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关一个月小黑屋还没放出来，成都就已经被新一轮大流行阴霾所笼罩。
笔者所在的区域已经进行了数轮全员核酸，全省划出了32个高风险区，35个中风险区，12个低风险区，眉山洪雅全县公交停运，成都龙泉驿区要求居民“非必要不离区”。风险区内的居民自不必说了，风险区之外的居民生产生活同样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2020年年底，市区的一些居民区已经大量出现底商铺位关门或者转让的现象。疫灾反复两年半，受威胁的不仅仅是老弱病群体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更是底层民众的生存境况。除了搞“核酸经济”和“疫苗经济”的家伙们，没有人希望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了。
由此，我们不得不继续思考这个问题：在国内已经实现动态清零的情况下，病毒是怎么来的？
关于成都715大流行的源头，网友们根据流调轨迹地址和百度地图展开了丰富的想象，然而权威的说法一直未见于官方媒体。但是，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值得“讳莫如深”的话题。
7月17日，成都疾控中心公布1-5号病例的基因测序结果为Omicron亚型变异株BA.2.12.1，“除了首发病例外，其余病例为密接或者时空暴露者，传播链条清楚。”21日晚公布的信息显示，成都本轮所有病例均属同一传播链，眉山本轮新增首例病例与成都有关，而乐山市新增首例与眉山有关。
BA.2.12.1的传播速度是BA.2的1.2~1.3倍，且具有更强的免疫逃逸能力，这也是本轮成都全城风声鹤唳的原因之一；而BA.2.12.1变异株在国内未发现同源序列，在全球数据库中查找病毒基因组差异最小为德国5月份上传的病毒序列。显然，病毒是来源于境外输入病例。
笔者根据四川卫健委每日发布的数据，整理了近两个月来境外输入病例从入境到被检测出阳性的间隔时间最大值，包括乘坐国际航班直接从成都入境以及在省外口岸城市入境闭环转运至成都后发现的病例：
从这份统计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成都入境的境外输入病例从入境到被检测出阳性的最长间隔时间，6月份大部分在10天以上，最长的为19天，且一个月内出现间隔时间达14天以上的境外输入病例天数达到1/3，省外入境的最长间隔时间更长；而到了7月份截至目前的21天，境外输入病例从入境到被检测出阳性的最长间隔时间却大幅缩减，普遍在7天以下，就连省外入境转运至成都被检测出阳性的病例的最长间隔时间似乎也在缩短。
巧合的是，6月28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根据最新政策，入境人员隔离管控时间从“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7天居家健康监测”调整为“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天居家健康监测”。
难道这个病毒也“懂政治”、“讲武德”？入境隔离时间从“14+7”调整成“7+3”，病毒潜伏期就跟着变短了呢？
又或者是不是病毒在6月份变得狡猾，故意潜伏更长时间呢？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去年我们就曾经讨论过超长潜伏期的问题：
不过那时的流行株还是德尔塔变异株，专家说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潜伏期变短了，但也没短多少。今年4月，厦门率先准备试点“缩短入境隔离时间”，笔者就曾提出过质疑（见：还嫌漏洞不够多？质疑厦门试点“缩短入境隔离时间”），并且整理过成都发布的境外输入病例被检测出阳性的间隔时间，同样存在大量病例是在集中隔离14天临近结束的时候才被发现，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在6月份之前就是普遍存在的。
美国CDC去年12月份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奥密克戎的潜伏期仅约72小时”，也就是说大多数感染者会在三四天左右发病或检测阳性，也还有一小部分会在五天以后发病或检测阳性，绝大多数都会在14天内发病或检测阳性，超过14天的极少。
