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的入党热是怎么出现的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旧中国知识分子数量很少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以高度重视的态度，对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能够继续从事科学教育文化工作，发挥其所长。党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成功，也是与当时知识分子大都有重新学习的愿望，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的积极态度分不开的。
1951年9月初，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等12位著名教授，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为此，他写信给周恩来，提出邀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到北大作报告。马寅初的信，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积极回应。不久，全国高校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过程中，尽管出现过某些比较粗糙做法，比如有单位采取群众斗争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伤害了一部分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感情，但总的来说，这项工作适应了知识分子，也符合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知识分子贡献力量的要求，帮助大多数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清除思想上残存的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的影响，掌握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由民族的、爱国的立场前进到人民的立场。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现象是，不少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知识分子党员，忠诚党的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的事迹，至今仍是我们党建中的宝贵精神财富。
亲身经历使他们深刻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思想改造首先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取得明显的效果。一般说来，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见多识广，大都有在国外学习或考察的经历。他们在看到西方国家先进的同时，往往更加痛感国民党政权腐败而造成国家的衰败。新中国成立后，日新月异的变化，使他们中的不少人首先从感性，而后提高到理性，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我国著名机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机械史学科的奠基人刘仙洲的思想变化过程，是那个时代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热的一个缩影。
刘仙洲于1890年1月27日出生于河北省完县（今顺平县）。18岁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运动。1914年，考取公费，进入香港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学习。1924年，年仅34岁的刘仙洲担任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天津的北洋大学校长。1932年至1937年任清华大学教授。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至1947年，赴美国考察。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授。1952年起任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直至1975年因病去世。
刘仙洲于1928年辞去北洋大学校长后便潜心于教学。1947年，刘仙洲从美国回来路过南京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拟设宴邀请，请他再次出任北洋大学校长。他拒不赴宴，连夜离开南京，北上回到清华大学任教。后来，教育部虽公开宣布这一任命，并一再致电敦促刘仙洲赴任，但他都置之不理。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入党的知名教授刘仙洲。
为什么刘仙洲这样热衷教学而不愿担任大学校长？因为他亲眼目睹了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因而决心不问政治，觉得与其当校长做行政工作，还不如当一名教师。或许通过“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多少还能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作点贡献。1947年，他向朋友说：“我剩下的一段时间，顶多再教10年书，再写5本书，就算尽了我一生的责任了。”值得一提的是，从小随其祖父和父亲务农的他，对发展农业机械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期间，农业机械的发展和传统农具的改革问题一直是他最为关注的问题。1946年赴美，是专程到美国伊利诺大学考察农业机械，历时约一年半。
从旧社会进入新社会，对他第一个最大的冲击就是新旧两个政府对处理农业机械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从1920年开始，他就千方百计地推广水车。由于政府当局漠视农民的利益，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只推广了区区200余台。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和政府施行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刘仙洲应邀参与拟定国家1950年度贷给农村10万部新式水车的计划。他亲自组织清华大学师生参加新型水车的设计试制工作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成功。刘仙洲后来在《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文章中写道：“这是第一次使我感到人民政府的伟大。1950年初，我第一次参加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那次主要议题是全省河防水利问题和生产救灾问题。所有这些真正为人民兴利除害的问题，都是过去自己常常梦想，但是当时反动政府不肯花力量去做。这使我明确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和过去的反动政府有本质上的不同，人民政府是言行一致的，它的一切计划和措施都是为人民的。由于这些事实，我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很高信仰。”
在旧中国的经历使他不愿意从政。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对即将成立的新政府不了解，认为无非是换了一个党派上台，不会有什么实质性改变。由于他在科技界和教育界的声誉，推选他作为代表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他两次声明不愿当选。人民政府请他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他也谢绝。到1952年，他看到新中国确实是换了人间，教育部请他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他欣然允诺，并和校长蒋南翔合作得很好。后来又被选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常委等一系列国家和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由“从不问政治”转到积极投身政治活动。他曾对学校党委的一位负责同志说：“我在旧社会摸索了几十年，想的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总是走不通。到我老了，才找到了共产党，才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才有了自己的归宿。”1955年4月29日，他终在65岁的时候圆了入党梦。他是解放后最早入党的著名老教授，不但带动了一大批清华大学的教授、讲师们加入共产党，而且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带动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入党。他还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人民政权的建设，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规划工作。由于刘仙洲对新中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曾特邀他参加最高国务会议。
