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任何一种意志都需要对应的物质资源，执行任何一种命令，都需要对应的物质资源。指定某一项政策，下达某一项命令前，都应大致估计所需物质资源。如果物质资源与所需资源不匹配，就必然出现任务无法完成，或者，导致其他损失的局面。这时，就需要调整任务目标或增加物质资源，如果能提供的物质资源已经达到上限，那么就必须调整任务目标。
《孙子兵法》第一篇《始计篇》，结合政治、天时、地势、将领、制度，对军事方案，行为进行判断。判断的目的，就是估计战争胜负的概率，选择效费比最高的作战方案。第二篇《作战篇》，按照既定的作战方案，估计所需的物质资源。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物质资源的消耗包括两个方面：直接消耗（Cost）和间接损失（Damage），即不但有直接消耗的军需物质资源C，还有因为战火燎原，壮丁参战对经济的破坏，导致的间接物质损失D。直接物质消耗C决定前线作战能力，经济基础提供直接物质消耗，间接物质损失D损害经济基础。间接物质损失D对经济基础的破坏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前线军需不足，战线无法维持甚至崩溃，国内社会矛盾激化。
一场战争在发动以前就要估计胜利的可能性，如果可能性不大，最好不要发动。而这种可能性，说到底，取决于本国经济基础所能提供的物质资源和能承担的物质损失，即C+D。大力出奇迹，只要经济基础足够强大，军事目标足够谨慎，那么即使前线指挥官无能，不占天时地利，也能使用物质资源压到对方，取得胜利。反之，本国不能承担这样的物质损耗，最好放弃作战计划。否则，如果不能正确估计本国经济实力与实现军事目标之间的对比关系，盲目提出过于宏大的军事目标，必然出现前线物资短缺，国内经济崩溃，外部强敌觊觎。即使能在短时间内承担这样的物质消耗，也必须速战速决。否则，长期的直接和间接的物质消耗必然彻底拖垮国家经济，导致国家灭亡。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力，都不可能支持一个需要消耗几何级数增长的物质资源的军事目标。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博古、李德不能正确估计阵地战所需的物质资源、苏区所能提供的物质资源，缴获所能获得的物质资源，既不愿采取消耗资源较少缴获较多的运动战，也不愿采取消耗资源更少牵制敌方资源更多的游击战，更不愿采取毛主席提出摧毁对方经济基础获得大量缴获的外线作战，最终必然陷入军事资源枯竭，苏区经济无以为继，不得不长征的局面。
防疫也是如此。
假设实现某种防疫目标M（mission）所需的物质资源是C（Cost）+D（Damage），如果因为某种原因，C+D以几何级数增长，M就需要改变。否则，C+D一旦突破了经济所能承受的上限，那么M就得变成无法完成，即mission imposible。
我们要分析C+D，就要分析影响C、D的因素。
那就究竟什么因素与C有关呢？
首先是病原体的毒性。其次是病原体传播的隐秘性。再次是病原体传播媒介和传染性。又次是交通便利程度。此外还有初期感染者的数量。最后是发现感染者所需成本。
同等条件下，病原体毒性越弱，传播力越强，需要的防疫成本C越高。反之亦然。感染者一旦发病，立即重病，失去了行动能力，会极大地限制了病原体的传播。比如，埃博拉病毒的传染性极强，传播方式包括肠道、体液、皮肤接触（是否可以通过呼吸传播，尚有争议）。但是，这样强烈的传染病却并没有形成全球范围的蔓延。埃博拉病毒的死亡率高达50-90%，是重要原因。如果一种病原体重症率极低，死亡率更低，感染之后，感染者几乎不丧失行动能力，那么感染者便可以继续传播病原体。
同等条件下，病原体传播的隐秘性越强，传播力越强，需要的防疫成本C越高。反之亦然。如果感染者一旦感染，即有明显的症状，如咳嗽、高热、水痘、麻疹、溃烂、黑斑、淋巴结肿大，那么他人便很容易在人群中发现感染者，与其保持距离，感染者自己也可以及时就医。如果一种病原体感染后，感染者毫无症状，不经过特殊筛查几乎无法发现，那么他人便几乎无法发现感染者，感染者自身也不会主动就医。
