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迁安防疫期间出现了极其荒唐的一幕：为了防止居民私自外出，影响“抗疫大局”，竟然要求居民将钥匙上交，由志愿者在外面把门锁上；如不配合就在居民家门口绑铁丝、钉铁钉，强行将入户大门封死。
当地在居民在网络上纷纷反映问题过了一两天，直到引发“舆情”和社会关切之后，迁安有关部门才作出了回应：
然而，笔者认为事情并不能到此为止，也不会到此为止——谁都不知道下一次另一个地方，还会不会另一种手段的“一刀切”、“乱施政”；并且这样的“一刀切”、“乱施政”仍旧在某些地方发生着，例如某地要求农民到自家地里干农活都得凭“出入证”，一次还只能一个人：
对于河北迁安发生的这样荒唐的一幕，首先正如网友所质疑的：此种做法本身已经违反了《消防法》，万一居民家里失火、煤气泄露，连最基本的逃生通道都没有；迁安是河北唐山的下辖县级市，万一发生地震，居民怎么办？
这些质疑都是非常有道理的，而笔者认为这里面还存在更加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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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安“个别社区”（官方通报语）之所以对居民采取收钥匙、绑铁丝、钉铁钉这样简单偏激的行为，或许的确事出有因。
目前迁安已累计发现阳性感染者数百例，存在社会传播风险，对于这样一个医疗资源并不充裕的县级市而言，防控形势很严峻。然而，几天前迁安连续通报了数起私自外出、隐瞒行程等违反防疫规定的个体行为：
但是，即便如此，封控到一个小区甚至一个楼栋就可以了，有必要“硬封门”到每一户居民家里吗？还有那些“凭证干农活”的农村地区，只有没有阳性病例，有关部门的职责是做好外防输入，有必要这样防着每一个当地农民、当地老百姓吗？
天天自夸的“5G”网络、“大数据采集”，这会儿都成了摆设？事实上这套系统一直在运行：笔者去年12月初从西安回来，第一时间就向社区网格员报备了，当时西安还没进入严峻状态，过了几天才封城，而笔者也是回来几天后才被要求居家隔离；在笔者居家隔离之前，连续接到数个来自市级、本区以及其他区疾控部门的电话，收到数个告知短信，说明他们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甄别笔者的行程，这样的技术手段目前县一级单位基本都具备。
为什么有了技术手段，还要再加上“硬封门”这样一道“保险”？说白了不就是懒政、怕担责，想要“万无一失”吗？
昨天，全网都在刷屏点赞北京自觉隔离在自己车里14小时的“感染者218”，这是一名吉林到北京从事装修的“打工人”，他的想法很朴实，就是不想给自己的工友、家人以及居住的社区添麻烦。
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都是淳朴、可爱、顾全大局的。笔者所居住的小区，居民以中下层工薪阶层为主。从2020年年底到现在，笔者所在的城市至少已经经历了三轮局部的静态管理，期间小区也都经历了全员核酸、防控升级，居民都是高度积极配合的。很多年轻人还自愿充当志愿者，不拿一分钱报酬帮忙组织核酸检测，帮助困难家庭物资采购、为医护人员提供后勤保障；大家都盼着瘟疫早点离去、居民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某些地方出现“恶意下田干农活”、“恶意打工”、“恶意谋生”的荒唐处理，不就是因为私有制下的贫富分化让很多人陷入了“一日不劳动一日不得食”的困局吗？劳动人民在短期封控期间不会出现生存问题，又何苦去违反防疫政策呢？他们恰恰是社会最该去关注、帮助、兜底的一群，施政者恰恰首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该去“嫌麻烦”、“懒政”、“一刀切”。
防疫比起战时状态要“轻松”得多，防疫是一次检验：“共同富裕”实现得怎么样了在此时能得到最充分的展现，“共同富裕”的呼声在此时也更显得前所未有的迫切。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的确存在另一种人：例如“外省”的某些人他们在本地已经“大爆发”的情况下，仍然跑到杭州、合肥、成都等各个城市，他们并不是为了谋生，而仅仅是为了旅游；他们一落地不是先住下自我隔离，而是立即去人最多的商场、夜市闲逛。这其实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一些人，他们认为防疫妨碍了他们的个人自由，他们或许就是因为受到网红专家的误导，认为这个病毒就是个“大号流感”，甚至还不如“流感”。人们对北京“感染者218”疯狂的刷屏点赞，不就是对极端自私者的厌恶情绪的反向宣泄吗？
然而，这样的极端自私者毕竟只是少数个体，真正该防的是这样的个体；真正该批判驳斥的是网红的错误言论。总不能为了防这样的“极端自私者”个体，把所有的老百姓当“贼”防着吧？各地出现的种种粗暴极端的“一刀切”，只会给老百姓最基本的生产、生活造成妨碍，反过来让老百姓对防疫产生厌恶、抵触情绪，反使错误的言论和主张有了生存、扩散的土壤。
笔者在此前的文章反复强调，防疫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根本上就看能不能把防疫打成一场“人民战争”。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防疫措施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把基层防疫技术官僚以及社区工作人员累死，也不可能完成所有的任务。
上海一个普通居委会要承担的日常职能
正如毛主席在中央苏区所说、后来又在《论持久战》中重提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
防疫难道不是为了守护劳动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吗？防疫的“护城河”难道不应该修建在病毒与劳动人民之间吗？而防着普通老百姓的粗暴极端的“一刀切”，显然错误地将“护城河”修在了技术官僚和老百姓之间，这是防疫“护城河”的第一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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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有亲属生活在河北固安，与唐山迁安一样毗邻京津。在没有一例确诊的情况下，接连封控一两个月，措施比北京严格得多。而河北像这样的“护城河”地带并不在少数，如廊坊的永清、大厂、三河、香河……
