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批驳辛子陵对《共产党宣言》的歪曲和根本否定

　　编者按：2008年《炎黄春秋》杂志第3期发表了原国防大学辛子陵教授的一篇文章《对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变迁》。（见附录）该文对《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特别是对“消灭私有制”思想全盘否定，而且从多个角度论证了他的观点。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在国家正式刊物上发表的一篇从根本上否定、歪曲、诋毁《共产党宣言》，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公开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评功摆好、歌功颂德，全盘歪曲和否定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猖狂叫嚣要在中国彻底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反动的一篇代表作。且当年《光明日报》的子报纸《报刊文摘》4月9日刊载这篇文章的摘要中，称这篇文章是《共产党宣言》研究的最新成果。笔者和本校另外一位老师于当年写了一篇评论和批判其的文章。该文发表于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学报《理论学科》2010年第9期上。现距辛文发表已经10多年了，但这10多年来，思想理论界歪曲和根本否定《宣言》的基本思想的错误思潮丝毫没有减弱，且有愈发严重之势。2018年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时，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人大周新城教授引用《共产党宣言》的原话：“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写了一篇文章，遭到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组织的围攻。他们不准讲消灭私有制。然而党内也有人积极配合，他们责问，现在私营经济是发展经济的“主力”，你提出消灭私有制，想阻止经济发展吗？甚至批评说，消灭私有制是“旧共产党”的主张，“新共产党”是主张维护、发展私有制的，你想对抗党中央吗？周教授认为，这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这些党内机会主义者同敌对势力沆瀣一气。“在这样的氛围下，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明确表态，支持我文章的观点外，没有一个部门和主流媒体站出来，反击这股反马克思主义逆流。也是在2018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培永教授撰写的《<共产党宣言>的新时代阐释》则是对《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等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歪曲。今年以来，某些媒体大肆宣传“资本”的积极的社会作用，把“资本”看做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实质就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引入到资本主义方向去。笔者近日给某红色网站宣讲《共产党宣言》，把当年批判辛的文章找出来又看了一遍。除极个别提法有不妥之处，总体上还是正确的，且也有一定的深度。笔者现将当年这篇文章及辛文放到网上，希望能够帮助网友们深入理解掌握《宣言》的基本思想及其科学的研究方法，认识否定和歪曲《宣言》思想及其方法的错误实质。也希望网友们进一步深入学习研究《共产党宣言》，继续深入揭露批判辛文的荒谬观点和反动实质，批判当今形形色色的否定“消灭私有制”的荒谬观点，勇敢地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郝贵生

2022年6月12日

批驳辛子陵对《共产党宣言》的歪曲和根本否定

郝贵生 刘建平

　　[内容摘要]：辛子陵《走出〈共产党宣言〉的误区》一文的要害是歪曲和根本否定《共产党宣言》中要消灭私有制的基本结论，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阻力。他对《共产党宣言》采取了主观武断、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辛文发表的目的是要根本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说明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严重存在和两种改革观的激烈斗争。它也是积极配合西方国家对中国“和平演变”战略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奋起反击。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 消灭私有制；党的基本路线

　　原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继2008年初在网上抛出了《走出〈共产党宣言〉的误区》一文，后经过删改，以《对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变迁》（以下简称辛文）为名，发表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上。《光明日报》子报纸《文摘报》同年4月9日出版的一期上，还竟然把该文称为《共产党宣言》研究的最新成果，摘要转载。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在国家正式刊物上发表的一篇从根本上否定、歪曲、诋毁《共产党宣言》，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公开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评功摆好、歌功颂德，全盘歪曲和否定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猖狂叫嚣要在中国彻底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反动的一篇代表作。它绝对不是《共产党宣言》的最新研究成果，而是重蹈历史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卫道士攻击和否定《共产党宣言》言论及其丑恶手段、方法的翻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若干问题的重要决定中强调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批判辛子陵对《共产党宣言》的歪曲和否定，有助于划清二者界限，完整、准确、深刻理解和掌握《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辛文的要害是根本否定《共产党宣言》中要消灭私有制的科学结论

　　凡是读过《共产党宣言》一书的人都知道这本书的基本观点就是阐述了“两个必然”、“两个决裂”等思想，并且把共产党人的根本任务和宗旨归结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辛文全文的中心和要害就是根本否定《共产党宣言》的这一基本结论。文中说，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错误，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成分。”辛文还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带有“历史局限性”、是基于“道德感情色彩”、是“过激主张”。他说：“发表《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三十岁，恩格斯二十八岁。恩格斯二十三岁来到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工厂里工作。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还陪同马克思参观了曼彻斯特的血汗工厂，他们认识资本主义是从这里开始的，不能超越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给他们带来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就表现为《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过激主张。”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正是英国宪章派准备在伦敦发动起义的时候，接近爆炸的阶级斗争形势，对工人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义愤，使他们在定稿时带上了道德感情色彩，错误地给资本主义判了死刑，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一定要用暴力。”

