经济基础。

　　八是推广新婚姻法，废除纳妾，鼓励婚姻自由。妇女经济、政治地位提高，父系宗族难以为继。

　　这些政策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要打破小农生产方式，打破私人占有财富的方式，建立公有制的工业化的经济基础；一类是让全社会精英流动起来，避免个别地区形成建立在大家族血缘关系网络上的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

　　解放战争不是简单的派系内战，而是被压迫阶级求解放的武装斗争。这场武装斗争，为消灭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创造了条件。

　　分产到户以后，小农经济重新回潮。这种经济基础为封建势力的回潮，提供了条件。

　　于是，黑奴工、买卖妇女这些封建残余，又在个别地区死灰复燃。当年套在西藏农奴身上的锁链，重新套在了某些地区的妇女脖子上。

　　半封建时代，妇女就低人一等。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专门谈到过夫权。

　　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

　　这不是说，有些农村地区一夜回到解放前，而是说，小农经济为封建主义的复辟和逆袭，提供了条件。

　　首先，小农经济需要男劳力，建立在父系家族关系上的家族上层建筑需要男性代表，家族械斗需要男丁。于是，妇女地位下降。女婴流产屡禁不止，个别地区出现杀害女婴现象。接受过普及教育的女性，知道自己的老家是什么样子，一旦出来，绝不回去。女童减少，女性外流，导致当地人口比率严重失调。周边地区的女性都知道当地是什么样子，经济落后，男尊女卑，不肯轻易嫁过去，买卖婚姻只有买家，没有卖家。市场经济，有需求有供给。于是，没有老婆的买老婆，没有儿子的卖儿子。

　　其次，由于农村公有制经济基础被破坏，上层建筑必然适应小农的经济基础。基层组织失去对经济基础的控制，必然也只能依赖各种农村能人，这些能人，自然而然发展成农村新型强势人物。这些能人的价值取向，必然是维护本村血亲尤其是男性血亲的利益。民不报，官不究。弱女子报了，如果与强势人物相冲突，官也未必究。

　　再次，越是落后地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与现代化社会越格格不入，越留不住人才，优秀人才迅速外流，本地精英不断退化。家族化日趋严重。彼此联姻，亲上攀亲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金钱和血缘在干部提拔过程中发挥作用。个别地区，出现了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精英网络。网络内部，彼此沾亲带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利益结构的价值取向，自然倾向于照顾本地人，外来人口自然处于天然的劣势。

　　又次，一些经济落后地区，本来应该大规模破产，劳动力人口大量进入现代化工业城市，彻底粉碎小农经济基础，封建家族自然解体。但是因为现代化城市经济增速下降无力吸纳、对懒傻笨佛的逆向转移支付等原因，这个过程并不顺利。

　　最后，不分良莠复活中国传统文化，让一些封建文化的渣滓，重新沉渣泛起。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有当一部分内容宣扬无条件的愚忠和盲从。让被统治者无条件为统治阶级服务，对被统治者只讲义务不讲权利，对统治者只讲权利不讲义务。这些为封建等级社会提供合法性的文化渣滓，本来应该淘汰，但是打着弘扬传统美德的旗号，以女德教育之类的名义，从坟墓里钻了出来。还有一些丧尽天良的专家学者，鼓吹乡贤制，为封建社会摇旗招魂。

　　2022年不是1922年，中国已经实现了中等工业化，城市化率已经突破了60%，全国的铁路网和公路网已经完备密布，互联网的发达使得罪恶很难隐藏，私人武装无法对抗中央政权，中国不存在独立王国的基础。

　　全民义务教育已经普及，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已经深入人心，冒天下大不韪的事情，必然遭到全民的口诛笔伐。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无论未来工业化的经济基础向哪个方向发展，小农的经济基础都必然灭亡。建立在其上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的消亡是历史的大潮流，不可逆转，个别残渣的泛起，无法阻挡时代车轮的向前。

　　丰县不是鹅城，剥夺人身自由，封建势力无法无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鹅城已经不存在了，也无法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