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陶：“人民的文艺”必须摒弃历史虚无主义

“人民的文艺”必须摒弃历史虚无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再学习

穆陶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快要八周年了。八年来，全国文艺界遵循讲话精神，紧跟中央部署，在文艺批评、文艺创作方面，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新气象，这是令人鼓舞的。

　　再次学习《讲话》，关于“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依然令人受益，也令人产生深深地思考。《讲话》明确指出，文艺“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同志说：“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的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中国成立前后期间，有一个“人民的文艺”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文艺界风清气正，朝气蓬勃，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创作出了大量的具有人民性的现实主义的优秀文艺作品，如剧作《白毛女》，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三里湾》、《保卫延安》、《青春之歌》、《红旗谱》、《创业史》、《李自成》，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等等。这些文艺作品，真正体现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真实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朝气蓬勃的社会景象，也体现了作家鲜明的阶级感情与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这些作品，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几乎家喻户晓，不胫而走，传遍了中华大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灿烂景观。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便是习近平同志所说的：“人民需要文艺”，“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谆谆告诫我们：“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关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这让我们想到，尚美尚善，是人类的共性。“用美善战胜丑恶”，理当是包括文学在内的美学的本质追求。但有的作家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唯有“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才是文学的宗旨，如果是“赞美”，那就是“值得怀疑的”。在他们看来，“对光明的歌颂”，“对道德的引导”，自然也就统统是“值得怀疑的”。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文学观念，社会民众早已訾议纷纷，争议频频，争议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为建国以来所未有，至今，仍然争议不息。这究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常现象呢？还是文艺思想领域正确与错误的是非之争？这是不可不辨的！因为，这是关系到对待党中央文艺方针的态度问题，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如何领会、如何贯彻的问题。对此，必须加以澄清，而不能模棱，含糊。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说：“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

　　这段话，掷地有音，声如金石，令人倍感亲切，也倍感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与重大的现实意义。回顾中外文艺发展的历史，使我们更加认识到，是坚持“文化自信”还是“以洋为尊”，这是文化思想战线的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重要标志。审视文艺领域，多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前进发展的过程中，有的人受历史虚无主义影响，不仅抛弃了“文化自信”，还将“去思想化”、“去主流化”行诸笔端，使其作品成为诋诬新中国、否定党的革命历史的“样板”。这样的文艺作品，始终受到广大人民的抵制，但却得到“以洋为尊”的“洋人”的青睐与褒奖。这样的事情，才是真正“值得怀疑”的。

　　文化界曾经出现过一件涉嫌改变苏联历史的事件，那就是作家索尔仁尼琴事件。索尔仁尼琴是一个作家，他在二战中曾经是部队的一名炮兵连长，后进入作协，又被开除作协，不久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历史认为，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为“苏联解体”做出了“贡献”。令人不解的是，他的同伙与支持者，却将他称为“俄罗斯的良心”。这样的“良心”，但愿不会在中国文艺界出现。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作家之于爱国主义，应是起码的思想修养。人有“人格”，国有“国格”，爱国主义就是“人格”与“国格”在作家思想与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一个作家如果名利熏心，置国家观念、国家利益于不顾，这样的作家，作品的“艺术性”再高明，也不能成为“人民的文艺家”，因为这涉及到“立场”与“德行”。这这样的作家，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者相比，，犹如“萤光”与“明月”，“萤光”只能照亮自己，而“明月”则能照亮天下，是不可同语的。

　　无论“人格”还是“国格”，都与“阶级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政治信仰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以“民主、自由”相标榜的资本主义国家，“国格”的性质绝不相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家，如果迷恋于“普世价值”的虚妄，热衷于“外国月亮”的明光，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自信”；如果再陶醉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以颓靡晦暗的笔墨，来抹黑、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与历史，这样的文化人，“爱国主义”是无从谈起的。倘若以“言论自由”的合法性为借口，在文化思想领域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成就，进而否定自己的祖国，这就有了“出卖”的嫌疑。祖国者，祖宗之国也。连祖宗都可以忍心岀卖，那还有什么不能出卖呢？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说：“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如何做到使文艺作品如“阳光”、如“春风呢？”人们可能会立即想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作家，在“百花”之中，应当是有所选择的。是将美丽而又养心培性的香花奉献给社会呢？还是把形似妖娆（所谓“艺术创新”）而暗藏恶臭的毒花送给读者呢？新时期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大批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但也有的作家作品，尤其是令人关注的某些有影响的“名家”“名著”，却背道而驰，偏偏不写“阳光”，就写“黑暗”；不写“清风”，就写“臭气”；不写“陶冶人生”的故事，就写“颓废萎靡”的灵魂……若问为什么要这样？往往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文学要写“人性”呀，不写“人性”，那算什么“深刻”？算什么“伟大”！乍一听，似乎不错，细一想，原来是举着旗杆做忽悠！“人性”是什么？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因而“人性”是与“社会性”紧密关联的，如果把“人性”中的“社会性”涤除，那就只有“兽性”了。君不见，有的作品，以写男女交媾为艺术专长；写屎尿遍地，也有人吹捧，这样的“人性”，能“陶冶人生”吗？怪异的是，这样的颓废之作，却长期占据文坛，盛誉不衰，这是极不正常的！或曰此与文坛“造神”有关。“造神”之事古今皆有，同一个人，有人说是“英雄”，有人说是“败类”，比如秦桧，当今就有人把他“制造”成“英雄”，并且还是“思想家”。（《秦桧大传》作者）。这虽然是徒劳的，但也能混淆是非于一时。这种情况，古今皆有，不过秦桧跪在地上向历史认罪的那铁铸的形象永远见证着历史，是改变不了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如此看来，无论古今，人为地凭借话语权“造神”是靠不住的，唯有人民与历史，才是真正的是“神”是“妖”的裁判者。

　　“人性”的区分，无非“善恶”二字。倘若善恶颠倒，禽兽人伦，让中国的“大地母亲”藩息后代，全是私生子，且皆与坏蛋、异类交配而生。这样的“思想魔幻”，这样的“艺术用心”，是文学“人性”的正常体现吗？这与“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加以观照，岂不是背道而驰？

　　坚持文化自信，坚持“人民文艺”的正确方向，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应当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有种种，其中丑化英雄，否定革命，美化反面人物，否定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是危害最大的精神毒饵。文学界的争议，并非朝夕偶然事件，而是长期以来两种不同文艺思想分歧的公开化。这不是单纯的学术之争，而是一场严肃的思想之争，政治意识之争。凡为“天下之忧而忧”者，皆当深长思之！

　　2022年7月26日

　　（作者系山东潍坊市作家协会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