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 新版“劳动课”怎么上？先来重新认识食农教育

　　导 语

　　近日，教育部发布了《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意味着从今年9月开始，劳动课将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以促使中小学生学习收纳、烹饪等生活劳动技能，体验种菜养禽等农业生产劳动的乐趣。可以说，这与多年来中国教育体系奉行的“离农教育”有很大不同。如本文所述，离农教育既不适合农村发展的需求，又使城市人口的知识结构严重失衡，导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城市人比比皆是。随着食品安全与健康问题的日益严峻，以“食农教育”取代城市化、工业化导向的“离农教育”势在必行。

　　本文是作者在“生态乡村与食农教育”研讨会上作的讲话【研讨会更多发言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作者在对日本、美国食农教育案例进行分享的同时，也对西方食农教育的立场进行了反思：食物消费的视野归根结底仍然是城市甚至城市中产阶级的视角，并未真正摆脱城市化、工业化为方向的教育目标。希求健康的食品、健康的环境，却又剥离于生产食物的农村和农业，无异于缘木求鱼。中国的食农教育应该弥补欧美国家在食农教育方面的缺陷，担负起改造教育和改造农村的双重任务，将儿童培育成为有智慧的、手脑结合、具备农业素养的劳动者，而非消费者。

　　作者｜王丹，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老师，长期从事农村教育研究

　　责编｜侯Q

　　排版｜童话

图片来源：网络

　　新中国的历史上存在两种教育面向。一种面向可以1968年的口号作为代表，国家提出青年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教育不能与工农生产实际脱节。而另一种面向是众口皆知的，即1983年邓小平在景山学校提出的教育方针，“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转变对于中国的农村教育影响深远。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教育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上成绩斐然。例如，中国2018年参加欧洲经合组织（OECD）举办的PISA测试，在68个国家和地区中再登榜首。PISA每三年组织一次，对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14岁孩子进行语文、数学和科学科目的测试。自2009年上海首次参加该测试，中国在四次全球测试中三次夺冠，2018年更是在科学和数学成绩上远超排名第二的新加坡。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教育“面向世界”方面成效卓著。

　　全球测试中所向披靡的风光与中国腹地偏乡学校的凋敝形成强烈的反差。农村儿童和家庭大量抛弃乡村学校流入城镇，乡村学校流失25%至50%的学童，造成城镇学校班额巨大而乡村课堂生源不足难以为继。甘肃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数量上千，一个班三五个孩子的村小和教学点四处可见；而县城小学拥挤不堪，我们观察到山东某县的小学最大班额竟然有112人。2010-2017年，虽然农村教育人均财政投入翻倍，但农村中小学生人数却减少近半。事实上，同期农村的教育总投入按年稍有增长大致持平，人均财政支出的翻倍反映的是农村的儿童向城市的迁移和农村教育的萎缩。“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的代价是脱离基层、背弃乡村，扩大不平等。

　　学校教育成为农村家庭逃离乡村的途径。这不是什么新现象。1925年陶行知在题为《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的发言中开门见山的讲：

　　中国向来所办的教育，完全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繁华，看不起农务；他教人有荒田不知开垦，有荒山不知造林；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人忍受土匪、土棍、土老虎的侵害而不能自卫；遇到了水旱虫害而不知预防；他教农夫的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格外穷；强的变弱，弱的格外弱。这样的教育绝不能普及也不应该普及。

　　这篇演讲距今已超过90年，然而乡村教育的根本价值取向却依然如故。城市化、工业化的目标隐藏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的高调背后，即使“面向未来”，那“未来”的图景中也没有农村和农业的位置。

　　一、离农的教育：全球性的问题

　　现代教育发源于西欧，近百年来皆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其主流内容，农业和农村在学校和课程中鲜有重视。教育体系在培养劳动力的方面，它的优先性首先给予了城市的劳动力。支撑这一倾向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一个普遍但及其错误的发展观，即：经济的增长不依靠农业，经济增长不依靠农业劳动者的教育程度。2017年农业生产总值对中国GDP的贡献为14%；2001年农业税占中央财政收入的5.6%。的确，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大的依靠不是农业，所以农民和农业在教育体系里边是完全忽略的。教育政策聚焦如何培养高科技人才、培养适应“知识经济”的人才，培养文理皆通的通才，等等，却从未提及如何教育和培养新一代的农民。农业技术和知识除了在农技学校或者农业大学里面教授，在教育体系的其他部门几乎不存在。我曾经问过本科生和硕士生，为什么农业知识不是学校的必修课呢？难道不是每个人都要吃饭吗？同学们给出的回答是：种田这个事情不是农民爸爸妈妈教就可以了吗？需要在学校里学吗？可见，在普遍的观念中，学校的知识与技能是适应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需要的，农业属于前现代的概念，因此不应包含在学校的课程里面。一百多年来的学校教育从本质上是对农业和农村的否定。

