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重磅大作：《透明外交十讲》+《统一路线图》

　　前按：本人一直力推信息时代的外交透明化特征，一直力推民间外交与官方外交的互补效应，一直力推两岸统一路线图。虽然未受重视，但形势的发展显然与我的判断是基本吻合的，过去的文章仍带有前瞻性和实用性，仍会是我继续坚持的理念。今天，组合一下多年来的同类文章，配合时势，重新发布。

　　目录

　　透明外交（1）——定位

　　透明外交（2）——战略目标与决心

　　透明外交（3）——绿项链与新亚洲

　　透明外交（4）——围猎与反围猎

　　透明外交（5）——美国第二剑

　　透明外交（六）——认清欧洲而后为

　　透明外交（7）——军事语言

　　透明外交（八）——谁主世界大格局？

　　透明外交（九）——战略止损

　　透明外交（十）——谍报新杀手

　　疫情过后的中美未来

　　统一路线图——五阶段与统十条

　　透明外交（1）——定位

　　战国时代，纵横家们开创了一套非常精明的合纵连横术，用今天的话讲，那就是外交战略。外交的成功，既可以富国，还可以强兵，最终立天下之威。

　　封建时代，君权神授，家国同构，所谓外交，亦即君王保家之策，一切行为和意志皆取决于君王所好，这个阶段可称之为“君王外交”时代。

　　到了近现代，西方国家率先将外交发展为一门独立学问，并且慢慢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软规则，在经过长期战争和冲突的洗礼之后，世界各国又被统一到有强大约束力的国际规则之下，外交从此成为与内政并驾齐驱的政治课题，并且成为政治人物和外交机构共享的特殊点心，这个阶段可称为“特权外交”时代。

　　二十一世纪之后，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过去被外交专门人员视为生命的“信息”不再神秘，普通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和速度直逼专门机构，部分信息甚至更早于官方机构，互联网开启了人类外交新时代，即“透明外交”时代。

　　总结最近二十年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民间人士对国际大格局的走势判断丝毫也不比外交人士和政治人物预测的精准度更低，相反，在国际大格局和双边关系的判断上，民间人士反而更精准，因为他们更能突破传统外交的思维限制。举例讲，十二年前，民间人士就判断中美关系进入全面对抗时代，但官方的结论却是“中美关系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

　　民间人士，尤其是草根大众，必须从“外交迷信”中走出来，透明时代的外交就是草根外交，越是文明的国家，其外交走势越符合这一特征，越是专制的国家，外交就越呈现神秘性。外交，若不能体现民意，其效果就很差，赢得的国内支持和国际支持就越小，内外交困的局面就越明显。

　　为什么草根人士可以成为外交参与者？

　　首先，外交思想不是玄学，不具有神秘性。学识不等于思想，专业化不等于能力强，专业主要适用于微观操作，而思想则更重于方向指导。毛主席、周总理等外交家都不是外交专业出身，世界上绝大部分出色的政治家都是外交家，并且都不是外交出身。可以这么认为，外交是政治的分支，政治天赋又包含部分遗传因素，有些人，有与生俱来的外交天赋，有些人，学习再多外交知识，也只能成为机械的外交工作者。

　　其次，外交信息不再成为外交部门的独享资料。除极少数由隐秘战线人士获取的资料之外，绝大多数信息都已经走向透明化，而决定国际格局和走向的信息也正在透明化，不是神秘化。特工人士获取的所谓神秘信息已经只能决定微观操作的手法和时机，无法决定国际走向，民主化和透明化已经改善了人类对大势的判断。

　　最后，外交主导已经由单一主导走向双向主导。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缺一不可，所有排斥民间外交的国家，其结果必是外交之路越走越窄。

　　外交政策的性质和任务是什么？

　　性质：外交，既是内政的延续，又是内政的指引，全球化时代，外交即内政。

　　在明确了外交性质之后，就要确定好外交的具体任务，简单归纳，不外乎以下十个方面：

　　1，反映人民意愿和动机的外交机构必须制定明确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

　　2，必须非常全面且准确地鉴别现在或将来倾向于破坏本国外交政策的国内外敌对势力；

　　3，建立健全的应对负面势力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建立健全的促进友好外交伙伴成长的基本政策；

　　4，制定非常全面且灵活的有效应对外交事件演变成政治事件或军事事件的预警机制和行动机制。

　　5，构建高效且民主的政府与民间双向互动管道，该政府的归政府，该给民间的给民间；

　　6，全球化进程意味着每个国家“虚拟主权”的扩展，外交政策必须帮助“虚拟主权”维护好权益，并明确其相应的义务。虚拟主权的范围既存在于它国，还存在于各类国际组织。

　　7，主权与人权将是未来人类讨论的焦点，也将是各国面临的外交选择，这一问题考验着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生命空间，人类竞争，看似科技影响力最大，但基于人性本身的取向始终决定着正义认定，平衡点的确立应该在外交政策中有清晰的标注。

　　8，观察每个人，你看的更多是善，观察国家关系，你感受的却常常是恶，战争是人类运动的主旋律，但和平却是人类文明的嘴上追求。如何通过外交政策聪明地让“正义”既可以选择战争又可以选择和平将是大国外交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对于仍有主权争议的国家。

　　9，强权外交与从权外交的差别化处理。无论种族、民族还是国家，过去、现在或将来，永远也没有真实的平等，平等只是一种追求，而不是一种现象。因而，世界各国，必定要分化为强权大国和从权弱国。这在外交工作上会表现为竞争性外交和拉笼型外交。

　　10，国家内部，既可组合，也可分裂。世界各国之间，既可组合，也可以继续裂变。外交工作应该着眼于解决正面的组合与裂变，同时应该避免负面地组合和裂变。

　　外交政策的国家关系定位。

　　国家间双边关系处理的成败始终取决于双方的定位，定位正确，才能适应各自国家的时代需要，定位错误，所有的外交努力最后都将成为代价。

　　传统的分类方法习惯按“友好”、“非友好”和“一般”划圈，这种分类法属于短期分类方法，如果按国家间长期交往的走向划分，我认为，应该按矛盾分类法，一类是结构性矛盾关系，一类非结构性矛盾关系。如果再进行细分，结构性矛盾又可以分为长期结构性矛盾和中短期结构性矛盾，非结构性矛盾就可以分类利益型矛盾和站队型矛盾。

　　国家间的结构性矛盾包括：主权结构性矛盾，霸权结构性矛盾。

　　主权结构性矛盾。

　　任何国家与其所有邻国都是长期结构性矛盾体，在人类还无法淡化主权的前提下，领土之争贯穿了人类所有历史，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土有史以来均固定不变，有“变”的存在，必然反映着争端的存在，历史越悠久的国家，其边界的动态感越强烈，更替的次数也越多，这就是邻国间的长期结构性矛盾。

　　但是，邻国有领土之争，并不意味着时刻在为此发生争端，和平的时间仍然长于战争的时间，因为国家有强弱，大国或大的民族会更稳固地决定着边境走向，只有在少数时间段发生战争，这时的矛盾属于中短期结构性矛盾。

　　在处理主权结构性矛盾的时候，必须清楚意识到的规律是：

　　1、牙齿与舌头总会有磕碰的机会，但牙齿和舌头是必须兼容，最好保证不磕碰，一旦磕碰，就要忍痛。边界的动态进退取决于国家力量强弱的消长，国家有多强大，外交就有多强大，但外交的强大又必须考虑边界动态变化的历史合理性，越过这一界限，外交工作就会表现为非正义的霸权特征。中日关系，中印关系，因为主权争端并未形成结论，故中短期矛盾会现实存在，可以保持克制，但不必期望双方变成真正的战略伙伴。

　　2、认识到长期可能冲突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时刻准备着要兵戈相对。为了避免发生可能的冲突，必须尽可能保证不发生中短期冲突，尤其是在双方已经有法律共识的前提下，不应该挑动边界冲突，中短期冲突只能发生在边界未定的双边关系中。比如中俄关系，有历史上的边界矛盾，但今天的局面是处于静态和谐中，只要不发生世界性剧变，就没有任何道理挑起历史争端，一旦挑起，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得不偿失。

　　强权（或霸权）结构性矛盾。

　　大国之争，本质上是称强称霸之争，只要国家概念不消失，大国或强国就势必要维护和维持自身既有的地位，对这一地位构成威胁的通常不是小国和弱国，恰恰是力量对比相对差距较小的其它大国，国际间的竞争秩序和利益分配始终由大国竞争的格局所决定。大国的形成，或以民族，或以种族，或以宗教，或以地形，一旦形成，便不易消失，美国是人类世界新型大国的特例，它本身就是大国向世界拓展力量后凝聚成的矛盾结果。

