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20世纪90年代之后，围绕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的争论，至今仍有余响。然而，中国选择市场经济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对计划经济的完全否定。1950-1980年时期的中国计划经济只是计划经济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形态。建立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中国也由于经济发展、市场有序和分配平等的需要而需要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围绕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发展结构来设定的。即使在市场经济中，也离不开计划。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也可以制定和实施大规模的计划。西方国家也有大量宏大计划（全球布局、发动战争甚至消灭大量人口的计划）。中国那些反对计划经济的观点是极端蒙昧主义者的观点。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特发表此文，以推动我国经济理论的进步！
一、引 言
计划经济抑或市场经济构成了20世纪后半期和21世纪世界许多国家经济体制的二项选择。中西方学界围绕它们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既有文献对中外计划经济的否定之声不绝于耳。有的认为，计划经济道路坎坷（马龙闪，2015）；有的认为，计划经济下城乡收入差距悬殊（周志太、翟文华，2014）；有的认为，回到计划经济是一条死路（程念祺，2012）；有的认为，计划经济模式是空想的（蒙一丁，2004）；有的认为，计划经济对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还有强大影响（周叔莲，1999）；有的认为，要消除计划经济的运行痕迹（陈家骥、陈小权，1998）；有的认为，计划经济只在中国存在了13年（李志宁，2001）。由于中国采取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在这些不过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否定之声的喧嚣之中，肯定计划经济的声音虽然存在（韩奇，2018；蔡天新;陈明德，2011；朱佳木，2006ab；房广顺，2009；智效和，2005；陈甬军，2004；武力，2003；费利群，1999；朱建中，1998），但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学术影响。可以说，在那种反对的声浪中，计划一词逐渐被规划一词替代，计划经济逐渐在中国被污名化了。
在否定计划经济的声浪中，市场经济在中国建立了。虽然中国GDP已经世界第二，甚至第一，但中国出现两极分化、环境污染、资源不足、对外依赖过多（芯片进口超过粮食进口和石油进口总和）、内需不足、增长质量不高等问题。这说明，市场经济远不是赞成者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反过来，中国是否本来可以通过某种计划经济的办法来缓和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呢？而在中国出现这些问题后，是否可以通过加强计划的办法来部分解决甚至基本解决这些问题呢？对这两个问题的肯定性回答关系到新发展理念的合理性、科学性、可行性、有效性。因为如果任由市场自发地起作用，就是放弃政府这种看得见的手；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一个国家就不能有效地实现发展，更谈不上科学发展；如果政府决策从“常规模式”转入“危机模式”（韩博天，2018，第177页），就可能陷入被动之中。
邓小平认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然而，一个经济有计划不等于它是计划经济，一个经济有市场也不等于它是市场经济。对全局变量进行计划的经济一定是计划经济。苏联和中国曾经实施过的计划经济证明，这种全局性的计划经济是存在的。许多人不否定计划经济的存在性，但把市场经济、国企活力等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认为此优彼劣，此厚彼薄，更由于信息处理、政府失灵等方面的原因，认为计划经济不可能达到它所宣称的目标（张昆仑，2015）。于是，最好的，或在所有可能的经济体制中最好的体制就是市场经济体制。按照这种观点，一个社会如果有局部的战略性的计划（如日本、韩国甚至美国），只能被称为市场经济，而不能被称为计划经济。一个计划性在增强的市场经济依然只能被称为市场经济，而不能被称为计划经济。这就使得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对立陷入到名实之争了。而计划经济相对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平等上的占优性就被彻底抹杀了，回到计划经济就被认为是一条死路了（程念祺，2012）。
然而，事实是，即使市场经济被诸多国家实践，计划经济也未退出历史舞台，也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市场的本意是交换的场所，交换的场所是交换这个范畴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按照马克思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四分法以及生产决定交换的观点，即使我们把市场经济理解成交换经济，它也不构成一个国家经济的最主要特征，因此，不应该用是否市场经济来对不同国家进行经济体制的划分。本文论证，计划经济是一个很好的体制。它不应该被污名化。在效率和平等上，计划经济都占优于市场经济。中国未来完全可以建立起一种新型的计划经济。
二、计划的对象
经济发达国家长期没有制定全局性的发展计划。然而，这不排除经济落后国家建立计划经济的可能性。实际上，经济落后国家为了实现更快更好的经济发展，必须制定周密的计划。