　　离农的教育带来什么后果呢？后果就是教育体系整个不适合农村发展的需求。学校教育成为了农村的抽血机，把农村最好的学生，通过一步一步的考试转移到县城的中学，进而转移到高中、大学进入到城市农村流失了劳动力和最好的头脑。很少的大学生能够回到农村服务农村。为什么？因为当农村的发展滞后于教育发展，乡村无法提供非农就业，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回到农村之后一筹莫展无计可施。近年来，农村家庭更是主动选择城镇学校，使乡村学校进一步困顿。

　　离农的教育同时使得城市人口的知识结构严重失衡。事实上，现在不仅城镇人口对农业和农村知之甚少，即使是农村青少年对农技和乡村生活都缺乏系统的了解。部分城市儿童只知道食物是超市来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城市人比比皆是。更严重的问题是，无论如何被忽视，农业对于经济、社会、国家安全、以及生态环境持续发挥着至关重大的影响，而绝大部分青少年对于这一事实一无所知！

　　如何改造教育、使其能够造福乡村服务农业，既是对中国也是对全球的学校体制提出的紧迫问题。

　　二、食农教育：21世纪教育逆潮

　　最近这十年在西方已经发生了逆转，出现了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教育逆潮——向食物学习。例如，芬兰最早提出“味觉”教育，因为现在孩子连酸甜苦辣都分不清楚，他们的味觉被垃圾食品摧毁了。意大利推行“慢食”运动，慢食是与速食相对应，也就是和我们熟知的麦当劳等快餐文化相对立。英国食品教育的重点是做饭，因为他们发现儿童的生活技能非常缺乏，所以做饭和营养课程成为食育教育的重点。澳大利亚的食育教育要求添设校田和厨房等设施，加入体验式种植的教育内容。以食物为契机，学校教育的内容得以向农业和农村靠近。但这也仅仅是个契机。事实上，“食育”在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课程中停留在浅表的层面，多以纠正食品消费习惯和提高生活技能为目的，与农业生产生活深入结合的案例很少。相对而言，日本和美国的政策和实践，更多结合“食”与“农”两个方面。日本大概有食育和食农这两个方向，最终转向了食农教育。美国分两个阶段的食农教育，传统的食农教育和新食农教育。

　　1、日本的食农教育

　　日本最早提出食农教育是因为2001年的疯牛病，因而首次提出了食育的概念。当时的“食育”概念完全只针对食品安全的问题。那么食品安全的保卫者是谁呢？是消费者自己。2002年在继续应对疯牛病的讨论下面，产生了“食与农再生计划”。日本在国家报告中提出了食品安全问题，并且同时提出了农业结构改革、个体经营发展的问题，最后的方针是城市和农村的共生，把食品消费和农业发展结合起来。食农教育的讨论持续了几年，最后在2005年颁布了全国性的食育教育法，在此教育法中间还加入了“感恩的心”，即尊重自然、尊重食物、尊重农业体系。

　　2005年之后，食育成为日本的一个热门话题，日本农协立即介入了食农教育的活动。他们第一次提出了所谓的“生之力”，也就是生命体验的概念。它针对的问题是什么呢？针对的问题是儿童缺少对生活对大自然的体验，升学考试压力太大，自杀现象、逃学现象、霸凌现象严重。面对以上儿童危机，提出了以体验教育为重点的生命教育，而生命教育的切入点是食物和农业体验，包括重视饮食、了解食物来源、了解农业过程等等一系列活动理解社区饮食文化。在日本农协的推动之下，日本的食育教育和农业教育开始慢慢的结合起来。它的范围是农业体验（市民农园、学童农园、水桶种稻）；本地作物校园供餐；传统生活领域的文化教育，包括改造家庭的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此外大力鼓励地产地销。最后通过旅游、农家乐、农家寄宿、食农讨论会、教育讨论会等方式推广食农教育的概念。这是日本的食农教育在政府的层面（日本农协也是一个政府机构）一些政策和做法。