　　所有大国，一个时期的竞争失败，会在若干年后再度恢复为大国主角，只要构成大国的凝聚动力没有灭亡，二百年前，印度只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时看来，它再也不可能成为世界大国，但今天你仍然又看到了这个历史大国的存在，奥斯曼帝国早已经灭亡，但一百年后，你能确定它不再恢复吗？欧盟今天是德法等大国为基础的组合体，二百年后，你是否相信有可能再度出现以德国为中心的“新民主神圣帝国”或者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新民主罗马帝国”？主导世界超过百年的美国，谁也不能保证它会不会分裂成数个国家，但可以预料它还会再度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日本不会在一百或两百年后再度肢解中国，也没有谁能保证中国在若干年后不会让日本成为附庸。

　　强权或霸权之争的结果通常是：消灭大国，又催生新的大国，一个阶段的循环终结，就是另一个时代的新秩序开始。促成谁灭亡，加速谁强大，一方面是正义的选择，另一方面则是外交成败的结果。

　　宗教结构性矛盾。

　　在二十世纪之前，宗教矛盾在国家关系间呈显性矛盾，而二十世纪之后又表现为隐性矛盾。如果把宗教问题拉长到三百年以上的周期去观察，它将在极长时间范围内仍表现为国家间的结构性矛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相当强烈的排它性，它们在历史变革中会周期性触发战争和地域重组。百年后的欧洲，未必是今天的欧洲，引起大欧洲动荡的原因决不是领土纷争，一定是宗教冲突和种族冲突的混合战争，一定会触发欧洲重复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文明战争。

　　非结构性矛盾国家关系。

　　一个国家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处于非结构性矛盾状态，因为邻国极其有限，大国也相对较少。非结构性矛盾属于比较容易解决的中短期矛盾，一部分属于经济利益性关系，另一部分属于大国竞争中选择站队引起的矛盾。

　　解决经济利益矛盾相对简单，关系好时，利益相关性大，关系冷淡时，利益相关性小，彼此都不以伤害对方为目标。

　　解决站队矛盾相对复杂，涉及到大国竞争格局和结果。当然，所有小国的站队，都只能算是主要矛盾中的次要矛盾，部分队伍，选择方向是可变的，今天可能站Ａ阵营，明天也可能站Ｂ阵营，百年之后，还可能会站Ｃ阵营。外交工作的成败对队形的影响很大，敌友可能就在一策之间。

　　只要把世界所有的建交国家关系类别划分清楚，制定相应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也就不是难事，把中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战略区别对待也不是难事，外交工作的“一国一策”和“一时一策”比任何其它工作都显得重要。互联网，把人类带入一个无限亲密化时代，同时也把人类带入到一个无限不可捉摸的时代，隔时就可以发生惊天巨变，时刻考验着各国应对巨变的预案和能力。

　　我对近地点的简单期待是：神秘外交能尽快向透明外交转变；官方外交能尽快与民间外交互融。

　　透明外交（2）——战略目标与决心

　　美国总统前国家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最近出了新书，书中曝光了白宫及特朗普本人的一些事情，引发了总统府和特朗普本人的高度不满。

　　这件事，在我看来是好事，这是透明时代的一种表现，美国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哪怕披露的事件不完全真实，哪怕仅仅只是狗咬狗，也算得上是一种进步，有撕咬的过程，才会有真相，有透明的勇气，才能给邪恶以压力，如果是两个恶魔，两败俱伤也有价值。

　　透明，早已经成为人类的需求；透明，必将成为未来的常态。

　　今天，想重点聊聊透明外交的战略目标与战略决心。

　　应该向美国学习什么？

　　“二战”对世界是悲剧，对美国是喜剧，美国成功地决定着世界格局的演进。这其中不完全是偶然因素，也决不只有简单的霸权行为。回过头来看历史，我们不得不佩服美国外交的战略定力，其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其决心是非常坚定的，其收益是非常丰厚的。

　　下面，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二战”后的美国外交战略史。

　　一个联合国，两个大阵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威尔逊虽然从框架上构建了“国联”，但因为国会的阻挠，创始者竟然未入该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完全不同，罗斯福不但提出了不一样的联合国框架，而且让美国成为联合国的始终主导者和规则制定者。

　　时隔几十年，我们不难看出，联合国既可以说是世界的联合国，也可以说是美国的联合国，与其说联合国处理国际事务，不如说美国指导联合国决定国际事务。

　　1943年底，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举行了三巨头会议，虽“二战”还处于激战之中，但三巨头对胜利显然保持着信心。正是由于有这个“信心”的存在，也就决定了三个怪物各怀鬼胎，争的是“第二战场”，想的是战后分脏，冷战思维自此而始。

　　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既是分脏会议，更是决定世界进入冷战时代的预备会议，杜鲁门只是大势的执行者。

　　一场战争，让美国获得两大收益：控制着驾驭世界的联合国；控制着世界两大对立阵营的优势阵营。

　　两大阵营显然不是美国的终极目标，“和平演变”另一个阵营才是美国的长期战略，到了里根时代，这一战略进入收尾阶段，也是冲刺阶段，在西欧国家的配合下，“华约”解体，东欧巨变，苏联肢解，美国胜利。

　　中东权力的转换。

　　“二战”之前，中东地区的控制权毫无疑问地掌握在英、法、苏和土耳其手上，美国只是一个旁观者。“二战”后，美国并没有费太高成本便成为中东的“主人”。事实上上，它只用了以下几招：

　　Ａ，充分利用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之争，用所谓的“和平计划”赶走曾经的殖民力量；

　　Ｂ，把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支点，充分激发犹太人的智慧和欲望；

　　Ｃ，诱导并主导六次“中东战争”，用战争来构建中东新秩序；

　　Ｄ，将中东有效分裂，利用教派冲突，利用领土争端，利用资源争端，不停地制造对立国间的斗争和战争。

　　经过几十年努力，现实情况已经演变成以下事实：没有美国的参与，中东就无法解决任何重大问题。换个说法，可以表述为，美国随时可以在中东制造重大问题。中东讨厌美国，中东害怕美国，但中东又需要美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东的命运就掌握在美国手里。

　　美国价值观的全球化。

　　在国内的宣传中，我们经常会听到，美国向世界推销价值观的方式是依靠战争和霸权，并不是以文明和正义的方式。然而，在我看来，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社会主义阵营的集体崩溃，美国没有对其发动任何战争，用的是外交“和平演变”。

　　美国为什么能和平地对一个新兴制度的大阵营兵不血刃地进行演变呢？不是靠武力，靠的是资本主义价值观。美国是整个资本主义集团的盟主，并且始终有坚定的意志和决心，以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包括东方盟主苏联。齐奥塞斯库之死，并不是美国举起的屠刀，是罗马尼亚人民执行的处决。

　　价值观，几十甚至几百几千年都很难评判对错，它虽与经济有关，更与文化相关，价值观的影响力和生命力还取决于信仰者的推广决心和能力，简单点讲，就是国家的战略推动力。你对自己的信仰不坚定，或者是一边高喊自己的信仰一边羡慕着别人的信仰，唯一的结果就是失败。

　　美国对单极世界的领导。

　　两大阵营对垒的格局消失，对美国来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控制一个没有真实对手的世界比参与两个阵营的斗争更加艰难，因为缺少了外交借力点。但是，美国并没有失去动力，勇敢地充当了“世界警察”和“人类盟主”的角色，并用多种形式改变着世界走向。

　　推动经济全球化浪潮。全球化就是“共主化”，美国就是要给世界制造一个明确的结论——美国是唯一的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军事等一切活动都搭载在“全球化”这艘大船中，世界各国和各国际组织的改革无不围绕着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展开。

　　两次“伊拉克战争”是残酷的外交语言。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敢于挑战美国决心的国家会被视为美国外交的眼中钉，一旦触碰到底线，那就会听到外交的终极语言——战争。美国在伊拉克打了两场战争，一是以盟主身份主持“国际正义”；一是以盟主身份解决“国际威胁”。这两场战争，即使本质是邪恶的，但从形式上看，就足以震动世界，它让各大国从睡梦中惊醒，战争的模式完全被改变，战争也可以透明的方式打。

　　不停地寻找“新威胁”。一极独霸，看似位高权重，但内心会更不安全，高处不胜寒。小布什时代制造“邪恶轴心国”，特朗普时代全面废除或修改国际共识与规则，无不透露着美国的危机感与日俱增。全球化是一体两面，美国用自己的优势影响了世界，同时也带动了世界，其结果是美国与主体国家之间的距离缩短了，美国自身领先的“科技瓶颈”开始逐渐显现，人口增长瓶颈也开始显现，这就决定了美国的经济优势和军事优势面临着多个国家的迫近性“威胁”。制造“新威胁”已成为美国拒绝进步国家挑战自身权威的重要外交选择。