第一，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必须确立科学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发展方向和目标首先涉及生产什么。苏联和中国都确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向，在建国初期都明确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而非优先发展农业的方向）。重工业优先发展，就像一个大学理科的学生要先学习微积分和线性代数一样。中国如果不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无法最优化地发展自己的轻工业。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还因为中国100年落后挨打的历史，因为22年（从1927年算起）的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切肤之痛（因为武器装备差，不得不牺牲较多的生命；而中国共产党在得到东北之后，就在接下来的解放战争中享受到重工业的利益），要建立强大的国防，要抵御外侵。可以说，那个时期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这个方向和目标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计划可以是针对生产什么做出的，而市场基本上不涉及生产什么，因此，实际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不具有对称性，从而实际上也不具有对立性。
第二，发展方向确立了，发展速度也需要确定。很明显，发展方向确立了，发展太慢也不行。发展速度必须达到本来可以达到的速度，才能尽快达到已经确立的发展目标。为了尽可能快地达到已经确立的发展目标，必须动员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就必然需要计划。比如，为了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中国就从苏联引进大量的人力、物力，并借款。然而，只有外国援助对于实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是不够的。中国需要动员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资本。为此，不能不在所有权制度、人事制度、干部制度、财务制度、收入分配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上做出安排。在所有权制度方面，中国不仅没收了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和官僚资本，而且赎买了民族资本，还大力发展了公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在人事制度方面，中国不仅出台了户籍制度，而且出台了鞍钢宪法制度；在金融制度方面，中国不仅取消了金融市场，而且管制了外汇。正是由于在诸多制度方面进行了计划，中国才在1976年建立起初步完备的工业体系。没有计划，这些新的制度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即使建立一些制度，也只能是残缺不全，无法发挥应有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的（武力，2003）。这也是所谓市场经济的办法无法做到的。
第三，发展结构也需要计划。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说的，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处理好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就是中国发展初期的发展结构问题。重工业是要优先发展，但不能把全部的资源都投入到重工业中去。中国还需要把一部分资源投入到轻工业和农业中去。资源在这三大产业中的配置就需要计划。而在每一个产业中，不同的行业需要配置多少资源以及怎样配置资源也需要计划。在哪个地区建立什么样的企业、在每个地区建立多少企业也需要计划。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包括社会发展。社会发展要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协调。正确处理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正确处理是非关系、正确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正确处理各民族的关系，也都需要计划。没有计划，发展结构就不可能优化。依靠市场，发展结构不可能优化。市场主要涉及经济部分，而计划可以覆盖上层建筑领域。
发展结构本身蕴含总量平衡问题。如果所有经济和非经济部门都要发展，而没有良好的计划，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就可能超过国家所能供给的资源，不仅导致通货膨胀，而且导致对经济进行调整的必要。在有的情况下甚至导致饥荒。实际上，在所谓市场经济中，私人投机往往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
所以，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和发展结构就构成了计划的对象。而且，这些对象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发展方向是第一位的。方向错了，就事倍功半，南辕北辙。发展方向引出了发展速度和发展结构的问题。任何一个方向上的发展速度过快或过慢，都会引起发展结构的失衡，都会阻碍发展。反过来，既有的结构的缺陷，如人力资源缺乏、技术水平低下、粮食生产不足，也会降低发展速度。可以说，发展是在一系列的矛盾中进行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矛盾也是不断在发生变化的。为了防止发生新的矛盾，为了解决旧的矛盾，都需要计划，都是自发经济势力所难以完成的，有时甚至是自发势力所无法完成的。战争原则讲究城有所不攻，兵有所不击。发展也一样。矛盾无处不在，任何一个计划都不是用来解决所有矛盾的，有些矛盾时机一到就自然解决了，有些矛盾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只能留到后面解决。不能用这样的矛盾的存在性（诸如人浮于事、大锅饭等）去否定计划的合理性。计划的合理性要用计划所能解决的矛盾来评价。只要计划的办法解决了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计划就是合理的。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计划让中国在1976年建成了初步完备的工业体系，就是计划经济的合理性的证明。除开计划经济，没有其它的办法达到这个目标。用市场经济是绝对达不到这个目标的。
