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教材这一页仿佛已经翻过去了。
重锤高声扬，润物细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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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毒教材在我看来要远比唐山黑暴事端更为严重。
黑社会以及黄赌毒等，只是一切顶层设计偏航的衍生旁支，是为“果”；但是毒教材之事，则是从根上要撅掉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民族文化认同、在意识形态层面颠覆上到执政、下至拥政的根基，是为“因”。
黑社会纵使再猖獗，几个百日行动进行下去、几柄保护伞处理完毕，即便依旧存有死灰复燃的危险，但也足以震慑消停许久。
然而毒教材的危害边界远远不能类比，它是于灵魂深处的思想投毒。
此后若再想要扭正一代人的思维，这需要耗费的代价就太大了。
「文化大革命」的难度、所要付出的心力、对初心持久力的考验，都要比「武装大革命」更巨，这在历史上已有应验。
枪杆子打出政权，笔杆子捍卫政权。
恰逢今天这个日子，十三周年，很多事情都是有因有果的。
十三年前的惨剧，既可以定义为一场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也可以定义为一场政治叛乱事件。
从内而外，又外渗内，外内交错。
在十三年前那个“前三排端坐着坏人”的年月里，太多高台之上与国门之外诸多反动因素合谋汇流，共同酿成了一出永远无法抹去的惨痛回忆。
1700多人受伤、197人死亡，其中无辜死亡156人。
156人中，汉族群众134人、回族11人、 维吾尔族10人、满族1人
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16年底，“三股势力”在新疆等地共制造了数千起暴力恐怖案（事）件，造成大量无辜群众被害，数百名公安民警殉职，财产损失无法估算。
关于“七五”以及太多事件，我们需要思考的还有很多很多。
去年四月初，CGTN发布了新疆反恐纪录片第四集，片子质量上乘且料足，几乎没有藏着掖着，矛头直指境外势力与体制内两面人。
包括新疆自治区教育口的恐怖主义内奸，暴恐思想、极端思想，竟然窝身于红色的体制之中，且涉及级别极高、波及领域极广。
特别是自治区政法口和教育口的一把手全部沦陷，确实触目惊心。
这种塌方式的“内部孕恐”、“教材育恐”，是新疆过去屡次难以根除暴恐势力的关键。
不过对我来说，去年这个片子还是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因为新疆的暴恐问题和分裂问题，其归根结底并非是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每一桩暴恐事件的背后一定是有腐败网络为其保驾护航，不论是为其前期的“培训”庇护，还是持续性的文化渗透（操控中小学教材编写），腐败都是最恶的毒瘤。
而腐败的产生源于公有制一定程度上的瓦解浪潮波及，以及造就的党心党性丧失，
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党在自治区的领导被弱化、阶级教育被淡化、党性培养被弃化，其结果就是使得各种黑恶势力插入了体制内，造成了全社会的黑污糜乱。
在不同地区，这种黑恶势力的表现形式与执行团伙各有地域特色。
在东北地区，它是黑社会与邪教；在华北地区与西南地区，它是黑社会；在东南沿海地区，它是高利贷（1984年温州开办了新中国第一个钱庄）与不正当商业竞争（走私、投机倒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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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新疆和西藏，它自然就是极端宗教势力与分裂实力。
需要看到，凡是党性弱化、党的领导被压制，那么就一定会导致境外势力的插足。
只不过在疆藏之外的内地地区，帝国主义并不谋求你独立，仅仅需要你甘为买办即可；但在疆藏，由于涉及宗教这多一层元素，帝国主义则疯狂地通过歪曲宗教释义来煽动疆藏独立、脱离出中国。
因而，观察和分析疆藏问题，必须要看透根本：一切乱象的根源是放弃了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教育，使得文化斗争（民族斗争）的导向，凌驾于阶级导向。
原本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共产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螺丝钉，都在毛主席和党的带领下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然而某一天，突然一夜之间“你是汉族，我是维吾尔族，他是哈萨克族”，大家产生了「区别」。
这种悲剧，曾经的苏联在解体后其实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前车之鉴。
1991年的冬天，庞然大物的苏联在十亿中国人面前被轰然摧毁。此后，社会主义制度垮台后的前十年，俄罗斯没有新建过一个电站，也没有建设过一个稍微像样点的大工厂，却有成千上万的现代企业被关闭、被偷抢一空。
伴随着的就是无穷无尽的民族分裂、种族冲突、恐怖谋杀等暴力事件。
苏联的解体使2000多万俄罗斯人被迫留在“境外”，几百万人流离失所。
九十年代初期，仅塔吉克斯坦由于社会和民族冲突就死亡60万人，上百万人背井离乡。
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黑手党无法无天，犯罪猖獗。
苏联剧变后的十年间，各种涉及民族问题的犯罪、尤其是重大流血犯罪案件剧增。