同等条件下，病原体的传播媒介越多、传染性越强，传播力越强，需要的防疫成本C越高。如果一种病原体只能通过一种媒介传播，那么切断传播媒介即可。比如，艾滋病主要通过血液、精液和阴道分泌物传播，那么不公用针头、剃须刀、牙刷，使用安全套，就可以有效控制艾滋病传播。如果一种病原体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那就麻烦得多。如果这种病原体，还可以通过人类与动物接触传播，那就更难控制。鼠疫死亡率极高，但是传播性强的原因之一，是传播媒介除了直接传播，还可以通过鼠蚤传播。在中世纪的欧洲，老鼠几乎是无法灭绝的，死者的衣物往往被分给亲友，这些衣物上往往存在大量跳蚤。如果这种病原体不但能在生物体之间传播，还能在生物与非生物之间传播，那么传播性就更强。同样的条件下，一个感染者平均传染人数越多，病原体的传染性越强，传播力越强。
同等条件下，感染者生活的区域交通越便利，人口越密集，病原体传播力越强，需要的防疫成本C越高。交通便利使感染者可以在更大的范围运动，朝秦暮楚，朝美暮中。交通便利可以为人口聚集区提供足够的生活资料，使数以百万甚至千万的人口生活在狭小的地区。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感染者可以在更大的范围传播病原体，防疫的范围也必然随之扩大。一方面病原体可以在密集人口中迅速传播。工业化大城市中，农业社会那种一个村子全部染病，村民死亡或者免疫，邻村风平浪静的情况，几乎不会再现。同理，传染病在农村的传播力和流行速度是下降的，传染病传入农村地区，会消耗农村资源的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同等条件下，初期发现的感染者数量越多，需要治疗和隔离的人群越多，防疫成本C越高。一种病原体，毒性越强，症状越明显，传播媒介越少，越容易被及早发现。病原体毒性越强，症状越明显，传播媒介越少，传播性越弱，初次发现病毒的地区交通越闭塞，初次发现时，感染者越少。反之，初次发现时，可能已经存在大量的感染者。这就是强调及早发现的原因，但是如果病毒毒性弱到一定程度，症状极其不明显，传播媒介多种多样，传播性极强，交通极其便利，人口高度密集，那么一旦偶然发现，就可能早已传播开来。
同等条件下，病原体的毒性越弱，症状越不明显，传染性越强，要达到同样的及时发现的效果，防疫成本越高。首发病例发现得越晚，防疫成本就越高。病原体的毒性越弱，症状越不明显，传染性越强，那么发现的越晚。城市规模越大，城市越处于经济核心地位，病原体出现隐秘传播的概率越大。要想第一时间发现这样的病原体在隐秘传播，必须提高抽检和全面大型筛查的频次和密度。这必然意味着C的直线上升。
不难得出结论一，病原体的毒性越弱，隐秘性越强，传播媒介越多，传染性越强，传播力越强，需要的防疫成本C就越高。
不难得出结论二，随着病原体变异，导致毒性减弱，隐秘性增强，传播媒介增多，传染性变强，对变异后病原体达到同样防疫效果所需要的防疫成本C是需要几何级数增长的。
不难得出结论三，病原体在经济越发达，人口越密集，交通越便利地区，越容易传播，传播力越强，需要的防疫成本C越高。
假设两种病原体A和B。感染A后，感染者很快出现剧烈咳嗽，随即病倒，不久死亡，目测即可100%辨别感染者，A只能通过气溶胶传播，每个感染者平均可追溯传染3人。感染B后，感染者几乎毫无症状，甚至不发病，继续参与社会生活，反复筛查都筛不干净有漏网之鱼，B可以通过气溶胶和食品、快递包装甚至咖啡机机芯传播，每个感染者平均可追溯传染9人。那么，要达到同样的防疫效果，防疫B所需要的成本远远高于防疫A所需要的成本。A病原体的感染者是显而易见的，B病原体的感染者是几乎不可见的，而且在一代之中数量是前者的3倍。要发现B病原体的感染者就需要把所有与之有过接触的人全部隔离，反复逐个排查。如果B病原体感染者出现在农村，那么只要把整个村庄进行筛查。如果B病原体感染者出现在城市，那就要对整个城市，甚至周边城市进行筛查。
病原体的毒性越弱，传播性和隐秘性越强，需要检测就越频繁，隔离期就越长，隔离范围就越大。随着病原体向低毒性、弱症状、高传染性、多媒介传播方向变异，达到同样防疫效果所需的成本C是几何级数增长的。随着病毒不断变异，防疫所需物质资源C最终可能是天文数字。如果不追加天文数字的C，随着病原体毒性下降，隐秘性加强，传染性增强，大城市逐个破防只是时间和概率问题。
如果一个社会能承担的防疫总成本C是固定的，那么随着病原体的毒性减弱，传播隐秘性增强，传播媒介增加，传染性增强，就需要采用单位成本更低的防疫方式，否则防疫总成本C必然突破上限。