计划是嵌套的。没有嵌套的计划只能是不完整的计划。比如，确立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协调发展的计划之后，每个产业的发展本身又需要计划。
有人说，计划是为了调节。计划不是用来调节的。调节是边际的，而计划是全局的，战略性的，计划要基于消费需求、产出、市场、社会保障来制定。消费需求只是众多生产性需求、消费性需求中的一种，不可能构成计划的基础。产出也只是计划制定的基础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基础，有时甚至不是基础。计划可能是旨在生产出过去没有的产品。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运用投入-产出法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特别是产品极端短缺的阶段是必要的，但不是总能适用的。用计量来制定计划不一定是可行的。计划的指标要受到综合平衡的约束。包罗万象的综合平衡是难以用计量经济学来实现的。市场经济有时候是指资本主义经济，所以，笼统地谈论经济计划应该以市场为基础也是不妥的。有时，甚至市场经济本身是计划来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种计划。社会保障是社会的基础保障，本身并不构成发展的重要目标。在一些情况下，社会保障变得尤其重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保障是维持资本主义运转的条件，因为如果没有社会保障，人们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它不构成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制定的基础，而最多只是计划工作的一个方面。经济计划或计划经济只能着眼于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和发展结构来设定。
计划不一定总是可行的（王梦华，1993），比如，指标太高必然无法实现，但一方面总有计划是可行的，另一方面计划也决不仅仅限于完成一些指标。用指标太高只能否定不切实际的计划，而不能否定计划。
三、全局性计划的经济基础
全局性计划的基础是所有制。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季桦，1984）。实际上，资本主义只要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就可以自行运转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即使出现一些危机，一般也能恢复过来。这就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似乎没有社会主义国家那种计划一样。而社会主义自建立之日起，就面临着来自资本主义的压力。所以，社会主义要维护其自身，不得不用计划的办法来巩固自己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从生产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成本和利润具有如下共性：
不同的生产力的成本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以不同速度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很显然，这些成本是与所有权分不开的。比如，在奴隶社会，奴隶属于奴隶主，就不可能从奴隶主那里得到工资。在封建社会，佃农耕种地主土地，也不可能从地主那里得到工资。资本的使用成本更是因为资本的所有权而产生了。权利决定收入的结构在每一个社会都适用，只是不同社会的权力界定不同。因此，在收入上存在的问题都一定要由权利的（重新）界定来解决。重新界定权利就意味着社会改革，甚至社会革命。
由于存在以上不同，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品价格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价格往往也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品价格一般较低。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价格由于私人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往往较高。这就使得在这两个制度的竞争中，社会主义国家常常能够占据优势。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更是可以把商品价格定得较低。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别，社会主义标示自己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地方也是由计划来实现的。如果社会主义不有计划地巩固自己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如果不有计划地控制租金、利率和价格，就难以成为社会主义了。
资本主义由于极端强调资本的权利，一般往往排斥国家计划。它们希望仅仅依靠企业内部的计划。国家计划通常意味着某些资本受损，某些资本获益。受损的资本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团。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往往失败，或者无法达到其预期的效果。但资本主义国家在寻求得到某些国家利益时，也是采取国家计划的办法的，尽管这些办法往往是通过私有企业来承担的。比如，西方中央银行的起源就是私人与国家的勾结。
四、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可有不同