但是，这个“少数”也是相对而言，当感染者的基数足够大，“少”的绝对值也将是惊人的。目前还没有研究机构给出奥密克戎潜伏期的正态分布图，但毫无疑问的是，入境集中隔离时间从原来的14天缩短至7天，被遗漏的入境潜在感染者肯定是要有所增加的，国内局部被病毒突防的风险也随之增大。
年初，香港采取针对国外高风险“7+7”的隔离措施应对奥密克戎全球大流行，最终导致曾经跟随大陆实施“动态清零”的香港逾百万民众被感染、九千多人死亡；上海受香港牵连，同样出现数十万人被感染，并外溢全国百城，近600人死亡，社会经济生活遭遇重创，尽管起因是华亭宾馆的防疫漏洞，但上海被突防，与其一开始对香港来的旅客实行的“7+7”隔离管控措施也是密不可分的。
7月18日媒体报道，大陆地区新一轮大流行单日已波及16省市，9种毒株亚型进入中国大陆地区，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局部突防都能找到源头，但毫无疑问，本轮大流行就是由境外输入引起的。
6月30日之后，国内本土新增病例显著增加，而时间节点正是入境隔离管控时间缩短至“7+3”之后：
这样的变化究竟是“巧合”还是“必然”？笔者希望那些掌控着完整数据的专家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作出科学的调整，而不是一味地自信于中国特色的防疫机制。毕竟一轮又一轮的核酸在大量地消耗公帑，医务人员和基层公务员疲于奔命，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都受到了极大影响，各行各业、特别是服务业在通胀压力和经济危机之下更是雪上加霜。
中国此前之所以坚持“动态清零”，并不是说这个病毒会杀害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但其对高龄及基础病人的威胁是不可忽视的，另外国外出现的新冠长期病人以及严重后遗症者同样不可忽视。中国老年人口比例虽还不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14亿总人口的绝对基数是非常庞大的，“共存”无疑会导致死亡人数激增，特别是在那些医疗资源并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以及占有医疗资源明显偏少的中下层群体；
而美欧诸国目前采取的路线是尽可能拉平感染曲线，缓慢“淘汰”弱势群体、应死尽死，同时任由病毒与人体免疫系统共同进化，最终自然选择出对人体伤害比较小的变异毒株，就像大号流感一样——变强的病毒会更快地杀死宿主，导致其无法持续传播；变弱的病毒对宿主伤害较小，反而更容易传播。问题是，这套生物系统自动均衡的病毒进化图景与“群体免疫”理论一样，都是基于一种科学假设，并没有充分的事实可以证明，前景如何犹未可知。
在这两种路线之间，有没有中间路线可以选择呢？事实上，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群众路线，只能要么依赖权力、要么依赖市场（资本），中间路线也就变得不可能了。
笔者在以前的文章就曾经指出，在经济压力之下，防疫“与国际接轨”最终很可能会成为不得已而为止的一种选择，但前提是老百姓能够接受老弱病群体“应死尽死”这样的社会达尔文观念。尽管“共存”的美欧诸国经济状况并不比“清零”的中国好，但当民众吃饭都成问题的时候，也就没有多少人会去认真比较这些问题了，更本质的阶级和所有制问题被遮蔽，最后的怨气全都撒向防疫本身，特别是那些一刀切的官僚主义者还在不断“递刀子”、“煽阴风”、火上浇油。
入境隔离时间缩短为“7+3”，以及前不久实施的“不再对进口非冷链物品核酸检测”，无疑是逐步放开、“与国际接轨”的一次尝试，这就与国内始终坚持的“动态清零”形成了一种撕扯，由是造成此前上海的破防以及7月大流行的局面。
疫灾叠加经济危机，让我们每个人都陷入了困境，社会状况以及民众情绪越来越与两年前的欧美趋同，未来该如何，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思考的。
但摆在眼前的问题是，既然还要“动态清理”，“外防输入”应该加强而不是削弱。
2021年成都航空口岸入境人员28.8万人次，而成都的常住人口为2100万，再加上本轮被成都波及的眉山、乐山，这个总人口规模相当于“28.8万人次”的一百倍了，而这样的状况只是国内口岸城市的一个缩影。
入境集中隔离管控从14天缩短至7天，固然会减少入境人员的不便，但很可能会给更大规模的国内常住人口的工作生活造成不便，甚至会威胁老弱病群体的健康以及生命安全。1个人的不便与100个人的不便，孰是孰非不难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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