1889年出生的我国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也是在1955年入党的。在解放前参加进步文艺活动时就已经感觉到：“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救中国。”解放后，他写道：“我看到工人阶级的党怎样领导人民取得一系列伟大的胜利，把一个被强盗土匪弄得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国家改变成为强盛的国家。”“决心要做一个忠于国家和人民、为党的事业而终身奋斗的共产党员。”
2005年去世的李国豪，是我国著名桥梁工程与力学专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他1946年从德国留学归来，同样也是对国民党政府充满失望。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美蒋飞机的“二六”轰炸，给上海带来了困难。李国豪在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当他看到人民政府对人民的真诚和同人民团结一致来克服困难的精神，非常感动，使他初步认识到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这年春天，他到东北参观，东北的新面貌使他第一次具体地看到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的巨大变化。他积极投入思想改造，不断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其他政治书籍，思想得到升华，于1953年提出入党申请，1956年2月光荣入党。
参加社会实践有力地促进了他们的思想改造
为了引导和促进知识分子转变思想，使之尽快适应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党与时俱进地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基础上，针对新的情况，采取了组织政治理论学习、结合业务实践提高认识和组织参加各种社会实践等方法。其中，组织参加各种社会实践作用更为明显，使知识分子最直观地了解到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对新社会的真实态度，从而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进行思想改造。实践证明，大多数知识分子抛弃了过去不同程度存在的轻视劳动人民的旧思想，进一步站到人民的立场，开始学习掌握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这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的主流，使他们基本上都跟上了时代的要求，为发展新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知识和才智。
◆黄家驷
在高级知识分子中，由于历史原因，思想上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亲西方情结。以西南联大这个至今还屡屡被人称道的教授群体为例：5位院长，全是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2位留学欧陆，3位留学英伦外，其他的都到美国留过学。在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没有出国留学的只有23位。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最大、也是名气最大的一项事业。我国胸心外科奠基人之一，中科院院士黄家驷1933年在此毕业后，又于1941年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研修胸腔外科。1943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1945年回国后在上海继续从事医疗卫生事业。
解放后，作为上海医务工会副主席的黄家驷，积极参加政治学习，较快地接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认识到党和政府对科学工作的重视。抗美援朝一开始，他就带头报名参加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奔赴东北前线，担任总队长兼第二大队大队长。他后来在文章中写到了他的感受：“和我们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了接触。那时，我具体看到那些忠心耿耿为保卫祖国而贡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战士，看到那些在重伤昏迷中还忘不了要重返前线杀敌的英雄。我很感动，也得到了最深刻的教育。当我欢送着病愈的战士们出院归队的时候，当我读着他们从前线寄来的信，分享着他们胜利的欢乐的时候，我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工作和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正义行动不可分，我再也不以为自己的工作只是‘纯技术’地替人治疗，我懂得了技术必须与政治结合的道理。”由此可以看出，参加抗美援朝，使黄家驷对共产党的认识已经从感性层面上升到理性层面。
1951年10月，黄家驷应邀列席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在会上作了以《决心以一切力量医好志愿军伤病员》为题的大会发言。在会议闭幕的晚宴上，黄家驷被安排在毛泽东的身边。毛泽东亲切地对他说：“只要我们团结，中国就没有问题。”毛泽东谈话的中心是团结。毛泽东提出的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六字方针“团结、教育、改造”，第一个不就是团结吗？这次谈话给黄家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终生难忘。“毛主席领导革命，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全国人民获得解放，做了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业，可是对我们却那样谦和，那样亲切关怀，使我们在他面前一点也不觉得拘谨。”
从此，黄家驷把一张印着有共产党员标准的学习材料每天带在身边，经常拿出来对照要求自己。他先后克服了家庭出身地主、入党后党的活动多社会活动多是否会影响业务水平等顾虑，终于在1955年3月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周小燕
2016年3月去世的中国美声声乐教育大师周小燕，出生在湖北武汉的一个工商世家。1935年9月，热爱音乐的周小燕考入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专门学习声乐演唱。1938年底，周小燕辗转来到了巴黎，进入了巴黎俄罗斯音乐学院学习声乐。经过勤学苦练，获得极大成功，被誉为“中国的夜莺”。1947年10月回国。离别9年的故国，在她眼中，仍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
1949年，在迎来新中国成立的同时，周小燕也迎来了全新的生活：受聘担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惊喜之余，她又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文代会上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使她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
1951年，周小燕参加了华东文化部组织的访问团到山东老区农村。这是她第一次看到解放后的农村和翻了身的农民。她听了农民讲述在战火纷飞中积极支前的动人故事。亲眼见证了农民在参加土改时的喜悦心情。“我领会了正是这些人在党的领导下与帝国主义、反动派进行了生死斗争，由于他们的流血和牺牲，我才有今天。我不能不反省自己：应该怎样做才能报答党和人民。”
1953年，周小燕随同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了朝鲜。令她感受最深的一点是，那些志愿军看上去都是一些很平凡的人，几年前还是一些工人、种地的人和其他行业的劳动人民，可是如今在党的教育下，都成了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保卫和平的英雄。从这一事实，她看到了党的教育的力量。这些“最可爱的人”的行动使她深受教育，她懂得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人真正爱党，爱人民，爱毛主席，就应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作出创造性的劳动。”