整个九十年代，俄罗斯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踪人口超过10万。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人被杀害，平均每10万人口有1000个犯人。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犯罪率。
到了九十年代末期，拥抱了皿煮滋油的俄罗斯每年缩减人口约80万，全俄平均预期寿命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前的70岁降到64岁，男性平均预期寿命降到54岁。
回看新疆，民族之间产生「区别」，也为极端思想的孕育和境外势力的插足利用铺垫了土壤。
同时，更是让大量维吾尔族同胞过去很长时间内看不透本质，以为某些社会不公是“汉族打压少民”，进而上升到“汉族政权打压少民”的极端牛角尖。
他们看不到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其实是“腐败压迫群众”的阶级矛盾，并非民族矛盾那么肤浅。
所以，也渐渐地遗忘了我党绝不是什么“汉族政权”，而是包容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马列主义政党。
早在1934年1月，毛主席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就提到了新疆主要少数民族维吾尔族，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们受着帝国主义和中国历来封建皇帝与封建军阀对少数民族的统治与掠夺！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各族人民终于迎来了翻身做主的这一天。
在党的领导下，新疆广大农村随即进行了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
1952年初，新疆帕哈太克里乡来了土改工作队，全乡82％的贫穷农民人均分得土地3亩多，还分得了房屋和农具等。
许多贫困农民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和房产，激动得热泪盈眶。
为了表达自己感激的心情，他们决定给毛主席写一封信。
1952年3月23日，当时的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农民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的大会上，以长诗形式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致敬信——《献给毛主席》，深切倾诉过去的苦难、描述翻身的喜悦，抒发了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之情，并递请赛福鼎·艾则孜转送毛主席。
同年10月16日，该乡农民竟然收到了毛主席请赛福鼎·艾则孜转来的回信！
全文如下：
喀什地区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全体农民同志：
感谢你们今年三月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时写给我的信。你们已经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希望你们在爱国丰产的口号下，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
毛主席的回信使帕哈太克里乡沸腾了！
乡亲们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乡政府连夜决定第二天召开庆祝大会。
第二天早晨，专程送信的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恩茂、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赛福鼎，走进了会场。
赛福鼎将毛主席的回信当众转交给帕哈太克里乡乡长，中共疏附县委书记宣读毛主席的回信。
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与会的维吾尔族男女老少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他们争相传阅毛主席的回信。
毛主席给帕哈太克里乡农民回信的消息像长了翅膀，飞出了帕哈太克里乡，迅速传遍了整个新疆大地。
从那时起，毛主席的这封信便被恭恭敬敬地挂在帕哈太克里乡政府的会议室里，同时也深深地刻印在维吾尔族农民的脑海里。
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新疆在王震同志的领导下推翻了旧地主，在《凯歌进新疆》的歌声中和平解放了蒋介石和白崇禧安插在新疆的地主军阀及其控制下的土地和农奴，以及随后又大规模推翻镇压了像乌斯满一类的国民党旧部（也是美帝间谍）的反动反抗之后，新疆进入了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人民当家作主，兵团落实贯彻党的领导，毛主席是革命生产的领袖和信仰。
我国最早的毛主席雕像就在新款乌鲁木齐的雅玛里克山上，建于1952年。
当时为见证中苏两党两国友好，在苏联援建的新疆十月拖拉机厂内修建了毛主席像，至2006年8月迁往雅玛里克山。
1962年12月28日，在毛主席的关切下，兰新铁路铺轨到了乌鲁木齐，结束了新疆没有铁路的历史。
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包括藏疆蒙在内的边疆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高挂毛主席头像。
还是拿新疆来说，有个维吾尔老人叫库尔班·吐鲁木，曾背着百斤馕饼、千里进京问候主席。
像新疆话剧团1959年的音乐话剧《步步跟着毛主席》以及它的主题歌《萨拉姆毛主席》（您好，毛主席），都是那一阶段新疆文化繁荣、民族和谐的标志。
