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士大夫精神重塑新时代领导干部精神世界，既是对中华优秀文化深厚底蕴的映照，亦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
士大夫精神？
去年年初时，一则河南省济源市的官场新闻“市委书记当众掌掴市政府秘书长、只因为其不懂规矩与之共进一个餐厅用餐”登上了热搜。
主角，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配角，济源市人民政府秘书长翟伟栋。
当时在这一事件中还爆出了张书记的金句：
国民党还知道尊敬长官嘞！
真是一句话让人失语。
七十余年前，我们依靠工农发动土地革命、依靠农村妇女同志一阵一阵缝出的军布鞋，打跑不可一世的八百万美械蒋军；
七十余年之后，我们共产党的某些官员居然开始“峰回路转”去学习国民党的党风？
同在去年，还有一条让人错愕的新闻（经查是2018年时的旧闻）：武警部队某部，在一位名叫张黎明的政委的带领下，集体学习儒家经典《弟子规》，且官宣语气十分自豪，如官文自介所言：老套路跟不上新时代，hold不住现在的年轻人。国学经典，文化底蕴深厚，官兵更容易融会贯通，厚积薄发。
不读马列读儒教，不尊党纪尊孔孟……
仁爱孝悌，纲常伦理，君臣父子，宗族主义……这些九十余年前在井冈山上被毛主席历经艰辛斩断扫清的封建糟粕，竟可以在党内、特别是人民军队内（且是进入新时代建设时期）仍割除不绝，实在叫人震惊。
近十年间，人民领袖、也是作为军队最高统帅的大大，多次在视察部队时强调过一句话：
军队，要有军队的样子！
二十年来，大陆突然兴起“国学热”，这背后有着忽略不掉的资本推手，以及相当阳谋的政治诉求。
首先无法遮掩的一个事实就是：大陆地区的国学风、儒教风，并非自孕自生，而是刮自港台地区，且带有非常明确的人为感。
港台地区研究儒学主要有两个地方，一是香港的新亚书院，二是台湾的东海大学。
港台兴起儒热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趁着欧美经济不景气、滞胀无法缓解，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却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便引发了东西方学者探讨。
不过探讨的结果，竟是给孔教戴了高帽。
如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在他的《论语加算盘》一书中，认为自己成功的经验就是“算盘+论语”，开创了儒家式经营之风。
又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陈荣照，也曾提出了“儒教精神促进了新加坡经济起飞”的观点。
适逢大陆地区正乘“入世”东风，国学热和孔教复辟旋即伴随着港商和台商们的歪理学说，在原本被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得铁骨铮铮的大陆人民间扎下了根。
十几亿国人，重新软绵绵了起来。
儒教卷土重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去毛化”。
早在2011年1月11日，为“弘扬和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座孔子的青铜雕像曾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
这样一尊基座1.6米，铸造成的雕像，是成为继毛主席和孙中山先生之后第三位进驻这一区域的历史人物。
它西邻天安门广场，与人民大会堂遥相呼应；它北望天安门城楼，与高悬的毛主席画像相互端视。
整整一百天后，孔子老先生又悄悄然灰溜溜得被移出了神圣的天安门广场。
尊孔为“教父”，暗含着一种十分浓烈的“文人治国”味道，这是一种非常阴狠、非常矫造的气味。
从程朱理学，到康熙祭孔，从民国的所谓“大湿辈出”，到80年代的所谓“解冻”……历史已早有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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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教儒生士大夫们的复辟归来，气势汹汹，杀气腾腾。
而儒热的背后，则是某些人即便不敢言“改弦易帜”，也始终在谋求“红色退潮”。
曾有人说毛主席“全盘否定孔子”，这是不折不扣的史谣。
主席上过七年私塾，熟读儒篇，说他全盘反孔实在是污蔑了。
他对于孔子是局部的、客观的“反”，这正是在于他对孔思想的了解和理解。
别的不说，毛主席甚至还用《论语》中的“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来给女儿李敏、李讷取名，怎能说毛主席反孔子？
毛主席反的从来不是孔子本人，而是孔教——维护封建士大夫阶层反动统治的孔教。
主席曾亲口语：
孔夫子的很多思想是好的，但是现在的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夫子了。
当孔老圣人变成了维护贵族统治的“白匪工具”，毛主席的评价一针见血：
孔子当年那套东西，没有市场。周游列国到处被赶出来。为什么？战国七雄，唯独秦国是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入的。可为什么那些相信过孔夫子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听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统一中国……
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
