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 | 俄乌之争：要么民族主义，要么自由主义？

　　自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全世界尤其是中国舆论场上，迅速形成了“挺俄派”和“挺乌派”两大阵营。

　　“挺俄派”坚定地站在俄罗斯立场，称俄对乌发动战争，是为了抵御美国为首的北约实施霸权主义扩张政策，不断挤压其生存空间，乌克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唆使下，袭扰甚至威胁俄安全，而采取的一次正义行动；“挺乌派”则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是对一个主权国家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人类公理的粗暴践踏，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毫无正义可言。

　　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声音展开了激烈交锋，火爆程度不亚于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乌克兰战场。这两种声音分别来自于“结怨”已久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阵营；在中国舆论场和政治光谱上，这两大阵营的对峙和博弈由来已久，其中，自由主义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独领风骚，一度位居主流，深度影响过中国社会的走向，直到本世纪初叶才逐渐式微，被民族主义所替代。

　　关于这两大思潮在中国的嬗变过程，我曾经在《思想简史：一个时代的蜕变（2001-2021）》一文中进行过详尽的分析，不再赘述。这里我想探究的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新左派”崛起以来，普遍认为中国社会和思想界已业已形成了左派和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并存的局面，而在“俄乌战争”这一重大国际争端中，却被“简化”成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派别之间的论争，曾经作为三足鼎立之一的左派，为何仿佛销声匿迹或至少被前两者淹没了呢？

　　当然，说“销声匿迹”或“被淹没”也许有些夸张，甚至不够准确。事实上，在与自由主义分庭抗礼的民族主义“挺俄派”声浪中，我们不断看到许多左派人士活跃的身影。他们的声音一点也不微弱，跟那些民族主义大咖和粉红们一样高亢响亮，赢得了不少左派拥囤的支持。但细加辨析，他们的观点与民族主义如出一辙，以至看不出跟左派有什么关系。比如“挺俄派”认为，俄罗斯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对于离心离德的“旧日兄弟”，乌克兰施以老拳教训理所当然。俄不惧美国西方威胁和制裁，坚决出击，体现了骨气和硬气，打击了美国霸权嚣张气焰。尤其在美国屡次打压遏制中国的背景下，俄罗斯敢于亮剑、使美国锐气大伤，似乎也替中国出了一口恶气。鉴于中俄在目前在世界大势下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和地缘政治的需要，中俄理应抱团对抗美国霸权，反对美西借乌克兰挤压削弱俄罗斯，挺俄自然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通过俄罗斯打击乌克兰、遏制美国西方霸权势力的全球扩张，客观上使中国减轻了战略压力，对中国的发展有利。有人甚至将俄乌战争与中国的抗美援朝相提并论，“是正义阵营向霸权集团发起的冲锋号”。

　　而在自由主义的“反战”浪潮中，我们同样也看到了一些号称左派的人的面孔，这些人平时多以纯正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这时却采用跟自由主义一模一样的调门：“反对一切战争、宣扬和平主义，但细察之下，其实际只反对和声讨明目张胆武力进犯的俄罗斯，却对暗中阴谋算计的美国西方无视、纵容。他们仅对战争表象作单向判断，而对战争根源拒绝全面分析，也就是说他们只论战争之结果，而不究战争之起因。”（滠水农夫：《乌克兰的硝烟战与中国的口水战》）

　　由此可见，“左派”要么跟随民族主义，要么跟随自由主义，已分别加入“挺俄派”和“挺乌派”的大合唱，全然丧失了曾经作为独立思想派别的主体性。

　　出现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

　　犹太裔美国学者迈克尔·沃尔泽曾经指出，冷站结束之后，随着历史的终结，左翼已经不再拥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理论的支持，不再敢轻率地将所有的社会问题归结于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虽然他们仍然发表批判见解，却只能针对（诸如教育、健康保险、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或者公民自由等等）具体问题做局部讨论。左翼知识分子好像失去了完整的价值观与世界观。

　　2006年，旷新年在和我的一篇对谈中说，“前不久，我丧气地发现一些左派的朋友急剧地转向民族主义和精英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转向并不是个人主观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许多年以前，当一位在美国的朋友说到民族主义是中国左翼思想的一个重要的起点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民族主义与左翼思想之间最终的生死对立：有些左翼朋友表示要坚守原来的立场。但是，不进则退，非生产性的空洞坚守，思想的空间会不可避免地陷落。在2004年右翼思想开始颓败的同时，左翼思想也同样失去了动力。”（刘继明、旷新年：《新左翼文学与当下思想境况》）

　　无论是迈克尔·沃尔泽，还是旷新年，都说出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社会大革命总是由对未来的完美社会秩序的乌托邦憧憬所推动，但革命一旦结束，这种辉煌的乌托邦憧憬也就随之消失。四十年来，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承受着这种“乌托邦”消失之后结下的苦果。因此，失去“总体理论和世界观支持”的左派不约而同转向国家主义，也就成了一种符合逻辑和现实利益的必然选择。