人们往往把国家计划委员会控制物资和价格作为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确实，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计划委员会拥有巨大的调配资源的权力。然而，这只是那个时代计划经济的一个特征，而且是不太本质的特征。当一个经济发展阶段过去后，这种特征就不那么重要了。但也不是完全不重要。当一个国家开始实行商品经济的时候，开始让市场供求起作用的时候，控制价格和物资的任务依然存在，甚至由于商品经济规律的作用，计划在控制收入分配中要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以不同的方式）。同时，如前所述的对于所有制的计划依然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此，尽管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任务，不同的需要，因而需要不同的计划经济，但不同的计划经济之间，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阶段所实施的计划经济之间，也可能有一定的共性。
（一）商品经济同样需要计划
许多文献把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完全对立起来。其实，商品经济同样需要计划。为什么呢？商品经济本身存在着许多重大的难以被自身所克服的矛盾。商品经济既无法实现效率，也无法实现公平，还常常导致经济的波动。
第一，商品经济无法有效地发展经济。经济发展是科学目的的达到，而不是GDP增长，也不是经济结构的变迁（王今朝，2019）。商品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基于自发的交易所形成的交换经济。而且，这种交换经济只是一种理论的构建物，在现实中从来没有纯粹地存在过。交换从来不可能使得一个国家财富增长。事实上，自斯密以来，西方经济理论就把这作为一个基本理论了。马克思更是指出，生产决定交换。没有生产，哪里来的产品进行交换呢？更何况，交换并不一定通过商品交换。人类主要采用商品交换的形式只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希克斯，1987）。一个国家在经济极端落后的经济发展阶段，更是不可能通过交换实现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只能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来实现。为此，一个国家必须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从事战略性产品的生产。中国1949-1976年时期通过重工业优先发展，从而建立了初步完备的工业体系。中国1980-2012年时期采用商品经济，甚至建立了市场经济，但飞机、芯片、操作系统、互联网、汽车等都没有长足的发展，显示了过分强调商品经济，缺乏必要的经济计划导致了中国没有形成本来可以形成的交换经济（如用自己生产的飞机、芯片、操作系统、互联网、汽车交换外国的农产品、石油），以至于仅仅芯片进口总额就超过了石油进口和粮食进口的总额。
商品生产发展的高级阶段还可能使得国民经济陷入到金融体系的空转之中。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少数人在商品经济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他们和他们的后代就不愿意、不屑于再从事艰苦的产品生产了。这时，一个国家如果有过多的货币供给，往往也发展起复杂的金融体系。这些少数人及其后代更愿意通过金融交易来赚取利润。因为这种工作很体面，很方便，而且赚得的利润率往往比从事生产所赚得的利润率还高。但这样一来，整个经济就开始空心化（通过把生产活动转移到海外），而金融危机更容易以更大规模爆发了。中国经济还没有发展到西方国家的那种阶段，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的症状，引起了国家采取脱虚向实的系列政策。这些政策是具有国家计划性质的。
第二，商品经济造成市场的无序。自发的商品经济造成生产无序已经是中外经济学界的共识。这不仅表现在商品经济周期性地出现经济危机或产品过剩上，而且表现在商品经济日常运作上的价格扭曲上。商品经济崇尚供求决定价格规律。在这种规律作用下，那些带有原子性的生产主体由于缺乏市场力量，只能承受产品的低价格。如中国农民生产出的粮食是维持14亿人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但其价格已经不足以维持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而那些具有垄断地位的生产主体，往往能够制定出垄断高价，让整个社会来承受，借此，他们得到了巨额垄断利润。各个领域的生产总是有资本集聚、资本集中形成垄断的趋势。当前，中国农业也有通过土地流转走向垄断的趋势。可以想见，商品经济自发作用带给社会多少无序。这种无序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会引起经济危机，终有一天，一定会引起商品经济自身无法克服的经济危机。
一个国家如果不采用计划的办法来控制商品经济的市场无序，就可能造成国家利益外流的格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商品经济更驾轻就熟。从已有的报道看，在1980-2012年时期，西方资本通过商品交换，在原材料（如铁矿石）、粮食、原油、艺术品、金融市场、芯片、汽车、操作系统、飞机等领域从中国攫取了大量财富。这些报道屡见不鲜。这种商品价格波动导致中国利益受损的事实证明，中国不能先验地确立一个所谓的商品经济原则，而必须采取系统计划的办法，才能满足本国的需要。
第三，商品经济导致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商品经济具有自发地使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倾向。商品经济就是经济主体自主地销售自己产品的经济。商品经济的生产主体为了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财务约束下生存和发展，除开假冒伪劣产品以外，往往同时采取产品创新和压低劳动者工资的办法来赢得竞争优势，获得最大利润（即剩余价值）。于是，在这种经济中，那些最善于创新产品和压低包括劳动者工资在内的各项成本的经济主体会胜出。而那些不善于创新产品或在创新产品中落后的生产者以及在成本削减中落后的经济主体就处于竞争劣势了，有些就会破产了。这就使得即使是金融尚不发达的经济也有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趋势。在金融发达的商品经济体中，同样道理，那些更为精通金融的经济主体会通过买卖金融产品、买空卖空获得在可比情况下最大的利润。