回想1973年8月5日，毛主席曾写就名篇《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全诗如下：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1973年，那正是批孔运动的高峰。
洪文同志其时直陈：
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待孔子的雕像出走后，当年的国庆节时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又出现在广场，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弥散着某些人不死的野心。
只是，偌大的广场上已经早就不见了马恩列斯四位导师的巨幅画像，徒剩孤独的毛主席……
2011年，距离正本清源、扭转船头尚有一年，那也是中国舆论场群魔乱舞之最高峰，同时又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山雨欲来风满楼。
当年的9月3日，电影《国父孙中山》片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发布会，导演王才涛携邱心志、聂玫、田亮等参演明星到场，宣布该片正式更名为《第一大总统》，并发布首款海报和预告片。
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居然成了国父……
不要觉得我杞人忧天，多年来不论体制内外，“以儒释党”“国学进党”“国学进军营”乃至“军队国家化”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息。
如下图，就是非常反动的高级黑、低级红：
我解放军“遗传了五千年文化”？
五千年历史上的军队、起义、暴动，多了去了，但鲜有农民军是文明之师——东汉末年、隋末揭竿、明末清初、太平天国，无不奸淫掳掠，比起统治阶层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什么偏偏只有毛泽东的部队，从井冈山开始便唱开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革命初始就要求“不拿百姓一针一线、一个芋头”？
这是传统文化所就？
恰恰相反，这是割除了传统政治糟粕文明里的“官娇民顺”“民为官驭”的思想所就。
追求士大夫，本质是追求一种“官气”，去工农化而官僚化。
党内如果开始追求士大夫的官气，那么民间呢？
那便是近来网络上突然流行起的一股“厅局风”：以厅局级高官的穿搭为模仿，“厅里厅气”、“领导范儿”……
对此，毛主席早就批评过：
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共产党人追求“士大夫精神”，我彷佛闻到了一股1946年苏联红军与红海军合并、统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装力量”的味道……
不客气但又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党就是在推翻士大夫阶层的过程中成长和崛起的。
毛主席建立和领导这支政治（军事）队伍，从历史深处评析，并不具有“天然的先进性”。
由史而论，农民阶级由于不堪忍受剥削压迫和土地兼并而揭竿而起、上山称王的，也从来不乏巨众；但是最后不是落草为寇、就是接受招安，个别成功当上皇帝的也只是重复封建王朝的新旧轮替。
究其原因，就是没能走出反动的帝王统治思维，“打了一辈子仗还不能享受享受吗”话术的背后，就是对“再造士大夫”的追求。
而我人民军队在九十余年前能否避免重蹈农民起义覆辙、不当“陈胜吴广第二”“李自成第二”“石达开第二”，最重要的生命线就是坚持军队政治纯洁性和意识形态强基固本的建设、坚持党内人民立场的建设。
如新时期的领袖所言：
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党的一个极端重要的位置上。
儒教进军营，就是驱逐了党的领导；士大夫成为党内从政的目标，就是刷去了毛泽东思想的底色。
那么一旦“去毛化”，则必将“去人民化”。
建政伟业功成不久，主席却在一次谈话时愁诉：
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
如果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
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
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走了哟。
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进城第三天，机关食堂加餐，立刻就挨了主席的批评：
要想做脱离人民群众的事情，什么时候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这样吃下去，不用多久，我们餐桌上的菜饭就会摆满。到那时，我们把“为人民服务”喊得越响，人民群众越恨我们！
为治吏之事操心，是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始终无法安心的心病，他反复叮咛：
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
现在，有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应当，我最欢迎。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
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享乐主义的政党或维稳主义的政党，从1939年2月毛主席在给张闻天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为人民服务”开始，这个党就必须始终是一个革命主义的政党。
