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速钢铁厂搜出孙子兵法，乌军被毛主席“骗”了？

　　5月19日，俄罗斯记者探访了从乌克兰武装分子手中夺取的马里乌波尔伊里奇工厂。根据现场视频显示，俄方在地下室中发现了乌军留下的诸多物品，其中还有一本中文封面的《孙子兵法》。

　　乌军看《孙子兵法》其实并不意外，要是搜出两年前名声大噪的《WuhanDiary》，那才真是活见鬼了。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而今在世界军事文化中也享有着特殊的地位。然而，在前面两次世界大战中，《孙子兵法》并没有在西方被发现和重视；它在西方真正的名声大噪是发生在冷战时期。

　　1963年，美国退役准将格里菲思翻译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在西方出版，格译本除了订正了此前西方一些翻译版本的错误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吸收了中国50年代关于孙子兵法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个研究成果主要出自八路军中的孙子兵法研究专家郭化若将军，他所著的《孙子兵法》（1957年出版）及《孙子译注》后来在海外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郭化若将军研究《孙子兵法》的原因却与毛主席有着很大的渊源。

　　1936年12月，毛主席最终完成了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这部著作中，毛主席有3处直接引用了《孙子兵法》：

　　(一)“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二)“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三)“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为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

　　而郭化若将军是黄埔四期学员，南昌起义失败后被派赴苏联莫斯科炮兵学校学习；1929年回国被派到闽西革命根据地，参加赣南、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出席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后来又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并协助毛主席指挥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期间还担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其军事指挥才能深得毛主席重视。

　　长征结束以后，郭化若又担任了红军学校训练处处长、抗大步兵学校教育长等职；1937年底，郭化若在延安中央党校结业后，被毛主席要到了身边工作，协助毛主席研究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党内和一部分群众中，还存在着不少轻视游击战争、只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或国民党军作战上的错误倾向。为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前途，毛主席必须要纠正这样的错误思想。在大量读书、反复思考的基础上，毛主席写出了《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提纲，其中提出并探讨了一些前人没有解决过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虚心地向熟悉中外军事理论的郭化若求教和探讨，最终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这部伟大著作。

　　据郭化若回忆，

　　“大约1938年秋，有一天我给送去有关全放战况的电报……主席看完电报我正要离开时，他又说：‘化若同志，你能不能写点关于古兵法的文章，宣传点运动战思想。对国民党的军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

　　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郭化若很快找了一些关于古兵法的资料，潜心学习研究起来。在阅读了大量兵书之后，加之毛主席前面的文章对《孙子兵法》生动引用的启发，郭化若深刻认识到，讲古兵法，首先得讲《孙子兵法》。

　　于是，1939年8、9月间，郭化若在毛主席的指点下，开始专门收集有关孙子的著作认真研读，利用三个月的业余时间，终于在11月9日写出了《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由此很“偶然”地成为了人民军队中第一位“孙子兵法专家”。

　　所以，郭化若等人的孙子兵法研究被西方帝国主义军事专家重视，其源头还是在毛主席那里——帝国主义军事专家看重《孙子兵法》，也正是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连续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中国军队统帅毛泽东”的军事智慧就是来自《孙子兵法》。

　　大名鼎鼎的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为格里菲思译本所作的序言更是直接点明了这个原因：

　　哈特在序言中说：《孙子》写得好，在西方，只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可以跟它相比，但《孙子》更聪明，更深刻。《孙子》比《战争论》早两千多年，但比《战争论》更年轻，不像后者，强调暴力无限，显得更有节制。如果早读《孙子》，两次大战，不会那么惨。

　　哈特还强调：“回到《孙子》”，和毛泽东有关。抗战后，美国帮助蒋介石，蒋介石败在毛泽东的手下，兵败如山倒；韩战美国吃了亏，后面也是毛泽东；正是在核武器时代，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正作为军事大国崛起的时代，我们才更需要《孙子》，需要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正是因为冷战时期，毛主席在帝国主义阵营的巨大影响力和威慑力，才让格里菲思的《孙子兵法》英译本大出其名、乘势而起。

　　然而，帝国主义军事专家因为这样的原因而高度重视《孙子兵法》，却是来源于一个“美丽的误会”。毛主席重实践，虽然也从未轻视理论，但真的从来没有真的把《孙子兵法》捧到那么高的位置。

