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殖民文化论

　　一

　　说起殖民文化，人们自然会想到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著名论断：“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27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种“从属”关系，就是殖民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众所周知，资本存在的目的在于自身的无限度增殖，资产阶级的全部生命意义在于不知餍足地追逐剩余价值。政治军事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是资本主义从出生至今一直惯用的三种手段。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三种手段又各有侧重。

　　从资本原始积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旧殖民主义阶段，这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到形成世界霸权的阶段。其主要手段是政治控制和军事侵略，以扩张杀戮抢劫等等不加伪饰的强盗行径来达到其积累资本、垄断资本的目的。与这种粗鄙相映衬，其文化侵略则表现为赤裸裸的胁迫与狂妄至极的践踏。中国的老一辈对于日本侵略者在“满洲国”及其他沦陷区设立学校，野蛮推行奴化教育，至今依然记忆犹新。为了编织“烧杀抢劫有理”的外衣，他们在强制推行西化的同时，又极力制造西方种族天下第一的神话，甚至将东方民族排斥出人类世界，从而在世界文化史上演出了最为野蛮的一幕。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殖民者所施加的耻辱。19世纪50年代，英国幽默杂志《笨拙》的一首诗写道：“眯着他们小小的猪眼睛，／晃着他们大大的猪尾巴，／吃的是老鼠、狗肉、蛞蝓和蜗牛，／所有都似乎是肉锅中的野味，／肮脏的一心贪嘴，／那约翰·中国佬……”这种傲慢的偏见与恶毒的歧视，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苏东剧变，为新殖民主义阶段，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冷战”阶段。这一阶段的早期，在社会主义取得节节胜利的鼓舞下，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第三世界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国际垄断资本集团遇到了严重挑战。尔后，由于世人皆知的原因，又出现了帝国主义与社会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格局。面对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再倚仗径直的屠刀手段和炮舰政策，显然已经是力不从心，于是便由政治军事控制向经济控制渗透，变为由经济控制向政治军事控制渗透。在不放弃使用武力的同时，将策略重点转移到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控制上来，是新殖民主义的根本标志。1994年8月1日的美国《新闻周刊》，在《新殖民主义》一文中曾经惟妙惟肖地为“新殖民主义者”画像：“他们手中拿的是新计算器而不是枪支，他们穿的是上班时的服装而不是战斗服装，他们宣传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福音而不是传教的福音。”随着策略重点的转移，文化侵略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二

　　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冷战”和“后冷战”两个时期。

　　所谓“冷战”，是指国际垄断资本集团除了热武器侵略之外，对其势力范围以外的世界进行的一切对立活动。这一时期，由于他们采取了一种僵化的孤立封锁政策，地球表面弥漫着紧张阴冷的空气。孤立封锁了别人，自然也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因而其文化侵略的广度和深度都不能不受到限制。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尽一切可能地推行其文化殖民主义（或曰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政策。这一时期的文化侵略，多限于官方组织的行为，如“美国之音”、“BBC电台”等等就是他们最为得力的工具。此外，还有御用的“民间”组织，如劳联—产联、某些“基金会”以及各种名目的学术文化组织之类。从侵略方式看，则以硬性渗透为主。目的直露（公开的颠覆鼓动），态度粗暴（歇斯底里地强奸人意），是所谓“硬性”的主要内涵。与“战争边缘政策”挂钩，是这一时期文化侵略的又一显著特点。更准确地说，冷战时期是新殖民主义的初级阶段或曰准备阶段。此间，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老爷们尚未从“武力万能”的思维惯性中解脱出来，时时准备采取“战争边缘政策”，甚至不惜进行“局部战争”，试图以此“压”出一个西化的世界。1961年，美国制片商柴纳克在英国《电影及电影制作》6月号上发表文章，称赞好莱坞影片是“铁盒里的大使”。同年10月，肯尼迪政府在送给好莱坞的备忘录中明确要求美国电影进一步配合政府的“全球战略”。美国的新一代汉学家，很多都是由军方训练出来的。这些人进行学术活动的目的，是为军事活动服务，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文化鹰犬。人们大概不会忘记，80年代，某华裔美籍学者的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国内煞是红火了一阵。原来此人就曾供职于蒙特利海军语言学院，领取军方津贴。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此书何以那般露骨地流露出文化殖民主义的倾向。

