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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3月，国民党当局抛出由蒋介石署名、众笔杆代写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并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国统区国民阅读。
该书堪称蒋介石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仅完整表述国民党的内外政策，着力渲染“一个主义”、“一个党”理论即三民主义是中国唯一的合法主义、国民党是中国的合法政党，还借此强化国民党“永为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的所谓“合法性”。
其中，该书还以貌似公允的立场总结了明朝灭亡的原因，将明朝的覆灭归咎于外敌入侵和内部流寇横行（这里的流寇指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起义武装），却丝毫不讲明朝国家机器的内部腐败问题，试图以此来影射和诋毁中国共产党。
面对国民党的政治污蔑，除延安发起各种政治宣传攻势外，毛主席多次电示中共南方局，要求组织文章回应国民党的污蔑，从学术上批驳《中国之命运》，以肃清其流毒。
随即，南方局派冠华同志找到沫若同志，委托其以纪念明亡三百周年为主旨撰写文章进行反击。
开创了唯物史观派、占据了中国学术界主流地位的郭沫若，当时在国内的名气已经非常之大，其在抗日战争中创作的众多历史剧如《屈原》、《虎符》等都被广大群众关注和喜爱，由其操刀再合适不过。
郭沫若接下了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历时数月，潜心写作。
七十八年前的今天，1944年3月19日(农历1944年2月25日)，郭沫若手书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脱稿于1944年3月10日）。
在这篇约两万字的史论文章中，沫若同志一方面深刻分析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已腐败不堪”，指出“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另一方面，文章也回顾和反思了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军事胜利，却在进入北京取得政权四十余天后，仓皇逃遁、一败涂地的过程和原因。
在《甲申三百年祭》里，沫若同志用较多笔墨刻画了李自成。
在他看来，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的李自成，能揭竿而起、得人拥护、吸纳众才，历经多年征战直至攻占北京终结明王朝，绝非偶然。
起兵时，李自成为争取民心而提出“均田免粮”的主张，每到一处都是砸官府、开粮仓，并把粮食和财物分给劳动人民。
当时在民间广泛流传这样的歌谣：“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进北京时，李自成军几乎未遇抵抗，明朝官员和军队纷纷迎降。
这样一位身先士卒、深受爱戴的闯王，这样一支纪律严格的军队，打了天下却没有坐稳天下，仅仅四十来天就败退出北京，郭老把李自成的悲剧主要归结为有胆识但缺乏远虑，进城后骄傲自满，政权缺乏监督，对手下将士中出现的贪图享乐、腐化堕落现象没有加以控制，也没有办法控制。
在《甲申》的最后部分，郭老感慨：“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为对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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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这篇文章经过了几天修改，郭老把文稿送交给当时在重庆的必武同志审阅，而交稿后的仅第三天，《新华日报》便全文连载。
自3月19日刊出，文章被连载四天，于22日全部载完。
结果，文章一径发表就惊动了惶惶不可终日的蒋介石政权，国民党方面立即派出力量干预，说这篇文章是“影射国民党当局”……
3月24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竟还专门发了一篇社论对《甲申三百年祭》进行所谓“反击”。
反动派的尴尬实在令人悯笑，这也正从反面证明，郭老的这篇文章写对了！写到了敌人的痛处，使敌人感到窘怕，而人民群众与共产党则是欢迎的。
同时，这篇大气磅礴的文章也映入了毛主席的眼帘。
那个时候延安整风运动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在前面反三风的基础上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而郭沫若这篇文章便显得非常具有历史启发意义。
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毛主席第一次提到了《甲申三百年祭》，他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发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不久，伯渠同志自延安飞抵重庆，他亲自告诉沫若同志，党中央、毛主席一致决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大量印发，供党内学习，并已在延安和各解放区普遍发放下去。
这些消息给郭老带来了极大的内心鼓舞，他从内心感到欣慰，这篇文章完全符合了党和人民的政治需要、契合了共产党的立党初心。
1944年8月下旬，郭老又收到了恩来同志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屈原》和《甲申三百年祭》单行本，郭老当天即给毛主席、恩来同志和许多在延安的朋友一一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
1944年12月，郭老正式收到了毛主席于11月21日专门写给自己的复信：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做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
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
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 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 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廿一日，于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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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信中所说“恩来同志到后”一事，是指同年11月周恩来同志于11月10日夜从延安飞回重庆，第二天郭老在住处天官府4号为刚从桂林抵渝的柳亚子先生洗尘，恩来同志也赶来参加。
席间恩来同志畅谈延安近况，件件振奋人心的消息，顿时给小小“蜗庐”带来了光明。
郭老在事后追述道，由于周恩来的参加，“友朋皆甚热烈狂欢”，并赋诗以纪念当夜的欢聚，纪念周副主席的归来，诗中称喻周副主席为手持火炬的人：
顿觉蜗庐海样宽，松苍柏翠傲冬寒。
诗盟南社珠盘在，澜挽横流砥柱看。
秉炬人归从北地，投簪我欲溺儒冠。
光明今夕天官府，扭罢秧歌醉拍栏。
毛主席在信中说大家都希望能见到沫若同志，而郭老又何尝不是时刻向往着能再见到毛主席和延安的同志们，他和毛主席1927年在武昌分手后，已十多年未见。