　　学校层面的操作可以通过两个例子来看看。首先是一个八分钟的短片。片中记录了幼稚园的食农教育措施。儿童参与校田的种植和收获，品尝自己种植的蔬菜瓜果，认识了解日本文化中的重要食材如萝卜、稻米、鱼等以及制作方法。但从园长、教师和家长的谈论中，依然可以看到，食农教育的目的是纠正不良饮食习惯（例如挑食）以及抵制快餐和零食对儿童味觉的伤害。

　　第二个例子是山形县二井宿小学。二井宿小学从2006年推行食农教育，制定了“学校+家庭+地方住民=食农教育体制”的方针，并提出学校营养午餐中所需蔬菜的五成由小朋友自己种植。到2008年，该校营养午餐的蔬菜自给率达到50%。学校将种植系统纳入课程，分年级分步骤推进。一二年级为入门和初阶，种植地瓜和葱，作为食农教育的基础训练。三年级进阶为种植大豆，选择富有文化和历史意义的作物为转折点，正式进入“食育”主题。中阶四年级种植马铃薯和白萝卜，中高阶五六年级种植文化意义深远的稻米和日本料理中的常用蔬菜，学习当地知识，融入地方社区。通过系统的食农教育，孩子们不但克服了偏食的毛病，并且懂得了“身体力行的必要”，“农业的辛苦与重要性”，增加了自信，对日本粮食与农业的关心也提高了。食农教育同时扎根社区，加强了教育与农村社区的联系。学校邀请本地农人来校讲课，邀请农民和农业团体参与学校的评议委员会，组织“农业委员会”指导、支援全校的食农教育。此外，学校推广地产地销的观念，促成了本地区更多家校蔬菜供应小组的成立。本校的蔬菜也分享给幼稚园的小朋友和本地的孤寡老人，让儿童懂得分享劳动成果的意义。二井宿小学有意识地邀请社区力量参与学校营造，通过营养午餐自给的方式改造了教学内容和方法，是食农教育中与社区和农业生产结合比较紧密的例子。

　　2、美国的食农教育

　　（1）传统食农教育

　　美国的食农教育历史相当悠久，因为农业是美国的重大战略产业，所以美国农业部长期以来对于食农教育是重视的。美国传统的食农教育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培养新一代的农民。新一代的农民不仅仅只是种田的农民，而是泛指整个农业相关的从业者。而新一代农民的“新”意，指具备新的农业技术和知识的农人，绝不是农民子女子承父业就可以算作新一代农民的。第二个目标是培养非农人口的农业素养。今天的教育领域里各种素养天花乱坠，但从未提出过农业素养。美国在八十年代就提出了农业素养的概念。农业素养包含什么呢？它包含对整个食农体系的理解，包括食物和农业的历史和及其对于当下所有美国人的重要性，而该重要性体现在经济、社会与环境等等几个重大的方面。“农业素养”的提出，把农业放进了教育，为教育增加了服务农业发展的重要维度。美国的传统食农教育的两个目标涵盖了消费者和劳动者两个方面的教育。

　　美国传统食农教育有几个主要的机构推广实施校内外的课程，包括4-H俱乐部、美国未来农夫、和“教室里的农业”计划。这三个机构都是美国农业部赞助的机构。4-H俱乐部始于1902年，所以它的食农教育历史非常之长，1911年命名为4-H俱乐部，名字来源于英文4个H打头的字，这四个H是头（head）、心(heart)、手(hand)和健康(health)，似乎跟今天中国教育的四大教育目标——知识、技能、情感、价值观——遥相呼应。4-H主要由农业部资助，也接受商业和私人捐助。美国未来农夫计划成立于1929年，是一个民间资助的机构，但是也受到美国农业部的资助。它的出发点是培养农民子弟的自信心，让务农的人感到自豪。最后一个项目“教室里的农业”计划也是美国农业部支持的，始于1977年，1981年成为全国性的食农教育计划，主要目的是培养农业素养。