　　这样的文化侵略，其效用毕竟有限。然而，自进入70年代以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全球战略”很快出现了调整趋势，战争边缘政策让位给缓和对话政策。这一转变告诉人们：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全面渗透已经开始，新殖民主义进入了“后冷战”时期。对此，美国总统卡特在70年代曾有过绝妙的说明：“我们怎样打我们手里的这副牌……我们有两种强花色，即在经济力量和思想力量方面。”（《纽约时报》1989年9月13日）

　　撮其大要，此间文化侵略的特点如次：一曰全球性文化轰炸。为此，西方各国都成立了庞大的体系，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就80年代统计，美国新闻署已在128个国家设立211个新闻处和2000处宣传活动点，并在83个国家设有图书馆。老牌的“美国之音”更是备受青睐。1983年，美国政府拨出10亿美元巨款，用作电台广播的专项经费。1984年，“美国之音”开办了世界电视网。由于采用了全球卫星技术，可以有效地进行直接沟通，从而拓出了一张庞大的“大众外交”网络。除官方以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跨国公司。早在80年代，美国的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电视和电影的绝大多数就已被50家大公司所垄断。这些公司与其他垄断企业和大国际银行盘根错节、连络有亲，“与海外投资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而美国的对外政策也同他们的利益攸关”（本·巴格迪坎《传播媒介的垄断》第5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这50家公司的海外投资。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在从阿根廷到南非的34个国家设有子公司，其节目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放。《读者文摘》在101个国家出版，国外总发行量达1150万册。1989年底，美国黄色杂志《花花公子》仅在匈牙利就发行6.5万份。《夏威夷5－0》用6种语言制作，覆盖47个国家，其《发财》节目则多至60多个国家收看，每星期约有3.5亿观众。据新闻问题专家瓦利斯对1970年—1971年电视节目的调查，在电视节目总量中，进口电视节目所占的比例分别是：危地马拉，84%；乌拉圭，62%；马来西亚，71%；赞比亚，64%；埃及，41%。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美国电视播放进口节目的比例只有1％－2%。至于电影，美国的生产量只占世界总量的6％－7%，却占据世界总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这些大众传媒以爆炸的方式倾销其文化产品，第三世界的上空一片乌烟瘴气。歌星、舞星、影星、丑星、性感明星，乱纷纷争俗斗媚；凶杀奇案、艳星绯闻、哥特式小说、传奇罗曼斯、朋克摇滚、深夜影视，闹哄哄粉墨登场。美国牛仔的剽悍、法国女人的风骚、英国绅士的做作，醉生梦死的享乐、目空一切的权势炫耀、西方极乐世界永世长存的神话，黑压压铺天盖地。《伸向全球：跨国公司的力量》一书的作者巴尼特和马勒惊呼：“外国公司对墨西哥处于底层的一半人民的思想的影响，毫无疑问，比墨西哥政府和墨西哥教育制度的影响更为持久！”（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514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二曰手段软化。昔日的霸主做派变为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僵直的强迫变为和颜悦色的“交流”、“对话”，赤裸裸的颠覆鼓动而今蒙上“援助”、“慈善”的柔美面纱。至于向外推销的货色，则更为讲究包装的精巧。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用迷人的场面、情节和形象灌输给第三世界。在香港制作、向47个国家和地区播放的“亚洲音乐电视”，以亚洲青少年为主要对象，从节目内容到主持人选拔都尽力迎合青少年的趣味。大部分节目为躁动的摇滚乐曲，并配以快速掠过的画面。画面上有奥斯卡金像得主、世界名模等风靡全球的靓男倩女。节目主持人则东西合璧，不是华裔美籍青年就是英籍印度姑娘，既有亚洲人的形象，又有欧美人的洋味儿。此外，电视台还专门开设热线电话，与青少年讨论种族、性、环境等热门话题。节目吸引了1100多万个家庭，很多青年看得如醉如痴，甚至成为节目主持人的追星族。正是在这种沉湎之中，西方的生活方式、道德取向、价值观念润物无声地潜入了他们的意识深处。在许多有识之士的抵制声中，电视台总经理埃特耶欧不无得意地说：“对反对者来说，它是来自西方的文化空袭。”

