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7日开始，武汉用三天时间开展了新一轮“大排查”。
新任市委书记王忠林很重视这事。2月18日，他放出狠话：“如果再发现一例（居家患者），就拿区委书记、区长是问。”
事实上，2月9日，武汉曾开展过一次“应收尽收”大决战。10日，时任市委书记马国强宣布，全市实现了99%的排查率。
19日晚是最近这轮排查定下的截止时间。王忠林要求各区区委书记、区长都要签“责任状”，对确诊病例一个都不居家等问题进行承诺，如果出现疏漏，立马追责问责。
一些读者可能好奇，武汉虽大，但是对未隔离、未就医的确诊和疑似患者的摸排工作为何这么难？为什么要排查两遍？为什么新任市委书记如此放狠话？
一
在武汉，摸排病患这事有多重要？
自“封城”以来，武汉的疫情防控战已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但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的疫情，至今仍处于高位运行的持续增长期、攻坚克难最吃劲的关键期、重中之重决战之地的窗口期。
其中的关键是，“四类人员”的底数一直搞不清。
所谓“四类人员”，即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两次摸排，对象都是“四类人员”。
如果这些人就算有一例放任在外，没有做到“应收尽收”，那病毒的传播就会继续，疫情防控就没有尽头。病患不能收到治疗地点，病情因拖延加重的概率自然也会变大。
换句话说，一切防疫工作的基础，都在于“四类人员”的摸排。这是整体疫情防控的需要，更是救治每一个普通生命的需要。
武汉的摸排工作主要靠谁呢？
从专业角度而言，在疫情防控的“四早”原则里，“早诊断”和“早治疗”是医护人员的职责；“早发现”和“早隔离”，则主要依赖社区工作者。
武汉的社区工作者要排查留在全市的900万人，确实很难。但应该说，摸排的“社区之难”首先不在社区，而在于整体疫情防控体系。
从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机制开始，武汉就面临一个矛盾：医疗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几近“无限”的扩张性之间的矛盾。尤其是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后，疫情防控的主要矛盾，几乎一直是医疗资源“挤兑”。
以往报道中常见的是，武汉的社区工作者频频反映，他们只能不断地接电话——无穷无尽的电话；他们能给病患登记、排队，但是无法给病患安排住院——因为医院没有床位。
这一结构性矛盾，客观上造成了基层尤其是社区超负荷运作。
从数据看，武汉市每个社区大概万人，配备社区工作者只有10人左右。这就意味着，武汉市的社区工作基础并不算扎实，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服务。社区除了完成社保、民政、计生等必要的行政工作外，只能为老人、残疾人、流动人口等特殊人群提供服务。
其结果就是，此次疫情发生之前，社区和居民之间并无密切互动，社区处理复杂问题的经验和能力都较为欠缺。
可以说，疫情的到来，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让武汉整个市政体系来了一次“平战转换”——
对社区来说，这种挑战近乎极限。
中央指导组20日在武汉指出：在工作协调的过程中，整个指挥系统需要提升，需要提高效率；如果指挥系统的工作依然是常态下的节奏，那么就不能称之为战时，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指挥这场战役和战争。
灾害治理有一个规律，那就是：要治理灾害，仅靠常规体系是搞不定的，必须动用“运动式”机制。但“运动”是否有效，不仅取决于动员的力度，更取决于常规体系是否长期处于“准备”状态。
从现实角度看，武汉绝大多数社区工作者都是本科以下学历，拿着2 000多元的月薪。在“备战”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让他们突然成为大战前线的“职业士兵”，前期混乱是免不了的。
二
笔者和武汉的社区干部交流时，能感受到他们的无奈和委屈。
比如社区书记/主任。他们常常被称作“小巷总理”，似乎什么都管。此次疫情防控，上级指挥部的各种命令、措施，确实也都一股脑儿地丢给他们。
但在城市生活的朋友都有感受：日常生活中，“原子化”的绝大多数居民，平时几乎不怎么和社区打交道，相当部分居民甚至从来就没有接触过社区干部。
参加这次排查的一个工作人员说：大部分居民都比较配合，也有不配合的，有些不愿意开门，我们就跟他们反复劝说，有时甚至吵架。
疫情一来，情况变了。社区几乎成了居民最大的依靠，居民的所有问题都会找到这里。