抗战爆发后，郭老只身从日本回到祖国。从那时起就一直渴望能够奔赴延安，那里有他阔别十年的北伐战友，更是抗日救国的保垒，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1938年，郭老曾作一首《陕北谣》，表达了自己心情：
陕北陕北朋友多，请君代问近如何？
华南也想扭秧歌，陕北陕北太阳红。
拯救祖国出牢笼，新天镇日漾东风。
然而，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郭老的行踪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甚至每当暑季日军大轰炸、被迫到距离重庆市区才几十公里的赖家桥避居时，国民党特务也会立即放风：“郭沫若要逃跑”，“要出青木关造反啦！”
当时只能翘首北望，却奋飞不得。
为此，郭老曾无比感慨：“此乃无望之望也。”
1945年，渴望见到毛主席的心情终如愿以偿。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不顾个人安危、飞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郭老兴奋地赶到机场迎接毛主席，终得一见。
“你写的《反正前后》，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
毛主席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谈到了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的愿望。
他明确地指出：“共产党，是私的？还是公的？无疑是人民的！党的作法，应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好处为原则。如果做来对这些都没有好处，我们就需要改正。”
郭老的听觉不好，特别用心地听着毛主席的每一句话，注视着毛主席的每一个手势。
他看到，主席用的是一只旧怀表，走时已经不那么精准了，会后便把自己的手表取下来送给了毛主席。
《甲申三百年祭》，在抗战胜利前夕让让毛主席格外心系，又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更加激发了毛主席的忧虑。
1949年春，党中央即将从西柏坡前往北平，毛主席对恩来同志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要教育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同时，他还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行军的路上，毛主席又忍不住提起了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
4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结束后，工人和农民开始了胜利大游行。
当群众一波又一波经过天安门广场时，腰鼓声声中，他们齐声向着天安门成楼上的毛主席高喊：“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则站在城头上不断地挥手，他喊到：“人民万岁！”
当工人方队走过主席台前高喊“毛主席万岁”时，毛主席高声回道：“工人同志万岁！”
当农民方队走过时，毛主席又是高嗓门地呼唤：“农民同志万岁！”
开国大典的当天夜晚，毛主席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中南海正在举行欢闹的国宴，高朋满座，推杯换盏，气氛热烈，而毛主席并没有参加，他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进屋后，他一言不发，在卧室里安静的一个人抽烟，脸色凝重。
大喜的日子里，作为新中国、崭新的人民政权的最高领袖，主席的心情却十分沉重。
警卫和工作人员见状，心生疑虑但也不便去打扰，只能在外面候着，看着他安静地坐在椅子上，仿佛思绪漂泊远方。
许久之后，卫兵实在等不下去，走进来问：“主席，想吃点什么？”
主席自言自语道：“这革命的果实，得来不容易啊！”
卫兵这才明白主席心中的失落和感慨，以及他为什么在礼花齐放的大庆之日堕入惆怅。
他在暗暗的隐忧啊。
卫兵安静了一会儿后便安慰主席：“如果牺牲的战士们都还活着，他们也会为今天的开国大典，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骄傲，这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结果。”
接着又继续对说：“主席，您好长时间没吃东西了，喝点粥吧？”
主席则答：“不饿，没胃口。”
卫兵把热好的麦片粥端给他，劝他吃几口，主席也听话得吃了几口，方才感觉到饿，最后竟然大口大口喝了两大碗。
吃完后，毛主席就看书去了，直到凌晨6点还未睡，后来吃了两片安眠药躺在床上，可还是睡不着，又让卫兵给他两片安眠药，但卫兵说没有多余的，保健医生为了主席的身体，每天最多只给两片。
就这样，直到10月2号早上八点多钟，这位新中国的主席、人民的领袖才沉沉睡去。
众人皆在欢庆、共度革命胜利时，毛主席却在想些他一直以来都放不下的忧思。
中国共产党的底色是红色，而红色正是革命的颜色。
只有保持革命的初心，才能守护革命的色彩不被褪祛、不被涂抹。
也就是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对革命的论述：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
这就是为什么在进京建政的1949年，已成为新生执政组织最高领袖的主席会无比心愁：“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而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近三十载后，已濒晚年的主席更是悲叹：“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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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我讲过，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
“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逐渐陷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状态。”
“而是要牢记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应该看到，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及时整治，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甚至可能酿成全局性、颠覆性的灾难。”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要解决党内存在的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
“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最后，我想同大家重温毛主席讲的两段话。”
“一段话是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讲的：‘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另一段话是1949年3月5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的：‘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2019年6月领袖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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