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质疑莲花清瘟胶囊，也要讲究基本法

　　连花清瘟胶囊最近“火了”。

　　本就早已经被国家用以深入抗疫的该药，近来突然被观察者网马前卒的一条“抵制视频”又被动得火了一把，我个人很有一种无厘头的感觉。

　　马前卒的切入点是此前世卫组织召集二十一名国际顶尖医学专家召开的“关于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专家评估会议”中对中医药抗疫进行褒奖、进而国内媒体将这份为中医药正名的会议及其报告与以岭药业的连花清瘟胶囊并列宣传——这让马前卒们质疑起了以岭药业的“连花清瘟营销”。

　　关于营销这个问题其实没什么好探讨的。

　　连一个国家都要投入力气在外宣内宣上创造声音、给本国本党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风貌/传统民俗“打广告”，何况一家身为商业组织的企业了。

　　不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对产品进行所谓“营销”根本就是常态，不必以此为指摘。

　　同时，以莲花清瘟胶囊的低廉价格（二三十块钱）和以岭药业的利润（2021年盈利12亿），同进口的西洋“特效药”——辉瑞Paxlovid相比，不论是售货价格（2300元/盒）还是营销规模（某网红医生带领全网聒噪），恐怕以岭药业都是自愧不如。

　　为什么马前卒不去质疑一番辉瑞集团的“营销”呢？

　　马前卒说国内媒体是“选择性摘取世卫报告”，那么关于辉瑞的“选择性宣传”就更是铺天盖地了，关于其全世界数不胜数的行政丑闻、药物失效、疫苗副作用、特效药失灵，完全是被人为强行忽视的现状——这些，马前卒何故不给予辉瑞同等的质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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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销，这并不是原罪。

　　有罪的是“过度营销”乃至“虚假营销”，这才是需要被打击的，希望马前卒能明白这个小学生都懂的道理。

　　如果连花清瘟胶囊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大面积的不良反应、“反抗疫效果”，那么用不着一个自媒体人出手，群众们早就抵制了。

　　但现实是，目前中国疫情最严重的两个城市——香港和上海已经在逐步被迫放弃此前的“洋路线”，引入中医药抗疫，包括连花清瘟胶囊。

　　早在3月初，根据香港媒体《头条日报》的报道，在香港严峻疫情之下居民掀起了连花清瘟抢购热潮，该报记者走访多家药店，工作人员均表示连花清瘟胶囊已经售罄。

　　为此以岭药业还专门为香港改造开辟了多条生产线。

　　更早的在2月27日，首批由国家捐赠的二十万盒连花清瘟胶囊、连花清咳片、连花呼吸健康包，就全部捐赠到港、投入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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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4日时，继4月1日、4月3日紧急组织两批次连花清瘟胶囊支持上海后，中国红十字会再次向上海市提供469万余盒连花清瘟胶囊，助力当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自2003年SARS期间问世以来，连花清瘟在H1N1甲型流感、乙型流感、禽流感和新冠肺炎等公共卫生事件中，已经获得国家层面二十余次的方案推荐，成为应对病毒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的代表性药物。

　　从前年武汉疫情爆发开始，连花清瘟就成为了抗击新冠肺炎真正的明星药，科学界围绕连花清瘟抗新型冠状病毒开展了系列基础与临床研究，形成了连花清瘟治疗新冠肺炎“细胞-动物-临床”效果可靠的证据链。

　　基础研究发现，连花清瘟对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具有稳定的体外抗病毒作用，显著改善病毒感染引起的细胞病变，并能抑制促炎因子的释放，对奥密克戎变异株显示了良好抗病毒效果。

　　连花清瘟是运用中医络病理论探讨外感温病及瘟疫传变的规律及治疗，提出“积极干预”治疗对策，制定“清瘟解毒，宣肺泄热”治法，研制出的一个复方中药。

　　其组方汲取两千年中医药防治瘟疫的经验，融汇了三朝名医治疗疫证的用药精华，以汉代张仲景《伤寒论》中专治疫病的麻杏石甘汤与清代吴鞠通《温病条辨》中专治疫病的银翘散化裁，汲取明代吴又可《温疫论》治疫证用大黄经验，让毒热之邪从大便排出。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连花清瘟具有良好的退热、止咳、抗炎、抗病毒作用。

　　辛凉宣肺与泄热，可以解决患者的发热问题；清肺止咳平喘，可以改善患者的咳嗽不止，呼吸困难；抗炎抗病毒作用可以抑制病毒的复制，抑制系统性炎症反应。所以连花清瘟对感冒、流感、新冠等病毒传染性外感热病具有普遍的治疗效果，都能起到防治作用。

　　3月底时，连花清瘟抗新型冠状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体外实验结果发布，显示连花清瘟具有抗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增殖的作用，可抗击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诱导的细胞病变，发挥抗新冠病毒的作用。

　　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当时也发布了《河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试行第六版）》，连花清瘟胶囊/颗粒被应用于预防和医学观察期、无症状感染者、轻型、普通型、重症的治疗，这是第一次被写进方案用于预防新冠肺炎。

　　由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二科主任袁雅冬教授主持开展的“连花清瘟胶囊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真实世界研究论文，更是被国际权威期刊《循证补充和替代医学》刊发，该论文指出，连花清瘟胶囊在有效治疗流感、新冠肺炎COVID-19的同时，兼具预防新冠肺炎的作用，为新冠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案。

　　本次连花清瘟胶囊针对新冠病毒肺炎密切接触者预防效果开展的真实世界研究，选取了1976例与新冠肺炎感染者有密切接触的受试者，分为连花清瘟治疗组（1101例）和对照组（875例）给予对照试验，并于十四天后检测鼻咽拭子核酸检测阳性率。