分析了影响C的因素之后，我们再考虑对D产生影响的因素。
我们可以认为D与因病和因防疫停止工作的人口正相关。因病停止工作的人口造成的损失，我们可以认为是d1，因防疫停止工作的人口，我们可以认为是d2
我们先分析d1，d2与重症和死亡人数正相关。
重症和死亡人数与毒性和传播性正相关，可以认为是两者的乘积。
同样条件下，病原体毒性越强，重症和死亡人数越多。传播性越强，重症和死亡人数越多。需要注意的是，毒性和传播性是负相关的，毒性越强，传播性越弱。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高致死性疾病不易传播的原因。毒性重症和死亡人数是正相关的，这点无需赘言。
我们可以认为d1是以毒性为自变量的函数。其他条件不变，在某种毒性条件下，某种病原体的重症和死亡总量有一个极值。首先，一个人重症或死亡，此人就会退出传染源。其次，高毒性的病原体很容易被具有交差免疫能力的低毒性，高传染性的病原体所排挤掉。同一种病原体变异出的两种传染性相同的病原体，低毒性病原体更容易排挤掉高毒性的病原体。再次，重症或死亡的恐惧会让人们会主动减少不必要的活动，形成事实上的免疫。最后，高毒性病原体，导致人口减少，人口密度下降，自然形成免疫，随着人口的减少，病原体的传播能力也会下降。最后，所谓出现某种瘟疫导致全球人类灭绝，那只是想象中的情况。
某种条件下，随着病毒毒性变化，这个极值是多少，理论上，可以估算的。因病重症或死亡人数d1是有极值的。能造成最大d1的毒性，既不是接触即死亡的含笑半步癫，也不是接触以后几乎毫无症状和谐病原体。同等条件下，具体哪种毒性下，出现d1的极值，需要使用统计分析。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统计分析需要使用因某种病原体导致重病或死亡作为统计口径，而不能使用重症或死亡病例检测阳性作为统计口径。比如，一个肺癌晚期患者，无论是否感染感染某种病原体，都难逃重症或死亡。那么感染某种病原体，显然不是重症或死亡的主要原因。如果使用错误的统计口径，毫无疑问会夸大d1。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随着重症率和死亡率的快速下降趋向于零，d1也是迅速趋向于零的。
我们还可以估算各种防疫方式条件下因染病导致的d1的重病或死亡极值。比如，完全放开条件下的重病或死亡极值，完全切断人类社会一切联系条件下的重病或死亡d1的极值。毫无疑问，如果不考虑防疫成本C的可能的取值范围的话，d1是C的减函数。也就是说，不计成本投入，确实可以下降因为某种疾病致死的人数——居民可以死于任何其他疾病，但是不能死于某种特定疾病。
我们再分析由防疫政策所引起的损失d2。
防疫所造成的生产损失d2是与防疫所需的成本C正相关的。全社会防疫成本越高，投入防疫某种病原体的人力、物力越多，对经济基础的破坏越大。随着防疫成本迅速增长，防疫所造成的生活损失d2也必须迅速增长。
社会总产品之中一部分C用于防疫，必然使其他社会职能所需物质资源减少，导致次生损失。比如，如果大量资源被用于专治某种疾病，必然导致治疗其他基本的损失增加。
随着物质资源用于防疫，防疫成本C几何级数增长，必然导致社会化大生产出现重大中断，生产规模大规模下滑。社会化大生产停滞以后，会出现各种短缺，及相应的次生灾害。与小农经济时代，一家一户作为独立的生产单元不同，工业化社会的生产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触一发动全身。把整个有机体强行拆散为一个个细胞，必然导致整个有机体所有细胞的死亡。
与一些人的认识不同，完全切断人类社会一切联系的条件下，重病或死亡极值接近人口总数。
某种防疫政策下，防疫导致的经济损失d2与防疫成本C正相关，必然是C的N倍。对C的一切结论，都可以适用于d2。
结论一，病原体的毒性越弱，隐秘性越强，传播媒介越多，传染性越强，传播力越强，同等防疫手段对经济的破坏d2就越高。
结论二，随着病原体变异，导致毒性减弱，隐秘性增强，传播媒介增多，传染性变强，对变异后病原体达到同样防疫效果后，对经济的破坏d2是几何级数增长的。
结论三，病原体在经济越发达，人口越密集，交通越便利地区，越容易传播，传播力越强，防疫导致的对经济的破坏d2越高。
随着病原体向低毒性、弱症状、高传染性、多媒介传播方向变异，达到同样防疫效果，对经济经济的破坏d2是几何级数增长的。随着病毒不断变异，对经济的破坏d2最终可能是天文数字。