　　如果说，2006年旷新年指出的左派“国家主义转向”还只是初露端倪，那么十年多年之后，这种“端倪”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有太多左派都是实质上的国家主义者。与左派并无关联的国家主义者也常常会有意无意地使用左派的话语，说什么‘(反华)资本控制媒体’之类，然而他们却几乎没有反思过资本作为支配性的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存在。有的左派相信，国家主义者凭着这些只言片语——被切割、装饰过的左派宣传——再加上社会现实的教育就能转向社会主义，因而乐于与国家主义媒体合作，好像是自己‘利用’了国家主义，而不是恰恰相反。宣扬国家主义的机构成员重合度相当之高，除了一些青年学者，不少人就是当年的新左派。与老左派的毫不动摇相比，学院里的新左派华丽转身，投向了资本与‘大国梦’的怀抱。不仅如此，随着官方宣传口径的转向，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成为了官方新媒体的座上宾。当资本对新媒体意识形态领域的介入进行了数年，权力机器才幡然醒悟，但为时不晚，因为它们收获了新左派这批梁山好汉。至于体制内老左派，生前极力揭露修正主义的老干部魏巍、李成瑞等人，已一个个去世了。民间左派则发生了一次分化，富有激进性的左派衰败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人对国家主义话语的追捧和对权力的愈发亲近……”（郑姿妍：《中国左派的国家主义：从何而来，向何处去》）

　　国家主义是与民族主义差不多同时崛起的一种政治思潮，在价值取向上二者具有高度的同构性。所以，在俄乌之争上，左派加入到民族主义的合唱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抛弃掉马列毛主义“总体理论”的左派，如同无源之水，无根之树，失去了自己的群众基础，只能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要么依附于民族主义，要么依附于自由主义，除此之外，別无选择。

　　这个时候，作为独立思想群体的左派已经不复存在，如果非要用这个概念，也应该加上必要的前缀，如“民族主义左派”“马列毛左派”，以便跟中国政治语境下传统左派的概念区分开来，免得人们在微信群里为谁是“真左、“假左”和“伪左”争论不休，乃至反目为仇。

　　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甚嚣尘上的“俄乌之争”中，也有人尝试运用马列毛理论解读这场战争，如一位00后左翼青年就撰文分析道：“乌克兰的寡头和俄罗斯的寡头挑起了战争，争夺起利益和霸权，却让乌克兰百姓陷入炮火和死亡边缘，将俄罗斯百姓置于恐惧和穷苦之中。我们不否认乌克兰政府的腐烂恶臭性，如强迫民众对付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和寡头，给民众发枪，限制出镜，让老人小孩受训练，纵容亚速营等，但这并不代表俄乌战争是一场正义性战争，乌克兰政府迫害无产阶级不正义，俄罗斯政府发动战争残害乌克兰无产阶级更是不正义，在苦难之下崛起反抗的人民才是正义的，值得同情的一方，是广大的乌克兰和俄罗斯人民。正如卢森堡所说：‘为了摆脱这场血腥的混乱与深渊，除了社会主义以外，我们别无其它救命稻草、助力与出路可言。只有工人阶级的世界革命可以重建秩序并结束混乱，只有工人阶级的世界革命可以为所有人带来工作与面包，只有工人阶级的世界革命可以终结这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屠杀；只有工人阶级的世界革命可以让受尽苦难的人类社会恢复和平、自由与真正的文明’……”（小桀：《不是迈向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此外，还有人试图以“革命派”对左派重新命名，如前面提到的滠水农夫在《乌克兰的硝烟战与中国的口水战》一文中说：“俄罗斯与乌克兰都是从前苏联蜕变而来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曾积极配合美国、西方推行的‘烟瑟鸽鸣’，今天主导两国的无疑都是鲸吞国家资产、剥削劳动人民的寡头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战争的根源是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势力范围、维护各自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最大利益，驱使各国人民互相绞杀，从而将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拖入战争的深渊。”他认为，“中国‘反战派’的主流其实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公知’，崇美非俄是其一向作为；而‘乌拉派’的主流则是超阶级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小F红’，反美挺俄也是其一向主张；而‘革命派’、则应以马列毛主义为底色，代表各国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既反对美国西方的霸权主义扩张政策，又揭露俄乌两国寡头资产阶级以国家名义进行武力战争的非正义性，同情俄乌两国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牺牲，反对俄乌两国资产阶级挑起战争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和罪恶。”

　　我大致赞同小桀和滠水农夫的观点，但如果把“革命派”作为与“挺俄派”、“挺乌派”之外的第三种派别和声音，我觉得过于乐观了些。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俄乌之争”中，所谓“革命派”，无论是影响还是规模，根本无法同前两派抗衡，以至鲜有人知道，因此，与其说“革命派”是对既成现实的描述，还不如说是一种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愿景的表达。

　　从根本上说，乌克兰战争是以美国为首的老牌帝国主义同俄罗斯这样的次帝国主义国家，为划分和争夺势力范围、转移资本主义自身矛盾而导演的一场内部冲突。目前，持续多日的战事呈现出胶着和相持状态，但不会像阿富汗战争那样长期进行下去，双方很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达成某种妥协，这既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也是俄罗斯国内的危机所决定的。

　　普京不是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朋友，而是一个铁血的民族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政客，这从他在国内严厉打压共产党组织、崇拜彼得大帝、诋毁列宁和斯大林就不难看出来。中国的一些民族主义左派，将普京当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继承人，而不是作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和极端右翼政客的叶利钦的继承人大加推崇，显然是搞错了对象。

　　尽管像小桀这样的左翼青年和“革命派”的立场不会被主流舆论场重视，甚至连一些学院左翼也嗤之以鼻，我却认为他们是共产主义的火种，是马列毛主义的隔代传人。如果说左派哪一天能够重新登上历史舞台的话，就必须找回被丢弃的阶级政治——马列毛主义理论，旗帜鲜明地站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一边，坚持马列毛主义战争观，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观。只有到了那时候，左派才能够真正摆脱那种随波逐流的依附和弱势地位，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想派别和政治力量，参与到新的历史建构进程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