　　设定虚拟的“热战阵营”是现在和将来美国的战略重心。热战时代是美国制造的趋势，它的本来目的是制造世界各国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在合适的时机，再由美国来主导战争。但是，世界的变化并不全如盟主所料，人类似乎并不需要盟主，挑战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多，一股似乎看得见又看不见的力量让美国心神不宁。基于“美国利益不可挑战”的定位，美国必须制造出一个新的“阵营”——中俄及其隐形支持者同盟。美国推动全球热战的目标就是消灭中俄及所谓的附从者，这将是未来五十年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目标。

　　新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与成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大陆成立。在对岸的台湾，还有一个政权是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全中国在联合国行使主权。起初的时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并不多。这就决定了新中国自出生之日起便非常艰难，其外交工作的艰巨性时刻都如同攀登珠峰。

　　不过，即使在这样艰难条件下，新中国外交仍然取得了耀眼的成绩。

　　第一阶段：全力争取国际支持，尽力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与中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十几个，可以认为非常孤立。面对这样的形势，无非就是两个方向突破：一是中国主动向世界突破；二是推世界各地同步突破。

　　1950年，联合国总共只有59个会员国，在决定中国联合国代表权的投票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稍一用力，支持新中国的就只有16国，轻易失败。

　　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冷静，不着急，不放弃原则，一方面争取获得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是利用一切手段和方法鼓动世界各民族推进解放事业，大力支持各民族的独立运动，在力所能力的范围内，尽我国所能帮助它们实现目标。

　　从1950年到1971年的二十一年间，世界又诞生了72个新国家，并成为联合国新成员国，总会员数达到131个，联合国的结构和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在1971年的联合国投票中，有76个国家给中国投了赞成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国民党政府行使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是中国国际地位历史性转折点，中国从此才真正成为世界大国，这是新中国外交取得的第一次巨大成就。

　　有人认为，中华民国代表的中国也是常任理事国，为啥就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台湾政权在联合国内基本上处于被无视状态，美国召开“旧金山国际会议”，讨论二战的亚洲赔偿问题，中华民国被拒之门外。在联合国内部讨论中东问题，中华民国也被排除在外，没有发言权，当时的联合国，流行“四大国共识”（美、苏、英、法），在讨论中东和其它国际重大问题时，首先都采取用“四大国干涉”，并不是“五常干涉”。

　　前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有学者写文章否认非洲朋友对中国大陆入常的贡献，说亚非拉的贡献还不如欧洲国家贡献更大，因而证明毛主席的对非战略是错误的，也是失败的。

　　下面，我想把具体情况再写写，还原一下事实，以正视听。

　　1971年的提案国主要有：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刚果，古巴，几内亚，伊拉克，马里，毛里塔尼亚，巴基斯坦，南也门，索马里，苏丹，也门民主共和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坦桑尼亚，赞比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二十三国。（非洲国家为主）

　　大家注意！提案国非常重要，它们要顶着受美国打压的巨大压力，干着具体的推动工作，敢参与写提案的国家都可以认为是铁哥们关系。

　　1971年投赞成票的国家有：阿富汗（亚），阿尔巴尼亚（欧），阿尔及利亚（非），奥地利（欧），比利时（欧），不丹（亚），博茨瓦纳（非），保加利亚（欧），缅甸（亚），布隆迪（非），白俄罗斯（欧），喀麦隆（非），加拿大（北美），锡兰（亚），智利（拉美），古巴（拉美），捷克斯洛伐克（欧），丹麦（欧），厄瓜多尔（拉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非），赤道几内亚（非），埃塞俄比亚（非），芬兰（欧），法国（欧），加纳（非），几内亚（非），圭亚纳（拉美），匈牙利（欧），冰岛（欧），印度（亚），伊朗（亚），伊拉克（亚），爱尔兰（欧），以色列（亚），意大利（欧），肯尼亚（非），科威特（亚），老挝（亚），利比亚（非），马来西亚（亚），马里（非），毛里塔尼亚（非），墨西哥（拉美），蒙古（亚），摩洛哥（非），尼泊尔（亚），荷兰（欧），尼日利亚（非），挪威（欧），巴基斯坦（亚），也门民主共和国（非），刚果（非），秘鲁（拉美），波兰（欧），葡萄牙（欧），罗马尼亚（欧），卢旺达（非），塞内加尔（非），塞拉内昂（非），新加坡（亚），索马里（非），苏丹（非），瑞典（欧），叙利亚（亚），多哥（非），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拉美），突尼斯（非），土耳其（当时属亚洲），乌干达（非），乌克兰（欧），苏联（欧），英国（欧），坦桑尼亚（非），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非），南斯拉夫（欧），赞比亚（非）。

　　根据资料，可以看出，投赞成票具体分布为：亚洲17国，非洲29国，欧洲23国，拉美6国，北美1国。

　　大家还要再注意！单看欧洲国家数似乎不少，但最多的还是非洲国家。有一个特别要指出的事实是，在欧洲国家中，有11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乌克兰和白俄罗都属于苏联，但在联合国有单独投票权。有些人，故意把今天的西欧国家概念混淆于当时东西欧分裂状态下的国家概念。

　　“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说法是没有任何不妥的。

　　当然，我并不是不感谢当时支持我们的欧洲朋友，只是反对有人故意混淆是非，欺骗网民，借此否定毛主席时代的外交政策。

　　第二阶段：用实力稳固外交，划分世界，继续改变世界格局。

　　近代中国史告诉每一个中国人：弱国无外交。

　　强国安全的基本依靠是什么？是军事硬实力，是军事威慑力。

　　经过二十来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用几场影响世界的战争胜利宣示了中国军队是维护国家和平及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用紧跟美苏各类战略武器的诞生向世界宣示中国可以执行与自身地位相匹配的外交政策。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只是新中国外交的第一步胜利，毛主席及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决不止满足于此，他们仍致力于全世界的阶级斗争和武装革命，继续鼓励和支持民族独立运动。

　　1974年，毛主席历史性地公开其在人类革命历史上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三个世界理论。这一重大成果影响了世界几十年，即使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逐步淡化该成果，但整个世界并未忘记该成果。2019年，特朗普曾经讲过“我感觉美国才是第三世界国家”，这说明“三个世界”的概念始终在他心中存在着。

　　三个世界理论，今天在淡化，不远的将来，它又会重新被抬出来，只要革命运动面临新高潮，它就必然分化成不同层次，“三重划分法”恰恰能比较好地全面概括势力分布。

　　第三阶段：韬光养晦的三十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自中国跟美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开始，就可以认为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成为国家战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一直都在坚定地执行着。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正是因为中国践行了韬光养晦，所以才获得了一个比较和平的外部环境，所以才能进行改革开放，所以才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经济进步。

　　我们绝不能否定经济与社会事业的进步，但需要厘清一些原则性观念误区。

　　1950年，支持中国的国家只有16个，1960年，支持中国的国家上升到42个，1971年，支持中国的国家已经是76个（当时，全世界国家总数约为131个），欧洲大部分国家也都已经对中国开放，比较难以攻克的是亲美国的拉美国家。这个事实，难道不能反映中国在不断地对世界开放吗？

　　另外，我们不妨再反问一下几个问题：中国不韬光养晦，就没有资格融入世界吗？中国不韬光养晦，是不是就得挨打？世界所有大国，除美国之外，都得韬光养晦吗？对美国韬光养晦，那是因为美国太强大，对世界都韬光养晦，那是因为什么？

　　韬光养晦的最大损失是：让中国变成“和稀泥”和“不管闲事”的不负责形象，没有国家敢于依靠中国追求正义。

　　2012年以后，中国逐步转变了被动性韬光养晦战略，已经和正在主动适应世界巨变，独立外交和尊严外交逐步取代了附从外交和屈尊外交。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艰巨任务。

　　如果把2013年作为中国新时代的起点，中国外交毫无疑问也应该以此为新起点。事实上，恰恰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外交的风格在转变，即使还没有达到彻底抛弃韬光养晦的程度，至少已经让国人不再在每件事情上都深感委屈甚至是悲愤。

　　放眼未来，我认为，中国外交的战略任务应该分三个层次：主权外交处于战略优先地位；正义外交处于制衡位置；竞争外交处于远景位置。

　　虽然中国很大，虽然中国有足够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至今还没有实现完全统一，至今还有多个领土与领海区域陷于国际纠葛之中，国内的诸多地区还被以美国为首的分裂势力所影响。这种现实决定了未来中国外交的第一任务必须基于主权维护。

　　如何保证中国外交主权优先的目标？

　　第一步，必须明确经济外交让位于主权外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了经济，为了商贸，我们忽略或者说放弃了主权利益，让东海、南海、藏南问题复杂化，黄海也有局部区域存在隐忧，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如果不准备全部放弃上述主权，就必须放弃与之相关的原则性让步，对任何国家都一样。