　　辛文为了论证他认为《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的结论是错误的，还以所谓原苏联与美国经济的对比及苏联的解体，东德与西德的对比、中国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对比等所谓大量“事实”，得出结论说：“‘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虽然传播逾百年，纵横半个世纪，但最终没有能够改造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而悄然淡出了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是历史的必然，还得回到在改良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改善人民处境的现实中来。”辛文的整体结论是：“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无论遭到多大误解，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脱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走向更高生活水平的平等和正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不能消灭的，消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的最根本的教训。”

　　如果说，2007年发表的谢韬的文章还不敢完全把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宣言》，而认为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真正继承人”。那么一年后，辛子陵则完全抛弃了一切伪装，赤膊上阵，把矛头直接地指向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也不要了，公开祭起“资本主义”的大旗。而所谓的人类“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荒谬”和彻底失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社会制度。中国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方向，就是阻碍中国社会“生存”、“温饱”、“发展”的最大“阻碍”，因此必须“全部踏到他”。（辛文在《炎黄春秋》发表之前，曾在网上以《走出共产党宣言的误区》发表，开头与刊物发表稍有不同，其一开始引用了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六）》的一段论述即：“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这就是辛文整篇内容的中心和要害。尽管《炎黄春秋》发表的辛文标题做了修改，上述有些原话删除掉了，有些做一些缓和性的修改。但没有根本改变辛文的中心和要害。

　　辛文的方法是主观武断、断章取义、歪曲事实

　　辛文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的科学结论的方法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是主观武断、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的方法。仅举几例：

　　一是把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所做出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为共产主义所取代的科学结论歪曲为基于“道德感情色彩”所做出的空想结论和过激主张。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之前，面临着一个如何科学地认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问题。英国古典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看成好上加好的社会不可改变的永恒现象。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看成坏上加坏的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社会制度。尽管他们的结论是根本对立的，但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他们论证的方法都是否认人类社会有客观规律、主张从抽象的人的本性出发的唯心史观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要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做出科学结论必须有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共产党宣言》之前，特别是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已经创立了崭新的科学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有客观规律的无限的发展过程，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是物质生产方式，历史的发展进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依据这一基本原理，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已经在详细占有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进程中的大量事实，对人类私有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私有制的发展进程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和灭亡的必然性做了较详细的阐发。《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科学分析实际上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延续。所区别之处就是《共产党宣言》一书更为简练、清晰、深刻。总之，《共产党宣言》一书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进程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阶级矛盾进行科学研究的结果。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道德感情”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也确实起了重要作用。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人生观、阶级立场彻底转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就不可能有《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也有许多论述。但是，这种“道德感情”只是《共产党宣言》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而不是最终决定性的条件。决定性因素就是唯物史观的创立。辛文中只字不提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理论，把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唯物史观阐述消灭私有制的科学结论歪曲为只是“道德感情色彩”的产物，把依据不同的历史观所做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结论和空想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也看作“空想”的，不是对《共产党宣言》的最大歪曲吗？

　　第二，把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历史的辩证的阶级的方法对资产阶级的评价断章取义为只是对资产阶级的肯定。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用科学的态度评价资本主义，同时就包括用科学的态度评价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看作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看作人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封建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历史的资料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具体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即伴随着封建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向工场手工业，再到现代大工业的发展，由行会师傅向工业的中间等级，再到现代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做出结论说：“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1]（P274）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是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否定因素和代表历史发展发现的新生事物，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功绩，“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P274）这种作用不仅是在近一百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表现在用资本主义的金钱至上的道德观念取代了封建社会的封建宗法观念，它促使生产关系不断变革，开拓世界市场，打破封建社会中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把落后民族卷到文明中来，创立巨大城市，建立统一的法律、关税和政府。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全盘否定资产阶级的极重要的结论。但马克思恩格斯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看作和封建社会一样的历史过程和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也并没有改变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也同样出现了封建社会末期出现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1]（P278）马克思恩格斯正在做了上述分析之后，指出，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身。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284）