　　这些机构的影响范围基本上都在农村地区，主要在美国农村的学校里实施并传播的食农教育，规模非常小。从上表可以看到这几个机构的资金来源和影响规模。4-H俱乐部是比较大的，大概有10%的美国学校和学生参与它的活动，它的活动跟我们进行的食农教育一些内容差不多。美国未来农夫就只占很小的比例，只有2%。值得重点提及的是这几个机构除了政府资助外还吸收私人和商业的赞助，商业赞助往往都来源于大的农业和食品公司，比如杜邦，孟山都，烟草公司，或者农资公司等。可以想象，传统食农教育中所提倡的新农业技术的知识是不太可能反对这些公司主要销售的技术和产品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保守的。

　　（2）新兴食农教育

　　新的食农教育计划不胜枚举，大多是近二三十年兴起的，规模最大的是“农场到学校”的食农教育计划，目前有50%以上的美国中小学学生参与这个计划。“农场到学校”计划主要针对三个问题：（1）健康问题，比如肥胖症、营养不良。欧美的食品结构里蔬菜水果比较少，尤其贫困人口摄入量更少。（2）环境危机的问题，比如碳排放、包装污染、水土资源紧缺等。（3）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小农场生存困境。美国的中小农场得不到美国政府的农业补贴，所以生存比较困难。

　　“农场到学校”于2010年开始受到美国农业部的支持而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教育计划。最开始有2个州十所学校参加，但到2018年就有五十个州四万多所学校参与进来。主要涉及三大内容：校餐食材本地购买、食育教育和校田计划。美国传统的食农教育内容也包含在食育教育的范畴内。各个学校、各个学区具体实施可以不同，但这三大内容是基础要求，必须包含的。其目的是促进儿童健康饮食习惯的养成，支持本地农业（中小农场）的发展，加强学校和社区的联系。

　　我们可以考察加利福利亚州的一个例子。加州圣地亚哥是一个郡，它下面有42个学区，全部参与了“农场到学校”的食农教育计划，但每个学区内并非所有学校都参加。学区对该计划的成效相当肯定。首先儿童改善了营养和饮食习惯，同时对家庭饮食习惯和结构也有一定的改善；其次是增强了生活技能，提高了考试成绩，这对于很多老师来讲是很重要的；最后对本地的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正面影响，比如地产地销减少了包装，减少了农产品运输因而降低了碳排放，同时在儿童中间减少了食物浪费，创造了本地就业等等。

　　学校食农活动，主要包含每月丰收节、加州星期四、沙拉吧和校田以及社区推广食农教育，由各校自行选择实施。每月丰收节是让学生品尝、认识本地的食品蔬果；“加州星期四”是参与学校至少每周有一天购买本地食材为学生提供校餐；沙拉吧是学校提供开放式、自助性的方式提供多种蔬果，让学生午餐的时候可以自由选择。目前大量的研究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提高学生对于蔬菜和水果的兴趣和摄取量。圣地亚哥郡内设有481个沙拉吧，参与的学校基本上都有。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学校具备校田让学生进行种植体验，该学区一共有228个校田。

　　“农场到学校”的最大特色是校餐地产地销。顾名思义，就是校餐食材的来源从本地农场购买。但“本地”的概念很模糊，有不同层次的定义。首选的本地购买是本郡范围，次选是本郡周围250英里，末选为全州境内。大概40%的学校会根据这个首选、次选和末选来选择它的食材来源。但也有一些学校只在学校周围50英里范围内购买。有9个学区直接向农场购买，没有中间商，但在42个参与学区中是少数。

　　本地采购的数量，从2015年到2016年增加了10%，总购买额约1900多万美元，其中蔬菜水果580万美元。学校非常关心的问题是就餐成本，本地购买是否会增加餐食提供的成本。经调查，答案是否定的。参加“农场到学校”计划的学校全年提供9700万人次的就餐，每一餐平均成本比不参加“农场到学校”计划的学校低20%。不参加的学校一餐成本1.4美元，而参加的学校一餐为1.18美元。与2014-15年相比，学校本地购买食材的花费按年每餐便宜两美分。这说明，至少在该两年的试验期内本地购买食材对于校餐开支的压力并不会增大，实际有稍许减小。