　　执行这一战略的重点不在于政策，而在于决心，没有决心的战略还不如零战略。

　　第二步，必须寻求外交终极语言——战争。解决主权问题，和平手段在部分最核心问题上已经基本失去效果（比如台湾和钓鱼岛），一个多世纪都无法让和平奏效，那又何必再寄望于它？

　　战争，从来不是无缘无故，它取决于“机会”，涉及中国主权的四大主要隐形战场（台岛，南海，东海，藏南）时刻都可能出现机会，关键在于敢不敢抓住。可以认为，中国已经没有办法通过一次战争解决任何一个主权争议区域，只有采取阶段性积累实现最终目标。

　　个人认为：追求终极手段，并不意味着要好战，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有必要调整名存实亡的九段线主张，要有取有舍，战略妥协与战略维护双向并举可能是更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

　　如何执行正义外交？

　　当今世界仍被视为丛林世界，只有强权，没有公理。但，这只是一个笼统概述，并不表明整个世界就无正义可言，很多情况下，强权也要屈服于公理，美国也不是想打谁就能打谁，它也有害怕的时候，它也有顾忌的时候。美国为什么也会害怕？因为代表各国行使国家权力的领袖们还没有集体性丧失正义良心，他们可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

　　正义外交的前提是“正义”，中国不能成为邪恶力量的帮凶。

　　正义外交的另一层考量是“制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必须考虑到它对于中国主权外交的正面作用，或者说可以借用正义外交来制衡外部力量干预中国主权。

　　竞争外交应该是中国的远景。

　　这里提到的“竞争”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商贸和军事竞争，它是强权国家间的竞争，更直接一点讲，它就是大国给世界划框框的竞争。

　　没有解决好自身的主权问题之前，中国的周边外交和区域外交都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甚至可以认为，火药桶就在自己身边。这样的情形之下，中国构建稳定的区域外交伙伴都非常困难，更别说跳出亚洲走向世界，给世界各国划框框暂不应该进入我们的部署。

　　当然，今天做不到，并不意味着未来办不到，远景是可以规划的。

　　世界在不断透明化，中国也需要慢慢透明化，新时代外交工作的层次关系也可以透明化，只有透明化，才可以让当事各方了解中国最迫切的战略目标，释放出中国对主权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坚定决心非常重要。新时代，我们既依赖外交的和平过程，也依靠外交的终极手段。中国新时代外交战略目标必须明晰化，必须有时间表，然后必须有坚定的决心。

　　透明外交（3）——绿项链与新亚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全球主要国家都普遍承认一个历史性转变——世界正经历一场系统性革命。封建帝国纷纷瓦解，殖民地纷纷独立，民族国家自由生长。与这一节奏相伴的是，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在竞争中构建了两个阵营，社会主义成为影响世界的决定性力量之一。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全球主要国家又普遍看到另一个历史转折——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资本化革命。资本力量控制了99%的国家，制度因素已经不是世界争论的焦点，人类命运几乎全部系在资本这条大船之上，几个未被资本渗透的毛孔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接轨。有关资本对世界的影响力，中国大量左翼时评人的判断整体上是错误的，有很多人喜欢做掩耳盗铃的形势分析。十年前，一场金融危机让他们确定资本主义走向灭亡。今天，一场疫情，又让他们做出了同样的判断。

　　“一带一路”是世界区域战略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它是资本国际化和竞争全球化产物。

　　2009年，本人在曾在《热战》提到两个观点：一是“新丝绸之路”，二是“中欧高速铁路大通道”，缩略讲，可以称为“一道一路”。2014年后，中国开始部署“一带一路”，既考虑了陆路，又考虑了海路，讲的是两条丝绸之路，美国人经常把中国这一战略翻译成“belt and road”。

　　中国已经把“一带一路”作为中长期战略，这引起了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并且已经从各个方面渗透沿线国家，试图抹黑中国政府。在中美角力白热化大背景之下，有必要对沿线国家做全面准确的分析，让更多人来为这项战略建言献策，以期达到理想中的效果，不至于落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果。

　　一，“一带一路”节点国家分类。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分类主要是根据官方专家所列，或者说只是战略设想中的长期节点，并不表明这些国家现在已经都是战略合作方。

　　东亚：蒙古国。

　　东盟10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文莱和菲律宾。

　　西亚18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的西奈半岛。

　　南亚8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尼泊尔和不丹。

　　中亚5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

　　独联体7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

　　中东欧16国：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黑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马其顿。

　　分析：以上65个国家中，中东欧国家实际上就是正常的国家经贸关系，部分国家甚至非常敌视中国，多数国家态度爱昧，整体上讲，这16个国家暂无法称之为“战略合作国”。独联体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民亚和摩尔多瓦也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部分东南亚国家反华，合作的隐患也较大。真正的“一带一路”沿线国主要集中在中亚、西亚、南亚和东盟部分国家，大概有40多个重要节点。

　　二，“一带一路”节点国家的形态分析。

　　在大约40多个重要节点国家中，信仰伊斯兰教人数过亿的国家有：印尼2.05亿，巴基斯坦1.78亿，印度1.77亿，孟加拉1.5亿。其它主要国家信仰伊斯兰人口百分比统计情况如下：阿富汗99.8，伊朗99.7，也门99，塔吉克斯坦99，西亚其它大部分国家超过95，只有黎巴嫩略低。中亚其它国家均超过90。南亚的孟加拉超过90。俄罗斯信仰伊斯兰教人口百分比15，伊斯兰教是乌克兰第二大宗教。马来西亚和文莱超50，菲律宾只占5，新加坡15。

　　从上可以看出，分布在两条主线的国家以深绿为主，中绿为次，浅绿较少，如果把上述40多个节点串起来再跟中国联成一个闭环，那看起来就像是一条弯曲的绿项链。

　　世界的历史、现在与将来，始终并将继续围绕着几条主线维系国家间相互关系：其一，信仰和价值观的基本趋同化；其二，利益上的相互需要；其三，安全保障上的相互依赖。

　　如果能同时满足以上三个要素，相互间的稳定关系就更能经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如果只有单一关系或部分关系，一般只能限于阶段性合作关系，敌友关系也可能表现为脆性崩裂。

　　如果从另一个视角再来分析40多个重要节点，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国家都是亚洲国家，这会给中国有远见、有信仰的政治家规划新政治抱负的机会——新亚洲的构建。

　　“二战”后的世界已经延续了七十多年，许多旧的规则和制度都已经不再能有效对付二十一世纪的新问题，世界范围内，各大洲的范围内，差异性正表现为激烈化，目标一致的原则极难达成。

　　分裂，是一种乱象，它会给部分国家及部分群体一次运动或革命的机会，如果这种运动或革命能获得民众的持久性认同，那么，新的以团结为目标的秩序性颠覆也便看到了希望。

　　中国，如果能看到世界运动中露出的一点点新机会，团结并尊重40多个重要节点国家的意愿，那么，亚洲主要国家的共同利益也就有了新交集，尊重信仰，利益共享，安全互保，以亚洲人民共同的追求来发展“新亚洲”，并让“新亚洲”表现出不比欧盟影响力更小的区域性联合体。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亚洲”概念比“一带一路”更为中性，更能获得相关国家的认同，它不带有个体性，更不会被霸权主义国家渲染为地区威胁，新亚洲是亚洲人民的共同目标，一带一路可视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动力和纽带。

　　三，绿项链稳定发展的战略要素分析。

　　1，绿项链是一个资源地带。第一种资源是石油资源，它既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又是人类竞争的角斗池，为了生存更好，就必须善于或敢于角斗。第二种资源是海洋资源，海上丝路的重要战略意义不在于盈利的具体数字，而在于海上自由通路的持久性状态，海路自由比陆路自由更重要。第三种资源是人力资源，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集中在亚洲，总人数超41亿，虽然各国发展极不平衡，虽然人口质量仍不如欧美，但人力资源的实际价值远超前两种资源，人口红利不只是基于人口大国，也可以适用于人口大洲，人口数决定市场潜力，人口数决定长期活力。

　　2，绿项链仍属偏中性地带。除极个别国家外，40多个重要节点国家中，特别亲西方的国家并不多，即使部分国家亲近欧美，也都属于安全利益上的需求，并不是信仰与价值观的根本认同，意态中性和战略中性都有利于新亚洲的团结与合作。但是，这里需要指出，所谓偏中性，是基于其对东西方大国的选择与判断，并不表明它跟东方意识就没有冲突，负面因素暂时可控。

　　3，绿项链暂不具备战略扩张欲望。在40多个节点国家中，虽然有不少人口大国，但都没有象欧美一样的侵略性，局部的边界冲突不代表有全球色彩的霸权主义存在，亚洲内部和平有中长期维持的可能性。土耳期和印度都被视为有较强隐性侵略欲望的国家，但实际上也很难实施，一是自身力量不够强大，二是周边力量太过强大，扩张失败，意味着自身的分裂，亚洲的各个大国暂都不敢轻举妄动。