如果一个社会能承担的防疫对经济的总破坏d2是固定的，那么随着病原体的毒性减弱，传播隐秘性增强，传播媒介增加，传染性增强，就需要采用单位损失更低的防疫方式，否则防疫对经济的总破坏d2必然突破上限。
这些结论不仅适用于防疫病原体，也适用于防御其他对人类生活产生影响的生物。比如，以现在人类的科技，灭绝霸王龙轻而易举，但是灭绝同为爬行类的壁虎就难度较大，灭绝老鼠和蟑螂难度就更大。这时，人类有两种选择，不遗余力开展灭绝老鼠或蟑螂的运动，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消灭老鼠和蟑螂，但是不追求灭绝老鼠或蟑螂的效果。前者必然导致经济崩溃，后者则是我们现在社会的现实。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出现某种极其致命的老鼠或蟑螂，人类会怎么选择？那么人类首先必须尝试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消灭老鼠或蟑螂的方法。比如，培养出某种对老鼠或蟑螂极其有效的病原体，或者繁育出某种老鼠或蟑螂的天敌。如果人类不能培育出某种病原体，或者繁育出某种以老鼠或蟑螂为食的动物，仍然采用见一只打死一只的消灭方式，最终必然是社会成本无法负担，经济崩溃，老鼠或蟑螂蓬勃发展，人类防御老鼠或蟑螂的行动失败。那时，人类只能放弃现有居住地，进入海洋或太空，经济规模骤降，人口骤减，人类进入大低潮时代。
幸运的是，截至目前，没有这种极其致命的老鼠或蟑螂。值得警惕的是，如果采取防御霸王龙的手段对付老鼠或蟑螂，最终，人类只能放弃现有居住地，进入海洋或太空，经济规模骤降，人口骤减，进入大低潮时代。把老鼠和蟑螂对人类的威胁，夸张成霸王龙，并采取相应的防御政策，将导致人为的巨大灾难。
在某种情况下，一个社会所能承受的防疫成本C和由病原体流行即防疫造成的D的总和C+D必然会有一个极限值，一旦突破这个极限值，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就会超出社会经济基础所能承受的能力。此时，现有防疫手段要么主动放弃，要么形同虚设。
我们可以认为，在三种条件下，防疫是失败或低效的。
如果一项防疫政策所需的C突破经济基础所能提供的防疫资源总量，防疫会变得千疮百孔，这项防疫政策是无法有效实行的，病原体会扩散开。
如果一项防疫政策所需的C和造成的损失的总和D，大于一个社会所能承担的极限，整个社会经济失速，防疫政策无以为继，病原体会扩散开。
如果一项防疫政策总的C加上D大于完全不防疫的损失D0，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项防疫政策是低效率的。
推论一：某种防疫政策需要消耗的资源不能是几何级数增长的，一旦出现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必须立即改变防疫政策。随着病原体的毒性减弱，症状日益不明显，传染性增强，原有防疫手段所需要的物质资源会几何级数增长，直到某一个点，防疫所需的成本C和造成的损失D远远超过社会所能提供的资源总量，至此，防疫失败。防御霸王龙的手段，不能用于防御老鼠和蟑螂。加大C的投入，不惜d1的损失，抑制某种病原体的传播，从源头时代就抑制病原体的传播的防疫方式，随着病原体的毒性的下降，症状不明显，会导致C+d1几何级数增长，是一个不存在的选项。这时，必须更换防疫手段。病毒的毒性越弱，症状越不明显，传播性越强，需要采取的治疗越简单，成本越低。防疫政策需要随着病原体的毒性。传播的隐蔽性。传染性和传播媒介而进行相应的调整。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所需物质资源更少，对社会生产影响更小的防疫模式，否则，一切防疫都是形同虚设。
推论二：C+d1+d2
推论三：经济下行期，社会承受能力更弱，更容易击穿物质底线。经济下行期，生产处于螺旋下降状态，能提供的C和承担的d1更少。很容易就出现防疫某种病原体所需成本和造成的损失击穿现有经济基础承受极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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