　　三曰广告参与文化侵略。善良的人们以为广告无非是推销商品而已，其实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广告一方面是商品的自吹自擂，一方面又是生产国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综合表现，其中深刻地渗透着资本的逻辑。道格拉斯说：“从广告上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理想”，布尔斯廷则更是直言不讳：“在移居新大陆、扩张经济和建立美国生活水平方面，广告一直属于美国文明的主流。”（梅尔·L·德弗勒、埃非雷特·E·丹尼斯《大众传播通论》第474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一方面，它刺激了消费主义在第三世界的膨胀，使人们的自尊心成为物质财富的附属品，不但大开商品销路，也为广告公司赢得了巨额利润。1954年，美国30家最大广告公司的总收入，仅有5%来自国外，到1972年竟增加了6倍。与此同时，高山滑雪的潇洒，海滨沐浴的滋润，乘气球飞行的刺激，驾驶豪华轿车的惬意……诸如此类的广告形象则在“千篇一律地把白肤金发蓝眼的男男女女描绘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与享受者。这种‘白皙就是美丽’的广告不可避免地加强了人们的自卑感，这就是殖民地心态的实质。”（《全球分裂》第514页）

　　四曰文化侵略包含经济侵略。在国际垄断资本的背景下，大众传播媒介既是宣传工具，又是文化商品。这种文化商品是由文化工业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成本低而利润大。文化商品出口是替代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积累资本的重要渠道。大亨、寡头们对此趋之若鹜，动机至少有一半是因为它有暴利可图。即以美国为例。倘若从众多的资本家中筛出400个最有钱的富翁，以经营文化商品致富者1982年所占比例为9%，1989年竟上升为18%。也就是说，经营大众传媒的资本家有72人进入了美国首富一族。与富翁之成为富翁互为因果的，是第三世界人民的穷上加穷。在拉丁美洲，从1980年到1990年人均电视机台数增长40%，而平均实际收入却下降了40%。思想被奴化，财富被掠夺——这就是两个40%！其间包含着多少不平、多少悲酸！

　　三

　　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推行殖民文化的目的，在于改造第三世界人民的文化—心理结构，征服其思想意识的深层空间，使之成为做奴隶而不觉的奴隶。然而，殖民文化不是单方面的存在，它是一种关系，是富国与穷国、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一种精神支配关系。因此，这种文化倘若仅仅停留在殖民者一方的文化侵略上，还不能叫作完整意义上的殖民文化；文化侵略只有在得到被殖民一方的呼应以后，也就是在被殖民者那里对象化以后，才能叫做完成了的殖民文化。

　　放眼世界，我们不无痛心地看到：殖民文化的蔓延已经到了怵目惊心的地步。英国记者哈里森在列举了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实例后指出：“今天，西方化的现象已经扩展到第三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钻进当地社会的主动脉，从内部散布毒素。”（《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第43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们也绝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特别是党内的腐败之风以及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分别从不同的侧面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信仰危机，从而为西化思潮的渗透打开了缺口。大量事实证明，近年来西化思潮已经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西方的什么“情人节”、“愚人节”都曾演出过声势不小的闹剧；街上流行着将黑发染成红色或棕色的“洋头”；都市里宠洋狗、洋猫、洋猪乃至洋鼠之风此起彼伏；店铺中不伦不类的洋名比比皆是，令人目不暇接，“北京有的粮店，最近改头换面，店名改为‘良士多’，还有一家名为‘醉翁亭’的酒家，屋顶上却偏要架起一门‘xo’酒的大炮。无锡市所辖的一座县级市，公安局门口没有汉字招牌，只有英文‘Police’。”（《中国文化报》1995年12月15日）某些高等学府评定职称，竟有在国外所发论文一篇抵得国内数篇的规定，有的高校甚至试图恢复带有殖民印记的校名。我们不能说所有这些当事人都不爱国，也不能说他们都是完全的西化主义者，但是染“洋”味荣耀、沾“洋”边商品好销，却是他们的真实心理；其所以“荣耀”、所以“好销”，则说明“崇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定势。至于文化学术界，拉西方大旗者几乎在各个人文学科都有。照猫画虎地搬演后现代文艺，兜售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现代哲学，推崇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历史上的殖民者和卖国贼翻案，甚至公开主张“全盘西化”，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下面的一段话也许透露了此类知识分子的深层心理：“在当今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要取得话语权力，要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物，就有必要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权威包括海外汉学家的指认和命名。本土的文化权威已经颓然死去，人们也没有耐心听取同样的破落者的声音。一个经济和精神双重困窘的族类，它无法指望其他结局，也许这是最好的出路。我们的文化早已把我们置身于这样的境遇，我们已经没有奔赴这一目标和那一目标的自由，连逃脱也注定了落网，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归属。”文字虽然佶屈聱牙、似通非通，但意思是能够揣摩得到的：除了皈依西方，中国的文化没有别的出路。其间洋溢的那种希冀西方首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物”的心情，又是何等迫切啊！