　　4，绿项链极度需要资本的滋润。近代亚洲，近代伊斯兰世界，衰落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最突出的原因就是科技落后，进而导致经济落后。在石油资源的带动下，部分国家变得富裕，但并不强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发展中或极度贫困状态。前面已经提到，二十一世纪最突出的系统性革命是资本全球化革命，这个潮流仍在奔腾，资本流向40多个节点国家具有自然引力。中国，虽然不是发达国家，但资本的全球化投入已经不亚于欧美，甚至有过热趋势，进一步向节点流入恐怕符合双方中短期所愿。

　　5，绿项链的民族主义抬头处于发展进行时。民族主义既不毒药，也不是良药，适度保持，对民族国家而言并非坏事，但走向极端便是祸害，既害自己，又害它人。美国的中亚战略和中东战略，本质上讲，都有培养民族主义极端化的意图在内，并且是向两个相反方向培养极端力量，用一个极端去打击另一个极端，以达到中渔利的目的，最终的结果就是维持一种令人不安的“恐怖平衡”。中国要避免深陷美国制造的“恐怖平衡”中，比较简单的办法是尽量不参与美国的地区战略，情感上和行动上更多支持中亚及中东国家的权利主张，在国际上组织中努力多为它们争取权益。当极端民族主义触及到自身核心利益时，绝不能含糊其辞，要坚决予以回击并阻断危险源，避免出现群集效应。

　　6，拒绝相互间的“心理征服”。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对欧洲一直奉行心理征服的逻辑，冷战时代，因为要对抗苏联，欧洲表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心理屈服，但这种以对抗为目标的征服最终会让多数国家产生心理阴影。随着两大阵营中一方消失，欧美内部矛盾也不断增多，都在各自心理上产生隔阂，互不尊重的事情越来越多。心理征服，本质上讲，是谋求国与国之间的过密关系，最终必定会表现为不健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一样，保持有距离的相互认同会让对方更为舒服。中国与40多个重要节点国家在信仰上存在不小的差别，这很容易产生彼此提防和相互同化的愿望，拒绝征服，就是拒绝改变彼此的颜色。

　　7，亚洲应该有亚洲人的多元文明。欧洲白人通过大洋洲向美洲进军，经过几百年的努力，他们构建了一个所谓的“大西洋文明”，靠着它独特的富有生命力的力量，维持着近现代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主要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新文明给亚洲的传统文明带来了极大冲击，亚洲许多国家变成了“衰老和落后文明”的代表，这其中就包括40多个节点上的大部分国家。构建新亚洲，应该有一种文明复兴的责任感，让亚洲多元文明（非单一宗教文明）重新融入世界并成为主流文明是各国间相互合作过程中的历史追求，亚洲自己的文化意识，亚洲自己的道德价值，应该受到欧洲传统的尊重，多元文明的稳态才是最自由的文明态。

　　8，亚洲内部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和传统。因为有战略上的相互需求，二战以后，欧美之间达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体谅精神。虽然这个过程有非常多的波折，但北大西洋文化的基本框架还没有被打破，最不遵守规则的特朗普政府也没有完全摧毁这一历史结晶，它们仍然保持着希腊传统、罗马传统和基督传统的古老基因。亚洲国家如何塑造出一种有气质、有特质且能相互遵守的精神和传统变得非常重要，宗教极端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都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古老亚洲能否提炼出现代精神会影响甚至决定着这个集团的前途大小，政治家、道义者、宗教领袖及各国人民都有责任创新思维以塑造属于亚洲的精神和传统。

　　9，绿项链的非军事化原则。东盟，是一个以政治经济为主要纽带的组织，没有军事上的深度合作，组织成员国家间的长期风险性较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个军事组织，它以技术和威慑力作为合作的基础，长期风险非常大。但是，欧美双方化解风险的最大招数是把政治和经济完全融入到军事组织中，我们可以认为，北约的非军事因素和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军事因素。美国同其伙伴对于政治经济的关系调节时刻带动着北约的政策稳定性，而军事组织对于欧洲及亚洲部分地区的强大作用又反过来维持着美欧间各方面战略合作的稳定。欧美跨大洲的军事组织是全人类的风险，是帝国主义国家维持霸权的手段，是文明的倒退。

　　亚洲，并没有一个特别稳固的组织维系紧密关系，中国同亚洲诸多国家相互合作构建的一带一路，可以有双边军事合作，但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有军事结盟的可能性，“上合组织”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即使存在，也不可能对亚洲主体产生作用，亚洲不存在成立大洲军事组织和跨大洲军事组织的可能性。

　　一带一路，新亚洲，都可以成为战略设想，即使最后不能达到预期目标，也并不能否定推动战略的正确性。这类中性的文明战略，既可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还可以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构成压力，无论美国多么强大，它都不可能照顾到全球每一个角落，它的介入越分散，局部力量就越小，如果中国能坚定地推动“亚洲圈、非洲圈和拉美圈”的深度合作，美国就要拼命地分散精力到全球各地瓦解中国影响力，而中国却不需要付出全球性的军事开支，即使中国在亚非拉没有赚钱，也耗费了大量美国的财力，实际上也相当于在大国竞争中赚了钱。

　　10，绿项链的风险管控。美国是全球唯一超级霸权国家，它追求的是统治世界，有着无限的欲望。当然，无限的欲望，意味着无限地付出，风险也无处不存。中国，是追求和平的国家，是严格遵守利益共享的国家，既不会开无限暴利公司，也不会开无限责任公司，无论开拓还是合作，都应该把风险控制放在首要位置。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不难，短期获利也有可能。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没有军事相伴的政治经济活动时刻会面临着脆性崩裂的风险。中国努力地推进战略，需要一步步把投资做稳做实，不需要过热投资，以基建和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的投资，数量扩张很容易，时效性和盈利性相对会较差，细水长流地合作，既不会造成巨大风险，还可以保持双边关系的持久性。

　　绿项链的积极因素很多，消极因素也不少，中国主动能做的是，把积极因素扩展得越来越多，把消极因素化解得越来越少，尽人事，谋天成。理想主义是制定和推行战略的动力，风险意识是减少损失和危机自救的紧箍咒，不要因为有风险存在就不前进，毕竟霸权主义和极端主义都不可能在每一时刻出现。

　　总结：新亚洲，不是“一带一路”的矛盾体，是统一体，至少在主体上是互融的。以“一带一路”为纽带重建新亚洲具有非常重要且积极的意义，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不需要美欧来管理，亚洲的内部事务不需要美国当裁判，亚洲的和平安全不需要美国当警察。换句话讲，亚洲不独立，亚洲不团结，亚洲就时刻面临分裂和战争风险。如果我们能认识到“一带一路”的潜在风险和价值，那么，我们必须给这个战略一个准确的认识：它既是沿线国家互利型经济带，又是中美开展战略竞争的热点地带，巨大风险的存在，不是放弃战略的理由，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会让双方都付出代价。

　　透明外交（4）——围猎与反围猎

　　国际秩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寻求和平”永远都是集体概念，或者说是人类共同目标。而实际结果的获得必须取决于对“合法性原则”的认同度，也许不一定公正，也许不一定道德，但只要多数国家勉强认同，外交原则就必须服从于这种“合法性”。比如说“凡尔赛条约”，它很不公平，但能带来“和平的愿景”，因而它被世界接受了。

　　如果再扩展到近一百年的其它所有国际关系合约，我们都可以确定地认为，没有任何规则是基于真实的公平与正义，多数在于“服从大局”。这个“大局”指什么？指一个大国或几个大国的意愿。服从，就有和平，不服从，就没有和平，你们看着办。当多数国家处于从权状态时，为确保自身利益，选择服从强权会带来更大的安全感，因而进一步固化了强权影响力。

　　“服从大局”及“合法性原则”支配下的外交属于经典外交，它要求国际秩序必须通过谈判来决定行动，谈判的法律依据当然是大国制定下来的各种规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际组织的规则不是由大国或大国集团固定下来的。这就意味着，无论其它国家有什么设想，谈判的结果始终是更有利于规则制定者。

　　与经典外交格格不入的是革命外交——颠覆过去。发生革命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新兴崛起力量足以挑战强权老规则，它对旧的所谓合法化已经忍无可忍，要求对国际关系进行革命性改造；二是强权国家自身要求改变规则，以保证自己更稳固、更持久地保持霸权地位。无论哪一方面力量掀起革命，非和平手段都是重要选项。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国际秩序将处于革命化外交时代，美国霸权的无限扩张欲望，各类大国之间的重组与互制，各类国际组织的颠覆性变化，都将成为各国外交工作的新课题，静态的、经典的外交思想不只是简单的跟不上时代，而是会让国家付出不同程度的代价。外交，部分国家不再是以阻碍国际社会分裂为目标，而是要选择性制造更大分裂，没有分裂，就没有打破旧秩序和打破旧平衡的切入点。