　　反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军事理论界对郭化若的孙子研究提出了一些批评，认为其中

　　“缺乏充分的阶级的分析批判，对《孙子》做了过高的、不恰当的评价，以致没有分清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军事思想同现代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之间的区别，没有分清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同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之间的区别。”（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郭化若《孙子今译》一书前言）

　　关于毛主席“靠《孙子兵法》打仗”的误会起源，是在遵义会议时期。

　　当时还在坚持“左倾”教条立场的凯丰同志在1935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总结的扩大会议上，指责毛主席，“你打仗的方法一点都不高明，你就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的。”

　　1936年，毛主席在同斯诺谈话时，还提到了这段经历，《孙子兵法》与毛泽东的名字第一次一同出现在西方人的视野中。所谓“虚虚实实”，“美丽的误会”大约也就由此起源，并在后来随着毛主席影响力的与日俱增而被不断放大。

　　其实，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就当场反驳过凯丰：“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能照书本去打!我并不反对理论，它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

　　1960年12月25日，毛主席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说起了自己受处分的时候做什么时，回忆起了这段往事（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那时我没有事情做，长征中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有人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哑口无言。原来他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看了克劳塞维茨的书，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

　　1961年3月23日，毛主席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调查工作时又谈到了这段经历：

　　“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 ”

　　显然，毛主席的多次谈话和回忆都印证了一个事实，他在遵义会议之前是没有专门读过《孙子兵法》的，也就更谈不上靠《孙子兵法》打仗了。

　　当然，毛主席在早年肯定是知道《孙子兵法》的。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已从授课老师的口中间接地了解到《孙子兵法》的部分内容，并且在1913年10月至12月间所作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记录了一段话“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他还专门注明“出自《孙子兵法》的《谋功篇》”（实际上应该是《谋攻篇》，原文为“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然而，毛主席开始指挥红军打仗却是《讲堂录》笔记发生十多年后的事了，二者实在没什么关联。

　　上面我们提到，毛主席为了同党内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在1936年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了完成这篇著作，除了反复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列宁的军事著作，还通过多种渠道从国统区采购了一批资产阶级的军事书籍，包括德国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还特地要求“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也就是说，直到此时毛主席才系统地研读了《孙子兵法》，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在前面将近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中已经成型，古人的经验只是一个补充和印证，是为了更好地说服人、教育人，让正确的思想和路线得以贯彻。

　　不过，重实践的毛主席也从未轻视理论，他直到晚年还告诫党内的干部要多读马列，痛心党内“真正懂马列的人不多”。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并巧妙运用，本身就是非常高超的辩证法艺术，党内真正像毛主席这样懂的人恐怕就更不多了。

　　对于国际上那些轻视理论或轻视实践的革命同志，毛主席也是区别对待的，真可谓用心良苦。

　　1975年，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兴高采烈地到北京向毛主席“取经”，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

　　“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至于（你们）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

　　会见结束时，毛主席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的马、恩、列、斯著作，而从红色高棉后来的一系列做法来看，波尔布特显然没有真正领会毛主席的良苦用心。

　　1965年8月5 日，毛主席会见由主席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当艾地问毛主席在打仗之前，是否看过有关军事著作时，他说：

　　“一本也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孙子兵法》没有看过。打过仗以后，那是到了西北之后，为了总结经验，看了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军事书。书是靠不住的，主要是要创造自己的经验。在打仗时，不要带着书，要狠狠把它丢掉，认真打仗。打仗是个大学校。”

　　没有真正从这样的“大学校”毕业的艾地，很快也尝到了失败的苦果。

　　革命者尚且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反动保守势力又怎么可能“幸免”呢？

　　当亚速钢铁厂的乌军将领战前还在捧着《孙子兵法》，而不是时刻关注乌克兰的阶级斗争问题的时候，拿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的时候，他们失败的命运就几乎已经注定了。

　　毛主席“诚不我欺”，他从来都是坦诚自己打仗不是靠《孙子兵法》的。然而，至今惧怕毛主席的帝国主义反动派却仍旧执迷不悟，仍然在因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而迷信中国的《孙子兵法》，重视军事理论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武力威慑，从未注意过战争背后的阶级斗争问题以及起真正决定作用的“人”这个因素。如此，他们又怎么可能真正领略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呢？当然，这也是由他们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