　　以上就是《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的全部评价。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是站在历史发展的、唯物辩证的角度给予资产阶级以科学的评价，既高度肯定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功绩，也指出了资产阶级随着历史的发展，其进步作用就转化为历史和生产力发展的阻力，所以导致其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固然，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依据占有的资料对资本主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严重状况估计过高，但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揭示这种历史发展趋势的结论是绝对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运用历史的辩证的方法的同时，本身还包含了阶级的方法。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它是一个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本质没有改变。马克思在肯定资产阶级早期的历史功绩的同时，同时也在批判资本的剥削本质。如大家所熟悉的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段话。辛文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永远不可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历史的辩证的阶级的方法做出的科学结论。于是置此于不顾，断章取义地只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肯定结论，同时又发出诘难：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肯定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方面又要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以此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的科学评价，并以马克思恩格斯对早期资产阶级的肯定评价为由，夸大这种评价，把资产阶级看作永恒的起进步作用的阶级。文中说：“共产党人反对了一百多年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天生的罪人和坏蛋。他们是第三等级中最勤劳、最能干、最精明、最优秀的一部分。……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大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最积极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种以偏盖全、断章取义，完全否定资产阶级对历史和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否定资产阶级肮脏的发家史，否认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肉麻地吹捧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其剥削阶级的本质立场不是非常清楚吗？

　　第三，把马克思、恩格斯对机器的使用给工人带来贫穷、失业的现象的谴责歪曲为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大机器生产和取消生产力的发展。

　　辛文为了论证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的空想性和荒谬性，就引用了恩格斯1845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和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大机器生产的两段论述。辛文说：

　　“恩格斯看到了早期野蛮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悲惨的生活，义愤填膺地写到：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枪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越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

　　“马克思深受恩格斯的调查报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影响，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又搜集许多工厂调查报告。证明恩格斯的结论：机器夺走了工人的饭碗。马克思把机器看作是工人阶级的敌对力量，他是这样说的：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宣布为一种和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罢工即劳动反抗资本专制的这些周期性暴动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为了保护资本对付工人暴动而出现的。”

　　辛文以恩格斯、马克思的这两段论述为依据，主观武断地推理出马克思、恩格斯反对大机器生产。辛文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情失业工人，为失业工人鸣不平，想制止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在道义上百分之百的有理。但是，为了维持工人就业，保持工人稳定的生活，要求工厂主不得添置新的机器设备，不得采用新技术，这就取消了生产力的发展，取消了财富的增加，取消了社会的进步。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对他们的影响。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用机器代替生产，或者说机器排挤了工人，是普济天下苍生、推动历史进步的首善之事。正是先进生产力的不断地发展，逐渐地把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才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创造着物质基础。”我们把辛文的全部逻辑思路简化如下：马克思、恩格斯既然认为，机器是工人的敌对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就一定是反对大机器生产，就一定是反对先进生产力，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就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先进生产力就是阻碍社会发展，反对资产阶级就是反对先进生产力。所以《共产党宣言》的结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就是阻碍社会的发展，就是人类进步的绊脚石，就应该“全都踏到他”。

　　这是把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的内容强加给马克思、恩格斯，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彻头彻尾的歪曲和污蔑，是杜林对待论敌的“总括方法”[2]（P466）的延续。不错，上述的两段话确实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但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只是表面现象。从客观事实看，确实是大机器的生产排挤了工人，导致工人的失业和贫穷。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工人就是这样看的，所以他们把自己的怨恨记在大机器的使用上，因此工人阶级斗争的初期形式就是捣毁和破坏机器。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反对这种观点，他们提出一种所谓补偿理论，认为，资本家用机器排挤工人游离出来的资本可以雇佣更多的被排挤的工人，大机器生产不会使工人贫穷，而是给工人带来好处。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是马克思、恩格斯，就在于他们没有停留在这种表面现象，而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理论，透过现象看本质。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确实例举了大量机器的使用对工人排挤的客观事实。但恩格斯认为，造成这一状况根本原因不是机器本身，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是资产阶级占有大机器这种生产资料为自己谋求更多的私利。如果说，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工人阶级斗争处在自在阶段时，还没有完全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导致斗争的内容停留在破坏机器上，那么30年代以后，特别是英国宪章运动中，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认识到导致他们贫穷失业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也正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考察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史时说：“如果说机器也给工人带来了某种好处，那就是它向工人证明了社会必须改造，使机器不再为害于工人，而是造福于工人。”[3]（P425）资本主义制度把人变成简单的机器，“尽管这样，人们还要求他们像人一样地生活、思考和感觉！的确，他们要能够做到这样，那就只有切齿痛恨他们的压迫者，痛恨那种使他们陷入这种境地并把他们变成机器的制度！”[3]（P466）恩格斯这里研究和考察大机器生产，其目的正是从这种表面的物的生产方式，揭示其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揭示工人阶级斗争的深层次的原因。恩格斯明明说是“社会必须改造”，痛恨这种“制度”。恩格斯究竟在什么地方把工人的失业、贫穷的根本原因单纯归结为大机器生产呢？究竟在什么地方“要求工厂主不得添置新的机器设备，不得采用新技术”呢？这难道不是辛文对恩格斯的栽赃诬陷吗？