　　一，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外交革命

　　最为明显的、可以确定的是两个集团对两个国家的围剿。

　　“北约”的中心任务是围剿俄罗斯，“印太”的主体设计是围剿中国，当局势需要有洲际间合作时，“北约”和“印太”还会有交互对接。“印太”曾经只是一个概念，中国国际问题专家曾经断定该集团不会变为现实，因为印度不结盟，因为日本想摆脱美国，因为东盟不想掺和进去。实际情况呢？经典思维全错了，概念性组织正一步步成型，“经济利益和安全诉求”正清晰地变成“集体霸权”，现在只差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一块标牌了。

　　两个集团，对付两个国家，与“冷战”时期两个集团的对垒是完全不同的态势。论综合实力，北约vs俄罗斯，最低限度是7vs3，甚至更悬殊。“北约”有30个成员国，无论从经济还是军事，双方都不对称。“印太”呢？暂时还不敢断言集体力量有多强，但如果放眼十年后、二十年后，当参与者达到超十个以上国家时，力量的不平衡性就非常清楚了。

　　两个集团，刺激相当数量的“无作为国家”改变沉默态度，不断地利用宣传优势扩散对中俄两国的“不满情绪”，从而实现在更多节点上造成骚动和不切实际的革命紧迫感。与之相反的是，中俄两国却不能等效地扩散围绕美国的“不满情绪”。这就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失衡之处。

　　海外军事基地，过去会被视为侵略性象征，撤军才是最好的和平攻势。然而，当今的美国，已经把海外驻军包装成为“和平的必须”，是保卫和平，这种本末倒置的成功就是美国外交革命的一个时代成果，这种“以反和平伪造和平”的战略还在获得更多的认同与支持。

　　二，中俄两国面临的共同困境

　　军事上的孤独感。

　　两国都没有军事结盟者，中国甚至没有一个成熟的海外军事基地。

　　“北约”已经将俄罗斯紧紧包围，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在欧洲还有六个核基地：比利时小布罗赫尔空军基地、德国比歇尔空军基地、意大利阿维亚诺空军基地和盖迪—托雷空军基地、荷兰沃尔克尔空军基地以及土耳其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随着中东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国增多，中东能为俄罗斯提供的军事借力点也在萎缩。

　　“印太”呢？美国成功地在韩国部署“萨德”，日本的军事基地也在不断加码，离部署中程导弹为时不远，东盟国家的“伙伴”也在美国的诱惑规划之中，印度是有核大国，澳大利亚位置极具战略价值，放眼一望，处处是钉子。对中国而言，大海不是平的，是山峰。

　　区域性合作组织的空心化。

　　与俄罗斯相关的区域组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独联体”，一个是“上合组织”。与中国相关的区域组织有且仅有“上合组织”。这两个组织的共同特点是非军事化。2009年，我曾在《热战时代》一书中提到，以大国为首的区域组织，不同于小国间的联合组织，如果没有军事影响力，必然失去国际影响力，最后都会名存实亡。实际结果是什么呢？这两个组织的影响力正日渐衰微，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无法对国际格局产生影响。

　　“以绥靖求和平”成为精英共识。

　　专制也好，民主也罢，从来都不是全民政治，精英取向即国家取向。当无序资本主导精英取得优势地位日渐成为潮流，加之习惯于安宁、未经历战争苦难的和平，国家安危并非精英的首选忧虑，他们更侧重于自身利益的确保和更大利益的攫取。

　　绥靖，作为一种争取时间的办法，既有利于精英为未来谋划新路，又有利于他们与“国际合作者”取得共识，冒险去应对一个不确定的结果被认为极不明智。

　　绥靖，并不对所有人都带来灾难，甚至有可能给个别人赢得“深谋远虑”的后世褒奖，即使已经达到汉奸的程度，也未必就会受到惩罚。绥靖，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现有的合法性”就是他们的理由，而革命性的勇气往往成为“挑战国际秩序”的愚昧冒险，“履行国际义务”成为理所当然。当精英的绥靖思维占主导地位时，革命性要素不可能成为社会自觉，相反，只会被视为“浅薄无知”。

　　俄罗斯把北方四岛让与日本，是否能换来日本对俄罗斯的理解与合作？俄罗斯放弃中东、黑海和波罗的海影响力，是否能换来“北约”的后撤？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中国放弃国家统一，是否能换来美国的赏识？中国放弃所有有争端的领土和领海，是否能换来美国的撤军？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

　　美国拉山头的战略目的本来就不是帮助它人，而是构建自己的单极梦想。

　　财富和人才的集中性流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家资产经历了一次快速私有化过程，然后就是象“阿布”一样的大富人将资产不停地往西方国家转移，各类大学和科研机构中的高级人才纷纷出走美欧。比这一进程更早一点的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最顶尖的人才就开始陆续向美国流入，反流人才极其有限。进入到二十一纪世之后，中国私人富豪以全球第一的速度向西方国家转移财富，非常可怕的是，这个进程仍然在继续，比俄罗斯更为严重。

　　竞争也好，打仗也好，归根到底，拼的是人和财，净流入方战胜净流出方的几率更大。

　　撕裂的力量大于团结的力量。

　　无论战术还是战略，取得成功的前提是集体力量的团结，堡垒总是最易从内部瓦解。撕裂对手是西方百试不爽的招法，颜色革命能在一点或多点取得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之前已经实现了内部撕裂。社会主义集体失败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实现了集体撕裂，苏联崩塌的原因在于美欧成功实现了对苏联党和人民关系的撕裂。

　　直到现在，中俄仍然面临着相同的撕裂问题，虽然中俄都在遭受同样的痛苦，但借历史问题撕裂中俄关系的力量在两个国家内部仍然很强大，形式上的紧密合作难掩背后的隐忧。两个国家的内部问题也带有共性，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前后时代的争论，亲美与反美的争论，外部压力越大，内部撕裂就越显性，口头上的民间团结无法隐藏政策中的精英分歧。

　　三，中俄两国的共同课题

　　搁置历史，直面未来。

　　从战略层面看，中俄面对着共同的敌人——美国。但是，因为历史原因，中俄两国之间也存在结构性矛盾——领土恩怨。

　　过去，我曾经多次讲，作为邻国，如果放眼几百几千年，领土争端是很正常的，全球所有邻国之间的领土都处于历史动态之中。理性的态度必须是：搁置争议，直面未来，没有解决的契机，就不要付出双输的代价，再放它一百年是可以接受的。

　　有人认为，交恶俄罗斯，联合美国，可以打败俄罗斯并收回部分领土。这是天真的想法，灭了俄罗斯，中国就能同美国过二人世界？

　　对周边势力和传统朋友的经营要极尽所能。

　　俄罗斯的周边乌克兰、格鲁吉亚及波罗的海前苏联加盟诸国均有势不两立之危，白俄罗斯的紧密伙伴关系恐怕即将迎来风险期，卢卡申科一旦下台，新的格局就将形成。

　　中国的情况恐怕也很类似，越南，缅甸，菲律宾，马来，印尼，印度，日本，无一不是风险源。中亚诸国，是中俄两国的共同邻居，虽有“上合组织”作为桥梁，但实质关系并非盟友，最多只能属于“缓冲带”。

　　从全球视角看，俄罗斯要死守的地盘是中亚和中东，中国要死守的阵地是亚非拉传统友国，这是两大国不可失守的基本盘，“经援”和“武援”是无奈之举，也是必须之举，一旦失去，便很难收复。

　　战略置换不可避免。

　　两个大国应对两个同盟集团，难度超乎想象，办法不处乎两个，要么硬碰硬决定胜负，要么争取分散同盟力量，前一个办法比较鲁莽，胜算不大，后一个可成为常备战略。

　　一个同盟，要想发挥作用，至少要满足四个条件：共同的目的；共同的政策；共同的技术；不合作即面临共同制裁。

　　要打破同盟合力，自然必须从破坏上述四个方面入手，这里的“破坏”实际上是指我方也可以利用对方条件，无论中国还是俄国，都有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优势，只要有决心，用局部损失换取对方盟友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可能，要想有所得，必须有所失。

　　“擒贼先擒王”的决心要坚定而有力。

　　北约，印太，是两座山头，共拥一个大王——美国。要破解两大集团，就必须削弱美国的领导力。美国国内并非不可颠覆，美国政治、经济、教育和科技并非永远领先。美国并非真的敢随意开战，战争承受力并不与国力成正比。在国际领域，美国不都能主导一切。

　　美国，看起来特别强大，又有独特的民主制度。然而，霸权就是其最大的隐患，美国的崩裂因子就藏在战争中。要促成美国内战变得有可能，要促成美国在全世界广开战场。

　　从结盟可以看出霸王心中的恐惧感。美国总是拉帮结伙围猎它国，本质上反映了它灵魂深处的恐惧感，没有单打独斗的勇气，经不起惨痛的失败。这就象人与人的关系，大部分人被个别恶人欺负惯了不敢反抗，一旦某一天恶人被挑战者扎实地打败，它会在很长时间不敢直面胜者，这就是毛主席“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道理所在。