　　结果显示治疗组核酸检测阳性率显著低于对照组（0.27％vs.1.14％），同时用连花清瘟胶囊预防新冠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在医学隔离观察期间，试验人员还发现，连花清瘟治疗组的症状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特别是能显著降低发热的发生率，再次印证了其对新冠肺炎的治疗效果。

　　这也是首个证明连花清瘟胶囊在新冠密切接触者中的预防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临床试验，不仅为密切接触者的有效防治提供了新方案，也为临床预防用药提供了真实世界证据支持。

　　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还研究发现，连花清瘟能够显著抑制新型冠状病毒在细胞中的复制，连花清瘟处理后细胞内病毒颗粒表达显著减少。

　　炎症风暴是机体对病毒、细菌等外界刺激产生的一种过度免疫反应，成为新冠肺炎由轻症向重症和危重症发展的重要节点。

　　连花清瘟能显著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细胞所致的炎症因子TNF-a、IL-6、MCP-1和IP-10的基因过度表达。

　　这项研究揭示了连花清瘟在新冠肺炎中确切疗效的药理学作用基础，证实了连花清瘟通过抑制病毒复制、抑制宿主细胞炎症因子表达，从而发挥抗新冠病毒活性的作用，为连花清瘟治疗新冠肺炎的应用提供了实验依据。

　　该研究论文《连花清瘟对新冠病毒具有抗病毒、抗炎作用》发表于国际药理学界主流期刊《药理学研究》，并被该期刊评选为2019-2020年度全球优秀论文奖——此论文也是该期刊评选出的首篇关于新冠肺炎研究的优秀论文。

　　2020年疫情期间，仅重灾区湖北省就有上百万人次使用连花清瘟，多个省市、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也将其列为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

　　连花清瘟胶囊/颗粒不仅在国内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海外抗疫提供了中国方案，获得了海外的一致赞誉。

　　截至目前，连花清瘟已在巴西、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加拿大、柬埔寨等近三十个国家和地区获准上市，成为中药进入国际抗疫前线的有效药物。

　　马前卒还揪着的一个点，是连花清瘟没有进行“双盲实验”。

　　所谓双盲实验，是由西方所发明、用于人体测试新药的一种方法。

　　比如说现在有两个病人进行试验，一位病人被分到了试验用药，而另一位所拿到的只是安慰剂（比如说跟药一个味的巧克力豆），而医生本人见不到病人，他也并不知道试验用药被分给了哪位病人，病人不知道自己吃的到底是不是真的药，试验结束后专业人员进行数据分析时，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所分析的那位病人到底是吃了哪种药。

　　双盲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实验者、被实验者、分析者三类人的主观意识影响，以此来达到极高的严谨程度。

　　但为什么中医药往往不会进行双盲实验等“实验室实验”呢？

　　第一，所谓“双盲实验”只用于新药的开发，用来测试新药的效果。

　　中医药不进行双盲，或者说不需要进行双盲，首先就是因为目前的中医药都是经过数千年积累和筛选而得来的，它不属于“新药”这两个字的范畴。

　　第二，中医药有着自身的三因制理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

　　因地制宜：如北方干燥、南方潮湿，如果你得了一种病，中医大夫就要把你所居住的地方的地理环境考虑进去，这也是中医“整体观”的体现。

　　因时制宜：同样的一种病，你在不同的季节甚至是同一天的早晚两个时间段得了它，中医都需要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因人制宜：现在有三个人，他们都是感冒，你去西医那边看，可能三个人都是拿一盒感冒灵就好了——不过你去中医那边看，他们就要辨别三个人不同的感冒症状，是风寒还是风热，还是风寒夹热，针对你不同的症状，医生需要给你开不同的方子。

　　中医药不通过双盲实验，主要就是因为这一实验不符合中医三因制理论。

　　中医有“望闻问切”四诊，就是搜集最详细的病人信息，以此开出最适用的方子。

　　如果中医进行双盲，医生连病人是谁都见不到，且不说能不能开出方子，就是开出了，其效果也必然是大打折扣。

　　追求西洋“特效药”而排斥中医“调理药”，这其实可以视为一种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所批判的“速胜论”，其与“必败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早在两年前武汉抗疫期间，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潘毅就认为：“当医学界面对重大疫情时，人们最关心的是有没有特效药。似乎这是制定应对方案的唯一标准。就像这一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效药，那怎么办？可以转换一下思维方式，从有没有特效药转变为有没有特效的治疗思路，比如中医通过调节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使之能够应对病毒，从而获得疗效。”

　　还记得人民英雄张伯礼同志2020年的颁奖词吗？“指导中医药全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主持研究制定中西医结合疗法成为中国方案的亮点，为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张伯礼当时临危受命，于2020年1月27日——最危急的危难关头，飞赴武汉参与新冠肺炎救治，在抗疫前线奋战了八十多天。

　　张伯礼抵汉一天后，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组就发布了《关于做好医学观察人员中医药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居家和集中医学观察者进行辨证论治，推荐服用中成药；2020年2月2日，又发布《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治疗中推荐使用中医药协定方的通知》，要求对在院确诊和疑似病人轻中症患者，推荐使用中药协定方，并加强各定点医疗机构与配送企业联系，保证中药饮片的供应后；2月4日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集中隔离观察点隔离人员及有需求居家密切接触者中医药防治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推广中医药在社区隔离点及密接人群的使用。

　　在他的指导下，中医药全过程介入湖北省新冠肺炎救治，并在抗疫过程中作出四个贡献，包括“四类人”集中严格隔离，普遍服用中药；中药进方舱，治轻症、普通型患者，减轻转重率；中西医结合救治重症患者，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死亡率；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效果显著，并有了国内第一份中西医结合康复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