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 | 戴锦华：魔镜碎裂处——从奥斯卡看好莱坞与美国社会文化

　　“四方同文”讲堂缘起

　　《论语》有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四方”即“四裔”，引申为“域外”。为通“四方”之文，以晓“四方”之事，2022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与中国社科院大学外国语学院创办“四方同文讲堂”，以“主题”为“季”，定期邀请外国文学学科及其相关学科的知名学者进行讲座。

　　“四方同文讲堂”以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问题意识和专业精神的文学-文化研究和文史研究人才为目标，力求为广大师生打造一个公共的学术交流平台。

　　2022年5月14日晚19:00-21:00，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戴锦华教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邀请，作为“四方同文”讲堂的演讲人，在线上进行题为“魔镜碎裂处——从奥斯卡看好莱坞与美国社会文化”的讲座。中国社科院大学外国语学院徐德林研究员担任学术主持人。据统计，当晚在线参与讲座人数达到4300余人次。

　　本次讲座，戴锦华教授从近三年来美国奥斯卡的主要奖项短名单及获奖作品切入，探讨好莱坞在经历了美国文化政治与跨国产业的突变后而呈现出的危机情态，进而反思全球化时代现代性的扩张及其危机，以及电影形态与文化表征的悖谬情态。演讲开场时的自陈——在人文学科中，我们更应分享问题，而非提供答案——贯穿演讲始终，反思式的话语让本场讲座充满洞见。

　　讲座伊始，戴锦华老师简要阐述了她的主要话题，即通过观察近三年内奥斯卡评奖过程及颁奖结果，可得出“魔镜碎裂”的结论；从裂隙处，人们能经由奥斯卡抵达对美国社会的洞察，从而反思我们置身其间的今日世界，反思每个人身处的历史时刻。戴老师率先从2020年斩获奥斯卡四项大奖的韩国电影《寄生虫》引入，指出好莱坞梦工厂敏感地把握了现实的危机与矛盾，故而从影院银幕世界撤离的文化工业系统骤然将大奖授予一部亚洲导演拍摄的、旨在揭示尖锐社会问题的亚洲影片。戴老师追忆曾于2020年提出，这一选择是因好莱坞意识到其整体的价值体系在美国社会中共识度的降低所致，是应对危机的一剂猛药。时隔三年，做回顾思考时，戴老师表示，此前判断过于乐观，因为当代好莱坞面临的不是一剂猛药便可疗救的生命状态，易言之，好莱坞已丧失了自我批判的可能性。

　　同时，2020年另一部热议之作《小丑》的备受追捧同样值得玩味。整部影片没有提供任何的政治立场和政治选择，也未曾提供政治前景和社会态度，仅体现出一种政治的右翼民粹主义倾向，因而引发观影者极度的不安与不适；《小丑》流露出强烈的仇恨与破坏欲，却不给出破坏后的重建。对此，戴老师直陈忧思，即面临尖锐而急迫的全球情势，好莱坞只能表达绝望、愤恨及破坏的冲动，但“缺乏与之相对应的对未来的考量，哪怕仅仅是想象，更不必说想象未来所必需的建构力”。

　　而后，戴老师对2021至2022年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做了回顾性梳理。在演讲中“2021：政治化或PC清单”这一部分，她提出2021年奥斯卡入围和获奖名单把“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简称PC）这一概念推至舞台前景。她发现，奥斯卡入围名单中出现了两两一组、两两相对的PC设定，即两位亚裔导演、两位女性导演、《芝加哥七君子审判》和《犹大与黑弥赛亚》提供的对美国六十年代往事的追忆、以及《金属之声》中的听力障碍者和《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中的失智老人共同构成的弱势群体。以上四组“政治正确”设定，分别对应着美国社会中亚裔的反抗运动、METOO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少数群体权益问题，涵盖了亚裔、女性、黑人、残疾人士与失智老人等不同群体。

　　对此，戴老师阐释道，2021年最佳影片的提名与获奖名单，不仅凸显了PC价值，更表达出奥斯卡前所未有的政治化、激进化。尽管在美国文化霸权的全球扩张的意义上，好莱坞电影从来都是政治性的；但另一方面，好莱坞之所以能对不同阶层、不同人群产生亲和力，正是因为它有着充分非政治化的表征，试图使观众相信它所传递的正是普世价值。借用学者米莲姆·汉森“白话现代主义”的概念，不妨说好莱坞创造了一种现代主义的白话版。好莱坞成功地以感伤主义、情节剧的形态，使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离开了哲学殿堂、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话语，获得了大众化、通俗的白话版本。在此意义上，好莱坞是“非政治化”的。

　　至此，戴老师提出，好莱坞当下的工业状态和影片序列的展现，其背后实质是美国文化霸权的失落，而这种表达困境或叙事失语促成了PC逻辑被遴选为“万灵丹”。易言之，好莱坞电影工业谨慎恪守PC逻辑，并非为营造某种开明理性、代表人类正义的文化形象，而是为最大程度上持续享有全球电影市场。