这一点，是党绝对永远不可被稀释的组织性质。
在中国共产党之前，有德国共产党的失败；在中国共产党之后，亦有苏联共产党的覆灭。
但是革命本身是不死的，国际共运是不死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是不可以置身事外的。
逆流者恒亡，革命者永生。
1965年重登井冈山，72岁的毛主席带着一股苍凉缓缓诉说：
我们共产党人慢慢地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想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吸取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我们也是接收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如果“士大夫精神”是共产党人的追求，那么毛泽东恐怕会第一个与共产党分道扬镳。
因为，毛泽东本人就是以“挣脱士人身份”为政治人格重塑，参与到民族救亡、乃至建党兴党的革命征程中。
1921年之前的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可以在东山小学堂（一个基层官绅富户出资建立的精英学院）入学，他可以在京城入住留洋十年、人脉遍布达贵的恩师杨昌济的家，他可以找政教界名流章士钊借银子，他可以令北大校长蔡元培替他给李大钊写举荐信。
以俗世的标准，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被日后国民党首脑集团嘴里戏谑而称的“泥腿子”。
往前看，他父辈的家产坐拥二十亩良田；往后看，他一度坐上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
1924年1月，毛泽东为国民党的一大代表，代表号码39，为湖南区代表。
那时的蒋介石什么也不是，国民党一大代表中浙江区只有六人，没有蒋介石，且这六个浙江代表中有三个为孙中山私人指定。
而毛泽东这个湖南代表却非指定，是由湖南的国民党集体推选。
在大会上，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一共只有十九位委员名单，毛泽东便是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之一；一年后，1925年2月，毛泽东就被任命为代理宣传部长——正职是谁？大名鼎鼎、位高权重的汪精卫。
同样在1925年的广东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大会宣言的起草人还是毛泽东。
一个湖南人跑到广东省，孙中山的老家，起草文件。
这就是毛泽东在国民党内的地位。
可是这个旧时代的“士人”，最终还是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因为毛泽东不需要一个事实上旧制的“阶级高位”的身份，他需要让自己和这个国家挥别旧时代。
这一点，早在1919年前后就已经注定。
年轻的毛泽东到底要的是什么？
这位从韶山冲走出的青年，渴望的既是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阶级雄心，也是一幅“唤醒工农千百万”的政治图景。
这种图景的实现，只能依托于新的阶级统治。
而新的阶级统治的前提，则是必须砸碎旧制的士人士大夫，让被统治、被压迫的国家主体阶级完成从肉体到精神的“土改”。
从辛亥革命始，至五四运动后，旧制的士大夫阶级依旧遍布中国的核心权力层。
他们只是赶走了拖着长辫的满旗马褂，却让自己成为了依然未变的“少数人”。
这种旧时的士族身份所带来的获益性和秩序感，在看似已经表面上推翻了清王朝的伪现代、伪共和的格局里，可以让各大军阀感到自重，可以让孙中山感到宽慰，可以让蔡元培感到舒适，可以让蒋介石和汪精卫拿到大把资本和大片土地的必然青睐，可以让日本人、欧洲人、美国人继续把攥着在华的势力范围。
甚至，可以让共产党内的陈独秀走向幻想与妥协；甚至之甚至，可以影响大家族出身的周恩来其一生……
但是唯独，不能满足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已经坚定了暴力道路的、成为了革命者的毛泽东。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人民万岁”是上联，那么必须得有一个下联：“继续革命”。
土地与农民之间的生产关系也好，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好，社会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关系也好，所有的现状都无法向27岁的毛泽东解释：为什么中国农民的数量多达四万万，可是他们却吃不饱、却穿不暖、却老婆女儿被人抢。
恰似今天的青年人不明白：为什么《后浪》中宣传着自己是社会的主人、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力，但是摆在面前的，却是挣脱不尽的996和难以跨越的“新三座大山”，亦或是拼多多大楼里猝死的打工人和蔚来大楼下汽车碎片里的试车员，以及那个大凉山深处被遗忘的墨茶。
百年前的毛泽东，同样不明白。
他不明白为什么人数如此之众的农民阶级不是国家的主体，并且如果不是主体，那么农民又是什么？
他自己就是农民中走出的知识分子，并从旧式的知识分子蜕变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分子——他不明白农民是什么，也就不明白自己是什么。
正是因为不明白，所以毛泽东没有和大批的同侪志士一同前往法兰西，而是选择留在了中国，留在一个生他养他却没有任何一种阶级身份可以满足他、解答他的国家里。