　　两大集团的内部裂痕始终存在。

　　北约中的土耳其和希腊矛盾，英国和欧盟的矛盾，中东与欧洲的相互影响。“印太”中的亲华因素，美国难以让该地区“铁板一块”。加剧韩日矛盾，加剧韩朝矛盾，加剧印巴矛盾，加剧东盟内部矛盾。如何“造牌”应成为外交中的革命性工作，不会造，你就没牌打。

　　现代武器的极端残酷性使大多数人感到恐惧，美国带领的两大集团并非是战争狂人组合体，大部分国家的人民并不盼望核大战成为现实，美国的多数人也害怕核战，这就是可以利用的“怕死共性”，一旦爆发核大战，就没有确定的胜利者，甚至有可能是集体灭亡，当弱势一方被逼无路时，以命搏命就是最后的手段了。只要不出现魔鬼式政客，世界仍然处于“常规战”的逻辑中，争取用常规战抑制核大战。

　　内部凝聚因子及外部崩裂因子。

　　民主，福利，到底哪个更适合于自己？一个国家的国内结构对于其实现国际秩序中的愿望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国内结构”主要指各阶层的基数构成和地位构成，中间层比例越高，中间层享受的权利越大，越有利于国家实施对外政策，越是两极分化，越象是走钢丝的演员，纯粹靠个人技艺，而非自然稳定性，不是所有人都有走钢丝的本领。

　　美国的表相，可以参考，但不能误读。混乱，经常成为它给世界的观感。但是，它的实际轨迹却是在不断地进步中。这一矛盾迹象的内因是什么？应该与其及时暴露问题有关。矛盾及时公开地表现了出来，并在“混乱的冲突”中得到消化，整个机体就能在表面不和谐中寻找到解决方案。如果把矛盾全都积压起来，表面的风平浪静之下却累积了无数不可预测的崩裂地雷。

　　美国靠民主凝结力量，中国靠什么？“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思维？封建制度下，这可以延续几千年，也可以随时失效，中国大陆并不是没有出现长时期的分裂局面。非皇权时代，其凝聚效应可能更弱，新加坡的多数人是华裔，但其反华特性不亚于异族，中国台湾，更紧密的民族关系和建制关系，但越来越强烈的分裂倾向并没有照顾到民族共性。这说明什么？当找不到利益共识时，民族并不能成为最有效的凝聚因子，民族主义并非永远管用，自私越膨胀，凝聚效应就越弱，历史循环周期就越短。所以，中国不但需要维系传统的民族凝聚力，更要专注于全民族利益的均衡与共享。

　　民主制度，一般认为它可以代表政府道德，但未必能代表国民的实际福利。非民主制度，也许可以分配到相对公平的福利，也许没办法带来更好福利，可能要承受更多的道德非议。

　　四，放眼一百年

　　俄罗斯民族，通常被称为“战斗民族”，即使没有普京，它也不会轻易缴械投降，民族的历史传统并不会取决于一人，应该承认它的顽强性和持久性。

　　中华民族，历史更悠久，虽然中间存在各类分裂和被统治，但延续性和整体性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民族整体灭亡的可能性并不存在，所以，对未来要保持信心。

　　从纯军事观点出发，如果一方想要逼迫另一方无条件放弃防御，通常会引起战争。但是，当今时代已经是超核时代，两个集团和两大国掌握着毁灭人类几次的核武器，不要说普通人，就算是军事将领，也不会愿意打一场全面战争，没有人能预测到谁先毁灭谁。

　　用“有限战争”遏制“无限战争”将是敌我双方未来的战略选择，有三点理由：

　　有限战争的代价彼此可以接受，既可以防卫自己，还可以阻止对方无限制席卷全球；

　　有限战争的军事化手段可以多样化，不一定以消灭有生力量为追求，炫耀高科技武器的成就也可以视为取得胜利；

　　有限战争的目标可以针对国家，也可以针对政权，失败的一方，可能引起政权更迭，或许可以让两大集团瓦解，甚至可以让世界力量实现重组。

　　相较于不管生死的全面核大战，控制好有限战争的难度更大，既不能孤注一掷，又不能举手投降，政治家的智慧，军事家的拿捏，外交家的活动，民间力量的呼吁，整个社会的情绪反应，系统地考验着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应变，当“不计后果”成为任何一方的主声浪时，全面战争就有可能爆发。

　　个人以为，要控制好有限战争，必须做好三点：

　　一是要适当地传递危机级数，敌人的“威慑”预设的阶段性战略目标要讲清，要考虑到军队和人民的承压力，反威慑的准备预案要让国内放心；

　　二是要适当地制造国家遭遇威胁的氛围，漠视威胁，人民会麻木，无限渲染风险，会造成极端民族主义泛滥，进而推高全面战争的要求；

　　三是要适当地展示勇气，并且要适当地把控平衡，战争时机到了，敌人造成了既成事实，不能回避，尤其不能反复回避，狼反复成功，那就是狼的地盘了。战争发生后，国内和国际分歧会随之发生，此时又要做好平衡，得势不饶人和一输到底都不可取，及时止盈和止损都很重要。

　　中俄两国既不是经济同盟国，更不可能是军事同盟国，只是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战略敌人，即使不想合作，也必须进行有限合作，想先投降，也只能赢得片刻的和平，除非全面缴械。

　　中国要化解的是一个隐形的集团，俄罗斯要化解的是一个已经壮大的集团，中国看似稍轻松，实则更为艰难，“印太”无形胜有形，因为中国与隐形集团的矛盾纠缠着更为复杂的结构性主权矛盾，而俄罗斯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欧洲对战斗民族的侵略性恐惧。

　　围猎与反围猎的战斗将持续下去，这是大国痛苦，也是大国选择。

　　透明外交（5）——美国第二剑

　　美国，从独立建国到正义形象的获得，只用了短短一百年时间，从不干涉主义定型到向霸权主义转变只用了五十年时间。如果把杜鲁门主义形成作为始点，可以认为，美国在构建独霸体系过程中，总共刺出了两大利剑：第一剑刺向原苏联，是冷战之剑，取得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性成果，这把剑至今仍高悬于俄罗斯头上；第二剑刺向中国，是热战之剑，虽然未取得质变成果，但可以隐约看到血的未来。

　　中美之争不同于美苏之争，中国比苏联更有韧性和战斗力，一有赖于中国更深厚的文化支撑和更强烈的民族情感，再得益于中共领导力远远超过苏共领导力。中国精英阶层的美国化倾向又暂时缓冲了中美冲突的尖锐性，中美经济的阶段性共生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对抗裂度，为一些幻想者设计“中美共荣”提供了临时性土壤。但是，不管有多少变化和烟幕，美国第二剑必须见血的结果是不容怀疑的，外交努力只能降低灾难的破坏力，不能避免灾难的发生。

　　一，八千字电报。

　　1946年，杜鲁门政府对苏联虽抱有一定成见，但整体上仍然视苏联为朋友，毕竟二战成果需要双方共同维护。在外交层面，美国在苏联的外交活动多数表现为程序性，外交官们轻松自如，非军事性政策甚至只流于形式。

　　不过，名不见经卷的乔治·凯南改变了这一走向，他从莫斯科向美国发回了超越常规的八千字电报，令白宫为之震惊。这一电报试图从战略上改变美国人对苏联的看法，它的理论定位是反共产主义，它的政策基础是防止苏联模式在欧洲扩张，它的战略目标是遏制和颠覆苏联。

　　如果说杜鲁门曾经只是有过“冷战”的些许灵感，那么，乔治·凯南就是他坚定冷战战略的第一推手，美国对苏联战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八千字电报的基本假设，“马歇尔计划”能坚定执行，亦是基于八千字电报对欧洲的判断。无论苏联发生何种变化，无论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何种变化，无论世界发生何种变化，美国对苏联的战略决心从来都未改变过，即使戈尔巴乔夫频送秋波，也未能让美国放下屠龙剑。

　　苏联的崩溃，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可以认为是美国挥向战略对手的第一剑，它的成功，不只是硬实力的表现，更是软实力的彰显，这把剑仍然高悬在今天的俄罗斯头上，“让俄罗斯再次巨变”仍然是它的未来任务。

　　二，结构性矛盾。

　　我在前期的文章中专门讨论过国家间关系的分类，其中就提到到过结构性矛盾，并且把这一矛盾再细分为长期结构性矛盾和中短期结构性矛盾。中美关系错综复杂，但总体格局是结构性矛盾为主，尤其是长期结构性矛盾表现最为突出。