　　我们再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怎样分析这一问题的。其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补偿理论歪曲了事实真相。马克思说：“被经济学上的乐观主义所歪曲的事实真相是：受机器排挤的工人从工场被抛到劳动市场，增加了那里已有的供资本随意剥削的劳动力的数量。我们在第七篇将会看到，机器的这种作用，在这里被说成是对工人阶级的补偿，其实正相反，是对工人的极端可怕的鞭笞。”[4]（P482）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使用大机器生产减少的雇佣工人游离的资本实际上并没有雇佣更多的工人扩大再生产。在资本总量不变的前提下，资本家使用大机器生产必须追加不变资本购买先进机器。这部分游离出来的可变资本已经转化为购买机器和原料的不变资本。所以，这种所谓“补偿”理论是荒谬的。如果说，资本家在使用大机器生产后，还继续雇佣更多的工人扩大再生产，那是资本家投入了新的资本。而这种新资本恰恰是先前资本家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积累的结果，而不是游离的资本所增加的工人人数。其二，马克思正是对这种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的具体解剖和深入分析中指出，机器本身对工人的贫穷和失业是不负任何责任的，承担这种责任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下对机器的应用。马克思说：“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去是没有责任的。……在应用机器以后，社会所拥有的可供被排挤的工人用的生活资料同以前一样多，或者更多。而这正是经济学家辩护论的主要点！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产生的！”[4]（P483）由此看出，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绝对不是把矛头指向大机器生产，而是指向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辛文竟然置马克思的这些最基本的观点于不顾，捏造出马克思“要求工厂主不得添置新的机器设备，不得采用新技术，这就取消了生产力的发展，取消了财富的增加，取消了社会的进步”的荒谬观点。这究竟是辛子陵教授的无知还是别有用心呢？

　　辛文还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歪曲为“暴力社会主义”，更表现出辛子陵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群众史观理论的无知。辛文所使用的原苏联和美国发展的对比、东西德的对比、中国改革开放前和开放后的对比中固然有些是事实，但更多的是虚假和歪曲的事实。即使某些是事实的话，也只能说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一个艰难和曲折的过程，不能得出辛文中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彻底失败的错误结论。本文对此就不再赘述。

　　辛文的发表究竟说明了什么？

　　第一，辛文发表的目的就是根本改变党章和宪法中所规定的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包括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作之一就是《共产党宣言》。辛子陵从根本上歪曲和否定《共产党宣言》中的消灭私有制等基本观点，把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视为空想和荒谬，其否定和根本取消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辛文一方面根本否定《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另一方面要把他的私有制的永恒性和资产阶级的先进性的谬论塞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他认为，“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本意是要向全国人民宣示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为了防备左翼朋友攻击，宣传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虽然声势很大，但没有直接点破主题。因此现在是该需要点破主题的时候了，他说：“要继续用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让改革开放再上新台阶，就必须点破这个主题，让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不仅在法律上合法，而且在理论上、在舆论上合理。成为光荣体面的事业，成为富民强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所以辛子陵特别强调：“‘三个代表’的新意是：中国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民营经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正确方向的继承，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隐含着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包容、保护和重新定位。科学发展观超越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姓马姓修的宗派狭隘眼界。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相容的。这是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义。”这段话不就赤裸裸地暴露了辛子陵把他的资本主义货色冒充为所谓“《共产党宣言》的正确方向”，篡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卑鄙目的吗？

　　第二，辛文的公开发表说明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严重存在和两种改革观的激烈斗争。

　　辛文本身的内容，特别是能够在我们国家的正式刊物上公开发表，决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受到“左”的倾向的影响，同时也经常受到右的方面的严重干扰。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到，我们不仅要警惕“左”，也要防止右。他多次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他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5]（P297）有些人“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5]（P229）多年来，我们国家的有些个别人总是力图把改革的方向拉向右转。有些理论家天天为这种改革摇旗呐喊。十七大召开之前的谢韬文章就是企图用“民主社会主义”影响十七大。当十七大政治报告再次强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思想后，这些人又打着十七大“继续解放思想”的口号，鼓吹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那里解放出来。前年底和去年前几个月，在某些刊物上发表了许多篇所谓论证“继续解放思想”的论文。我们党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确实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但任何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中国共产党人决不是抛弃任何思想，我们是抛弃被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证明是错误的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绝对不能抛弃。上述某些人的所谓“解放思想”的实质是要我们彻底抛弃四项基本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彻底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入到资本主义的轨道上。辛文就是在这样的国内大背景下发表的，它更集中和赤裸裸地表白他们这一伙人的“解放思想”的最直接最根本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彻底“复辟资本主义”。去年年底出现的所谓“零八宪章”更是把这些人的丑恶目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不正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他们“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他们“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吗？这难道不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的根本不同的改革观的激烈斗争吗？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第三，辛文的公开发表，也是积极配合西方国家对中国“和平演变”战略的产物。