　　毫无疑问，这种价值标尺的西化，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意识形态已经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它是一个多重精神成分的组合体。就其内容来说，政治思想居于核心层次，社会心理居于中间层次，其上还浮动着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等。就其形式来说，则表现为具有一定民族色彩、时代色彩的词语体系。一提到意识形态，有人总是将眼睛盯住核心，天真地以为只要不触动核心这一层次，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僵化的观点。内容与形式之间、内容的不同层次之间，都可以相互渗透和转化。量变达到一定的程度就是质变，形式嬗变常常是内容嬗变的先声。横看世界、纵看历史 ，颠覆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几乎都是从改变词语而由浅入深地进行的。在这一点上，西方的一些政要比我们的某些同志要高明得多。他们说：只要被颠覆国的青年学会我们的语言、舞蹈，喜欢我们的影视，迟早有一天会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念。不幸这些话已为苏东发生的事实所证明。那么，在我国有没有这种危险呢？请看一看公司、酒店、企业的名称吧。“贵族”、“王妃”、“绅士”、“爵士”、“豪门”、“王冠”之类触目皆是，不胜枚举。凡有正常感觉的人一看便知，这些词语都带有深刻的剥削印记或殖民印记。这些原带贬义的词语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透露出来的是社会心理变异的消息：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它们再也不是耻辱的象征，而是可以艳羡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变种，也是一种殖民文化。这种文化由两部分组成：一种是以黄色书刊、录像为龙头的各种流行文化。这种文化模仿后现代主义的消费文化，又杂以港台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消极成分，是一个乌七八糟的杂货堆。庸俗、怪诞、性、暴力、放纵、享乐、小情小调，是其主要内容；作用于人们的感官剌激和低级趣味，是其主要功能。另一类是所谓“先锋文艺”。这些作品大都是西方后现代“先锋文艺”的仿造品，几乎随便拈出一篇，都可以从西方找到它的蓝本。颠覆语言秩序，制造阅读障碍，是其文本形式；反理性、反价值、反崇高、反审美，是其文本内容。这两种文化，一俗一涩，虽属两端，却共同构成了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不过，这种挑战不是正面的，而是迂回包围式的。对此，后现代论者相当坦白：“当今中国文艺（按：指后现代文艺）在不断疏离现实的主流意识形态过程中，一方面从文化边缘处不断挤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空间，使之落入进退维谷之境”，“不但将自身确定在文化边缘的位置，而且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逐出中心立场”。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夸大其词，但是也不能不承认它的确反映了某一方面的真实 。