除了生产和金融，仅仅由交换本身也可以导致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因为在商品经济中，许多无价值的东西都价值化了，而原来具有价值的东西可能价值升得很高。比如，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在生前创造出来，虽然具有一定价值，但不一定很值钱。但在他死后，他的作品可能被拍出天价。而且，那些已经富起来的人会发现，投资于艺术品是一种极为有效地持有财富的方法。再如，土地本身没有价值，但处于城市，特别是处于大城市有利位置的土地常常被人们称为寸土寸金。如果没有系统的计划，商品经济这种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效应是不可能被克服的。
（二）商品经济所需要的计划
商品经济无法有效地实现发展，造成市场的无序，导致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为了克服这些不足，计划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已有学者注意到市场经济也具有计划属性（高洁、刘夫安，1999）。
第一，从理论上说，一个被视为商品经济的经济需要通过计划，也只有通过计划来实现公有制的主导地位，才能保证经济快速发展。西方那种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并没有让它们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从1774-1909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75倍，年均仅增长3.9%，由于在这期间人口增长近40倍，人均GDP的增长率只有1.1%。而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则降为约3%的水平（见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高德步、王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10、18页）。美国经济增长率固然不高，但英国经济增长率更低，所以，美国才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权国家。比如，从1770年到1913年，英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2.2%。1774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英国的1/3强。到1913年，美国的实际GDP就是英国实际GDP的2.5倍了。这就说明，美国经济的成功不过是在别的国家停滞不前时，它像蜗牛一样慢爬取得的。与之相比，苏联经济则表现出巨大的经济发展绩效。斯大林对苏联的经济发展起点和任务有这样一个表述：“我们落后于这些发达国家50100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消除这个差距。不这样做，它们就会把我们碾得粉碎”（见Stalin, J.. Problems of Leninism,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47, p. 356）。在斯大林做出这个判断后，苏联发展的成就怎样呢？从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兴起看，苏联的这条道路是成功的；从苏联在二战中所取得的胜利看，这条道路是成功的。如果我们如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3%作为西方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那么，中国今天能够忍受这种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代价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相对西方更为快速的经济发展，对于中国是极为重要的（详细分析参见王今朝：《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学占优设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王今朝、张艺、龙斧：《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而这只有主要依靠公有制才可能实现。发展公有制，确立其主体地位，只能通过计划才能获得。公有制的发展也需要计划，如《中国制造2025》。这样就可以看出，把国有经济降低到整个经济成分的10%的主张是荒谬的，美国阻止中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也是荒谬的。如果美国认为，计划经济在理论上是可靠的，就应该自己推出自己的计划经济，而不是阻碍它国推出并实施自己的计划经济。
第二，一个被视为商品经济的经济需要通过计划，也只有通过计划来发展自己的产业，才能克服市场的无序。市场的无序就是矛盾。自发的商品经济必然导致各种比例的失衡。只有通过事前计划的办法才能建立一种有序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为了避免商品过剩，国家可以用事前计划的办法来控制投资。如果不采用事前计划的办法，就不得不在产能过剩后采取去产能的办法了。但这样一来，就是市场的无序了。采取事前计划的办法能够节约资源，让资源投向更为重要的领域。而且，事前计划并不需要多少信息，只要估计市场需求，大致有多少供给可以满足就可以了。
采用计划的办法可以保证一些基础产业不至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衰落。比如，如果国家采取计划的办法来补贴农业，中国农村就不会出现现在的凋敝，即主要由老年人和妇女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从而保证粮食安全（王今朝，2019，第72-80页）。
采用计划的办法，国家还可以通过国家注资等办法把一些成熟的垄断行业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避免少数人通过垄断获得巨额利润，校正各产业之间的平衡。
采用计划的办法，国家可以集中资源用于发展一些新兴战略性产品领域，这样，就可以抵消外国在这些领域利用其知识产权等所产生的垄断力量。这也是发展经济所必需的。
第三，只有通过计划分配，才能保证收入分配的平等和在其基础上的财富平等。如果要在经济快速发展时保持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的平等，就更是只有公有制才能实现了。