笔者一向是支持积极防疫的，但总得一碗水端平了吧？这些地方的老百姓不需要正常的生产、生活吗？
在此前国内已经实现动态清零的情况下，唯一的风险其实就是病毒的境外输入。防疫的“护城河”显然应该修在国门线上，而不是大城市边缘，这是防疫“护城河”的第二重含义。
前不久传出八个入境口岸城市试点缩短“封控期”和“入境隔离期”的消息，而且作为口岸城市厦门已经切实操作了，将“入境隔离期”从“14+7”缩短为“10+7”及“10+4”。
尝试缩短“封控期”笔者是完全支持的，但不知道缩短“入境隔离期”的科学依据何在？成都通报的4月22日和27日的境外输入病例中，都存在14天隔离期行将结束的最后一天才发现阳性的案例：
也就是说，即便按照“14+7”管控，都可能存在“漏网之鱼”，缩短“入境隔离期”会怎样，不难想象吧？
把河北“护城河”的劲头用在“外防输入”上，把防疫“护城河”建到国门口，“境外输入”才能更有效地防住啊。
另一方面，笔者在以前的文章曾呼吁过公权力要重点关注、帮扶云南瑞丽这样的边境小城。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瑞丽已经9次封城，却没有一例外溢，真正为中国人民守住了国门。但瑞丽的底层劳动人民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学生上了两年网课、小商贩破产了一大批，他们为“外省”作出了榜样，真正该倾注资源去帮扶的是他们！
也只有瑞丽人民可以安稳地生存下去，国门线上的防疫“护城河”才能坚不可摧，内陆地区的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免受病毒的荼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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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财经人士都在关注股市暴跌以及天津一季度零增长的事，上海二季度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似乎也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但正如笔者之前所质疑的，难道放开了、共存了，经济就不会受到冲击？医疗资源就不会发生挤兑？
短视频平台上，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从事境外旅游业务的人和留学生出来讲，与病毒共存的西方多么幸福，这对国内的民众有很大的蛊惑。前者是利益相关，这个大家都能明白；而后者则是“幸存者偏差”——在西方病毒肆虐的2020年，他们纷纷包机回国，西方的老弱病残被病毒数轮筛选、大批死亡的情景他们根本没有亲眼所见；他们靠着父辈在政商两界的背景掌握了优渥的社会资源，不仅在国内是上层精英，到了西方也不会沦落到底层，西方底层劳动人民的真实处境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他们看到的“风轻云淡”只是西方中产精英聚集的商场、旅游景点。
真实情况如何？我们的逻辑推理只是一个方面，还是要看事实。
在早已对病毒躺平共存的英国，近日有经济学家出来讲，“英国人生活水平下降到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最低点”。
而在美国，去年年底奥密克戎攻陷美国以来，医疗资源一直都处于吃紧的状态，的确不是“新冠之外没有其他病”，而是处于底层的其他病人根本排不到床位。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生产过剩的危机随着防疫措施的升级被加剧了。这个问题笔者与左边的朋友已经辩论了很多次，实在懒得再辩论下去了。简单来说，生产过剩危机的解决要回到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本身去解决，而不应该甩锅给防疫。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与病毒共存”、“应死尽死”，本质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体现，是资产阶级政府甩锅和转嫁矛盾的手段。
我们在构建国门口的防疫“护城河”，保护劳动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同时，理应更好地体现防疫成功之后经济上的相对成功，其关键就在于摆脱资本的“外部性”诉求，打通“内循环”、实现“共同富裕”；不求立刻就能“消灭私有制”，至少应该去“节制资本”。总不能像西方那样，一面是底层饱受病毒荼毒、陷入更加严重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另一面是富人大发国难财、财富以更快的速度暴涨吧？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主席就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953年，毛主席在杭州又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防疫理应成为一次契机，一次消灭私有制、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契机。防疫“护城河”的优势不仅应该体现在“中医主导抗疫”的具体手段上，更应体现在“动态清零”之后，人民如何能够安居乐业、共同富裕，这才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才是为自然病毒和资本制度荼毒的世界人民作出的榜样，为世界人民指明前进的方向，也才是对人类作出的“较大的贡献”。这是防疫“护城河”的第三重含义。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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