能够凝聚起各族人民的，只有党，只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只有毛泽东主席。
但是到了八十年代，随着一系列颠覆性民族政策的出炉，少民特权和民族主义重新抬头，进而又反向激起汉族群众的不满。
总之，「毛泽东」这面象征党、象征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信仰的旗帜，逐渐在各个边疆地区被淡化，问题也就随之出现。
1980年，有领导跑到西藏去演讲”“汉族干部不要赖着不走”，结果直接引发了第二年拉萨的暴动……
1984年，“两X一X”民族政策出炉，不多赘述。
八十年代，禁谈阶级矛盾，于是只能用民族矛盾去混淆试听、以次代主，造成的结果就是用“取悦式让利”来解决社会矛盾，最终酿成混乱和一系列悲剧。
比如2017年以前，新疆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在人口生育政策存在着显著差异。
按照2003年新疆颁布实施的计划生育条例，第三条“实施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是每个公民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所以无论是否是少民，计划生育在控制人口控制生育问题上的立场是相同的。
但在第十五条中又明确了不同民族、城乡、牧区享有不同的生育政策：城镇汉族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一个子女，少数民族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汉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少数民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
1984年，新疆的清真寺还只有9000多座，而到1995年以后这个数字已大幅上升，到2015年已接近25000座。
至2015年，共有小学4159所、中等学校1973所、普通高等学校32所，各类学校合计仅6464所；同样是截止2015年，各类卫生机构7238个，其中各类医院1629有所，学校和各类卫生机构相加也仅13402所——对比清真寺的数量，真的让人后背发汗。
去年CGTN的纪录片也让我们看到了，正是在这一阶段，新疆高层的严重腐化，为极端思潮与暴恐势力打造了温床。
除此之外的，还有从太平洋上刮来的自由化、私有化风潮，也席卷进了看似边陲的新疆。
以著名的喀什棉纺织厂为例，自1958-1999年，喀什棉纺织厂的性质都是国有企业。但从1999年至今，企业已被不同的承包商承接，其事实性质为私营。
新疆诸多国营企业的解体带来了两个恶果：
第一，从2000年到2014年私营企业时期，企业领导层仅是由内地投资方的汉族构成，来自内地的汉族投入了大量资金，在买断工厂使用权限的同时，也买断了管理者的职位空间，这造成了相当大的民族矛盾，让维吾尔族同胞在三股势力的教唆下产生了“被汉族打压”“维族要反抗”的邪念；
第二，国企解体，造成了大量维族工人的下岗，还是以喀什棉厂为例，1959年建厂时有1522工人，到1999年达到顶峰6766人，到2003年不断精简人数降为2227人——大量无所事事的下岗工人从90年代末开始流入内地，但又因为文化程度不高、文化隔阂等原因，被一切唯资本论的内地社会排斥，最终酿成了流落街头的、全国性的所谓“新疆小偷泛滥”恶像。这其中，随着南方系媒体大搞地域歧视的推波助澜，新疆的形象又进一步恶化，民族矛盾进一步升级……
过去那些年，我们在治理新疆时总是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了文化层面，还是没有大大方方地将重新确立党的绝对领导、重新确立全疆共产主义教育、重新确立公有制经济，作为治疆之首要。
这是舍本逐末。
转折点在于2017年10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后，这一顽疾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
全党对政治纪律的重塑、对反腐斗争和扫黑除恶其「内在政治性」的强调，也润泽了新疆。
早在那一年的1月，领袖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就发表过演讲，他专门讲到：
反恐是各国共同义务，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要加强协调，建立全球反恐统一战线，为各国人民撑起安全伞。
随之而来的是效果的凸显：近五年来，新疆没有发生过一起暴恐事件。任境外帝国主义如何抹黑，我们坚决贯彻社会主义教育的教培中心等机构都在回正着新疆的社会秩序。
这是很让人欣慰的。
哪怕CGTN的片子对弘扬党中央的政策还是有点仓促，但事实是能被看到的，姑且视作宣传部门一贯的“做的多、颂的少”吧。
回望1980年下半年，伴随着西藏混乱，新疆的民族关系也第一次出现了紧张态势，当时中央对新疆形势十分重视，召开了新疆工作座谈会，年迈的王震出席了会议，并决定受中央之托，再赴新疆视察指导工作。
那次，王老回疆带了四本书：《马恩列斯毛论民族问题》、《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沙俄侵华史》、《左文襄公在西北》。
今天看史，治理边疆我们走过弯路，但也有过纠航。
新疆西藏等治边问题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迷惑的意识形态典型，须大议深议。
只有政治高度的摆正，才能让一切矛盾迎刃而解。
因为一切矛盾的根源，都是阶级矛盾。
七五之日，尤应深思。
教材之乱，不可遗忘。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文化”，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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