　　价值标尺西化的背面就是民族意识的失落。首先是轻贱母族，否定母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及其创造的一切文化。什么彻底反传统，什么黄色文明低劣，什么中国没有人文精神，就是颇有代表性的民族虚无主义的言论。轻贱母族的下一步就是践踏母族。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者是怀有刻骨成见的种族主义者。在他们眼里，西方是富丽堂皇的宫殿，而广阔的第三世界则不过是供他们游逸、狩猎的“上林苑”而已。一如吞厌了西餐大菜便想尝一尝山间野味，在审美上也需要来一点儿异族的“野蛮”、“落后”风情的刺激：一方面在贬损异族中确证自身的优越，一方面满足西装革履下隐藏着的兽性冲动。说来第三世界的某些“文化西崽”的确“聪明”得令人钦佩。他们看准了西方老爷们的胃口，于是翻家底、掘祖坟，“国丑”、“国病”细搜求。搜求之不足则夸大之，夸大之不足则编造之，然后以“艺术”礼盒包装，毕恭毕敬地供奉于西方老爷们的膝下。西方老爷们品尝之余，不免要施些奖赏。从西方老爷们赞许的掌声中接过奖杯，于飘飘然中他们便真的以为自己的“艺术”走向了世界。殊不知赏赐者内里藏着的却是鄙夷的冷笑，不单对他们，也对他们的祖国。某西方艺术评论家揭出了这个谜底：“只要我们认为他（按：指中国一位在西方获过奖的年轻导演）是最好的，他们（按：指中国）就会认为他是最好的。”（《文艺报》1996年第1期）自大之中带着得意，得意之中带着深深的轻蔑。不知道这样的奖赏该是怎样的一种光荣！践踏母族的下一步就是脱离母族。马提尼克政治哲学家法农曾经描写过这样的心理经历：“我开始因为我不是个白人而感到难受，以至于不知不觉让白人将歧视强加给我，把我变成了殖民地化了的本地人，剥夺了我的一切价值和个性。这样，我就要干脆把自己变成一个白人，也就是说，迫使白人承认我也是人。”（《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第38页）类似的悲哀在中国也有。80年代末，一位作家借小说人物之口说：他为“偶然落在一片名叫中国的土地”所“烦恼”，为“盖上了它黄色的印记以后，你便怎么也刷剥不掉”而遗憾。但是二者毕竟有所不同，前者是觉醒以后的悲愤反讽，后者则是迷误之中的实话直说。

　　价值标尺的西化，表现在经济、政治上，就是发展道路的倒错。这种倒错是指完全不顾国情、历史和国际环境的实际，盲目认同西方的现代化道路，错误地照搬欧美型社会结构。西方“教导”第三世界说，欧美的现代化经过了从16——19世纪的漫长岁月，而第三世界才刚刚起步。走欧美的路，积累资本的阶段是不可逾越的，所以建立私有制经济结构，让财富向少数投资意识强的富者那里集中，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然而，一连串的“前车之覆”却无可争辩地表明：在国际垄断资本支配世界的国际环境中，如此两极分化的结果，非但未能造就一批实业兴国的志士，反而孳生出一个买办资产阶级。他们一方面成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掠夺本国人民的帮凶，一方面又极力模仿欧美的生活方式。由于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剥削，不可能积累很多的资本；即使有所积累，这班买办首先也不是用来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穷奢极欲的消费。其结果，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破败不堪的贫民窟间，耸立起欧美式的“飞地”；觥筹交错的欢笑声外，是贫儿饥饿待哺的哀哭……矛盾加剧、社会动荡、经济衰败，在第三世界中已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去年墨西哥发生农民起义，其源盖出于此。显而易见，如此推行私有化的结果，必然是再度成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附庸，不但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政治体制上照搬欧美式的“民主”、“自由”，应当说同样拿错了药方。由于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原因，第三世界很多国家经济滞后，社会矛盾严重。地区差别、阶级对立、党派纷争、民族纠纷，种种困难和问题堆积如山。国际垄断集团虽然承认或半承认这些国家的独立，但是仍在以花样繁多的方式继续插手、挑拨和干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中，推行欧美式的“民主”和“自由”，无异于打开“潘多拉的匣子”，非但自由、民主没有得到，反而造成了社会的长期动荡。60年代，大批仿效西式政体的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倒向军人独裁；而今，则是贫困民族之间刀兵相见，自家血染自家人。对于这种欺骗，连西方的正直人士都不免为之不平。最近，就有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兰指出：“对第三世界来说，西方式的民主是场噩梦。”（《光明日报》1996年1月17日）

　　长期以来，第三世界一直有人对殖民文化的命题感到困惑：这不是扣大帽子吗？人家可是在引导我们共奔富裕之路呢！在这里，我向朋友们推荐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波莉姨妈要汤姆去粉刷墙壁。汤姆讨厌这活儿，便引诱同伴来干。引诱的方法是巧妙的。他在同伴面前树立起一个“诺贝尔奖”式的标尺，说能达到波莉姨妈的粉刷标准者，不是百里挑一，而是千里挑一。同伴们自然谁也不甘示弱，于是蜂拥而上。为了取得这高标准的验证，同伴们还大行“贿赂”，实在拿不出好东西的同伴，便献出了绝无仅有的独眼猫。这一招实在灵验，不但解了粉刷之苦，还得到了一堆玩物。如果说汤姆所为是小孩子的恶作剧，令人忍俊不禁，那么，今日之“汤姆大叔”可是货真价实的欺骗与掠夺。“粉刷”吧，献上你的“独眼猫”吧，但是你永远也别想进入他们的“天国”。对于殖民文化的这一实质，倒是美国著名学者杰姆逊教授比我们的这些朋友看得透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在全球谋求经济和军事霸权活动的内在的和上层建筑层面上的表现。从这一点上说，与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一样，文化的反面是鲜血、压榨、死亡和恐怖。”（《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第5页，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四