他要去寻找这种让他孜孜渴求的阶级身份，以及这种身份能够带来的自我认同。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当时间来到1949年6月19日第一届政协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闭幕上，邓初民、许德珩、沈钧儒等人当时在会上曾提议：“全体代表起立，向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致敬！”
有位与会的民主人士当即异议，笑嘻嘻地说：“不必了吧！”
此话一出，旋即点燃了一位农民代表的火气，他站起来大声呵道：
怎么不必？我们农民就认共产党，就认毛主席！
为什么农民认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里没有地主，没有士大夫。
1915年6月，他对湖南一师的同学说：“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
1927年6月，他对秋白同志说：“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
1935年1月，他对李德同志说：“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1946年6月，他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国民党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1949年3月，他对全体中央委员说：“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
1956年11月，他对小平同志说：“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
1958年5月，他对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的工人同志们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1966年1月，他对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等同志说：“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
1966年6月1，他对胡志明说：“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
…………………
去年2月26日，北京，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有这样一位老人让人不禁泪目：夏森，1923年生人，1937年下半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年仅14岁，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十八大以来，夏森奶奶捐献一百万元设立“夏森助学金”，用于资助家庭贫困大学生上学和改善教学条件。
她亲自审改“夏森助学金”实施办法，并强调：“资助的学生不光要看他考入的是几类、几本大学，主要看他的思想道德表现；资助的学生必须热爱祖国！”
在表彰会上，夏森奶奶坐在轮椅上几次想起身接受证书，但几次都站不起来，大大扶着她让她不用起身、坐着就可以……
去年7月22日，郑州，暴雨洪灾。
在郑州阜外华中医院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的救援现场，在人民子弟兵紧锣密鼓、紧张有序的水中赈灾身影里，有一位不停忙碌着的同志，他的面庞被网友认出：朱生岭。
朱生岭，1957年11月生人，中央委员，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政委，上将军衔。
2019年的建国70周年大阅兵，领衔装备方队出场的五大战区指挥员中，朱生岭将军正是我军中部战区的代表，率领着鲜红的战旗方队与滚滚铁流，接受大大和全国人民的检阅。
灾难面前，将军与战士并肩同伍，没有军衔之分，没有官阶高低，没有领导架子，没有官僚主义。
今年6月7日，云南丽江，高考。
张桂梅送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学生参加考试，这些学生统一乘坐公交车，身穿红色的衣服前往考点。
张桂梅被一学生搀扶着，手里拿着喇叭并不断地叮嘱着即将进入考场的考生们。
这是张桂梅第十二年亲自送学生参加高考。
新的时期，新的征程，在推进伟大自我革命的道路上，我们不仅需要更多的共产党员，更需要更多赤心滚滚、初心依旧的“共产党人”。
毛主席曾经就关于国民党与群众的关系，有过发人深省的论述：
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
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
到底谁是父母？是官老爷，还是人民群众？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恭恭敬敬孝敬父母的义务，绝不能有骑在父母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
现在党内许多人已经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国民党就是把这个关系搞颠倒了，最后被赶到一个岛子上去了。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关系也搞颠倒，我看，迟早有一天，也会被人民群众赶到某个小岛子上去的。你相信吗？你不信我信！
一百零一年，长征仍未尽。
前面依旧有一道道娄山关、腊子口、大渡河在等着我们。
生日快乐，继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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