假设价格水平没有变化，平等的工资安排及公共资源的获得可以用图 1表示。在图 1中，横轴表示一个国家的产量。纵轴表示这个国家确定的价格水平和工资水平。首先，在一个国家还处于比较贫穷（产出为Q）的时候，这个国家可以规定平均水平为W的工资，以留下（P-W）Q 数量的产品作为积累。由于实行公有制，国家可以规定差别不大的工资。这样，在没有人能够借助生产资料所有权得到利润以及利率、租金率很低的条件下，大致平均的工资就可以保证收入的平等，进而保证财富的平等。其次，当这个国家比较富裕后（产出由Q上升到Q´），通过把平均工资水平从W提高到W´，留下（P-W´）Q´数量的产品作为积累，以适应减少了的投资需求。这样，不仅保证经济比较稳定，还能保证人民生活随着经济发展普遍稳定地得到提高（关于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优越性，参见马杰、郑秉文（2005）和朱玲（1998））。
五、结 论
20世纪80年代，中国形成了一种社会主义也是商品经济的共识，并在这种共识下进一步在90年代初形成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是市场经济的共识。然而，30多年的发展表明，中国经济固然推动了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但无论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的有序和经济发展中保持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平等，都需要国家计划。而且，这种国家计划最好是事前的。而不是在经济发展降速、出现紊乱或收入分配不平等后加以事后的补救。达到这些目标，并不需要太多的信息。因此，哈耶克提出的信息数量庞大、信息处理能力缺失等都不构成否定计划经济的理由。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发展经济需要一个事前的计划。当我们承认发展经济需要一个事前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必然得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是、首先是计划经济的结论。
有了这个观点，我们就可以明白，中国1949-1976时期所建立的计划经济是必然的，也是最优的。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计划经济有其特殊的特点，那就是它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来调配物资、资金（在这种计划经济里，不同企业之间也有产品交换，因此，它也是一种市场经济。对此，也有学者加以论述。如向新、苏少之（2002））。但这个特征并不是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及对宏观经济总量平衡的调控（宗献，1959）和对收入分配的控制等。这些特征既为1949-1976年时期中国的计划经济所拥有，也应该为中国建立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之后的经济所拥有。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应该是赋予全民所有制企业或国有企业以更多的自主权，而不是把它们私有化，或者用私有企业来取代它。
要实现经济的计划化，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没有党的强有力领导，经济计划化就不可能实现（马龙闪，2015；智效和，2005；任晓伟、赵启，2005）。资本主义不可能有全局性的计划（张贤务，1956；王梦华，1993；李福安，1987）。反过来，计划经济的衰落都与共产党领导的弱化相联系。由于这种计划经济允许商品、市场的存在，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计划与企业自主性相统一的“中庸”经济。只有建立起这样的经济，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共服务。而且，由于计划不仅涉及市场、交换，而且涉及生产、分配和消费，还涉及上层建筑，因此，它涵盖的范围比市场要广泛得多。这样来看，实际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甚至构不成二元对立。所以，那种用市场经济来反对计划经济的人应该闭嘴了。
有人说，现代信息技术为计划经济的实施提供了物质条件。其实，计划经济并不需要信息技术。只要有矛盾存在，就有计划经济的必要性。现代信息技术只是让计划经济有了更好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阿瑟·刘易斯. 发展计划[M].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8。
鲍·布鲁兹库斯. 苏维埃俄国的计划经济(续)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01):16-33.
蔡天新,陈明德. 再论新中国选择计划经济的历史原因[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05):70-75.
陈家骥,陈小权. 消除计划经济的运行痕迹——兼论农业中介服务组织的改革与创新[J]. 中国农村经济,1998(09):62-63+69.
陈甬军. 中国为什么在50年代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03):48-55.
程念祺. 回到计划经济是一条死路. 探索与争鸣,2012(04):15-17.
房广顺. 十月革命后苏联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若干背景[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09):89-93.
费利群. 邓小平对毛泽东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J]. 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4):10-13.
高洁,刘夫安. 从日本的经济计划再论市场经济的计划性[J]. 计划与市场,1999(10):28-29.
宫著铭. 经济计量模型在日本经济计划中的应用[J]. 世界经济,1980(08):71-74.
郭子诚. 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方法[J]. 教学与研究,1959(10):72-75.