　　面对如此严重的文化挑战，第三世界应当怎样应对呢？

　　一定的文化附丽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在劳动还不是目的而仅当作谋生手段的时候，经济状况往往制约着对人的价值的评估。一百多年来，西方的殖民主义者所以趾高气扬，其文化所以能在全球占据中心位置，首要原因不在于其文化是否优越，而在于他们有钱；反之，第三世界的很多人所以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其文化所以处于边缘位置，首要原因也不在于其文化是否落后，而在于他们贫穷。即以中国而论。19世纪以上，其文化一直是举世尊重的：汉风在法国宫廷曾经兴盛一时，马可·波罗对中国文化进行过言过其实的介绍，启蒙学者甚至对程朱理学予以错爱。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积贫积弱，国势日颓。一如雅典的泰门落魄以后，欧美资产阶级旋即改变了脸色：推崇变为贬损，溢美变为歪曲。不过，这也是最为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这些泰门食客的后裔本来就是一批势利小人。然而，对于这些，我们都没有计较的必要。关键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找到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千方百计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克服文化危机的基础工程。

　　这样说，绝不意味着我们是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者。没有有力的文化支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云云，到头来只能是一纸空文。况且对于第三世界来说，实现这个目标尚需长久的时日。在此之前，又应当怎样应对呢？孙子曰：“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长远的使命与现实的责任，都逼迫我们将思考的重点指向主体的建构。

　　有一种答案肯定是错误的，那就是迎合殖民文化的观点。例如有人对反对殖民文化报以鄙夷的态度。他们以隔岸观火的悠闲声调说：人们称之为殖民文化的现象，“实质上表明中国社会转型期弱势文明对强势文明的一种认同心理，这种情况很可理解”。此话倘若出自文化殖民主义者之口，犹自不足为怪，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居然说出这样令人齿冷的话，叫人说什么好呢？

　　另一种答案肯定也是错误的，这就是对于西方文化“全面拒斥”的观点。这种观点视西方文化若洪水猛兽，因而主张坚壁清野。应当肯定，在现实的国际文化环境中，对于文化侵略保持高度的警惕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由警惕而发展成为这样的偏激则是十分有害的。其一，西方文化不等于殖民文化。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非但不能排斥，而且是应当认真学习的。其二，这些优秀文化的相当一部分夹杂在殖民文化中间，鱼龙混处、良莠盘结。其三，文化往往显示出动态的特征。在非常的文化环境中，某些文化可能具有殖民功能；在正常的文化环境中，这种功能则可能消失。倘若不分青红皂白地一以观之，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种客观的态度。在传播技术飞速发展、资讯交流愈益频繁、信息共享与日俱增的今天，将西方文化一概拒斥于国门之外，无异于作茧自缚，势必使自己落后于不断发展的世界潮流。列宁指出：“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列宁选集》第2卷第30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其实，在这种褊狭顽固的外表下，掩藏着的是失去自信的恐惧和自卑。恐惧和自卑是什么呢？难道不正是殖民地的心态吗？切莫以为这种迷误是偶然发生的，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这就是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应当正视这样的现实：第三世界曾长期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小生产的聚集之地。生产力的低下、生产规模的狭小、交往的局促，反映到意识层面，必然是目光的短浅、思维的简陋和意志的薄弱。面对乱花飞溅的西方文化，这种狭隘意识既可以表现为“刘姥姥”式的迷失，也可以表现为“义和团”式的拒斥。以上两种观点虽然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实际上却是同根同源：一样的小生产狭隘意识，一样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用这样的思想武器去对付国际大资产阶级的文化挑战，恰如用长矛、大刀对付洋枪洋炮，除了失败，大概不会再有别的什么结局。