　　社会主义产生之后，其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决不希望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蓬勃发展起来。原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固然与自身许多因素有关系，但外部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国家长期奉行的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苏联解体以后，他们就开始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的中国。他们利用我们开放的时机，大量向国内输送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固然现代西方文化也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在唯物史观看来，任何意识形态都有阶级性。西方意识在有其进步性的同时，也包含着相当多的腐朽、堕落、丑恶、错误的东西。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固然对西方文化采取完全否定、全盘拒绝的态度是错误的。但是，借口西方文化中有合理、进步因素而全盘肯定、照抄照搬西方文化也是错误的。然而，多年来我国相当多的学者拜倒在西方文化脚下，奉西方文化句句是真理，在所谓“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把西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各个学科的条条本本简单照搬移植过来，并乔装打扮委之于所谓“创新”成果，在国内大肆推销和贩卖。谢韬和辛子陵等人的大作就是这股思潮的产物。其目的就是为西方资产阶级颠覆社会主义中国，把中国重新变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国和殖民地服务的。2008年藏独分子在西藏制造“3·14”事件和抢夺圣火破坏奥运，2009年新疆“7·5”事件其背后也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颠覆和演变的具体表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就是当时互联网上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句话。此大背景下，出现辛子陵等人这样的文章难道是偶然的吗？。

　　面临着辛子陵等人的嚣张气焰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严峻形势，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绝对不能袖手旁观，而应当奋起反击。一是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大视野中正确认识这种斗争的性质、特点、长期性和复杂性.。二是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要克服当前社会生活中那种急功近利、浮躁的心理，认认真真地读几本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著作。三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但是这种“解放思想”既包括从“左”的教条主义、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中解放出来，也包括从一切阻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想中特别是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西教条”[6]的本本主义观念中解放出来。四是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大量现实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中挖掘、提炼、集中和概括新的理论成果。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永远是理论研究和创新的真正源泉。

　　參考資料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0年

　　[5]《邓小平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

　　[6]李铁映，《哲学的解放与解放的哲学》，《哲学研究》2005年第1期

　　附录：

对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变迁

辛子陵

　　从王震访英说起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王震听说英国大部分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约占全国人口70%的普通百姓，都拥有在中国人看来相当阔绰的私人住宅和家用轿车，每年度假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要求访问一位失业工人。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王震来到一个失业工人的家。王老有点眩晕，这是失业工人吗！？他看到了什么呢？

　　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器，房后还有一个约五十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⑴

　　王震看后感慨良多。原来想当然地以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国的副总理都高。柯华大使告诉他：“我曾问过一个清洁工人，他每周收入约一百英镑；一个开电梯的工人，每周收入为一百五十英镑。”按当时英镑对人民币汇率1∶5.91概算，清洁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五百九十一元；电梯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八百八十六元。王震是五级高干，那时每月工资不到四百元，周工资不到一百元，相当于英国一个清洁工周工资的1/6，电梯工周工资的1/8。中国的贫穷社会主义太相形见绌了。如果不是拿中国高官与英国工人相比，而是两国百姓作对比，差距就更大了。据专家计算，1978年中英两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是：1∶42.3。⑵就是说，英国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高四十二倍。

　　我国驻英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于日参加了接待工作，他在《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一文中称：“有人问王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王震访英归来，成为当时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王震是中共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他对英国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认识过程，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从带有成见的怀疑、蔑视到惊讶、赞叹、向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把西欧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参照物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的。英国民主社会主义奠基人是工党首相艾德礼。王震访英时是保守党执政，撒切尔夫人当首相。按照我们原来的分类，英国保守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英国工党是修正主义政党，一资一修，把英国搞得“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看起来我们过去所批判的“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道路”并不是那么可怕，恰恰是我们梦寐以求实现不了的幸福社会。自视为根红苗正的共产党人办不到的事情，被“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办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这和长期以来我们某些革命经典对资产阶级的看法有关。比如，《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的认识

　　发表《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三十岁，恩格斯二十八岁。恩格斯二十三岁来到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工厂里工作。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还陪同马克思参观了曼彻斯特的血汗工厂，他们认识资本主义是从这里开始的。

　　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托福于产业革命，一座座大工厂拔地而起，英国已经成了“世界工厂”。英国的产品几乎占整个世界工业产品的50%。财富像魔法一样从工厂涌流出来。鳞次栉比的商业街，豪华的大剧院，哥特式的教堂，林荫道两旁宽敞舒适的富人住宅，每一刻钟或半点钟都有公共马车经过。产业革命创造了灿烂的城市文明。