参加两次社会实践使周小燕的入党愿望日益迫切。她积极投入到思想改造的学习中去，逐渐消除了困惑已久的出身不好的顾虑。在学习近平总书记结时，表明了申请入党的态度。1954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终于下了决心，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还有不少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参加社会实践中开拓了视野，提高了觉悟，积极主动参加思想改造，然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例如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唐弢在文章中写道：“社会改革的伟大事例从感性上打动了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我亲眼看到农民获得土地证那股高兴劲儿；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我亲眼看到工贼陆京士的党羽被枪决……。”他于1956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01年去世的知名教育家刘佛年，年轻时在英国和法国留学，后回国从教。解放后在参加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消除了此前思想上的某些顾虑，在1956年入了党。
红专路上的加油站
2021年4月19日，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110年来，清华大学深深扎根中国大地，培育了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光荣传统，形成了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教书育人特色，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培养了大批可堪大任的杰出英才。这是一代代清华人拼搏奋斗、勇攀高峰、争创一流的结果。”
提到清华大学的“又红又专”，就不能不提1950年代后期的清华大学进行的红专大辩论；提到这场大辩论，也不能不提到刘仙洲。刘仙洲入党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他的影响下，清华大学从1955年到1962年，有梁思成、张光斗等30余位教授、副教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红专大辩论中，有人提出可以先专后红，并以刘仙洲为例。刘仙洲则很不赞同，他认为不能离开历史条件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他走的路是漫长的，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他个人的认识水平不高所造成的。不是今天青年应该仿效的，更不能证明还有一条先专后红的道路。他就是这样以自己亲身经历说明又红又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青年同志的教育很大。他坚持认为，“学习马列主义对于我们任何人都是头等大事”。从1957年到1958年，他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党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问题》《捍卫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向红透专深的目标前进——同青年谈谈“政治和业务”的问题》《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我在思想改造中的体会》和《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等文章，在全国的知识界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毛泽东在国宴上与陈垣亲切握手。
作为第一副校长的刘仙洲，在学制改革、专业设置、教学管理、科学研究、学生工作、校园规划建设等方面亲力亲为，作出很大的贡献。同时，在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1956年9月5日，刘仙洲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第8届国际科学史会议。他宣读的论文认为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论文中的某些推断不正确，李约瑟当场很诚恳地承认，并声明要更正原稿。在李约瑟等人后来发表的有关专著中，接受了刘仙洲的一些重要观点。
1961年4月，刘仙洲完成了中国机械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这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中国古代机械史的著作。这部著作中的《中国在原动力方面的发明》一章，很快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的专业杂志上发表；1963年他撰写的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古代农业机械成果的著作《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问世，立即引起日本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1970年，刘仙洲在他80岁生日那天，工工整整地写了一份《我今后的工作计划》，并拟出《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二编共10章的写作提纲，文献资料也基本齐备。但癌症使他未能完成这一夙愿。1975年10月，当他被胰腺癌折磨得一连数日吃不了东西，仅靠输液维持生命时，他仍用放大镜一字字地阅读文献，用颤抖的手一字字地修改文章，直至拿不住笔。
宋平夫人、曾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陈舜瑶在刘仙洲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撰文纪念。文章写道：“他的发明史研究解放后才真正受到重视，党和人民提供了更好的研究工作条件。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他获得了进行深入研究的正确思想。他的思想发生了一次飞跃，由原来的‘业务脱离政治’变到业务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这次飞跃是不能不发生的。”
在1951年1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闭幕式后的晚宴上，坐在毛泽东右侧的是黄家驷，坐在毛泽东左侧的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毛泽东称陈垣为“国宝”。解放前夕，蒋介石派飞机接他和胡适等学人去台湾，陈垣断然拒绝。解放后，他满怀激情地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51年5月，陈垣担任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的总团长。后来在土改工作总结会上说：“过去知识分子看不起农民，老年人看不起青年人。但在实际斗争中，认识了农民的伟大的力量和无穷的智慧，看见了青年人的忘我的工作精神，深深感到自己所不及的。”1951年9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正式开始，陈垣“深感从前那些在书本上得来的知识，都要重新估定”。他决心做一个又红又专的老人。他认真研读毛泽东著作。1953年2月，担任北师大校长的他，在《人民教育》杂志发表《为着祖国的未来，我们必须加强学习》一文，他提出教师们过去学习和研究的东西，“都还不能或者不完全能适合于今天的要求。我们一定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陈垣与刘仙洲是老朋友。刘仙洲的入党，点燃了他加入党组织的信心。1958年，陈垣正式申请入党。1959年1月，79岁的陈垣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3月12日，他发表了《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的文章。
2018年4月，北师大发表赞扬“红专老人”陈垣的入党初心的文章，指出：“陈垣先生的入党，不仅是思想和组织上的，而且是治学和业务上的，他的追求是成为一名‘红专老人’”。
2020年10月，清华大学举行刘仙洲诞辰130周年纪念会。清华大学负责人发言时说：“蒋南翔校长当年在刘仙洲入党发展会上作了题为‘共产党是先进知识分子的光荣归宿’的讲话，成为清华师资队伍建设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前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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