海尔曼. 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M].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177.
韩奇. 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改革探索及其价值审视[J]. 现代哲学,2018(03):52-61.
何建章. 我国全民所有制经济计划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方向[J]. 经济研究,1979(05):35-45.
黄岭峻. 30—4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计划经济”思潮[J]. 近代史研究,2000(02):150-176+1.
黄宗智. 《中国的经济计划体系、过程和机制:中西方学者对话(六)》导言[J]. 开放时代,2013(06):5-7+4.
季桦. 日本制定出第十个“经济计划”[J]. 现代日本经济,1984(01):55.
李家镐. 上海市国民经济计划模型的构思与探讨[J]. 系统工程,1985(02):1-6.
李福安. 试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计划化的实现程度[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04):101-106.
李志宁. “计划经济”在我国到底存在了几个年头?[J]. 中国国情国力,2001(02):33-34.
林超超. 苏联经济核算制与中国计划经济[J]. 史林,2016(01):162-172+221-222.
刘树森. 关于国民经济计划学的对象问题[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2(03):58-62.
刘泽曾. 英经济学家埃曼谈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计划存在的问题[J]. 经济学动态,1979(04):29-32.
马杰,郑秉文. 计划经济条件下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再评价[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01):38-48.
马龙闪. 苏联计划经济走过的坎坷道路[J]. 探索与争鸣,2015(02):85-91.
蒙一丁. 计划经济模式的空想根源[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03):83-86.
彭必源. 苏东剧变后西方学者对计划经济理论的坚守[J]. 社会主义研究,2006(01):28-30.
任晓伟. 列宁时期新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和苏联计划经济的确立[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4):99-105.
任晓伟,赵启. 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与中国计划经济的确立[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6):121-128.
沈尤佳. 对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再思考[J]. 经济纵横,2017(09):8-14.
米·維·布列也夫. 苏联工业化初期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J]. 教学与研究,1955(02):17-19.
张贤务. 揭露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化的谬论 介绍“‘计划资本主义’理论的破灭” [J]. 读书月报,1956(08):8-9.
宗献. 试论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平衡工作的基本任务[J]. 计划与统计,1959(08):12-13.
邹至庄. 中国经济计划的计量模型[J]. 科技导报,1981(03):16-23.
王今朝. 中国人视野中的经济发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2-25.
王今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J]. 人民论坛,2019(29):29-31.
王梦华. 克林顿新经济计划在推行中受阻[J]. 世界经济与政治,1993(11):20-24.
王史华. 论储蓄在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J]. 金融研究,1983(01):40-44.
王占阳. 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与经济计划[J]. 长白学刊,1990(02):7-12+39.
武力. 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04):37-46+126.
向新,苏少之. 1957—1978年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非计划经济因素.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04):3-13.
萧冬连. 本土资源与苏联模板——关于中国计划经济起源的讨论[J]. 中共党史研究,2017(06):39-53.
辛华文. 赫鲁晓夫在下台前关于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讲话中强调把提高生活水平放在第一位[J]. 经济学动态,1964(Z2):35-37.
杨小凯. 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一种新的经济计划和最优价格计算方法[J]. 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03):36-44.
约翰·希克斯. 经济史理论[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87。
张洪秋,王久高. 新中国初期经济计划编制工作的历史考察[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6(02):129-133.
张昆仑. 从计划经济的三大矛盾推导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01):15-21.
张鹏,许亦平,林桂军.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货币政策回顾:1952—1978[J].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03):116-122.
智效和. 陈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想研究——为纪念陈云诞辰100周年而作[J]. 当代经济研究,2005(06):3-8+73.
周叔莲. 不要再用计划经济模式要求国企改革[J]. 经济研究参考,1999(75):39.
周志太,翟文华. 计划经济时期城乡收入差距悬殊的实证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4(05):28-37.
朱佳木. 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及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J]. 中共党史研究,2007(02):3-11.
朱佳木. 关于在国史研究中如何正确评价计划经济的几点思考[J]. 理论前沿,2006a(21):8-11.
朱佳木. 毛泽东对计划经济的探索成果及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b(11):1-8.
朱建中. 谈“计划经济”内涵理解的误区[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998(02):82-84.
朱玲. 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保护评析[J]. 中国社会科学,1998(05):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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