　　在这些城市文明光环照不到的地方，掩藏着一个悲惨世界，这就是工人的贫民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又被称为“野蛮资本主义”。曼彻斯特是英国纺织业的中心，是“野蛮资本主义”的典型，那里的工人受的苦难最深，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恩格斯访问过的一个贫民窟里，他亲眼看到：“往往是丈夫、妻子、四五个孩子，有时还有祖母和祖父，住在仅有的一间十至十二英尺见方的屋子里，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全区在十个当家人中，很难找到一个除了工作服还有其他衣服的人，而且工作服也是破破烂烂的；他们中有许多人，除了这些破烂衣服，晚上就没有什么可以盖的，他们的床铺也只是装着麦秸或刨花的麻袋。”⑶最可怕的是失业的威胁，一旦失业，全家人就陷入了绝境。

　　恩格斯看到了早期野蛮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悲惨的生活，义愤填膺地写道：

　　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进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⑷

　　他举例做了细致地分析：由于头一个发明——一个工人摇动的珍妮纺纱机——的生产能力已至少比一架普通纺车高五倍，所以每一架新的珍妮纺纱机就要使五个纺工失业。生产力比珍妮纺纱机大得多而且也只需要一个工人操纵的水力纺纱机就剥夺了更多人的生计。自从许多纺纱工厂使用自动纺纱机以后，纺工的作用就全部化为乌有而由机器代替了。

　　恩格斯说，由于机器方面的各种改进，费力的工作一天天地被机器所代替，从而成年男人的工作就变成了简单的看机器的工作，这是纤弱的妇女甚至小孩子也完全可以做的，而做这个工作所得的工资要少一些，甚至少2/3；这样一来，尽管生产已经扩大，成年工人却一天天地从工业中被排挤出来，而且再也找不到工作；甚至由于机器完全代替了人力，整个的劳动部门被取消了。资产阶级老爷们可以去问问曼彻斯特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清道夫，去问问那些在街上卖盐、卖火柴、卖橘子、卖鞋带等等或者竟不得不讨饭的人，问问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会回答道：工厂工人，被机器剥夺了工作的工人。在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由于蒸汽织机的普及推广，把八十万熟练织工抛上街头。

　　马克思深受恩格斯的调查报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影响，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又搜集许多工厂调查报告，证明恩格斯的结论：机器夺走了工人的饭碗。马克思把机器看做是工人阶级的敌对力量，他是这样说的：

　　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宣布为一种和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罢工即劳动反抗资本专制的这些周期性暴动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为了保护资本对付工人暴动而出现的。⑸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情失业工人，为失业工人鸣不平，想制止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在道义上百分之百的有理。但是，为了维持工人就业，保持工人稳定的生活，要求厂主不得添置新的机器设备，不得采用新技术，这就取消了生产力的发展，取消了财富的增加，取消了社会的进步。这是空想社会主义对他们的影响。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用机器代替工人，或者说机器排挤了工人，是普济天下苍生、推动历史进步的首善之事，正是先进生产力的不断地发展，逐渐地把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才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创造着物质基础。

　　共产党人反对了一百多年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天生的罪人和坏蛋。他们是第三等级中最勤劳、最能干、最精明、最优秀的一部分。他们的祖先是农奴，他们的父辈是城关市民。《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大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最积极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方面又提出政治主张：为解放穷苦工人，必须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正是英国宪章派准备在伦敦发动起义的前夕，接近爆炸的阶级斗争形势，对工人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义愤，使他们在给“宣言”定稿时带上了道德感情色彩，给资本主义判了死刑，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一定要用暴力。他们与19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区别是：三大空想家是说服国王和政府采纳和实行他们理想社会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数日益众多的无产阶级可以作为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物质载体，认为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能改造社会。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新社会是建立在“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⑹的经济基础上，这就是说，共产主义需要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是靠科学技术为支撑的新的生产方式，创造了高于封建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战胜并取代封建农奴制的。共产主义者手里有没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新制度能否代替旧制度的关键。正如列宁所正确指出的：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苏联和中国的共同经历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说：“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⑺列宁这篇文章的副题是《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他想通过发动群众加班加点、不领工资的办法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经过七十多年的拼命努力，苏联也没有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来。1967年苏联官方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当年美国的——32715亿美元——67%，此后再未公布。据西方权威机构联合调查，苏联解体前198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5120亿美元，不到美国的1/10（美国同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64319亿美元）。可见当年苏联统计公报水分之大。⑻

　　毛泽东也深知，劳动生产率，发展速度，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生命线。他在八大的预备会上说：

　　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们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⑼