客观而言，社区的功能设置只是“服务”或“办事”，并没有“统筹协调资源”或“独自处置问题”之权。对社区工作者而言，疫情防控是“额外事务”“新增事务”。
据笔者在一线的观察和采访，目前武汉社区工作者主要承担以下疫情防控工作：
（1）上级各类统计报表信息的摸排登记与公示；
（2）“四类人员”等重点人群的每日联系与跟踪服务；
（3）孕妇、其他病患者、行动不便的老人等特殊群体的就医与生活需求服务；
（4）联系安排物业公司对社区进行消毒杀菌工作；
（5）普通居民的生活物资供应与保障等；
（6）社区封闭式管控工作。
每一项工作都不容易。每一项都琐碎、复杂、耗时。
比如各种数据和报表，看似简单，但每一个数字背后都需耗费大量精力。只要一位居民不配合，数据就可能失真，进而面临各方压力。
更大的挑战是，在“战时体制”下，城市功能其实是不完备的。很多之前由家庭、社会和市场解决的问题，现在都变成了政府责任。
而这些责任许多最终都要社区承担——
比如，因出行不便，居民的日常生活物资供应也成了社区的责任。小区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得社区帮忙配备。尤其是早期居家隔离患者，被服务的需求极高，但社区又缺乏必要的防护物资去上门服务。
在采访中，笔者听到的一个案例是，某位确诊患者在家中不幸离世，由于殡仪馆的特殊车辆有限，家属在家等了几个小时车还没到。情急之下，家属对社区干部大发雷霆。社区干部说，情绪他们可以理解，被骂也没有怨言，但协调车辆这种事真不是普通社区干部能解决的。
更别提那些抱怨封闭管理的、硬“闯关”的、不戴口罩的，更难管。
有责而无权、位卑而事众，这就让社区干部成了“夹心饼干”。
一位社区工作者对笔者说：医护人员的辛苦，大家都理解；但社区干部的辛苦，上级不一定理解，群众也不一定同情。
三
事实上，从2月9日那次排查开始，武汉市的社区工作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
变化来源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医疗资源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得到了比较大力度的解决，这得益于新建医院、方舱医院、学校、宾馆等隔离点的开辟。只要有床位，事情就可以逐步解决。要知道，床位严重紧缺的时候，武汉不少社区“一天只有一个入院指标”。
参与排查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现在床位是够的，基本上疑似的都能去。居家隔离的时候，社区是最乱的，所有需求都汇总到社区，但社区也没办法安排住院。现在是有需求打到社区，几个小时内就能解决。
其次是武汉市动员了1.6万余名机关党员干部、国企职工和教师下沉社区。这一举措极大地加强了社区工作的力量，社区的人力物力都有了较好保障。
一位曾参加过2月9日排查的工作人员对笔者说：“这次排查在时间上更充裕些，人手上更充足些，干部也下沉了。”
但这不意味着万事大吉。
在笔者的采访中，多位受访人士认为，如今武汉社区工作的根本缺陷还是没有切实克服，那就是没有把群众真正动员起来。一位社工对笔者说：一个小区近万人，哪怕社区工作者从10个人充实到100人，这个比例依然是悬殊的；但如果真正把居民动员起来，每个单元、门栋都出人，这个比例是多少？
因此，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呼吁:“要在发动群众上持续加力，带动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小区防控。”
群众动员应是社区治理的核心。笔者前两天在武汉探访一个社区，该社区平常就治理得很好，正是因为群众工作扎实、志愿者众多。该社区书记已经履职19年，他告诉笔者，此次疫情，这个社区“零感染”。
有研究者认为，客观来说，这些年的“社区治理改革”，其总体趋势是往“正规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的。这很好，但也造成了一个意外后果：越是正规化和专业化，就越容易官僚化、行政化，反而“在群众身边、离群众很远”。
疫情就暴露了这种弊端：平时，社区和社区干部、网格员都有“专属事务”，上级也靠这些来考核社区，因此社区工作者忙于具体事务，却不见得有时间去跟社区居民打交道。防控以来，社区和居民这一对本该是“鱼水”的关系，却往往没法打通“最后一公里”。
疫情当前，救人要紧。但这场大考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却值得我们思考。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或许是：久久为功、扎扎实实做群众工作，才是社区最重要的任务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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