　　要战胜国际大资产阶级的文化挑战，必须依靠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这就是科学的唯物史观。在文化战略上，唯物史观主张确定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所谓确定性，就是不变性。第三世界文化主体的确定性，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价值目标的坚定性。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将本民族的文化合乎规律地导向光明的未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随时准备为捍卫民族文化牺牲一切，应当是永远抱定的宗旨。二是固有的文化血脉。这种血脉是民族文化的生命线，是此一民族区别于彼一民族的本质特征。民族文化的某些失去活力的局部可以丢掉，这固有的血脉却万万不可以抛却。然而，血脉只有不断再生才不致失却，民族文化只有不断发展才能保持。这种发展，一方面来自本民族生活实践的持续深入，一方面来自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营养。因此，民族文化主体还须具有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也就是应变性，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包举宇内的襟怀。对于外来的文化信息，不管什么种类，也不管什么性质，一律玩之于股掌之间；二是具有敏锐的文化触角，高度注意世界上的文化嬗变，随时捕捉最新信息。确定性与开放性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和转化。开放性把确定性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确定性则通过开放性来不断充实和完善。在国际文化环境缓和时期，开放性可能上升为主要方面；在国际文化环境紧张时期，确定性则可能上升为主要方面。如此相成相和，恰似岿然不动的高山，又好像流转不息的江河。这样一来，文化主体便产生了敏锐的鉴别力和强大的同化力。它不但善于识别、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而且能够将某些有害成分转化为有益的营养。可以无愧地说，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的文化主体：五千年历史造就的文化血脉直逼江海，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坚定不移，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应变自如。虽然不可避免地会有蛀虫、败类，但在总体上毕竟是生机勃勃的。可以肯定，到下一世纪，这一文化主体将更加伟岸。在这样的文化主体面前，一切文化殖民的图谋都将化为泡影。这已经被40多年的历史所证明，今后将继续得到更加有力的证明。

　　五

　　现在让我们将视线再投向西方世界。海湾战争的结果是损兵耗财，国民怨声载道；连年的经济衰退使得钱袋见出羞涩，以“援助”之名进行经济控制已是力不从心。“柳暗花明”的是文化侵略，不费一兵一卒，竟然使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当然，更重要的是内因）。对于世界上发生的这种种变化，西方朝野都在加紧研究。美国国际关系学家纳伊认为，当今的国际社会，是否拥有权力，主要表现在是否能够主宰国际政治结构和政治议程方面，权力正在由“资本密集”向“信息密集”转移。亨廷顿——这个为白宫摇羽毛扇的人物，则抛出了“文明冲突”说，认为今后国际社会的纷争将主要表现为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刚刚筹办，副总统戈尔就急不可待地说：他们将“利用信息高速公路的手段”强化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而在国际关系的实际操作上，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已经将“人权”、“知识产权”之类作为要挟、控制别国的重要手段。种种迹象表明：而今而后，对于第三世界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将主要以文化侵略和高科技垄断的手段进行。——殖民主义即将进入后殖民主义阶段。

　　然而，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老爷们直至进入坟墓也不会明白，不管玩出什么花招，也不可能完全主宰世界。这花招恰如一条条捆在自己脖子上的绳索，玩得越多，勒得越紧。一个践踏其他民族自由的民族，自己也同样不可能成为自由的民族。亨廷顿虽然恶狠狠地提出“儒家国家与伊斯兰社会将是西方下一轮的打击对象”，但毕竟英雄气短，又不得不哀叹道：“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世界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各个民族的文化是平等的，殖民文化不得人心！然而，文化殖民的势力绝不会自行洗手罢休。实现各民族文化平等的力量存在于各民族（包括西方社会的各民族）人民之中。这种力量尽管在近些年里遭受了挫折，而今却正在积蓄、壮大……展望世界文化的未来，必定是百花互映的景观。

　　1996年1月11日写毕

　　作者附记：此文是26年前根据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关于“要警惕和抵制殖民文化”的批示精神撰写的，发表于求是杂志1996年第5期。当时，我是希望它能够很快过时的，但在拜读陈先义同志《必须在全国进行去殖民化教育》之后，感到它并未过时，这不能不说是文化的悲哀、历史的悲哀，当然同时也是我个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