　　他发动大跃进，放出豪言两年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英国1957年钢产量是两千万吨，中国是535万吨。1958年他下命令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命令九千万人“土法炼钢”，巨大的资源浪费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不算，还赔了（贴补）40亿人民币，占1958年财政收入的1/10，⑽生产几百万吨无法利用的铁垃圾。而真正实现超英赶美，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06年，不仅在钢产量上超过了英国和美国（2006年中国钢产量41750万吨，包括英国的欧盟25国钢产量19899万吨，包括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钢产量13350万吨）⑾，而且在国民经济总规模达到了世界第四，超过了英国。不过这不是按照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革命道路”，不是按照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赶上和超过的，而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赶上和超过的。中国如不是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会像苏联一样被开除球籍。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经过七十多年拼死努力，苏联和中国为发展经济赶超资本主义国家付出了饿死五千万人的代价（苏联饿死1000多万，中国饿死3000多万）。夺取了政权，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等于创造了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消灭小农经济，恰恰是在阻碍和破坏生产力。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给社会的是票证经济，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经历。

　　东德亡党亡国的“痛处”

　　从1945年到1991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人民恢复和发展的四十五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除美国外大家都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这四十五年是两种制度和平竞赛的四十五年。四十五年的比较，谁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谁给普通民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物质利益？人民已做了结论，历史也已做了结论。

　　东西德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前哨，二战后它们发展起步的经济基础是一样的。马克思的子孙们仔细地、深入地、长期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做了对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科学社会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一条就是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从1945年开始，东德的企业主即资本家们即开始往西德逃亡。东德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开始认为让这些资产阶级分子走掉是件好事，可以净化社会，减少反对派，有利于党的统治，不仅没有阻止，还给他们发了前往西德的通行证。到1961年跑了二百七十多万人。后来发现，不仅资本家跑了，科学家、教授、医生等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技术工人都往西方跑。这股逃亡浪潮愈演愈烈，直接威胁到了东德的生存，于是修筑了“柏林墙”。德国统一前夕，西德的人均国民收入比东德的人均国民收入高四倍。西德的产值占两个德国全部产值的93%，东德带给大家庭的财富只占国家全部财富的7%。统一后，联邦德国作为全德国的中央政府拨出巨额资金帮助东部同胞，对于帮助东部地区人民克服经济困难，加速经济结构的改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东德统一社会党垮台后，该党政治局委员、长期负责意识形态的京特·沙博夫斯基对本党的失败有深沉地反思。⑿他带着亡党亡国之痛说出了两个令共产党人“沮丧”的真理：

　　一是国有制不如私有制。在“国有制框架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永远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制的优越性是理论家推导出来的，是虚幻的，例如理论家们最爱喋喋不休地宣讲：“工人们在国营企业干活是当家作主，是为自己干活；在私营企业干活是为资本家做奴隶，是受压迫、受剥削。”德国工人的实际体验是，在东德国营工厂里“当家作主”，挣五百马克；到西德私营企业里去“受压迫、受剥削”，挣二千马克。工人们“用脚投票”，逃往西德，宁可“受压迫、受剥削”去挣二千马克，也不留在东德“当家作主”。

　　二是社会必须要有资本家。这个“令人沮丧”的真理是共产党人最不愿意接受、但又必须接受的，只要他们不想像德国统一社会党那样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资本家是什么？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阶层。尼克松认为：“东欧四十五年的共产主义‘和平’，甚至比西欧五年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管理阶层的摧残更加严重。东欧国家普遍缺乏使资本主义杠杆起作用的高级经理、会计师及其他专业人才。”⒀对资本家进行诋毁，把他们妖魔化，都赶到西方去，使东德发展经济时失去了先进生产力的领头人。这是一种痛苦的反思。东德与西德相比，多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包袱，少了一个管理阶层。这一多一少，是东德经济搞不上去的根源，是东德亡党亡国的根源。

　　当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进攻苏联，企图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验扼杀于摇篮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因为人民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优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一种比资本主义更富裕更公平的社会制度，经过一段艰苦努力老百姓可以过上好日子；当资本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和平共处了两代人的时段，用先进生产力创造巨额财富改善人民生活的时候，“科学社会主义”——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旗帜的社会制度——的致命的短处就暴露出来了，除了“克格勃第九局”正在建立供高级干部享乐的“共产主义”⒁外，下层干部和普通百姓得到的只是多做奉献、少拿工资的教育以及一大把限量供应的票证，“科学社会主义”没有办法造成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办法让人民过上像欧美百姓那样富足的日子。和平演变是双向的，公平的，不可抗拒的，优胜劣汰。

　　要重新认识资产阶级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

　　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是一个误区。

　　1920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按照《共产党宣言》的要求，将一批私营企业改组为国营企业。后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1924年联合政府下台，停止了国有化政策的实施。民主政治能够保证及时纠正重大政策的失误。

　　瑞典社民党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递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关键，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不是所有制，而是分配方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资料必须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是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以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分配必须社会化，由政府和工会来掌管，就是说由政府（在工会监督下）通过税收把一部分企业利润分配给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别，建设福利型国家。这样一种认识成为他们的新的施政纲领，1932年通过大选再次上台执政时，大得人心，既得到了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拥护，又得到了资本家的拥护，竟连续执政44年！