　　地产地销的出发点是支持本地中小农场，保护本地经济发展。但据调查，对参与“农场到学校”计划的农民而言，经济效益大概只有5%左右，微不足道，因此经济原因并非主因。农民参与地产地销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效益，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食农教育促进了社区健康、儿童健康，加强了社区的信任、团结和互助，对于本地农业的长远保存是有价值的。例如，一个农民讲：“以前农民不是学校社区的一部分，现在农民成为了学校社区的一部分。现在我们的土地被开发商拿走了，它再也不会回来成为耕地了。如果学校能够让儿童认识到务农是一个可行的，受尊重的一个职业，那么学校已经为收复这些农田走出了第一步。”可见，农民的参与，着重的不是经济利益，也不是眼前利益，而是整个农业和农村未来发展的问题。而这一生产者的立场，农业和社区发展的视角，恰恰在五花八门的食农教育中都没有得到重视。

　　三、食农教育的未来：回归农业和农村

　　通过美国传统和新兴的食农教育和日本的食农教育可以看到，目前食农教育的主要立场是消费者的立场。它关心的问题是健康、味觉的问题和饮食生活习惯的问题。它的解决方案是消费带动生产，消费带动社会变革，即最通俗的“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逻辑。通过消费方式的改变来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解决方案。大多数食农教育所传播的知识、态度，包括最后的落脚点都是教育儿童作为消费者进行市场选择。当然，其中不乏中产阶级的浪漫，自然、生命、田园等等都是厌倦的都市生活的对立面，所以把它投射到教育中去，对儿童进行一点田园牧歌渲染。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是有的，至少可以发现乡村的优势，减少儿童对乡土的厌恶或自卑。但是这样的目标是不够的。

　　现在的儿童大多被食农教育者看作是无知的消费者、愚昧的消费者，食农教育的目标要将他们培养为聪明的消费者、睿智的消费者，甚至是精致的消费者。然而，真正造成食品安全和农村危机的根源在生产，而不是消费。例如农业污染的问题，农业资本和技术的垄断，包括转基因、种子保育、生态多样性的问题等等；小农作业的效率和效益问题；绿色革命技术生态代价的问题；农民被市场碾压的生存问题，等等。美国传统的食农教育也关注农业人口老龄化、农业领域缺少劳动力的问题，农村和农村生活缺乏尊严的问题。美国预计2015-2020每年需要57900个大学毕业生进入农业相关职位，但41%的职位将缺乏人才。这些问题是愚昧、聪明或者精致的消费者都无法分析和理解的问题。由于生产和生产者的立场消失在教育视野中，这些对农业和农村发展至关重要的议题在绝大多数的食农教育课程中都缺席，是当前食农教育最重大的缺陷。

　　事实上，即使停留在当前的消费立场，但凡食农教育与农业社区发生经济关联，都会面临农业生产结构所带来的困难。如“农场到学校”计划中的本地购买项目。许多学校本地食材购买需求很大，却遭遇到两大困难。一是交易成本的问题；第二是本地直销的食材多样性不足的问题，学校经年往日都常用的一些食材，本地农场不一定能够供应。这两大困难实际上暴露出当前农业和农业生产组织两大核心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现代传统农业是单一、密集的种植方式，以增加单产为目的，而不是有利生态的多元化种植。这与校餐供给所需的多元食材产生一个供求矛盾。第二，交易成本高的问题。获取并更新当季食材信息和价格，确保食品安全和质量标准，都是耗时费力的工作，并且超出学校的传统工作范围和能力，是所有学校都不愿意涉足的领域。而小农场尤其小农散户更是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去协调技术、知识、信息和包括整个议价的交易过程的。这暴露出小农生产的弊端，并显示出农民合作社或者集体经济的优势。农民组织或者集体经济可以替代传统的中间商，协调生产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交易成本降低，增加直产直销，从而实现本地农场和本地校区之间在地销售的可能性。因此，即使食农教育不涉及生产者的视角，但它要解决的问题和遭遇的挑战，其根源在农业生产和组织结构。

　　食物消费的视野归根结底仍然是城市甚至城市中产阶级的视角，并未真正摆脱城市化、工业化为方向的教育目标。希求健康的食品、健康的环境而剥离生产食物的农村和农业，无异于缘木求鱼。中国的食农教育应该弥补欧美发达国家在食农教育方面的缺陷，以消费为起点，以生产为终点，以食品安全为起点，以改造农业和农村作为终点。食农教育应该担负改造教育和改造农村的双重任务。改造教育把儿童培育成为有智慧的、手脑结合、具备农业素养的劳动者，而不仅仅是消费者。而从农村来讲，思考农业和乡村的未来，支持生态农业和集体经济，改造农业、改造乡村的文化，让农村生活成为人们向往的生活，让农村变成幸福而不是落后的代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