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是谁杀死了韦桂国？

　　4月12日，微博财经大V称，网信证券副总裁韦桂国因脑溢血、在上海家中封控期间联系救治未果，于家中住所处病逝。

　　闻此消息，共存派们高潮了，开始疯狂嘲讽。一个原因就是韦桂国是精英阶层的一员，精英阶层尚且如此，底层草民的状况就更可想而知了；而另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则是韦桂国4月4日还在个人朋友圈支持中国的防疫政策，嘲讽“漂亮国”。

　　此前，有高华公知在漂亮国鼓吹“大号流感”，其后“以身证道”，让共存派们颇为尴尬；此次，韦桂国死于封控的家中，终于让共存派有了“出口恶气”的机会。

　　然而，笔者想问的是：

　　如果韦桂国的脑溢血发于与上海同步染疫、通过一周的速战速决、此时此刻已经“动态清零”的深圳，哪怕是上海之外的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他还会这样死掉吗？

　　杀死韦桂国的是防疫本身吗？不！

　　杀死韦桂国的恰恰是共存派此前吹嘘的“精准防控”下的消极防疫导致的二三十万阳性，并由此进一步导致的医疗资源被挤兑；

　　是“形左实右”、阳奉阴违的做法下，极度拉垮的民生保障以及正常就医保障！

　　然而，这样的“形左实右”却在医疗资源分配上造成了局部苦涩而荒诞的“公平”，郎咸平母亲以及韦桂国这样的社会阶层还不足够“高”的精英，与普通小民终于“公平”了一回；在共存的美国、英国，哪怕是已经百万病例的香港，大医院早已爆满，穷人看个普通病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

　　而香港每天住院费高达10w港币的贵族私立医院却资源充沛、患者稀少，郎咸平、韦桂国这样的阶层是咬咬牙负担的起的，普通的老百姓负担得起吗？这也是笔者一再呼吁那些已经接受共存派忽悠的老百姓，要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如果大多数老百姓能够接受全程接种疫苗的老人3%-5%的感染死亡率，接受下面这则视频所谓的“生死有命”，那就真离“躺平”、“放开”不远了，毕竟这种方式对精英来讲“成本”低得多，也可以转嫁一波阶级矛盾的视线……

　　然而，且不说“生死有命”、“老人早晚要死”这样的观念是不是真是欧美普通民众自愿接受的，但它起码不是社会主义该有的观念，也不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以孝著称的东方人民能够接受的观念。

　　网上曝出来的一幕又一幕看得我们心急如焚，然而正如笔者昨天文章所说的，很多困难、很多问题真的不是不能解决或解决不了。很多小事就是“举手之劳”，很多大事主要是看是不是用心去做，关键就看有没有把群众利益摆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有没有真正把群众组织、动员起来。

　　事实上，现在在很多小区，不是居委会领着居民干事情，而是居民自己动员起来展开自救、反过来推动着居委会干事情。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毕竟是坏事情“逼”出来的。

　　北青报的视频号发了上海某小区一个孩子的母亲半夜挨家挨户哭求退烧药的视频，看得人心碎。小孩持续高烧40度，120告知“排队”已经排了300多单，小孩到第二天清早才被送去就医，幸亏无大碍，毕竟高烧惊厥是很危险的事。

　　群众自己组织动员起来展开生活物资自救是有可能的，但这样的就医需求对于绝大多数群众来讲是无法做到的。笔者在以前曾经几次呼吁大家自己学习一些中医自救知识，其实小孩高烧完全可以通过小儿推拿缓解；突发脑溢血跟心梗、脑梗也都可以通过十宣放血来急救。

　　但群众的自救所能做到的毕竟是有限的：很多复杂的急症一般非专业的普通老百姓判断不了也没法急救，不尽快实现“清零”，医疗资源被挤兑的局面就无从缓解，韦桂国式的灾难就还会继续；物资供应的通道不舒通、发国难财哄抬物价的坏蛋不处理，居民再怎么自组织也是“无源之水”……这些就是“系统”的问题！

　　前几天，上海市委发表了致全市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笔者在一个朋友的群里评论说：“不应该只是号召，应该是让领导下沉到社区和隔离点、方舱‘驻扎’下去，哪个社区物资供应不上，哪个隔离点没有医疗资源，哪里就医或转运出现梗阻，领导就应该去那里解决问题，了解一线的资料，并找到问题源头系统解决”，这是战争年代红军干部的一贯作风，是“党的领导”的应有之义。

　　而只有找回“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法宝，上海防疫战的曙光才会真正到来。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