　　在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冲击下，经过一百多年的改良，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工人的劳动时间由十五六个小时普遍降低到每天八小时，工人的劳动报酬也已超过自己和家人的衣食所需，有了王震亲眼所见的花园洋房，有了汽车，有了电视、冰箱、空调等过去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消费品，有了自己和家人从生到死伴随一生的社会福利保障。1986年美国经济学家W·E·H·哈拉尔出版《新资本主义》一书，宣告“旧资本主义的消亡”，“新资本主义犹如一只从垂死的时代的灰烬中飞出来的凤凰”，“超越现有的‘旧资本主义’和‘旧社会主义’的僵化的意识形态。”世界进入新资本主义时代。“发达国家的收入增长了十几倍，从多数人每年只靠几百美元维持生活到今天（注：这些话是1986年说的）每个家庭的收入达到26000美元以上，而每周的工作时间却从70小时缩短到不满40小时。有史以来，生活的基本需要第一次得到了合理的满足，人的寿命延长了一倍，物质生活也普遍变得很舒适。”⒂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掌握的先进生产力，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和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水平。人们的经济关系可以不再成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残酷争夺，可以是双赢的结局，使每个人都成为受益者，尽管受益的多少有所不同，这是一种普遍受益的同向分化。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没有尖锐化，没有出现爆炸性局势，秘密就在这里。

　　我们一直有一个大义凛然的说词：把私营企业改造成为国营企业，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事实又如何呢？从1957年到1978年，我国在消灭了私有制以后的20年间，新建的和改组的国营企业由于制度性的先天缺陷，连年亏损，职工工资非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5.7%。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从1957年的582元下降到1978年的549元。⒃

　　日本是被我们视为“制度落后”资本主义国家。从1955年到1973年，日本三十人以上的企业职工工资提高了将近三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九倍。结果，剩余价值率从1955年的314%提高到1970年的443%，是一个劳资双赢的结局。⒄

　　你要真想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像日本那样在二十年内给工人提高三倍的工资，就得团结资产阶级，保护私有制；私有制不仅和资产阶级利益攸关，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共损共荣的。

　　在中国，由消灭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到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经历了漫长的、曲折的探索过程。“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本意是要向全国人民宣示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为了防备左翼朋友攻击，宣传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虽然声势很大，但没有直接点破主题。要继续用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让改革开放再上新台阶，就必须点破这个主题，让私有制和资产阶级不仅在法律上合法，而且在理论上、在舆论上合理，成为光荣体面的事业，成为富民强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我以为，“三个代表”的新意是：中国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民营经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正确方面的继承（正是《共产党宣言》肯定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隐含着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包容、保护和重新定位。科学发展观超越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姓马姓修的宗派狭隘眼界。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相容的。这是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义。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⒅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经过反复和对比，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资产阶级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给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比消灭资产阶级大得多的物质利益。2006年中国民营经济在GDP的比重为65%。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取消农业税是不可能的。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21万亿人民币，比1980年增长10.5倍；国家财政收入已达3.93万亿元，比1980年增长32.4倍。⒆有了这样的经济实力，胡锦涛才能很有底气地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宪法中不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要把民营企业家当作管理层使用，并吸收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根本改变，对他们的社会属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最深刻的总结，用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今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两面政策。一方面“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保障职工合法权益”。⒇讲团结时不忘调节分配，为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谋利益；讲斗争时不忘保护私有制，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中共在新时期处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企业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一切过“左”过右的政策均不能达到既发展生产又实现社会公正、既繁荣经济又改善人民生活这样两项目的。

　　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突破了历史上许多过时的僵化框框，建立了改革派的话语权。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持续努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郑重宣告：这个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今后，指导改革开放兴利除弊的理论和衡量改革开放是非成败的标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别的主义和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注释：

　　⑴柯华：《在马克思的墓前——对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观察》，见《炎黄春秋》1999年第2期

　　⑵参见刘国平：《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比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176页

　　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65页

　　⑷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0页

　　⑸《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卷，第441页

　　⑹见《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卷第23页

　　⑺《伟大的创举》，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页

　　⑻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2007年版，下卷第762～763页

　　⑼这篇讲话以《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引文见295～296页

　　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下卷第712页

　　⑾见MEPS《世界钢铁总揽》

　　⑿见《京特·沙博夫斯基采访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⒀尼克松：《新世界》，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24～125页

　　⒁见《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151页

　　⒂[美]W·E·H·哈拉尔著：《新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8页，第一章《旧资本主义的消亡》第3页，第9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第392页

　　⒃刘仲藜主编：《奠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⒄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⒅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⒆田纪云：《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见《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第3页

　　⒇见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一）、（二十二）条

　　来源:《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

　　【文/郝贵生，大学教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