　　在“2022：重述、怀旧或失语？”部分，戴锦华老师分析了2022年奥斯卡入围及获奖名单中令人沮丧又耐人寻味的表象。一是重拍片占到了非常大的份额，例如《健听女孩》、《西区故事》和《沙丘》。二是艺术家根据童年记忆的创作，例如《贝尔法斯特》、《甘草披萨》。三是具有传记色彩的作品，例如《国王理查德》、《斯宾塞》等。总体来看，2022年的入围名单相对于2020、2021年而言呈现出整体性的黯淡。重拍片、传记片的压倒性比例表现出好莱坞全面丧失了想象力、创造力和覆盖力。

　　由此，戴老师引申出两个层次的讨论：其一，好莱坞作为世界电影的霸主，这种急剧的转身与变形，向自身价值反面的“加速助跑”，究竟向我们提示着什么？直观的结论是，好莱坞的魔镜正经历着碎裂时刻，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反噬了自身。而好莱坞试图借助“政治正确”突围但未必能获成功，好莱坞所实践的一种白话现代主义终将显露出现代主义逻辑及其话语自身的危机。其二，从新西兰女导演简·坎皮恩的《犬之力》被《纽约时报》影评评价为“21世纪的美国往事”出发，戴老师指出“迷人的美国往事”的讲述者早已不是美国本土导演，并延伸指出，美国本土导演早已不能主导奥斯卡主舞台：李安进入奥斯卡主舞台后，“绿卡”导演“墨西哥三杰”——伊纳里图、卡隆、德尔托罗——垄断了五年间的奥斯卡大奖。非美国甚至非西方的外来电影人们持续提供着补救与治疗，美国梦不复能在好莱坞装置内部再生产。上述观察意味着当代美国文化处于怎样的困境？

　　借重上述文化图景，戴老师分析说，现代性讨论中常设的对立项是倒退与集权，但这一视野却忽略现代主义灾难迸发所因循的更主要的、持续威胁世界的路径，即内涵于现代主义自身的社会法西斯化。《小丑》与《寄生虫》都流露出的右翼民粹主义倾向令人不安，只是这一社会情绪状态与动员方式尚且未与政治权力相结合，一旦结合便有可能导致欧美社会的法西斯主义。二十世纪现代性危机的总爆发造成了现代化逻辑、欧洲社会结构、欧洲价值系统与生活方式的全球扩散，在一个世纪的社会反抗运动和社会革命当中反复出现的弱者挺身反抗、争取权利的运动，均隐含着想成为欧洲意义上的“人”的诉求；换言之，反抗与变革并未创造出相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主义逻辑的另类可能和另类选择。经由奥斯卡、好莱坞和美国社会提供的观察路径，不难发现这一过程仍在延续，即一边是危机爆发，一边是危机自身的逻辑仍旧在不断的播散过程中产生它的代偿机制。

　　演讲由此从近三年来奥斯卡提名及获奖影片及其背后潜藏的美国社会文化危机，引申到当代全球社会的危机与转型，戴老师进一步提供了新颖独到又鞭辟入里的分析。回到中国电影的论域，戴老师提出问题：疫情延续中的中国电影将向何处去，以及我们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中国能否提供与扩张之中的现代主义逻辑有所不同的逻辑，能否创造出某种与人类幸福再度交融的可能性的逻辑？戴老师指出，作为当代中国人，我们都将自觉或不自觉地介入到寻找可能性的过程中。最后，戴老师以充满人文关怀的期许结束了演讲，她提出每个人都应去思考身陷困境之时应如何安置自我以及社会应如何安置人的方式，并希望和听众互相勉励，以寻找、想象新的可能性，进而在想象中创造未来。

　　戴老师的演讲结束后，主持人中国社科院大学外国语学院徐德林研究员强调了戴老师洞悉现实、对话现实的独到能力，并谈到了三个方面的启发：第一，从电影爱好者或非研究者的角度出发，电影不仅仅需要被看，更需要被阅读，阅读电影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第二，研究阅读电影文本时，至少须同时在两个维度发力，一是文学批评维度如探究电影叙事，二是文化批评维度如讨论表征与现实的关系；第三，好的电影有快速的反应机制，其症候性值得深入思考。

　　中国社科院大学外国语学院程巍研究员在着重指出演讲人的审美敏感性与政治敏感性的同时，阐述了他本人观察到的西方价值向世界边缘的播散，以及中心与边缘之间相互扭转与补偿关系——在当下，西方中心提出的核心价值往往留待非西方有色人种来阐发，西方人反因未能实现历史上承诺的价值而陷入政治正确引发的失语状态。

　　在演讲的最后环节，主持人徐德林研究员从留言区里选取了代表性问题供戴老师交流回应。针对欧洲国际电影节如何看待政治正确这一问题，戴老师将奥斯卡与欧洲国际电影节进行对比，并结合冷战背景、社会历史对欧洲国际电影节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与开放式思考。热烈的交流阶段结束后，主持人与所有线上观众一同感谢戴锦华教授，主持人衷心欢迎听众继续关注“四方同文”讲堂“文化与社会”系列接下来的其他讲座。

　　供稿人：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魏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