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广泛流行的说法，从高大上的美国《纽约时报》到中国的公知，都说政府利用用户手机轨迹信息防疫，会逐步建立一个全面的监控体系并由此损害个人自由。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表述是这样的：“这种防疫继续下去，最后建立的是把每一个人完全监控起来的社会政治控制体系。很多人似乎还没意识到这种后果的严重性。这种全景式监控体系一旦建立，没有统治集团会轻易放弃的。”依据这个想象力，采取主动防疫措施的中国政府，在搜集和处理信息方面，除了有意愿背负信息搜集方面的无限成本之外，还具有超人一般的信息处理能力，能够完成对全部人口的覆盖。
这个说法，即便是从“同情式理解”出发，也完全是出于无知。政府并没有能力和足够的意愿，建立一个独立的监控体系，更不用奢谈全景式的监控体系。目前，在防疫方面，多有依据用户的手机活动信息，识别“时空伴随者”或者密接的做法，实际上，这是对既有的活动轨迹信息的一种应用方式。但是，这一类无知者的想象力，还往往会成为实际的政策设计，香港就有很多人反对政府利用这部分信息，来强化主动防疫政策效果。
老田在通讯行业干过一段时间，恰好是在1990年代内地移动通信兴起的阶段，对于模拟和数字网络手机的工作原理尚不陌生。移动网络与手机之间的通信原理，并不复杂，由于每个基站的信道都是有限的，需要很节约地加以使用，为此，基站呼叫用户只能够由最接近用户的那个基站，单独进行；不容许所有基站同时呼叫同一个用户，如果那样设计的话，整个的移动基站网络能够服务的用户数量，就很有限，这就会带来单位服务成本过高而失去普及的可能；为了实现节约基站信道资源以服务更多的用户，移动通信公司需要收集用户手机的即时位置信息，以便在呼入时分配最近的基站和信道，及时联系上用户。所以，在手机与基站之间，需要即时地进行相互寻址（一般是几十秒就联系一次），记录这样的位置信息并保留在通信公司的计算机（交换机）里，随时备用。与这个即时的相互寻址与记录过程相关，基于手机与基站相互联系的记录，就能够画出每个手机用户的活动轨迹。由于移动通信的普及率很高，近乎人手一部手机，这样的信息记录，会产生很多潜在的应用方向与用户。
换言之，政府并不拥有收集用户信息与活动轨迹的体系，这个体系是商业化的通信公司经营着。而这部分被记录下来的信息，除了通信公司自己要用之外，还会吸引其他一些有兴趣的用户，有些是基于商业利益，也有政府和司法机构去开发应用；有时是匿名使用——不要求记录和识别用户的身份信息——例如地图软件的定位作用；有时则要求识别用户个体信息，政府在防疫方面应用移动公司的用户轨迹，就属于要求识别出用户的身份信息。
在各种地图软件中间，用户手机与前后左右几个基站之间的相互寻址信息，透过一定的数据算法，能够结合基站的固定坐标，相应地计算出用户手机的实际位置，并显示在手机的地图界面上；在这个应用场景之下，不需要用户个人的身份信息，只需要手机与基站的相对位置信息，就可以完成计算并提供相应的服务，此种应用情境下，信息搜集和使用的成本均较低。虽然地图APP用户多处于匿名状态，但是手机的移动轨迹和位置信息，在其与软件公司的通讯中间，有时也会被“隐秘地”采集和利用，目的是用于识别新的道路和基站信息，扩充和更新地图，曾经有报道称搜狗地图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透过APP用户搜集这样的信息。这是用户轨迹信息的商业价值所在。
在政府防疫应用方面，识别时空伴随者或者密接，轨迹重合这一类信息记录，实际上还不够精确，达不到应用的精度要求，只具有参考价值——迅速获得时空伴随者数据而缩小流调范围并节约时间。防疫除了需要识别用户的身份信息之外，还需要进一步配合流调人员的具体访问，才能够进一步具体化和提取有用的信息。所以，在防疫运用方面应用手机轨迹记录信息，还需要投入相当多的人力，利用相关信息的成本就非常高，即便是这样，数量流调人员的缺乏，还往往会带来错失窗口期的问题，扬州疫情早期的状况就是如此，因为本地流调人员不足又没有及时的外地支援，无法短期内挖掘全部的隐秘传播链信息，迅速加以封控，结果导致疫情外溢和放大。
换言之，即便是依靠轨迹信息帮助完成初步筛查，缩小了流调范围，依然存在着短时间内“人力不敷使用”的困境，难于第一时间完成传播链挖掘的任务，所以，除非必要，政府并没有太大的必要与可能，去落实对所有人的监控体系，这远远超出政府的最高能力。反过来也一样看得很清楚，各地防疫封控期间，生活物资的供应链老是不到位，长期挨骂，这也没有别的原因，除了政府服务精神不足之外，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覆盖的物流供应体系，也一样要依赖一个覆盖全部人口的信息搜集体系，这两个都不简单。从武汉封城开始到上海，没有一个封控城市不挨骂的，原因不在于别的，物流网络全送达固然不容易，但是建立一个搜集全部市民需求的有效信息网络，成本就很不低——越是无能的政府在这个方面表现的就越差。一个很差的政府，在所有方面都表现一样差的，不会在信息搜集与监控方面，一反常态地成为超人。
要求手机实名制和具有身份识别功能之后，在防疫上，就能够联系政府建立的数据库存储信息，以显示绿码或者黄码红码等等，帮助进行管控，这一类信息及其识别功能，近似于一个更新频率较高的“身份证信息”，而集中的数据库信息则基于核算普查记录。这个主要是基于标识功能，数据采集过程则基于传统的医学手段和渠道，也不具有政府对于个体的监视效果。
当然，警察可能也会利用手机的轨迹信息，搜寻作案在场证据，帮助破案；反过来，这一信息也可能用于自证清白——作为不在场的证据。改开后，有一段时间警察同志抓嫖抓赌很积极，那是有很大的正的激励因素在背后起作用，要是叫他们专门干些没有好处的事情——搜集和处理所有人的活动轨迹信息，这个都不需要进行调查，就知道警察同志们爱不爱干了。
不要说政府监控所有人，就算是日常的管理体系内部，上级监控和指导有限的几个或几十个下级，都会遭遇到普遍化的信息拥塞和传递失真问题，结果会带来下级的信息优势与机会主义空间。把政府想象为可以承担无限信息成本，或者处理信息的超人，想象一个如同上帝那样的“全能、全知、全在”的政府，除非信息搜集和处理的成本无限下降到接近于零，否则就没有可能性。而且，对于大多数人的日常行为轨迹而言，搜集这样的信息并不存在真实的监控价值。为此，还需要相信一个常识——越是腐败无能的政府，其官员就越是缺乏努力工作的热情，搜集没有好处的私人信息，这种事情傻瓜都不会干何况他们。但是，公知们却竭力鼓动人们相信这一点——政府愿意付出无限成本去搜集并监控全部个体的活动轨迹信息，如果政府真的这样做了，那就只会产生一个后果——政府想要监控的重点对象，其可见度也会被海量的信息大潮给淹没或冲淡。认真说来，这一类编造的说法，应该源于无知者的想象力，及其实施傻瓜政治动员策略。
二〇二二年五月八日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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