　　海洋方向的结构性矛盾：中国是主权需要，美国是霸权需要。主权是历史赋予的，霸权是力量衍生的。要解决这对矛盾无非两种办法：一是中国放弃合法主权；二是美国放弃霸权。用现实和长远眼光看，这两个办法都行不通，中国若放弃主权，政府必然失去人民支持，美国若放弃霸权，也必然在美国掀起波澜，“霸权”二字在美国民众中已经有“天赋”的合理性。

　　台湾问题的结构性矛盾：中国要求必须实现统一，美国希望永远拥有不沉航母。过去，我们总是说依靠台湾人民实现统一，总是说可以和平统一。现在看来，这两个理想恐怕在多数人心中都失去了可信基础。美国那边，看似不愿意为台湾付出重大牺牲，但谁也不能否认美国维护霸权的疯狂决心。要解决这一对矛盾，关键在中国，它不同于海洋方向的主权争议，决心和意志是解决矛盾的钥匙。

　　经济与金融：ＧＤＰ第一的争夺，货币主导权的争夺。总量意义不同于均量意义，中国人口多，总量大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优于美国，但“总量第一”会成为心理关口，会给长期占据霸首的美国造成不可承受的心理压力，围绕着“经济老大”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延伸到中美关系的各个领域。关于货币，考虑到欧元、英镑、日元、澳元和加元的关系紧密性，人民币显然无法与美元抗衡，除非有“国际元”出现，在可见的二十年内甚至更长时间，人民币完全无力撼动美元地位。不过，货币永远是制造大国威胁论的基础性借口，即使人民币永远都处于边缘货币地位，也无法让美国放松打压，因为经济与金融若双向失守，就意味着美国霸权到头。

　　三，目标与战略。

　　“八千字电报”可以认为是美国颠覆苏联的外交起点，它的最终目标是推翻苏联共产党领导和肢解苏联，为实现目标而选择的长期战略是“和平演变”。中美关系早期类似于苏美关系，但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及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转变，美国选择了不同的路径。1979年，美中建交，既是和平演变起点，也是反颜革斗争起点。

　　美国目标：推翻执政党和分步肢解中国。

　　鉴于中国的特殊性和强大战斗力，美国为实现这两大目标的战略战术有了新变化，特朗普是调整战略的始作俑者，他把美国颠覆中国战略由单一的“和平演变”更改为“和平演变与战争演变相结合”，美国对华外交关系从此走上不可逆的对抗道路。

　　从具体层面分析，美国执行了以下战略：

　　宗教战略。当今世界，已经不是政教合一的世界，在不少中国人心中，宗教甚至已经出现了边缘化倾向。然而，实际并非如此，宗教仍然在人类世界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主导角色，奥巴上任初期，正值美国金融危机开始，他不是急于召集商界领袖集会，而是召集宗教领袖座谈，他希望“一手拿着教义，一手举着棍棒”的领袖们能够承担起领导世界的任务。

　　大家可以认真地观察中国近十多年的宗教变化现实，一要看各类宗教信仰者量的变化，二要看西方国家利用宗教问题遏制中国的种种恶行。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极限点时，质变就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宗教推动各类法案的形成，从长期来看，将让中国在价值认同上陷入孤立。

　　撕裂战略。具体讲，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撕裂，一种是文化撕裂。大家可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精英近几十年来导演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轨迹：中国历史否定的反面材料都被逐一树为正面，历史上被树为正面的宣传都被一一质疑。几千年的历史，无论是被质疑还是被否定，其引起的争论毫无疑问也是颠覆性的。也正是在这种颠覆中，中国内部孕育着“国家伦理和政权合法性”的颠覆意识。制造历史混乱和撕裂，从来都不是无缘无故，它的目标是“改变”。

　　我曾经讲过一种观点：中国即使有五千年文化，如果顶不住颠覆的力量，它必将以一日千年的速度被西方文化吞食。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大家不妨回看一下近四十年的中国文化演变，有两类文化最被西方认同：一是丑化中国人的作品最易获奖；二是丑化中国形象的人最易被西方拥抱。“丑化自己”成为文化引领者的美德，“丑化自己”被畸形地等同于文化反省和文化创新，“让美的丑化，让丑的美化”构成了中国文化艺术界的最亮丽风景线，由这个圈子搭建的所谓文化自信，其本质是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虐，最终让中国出现文化自残的局面。公众说浅浅的诗很丑陋，但文化圈子里的精英认定了它代表美，谁也不可能撼动笔杆子们。

　　模糊战略。冷战时期，是制度清晰的斗争期，资就是资，社就是社。冷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开始走向模糊期，或者说走向融入西方的渐变期。我跟某校马哲院的老师讨论初心问题时，她告诉我：社姓初心就是让人民群众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然后，我就反问她：有哪种初心是让人民群众过上越来越差的生活吗？接着，她又对我讲：有些国家，人民群众的生活就不如意，甚至还出现倒退。我又回她：进步快慢，是能力问题，不是初心问题，不能混淆。马哲老师为何也出现这样的模糊思维？当然是国际思潮和国内思潮的合力引导结果，为了适应社会，绝大多数人必然走向制度模糊，制度模糊久了，便是政党模糊，政党模糊久了，便是变色成功。

　　对抗战略。一提到对抗，大家很自然地会想到中美对抗或者其它的国家间对抗。但在中美热战过程中，制造国内对抗也是斗争焦点。左右对抗是否能代表中国国内对抗的全部？不能。当资本成为决定性力量之后，对抗已经呈现多元化倾向，左右对抗是意识形态的对抗，严重的两极分化制造了无数成对矛盾间的对抗，这些“对抗”现在正被精英们解读为“改革动力”，其内在动机是制造更大的两极分化和更深的矛盾裂痕，一旦机会成熟，便会在较小的作用力下出现脆性崩裂。

　　四，两条道之争。

　　2009年，中国给中美关系的定位是“坐同一条船”，在制定政策时，必须保证与美国共克时艰。2011年，美国渐趋复收，奥巴马把美国金融危机的责任推向中国，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这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答案？中美正走在两条道，不在一条道。特朗普的上台，更加清晰地确认了路径，让两道完全合归的梦想破灭。

　　然而，在国内精英阶层，两条道走向归一仍然是最有前途的梦想，“佐立克模式”和“淡马锡模式”都是改造中国经济结构的理想模式，混改也好，供给侧改革也好，两个循环也好，都是奔着东西方融合这么一个设想前进的政策组合。中国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的美国化，既为中国跟上时代进步提供了资源，又为中国不可逆地航向奠定了基础，精英圈的美国化决定了金字塔各层的色调。

　　既然精英决定方向，为何还有两条路径的分歧争论？这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金字塔底端人群的庞大数字，这部分人虽然没有主导权，但他们能决定金字塔的稳定性；二是法理上的正义性，只要不从法律上抠掉原来的表述，原来的路还是可成为理想主义者的坚持之路。

　　结果是最好的教育材料，中美之争，须一步步的结果验证，每出一个新结果，就能验证出一个新结论，当越来越多的新结果出现时，两条道上的两国人便能看得更清楚。回首近四十多年的中国，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清晰的结果：八十年代的无限自由化，新的洋货运动开启，时代末的一声惊雷刺醒了各个阶层，大争论从此不断；九十年代的苏联断裂给了中国一个思考的契机，但并没有改变洋货运动的节奏，经济上靠拢的目标越来越接近；接着的二十年，迎来了“经济上试图同床，理想上必然异梦”的破裂期。

　　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中美之间的不可调和，即使中国全盘照搬美式制度也无济于事。

　　五，热战必然性。

　　美苏冷战，决定了苏联崩溃的结果，为什么中美之间的对抗一定会走向热战？要回答后面的问题，必须重新判断美苏对抗，应该讲，让苏联崩溃仅仅只是美国成功的第一步，美国对俄国的剑并没有收回，美俄之间仍将会爆发热战，目标不仅是制度解体，而是俄国进一步裂解。

　　中美之间的热战到底包含哪些方面？是不是只有炮火战争？

　　显然不是，热战，并不是炮火战争的代名词，炮火战争是终点战，中间过程则是一切领域战争的组合体。对中美热战进行细分，大概可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美+欧盟+日韩澳印加英”对中国经济的围攻；二是海上围剿与战争；以周边国家为阵地的陆路围剿与战争。

　　支持热战理论的历史支撑是：自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强大帝国是和平裂解的。

　　支持热战理论的科学规律是：自古至今，没有一样先进武器不是通过战争来实现更替和跨越的。

　　支持热战理论的哲学原理是：人类社会矛盾量变与质变原理中的“质变点”必然包含战争这个选项。

　　拜登说：“中美之间可能存在激烈竞争，而不是对抗。”

　　比起特朗普时代，这并不是更轻松的表述，“激烈竞争”是什么意思？坦白点讲，不就是对抗吗？美国禁华为，西方全部跟随禁华为，这不是战争是什么？拜登时代，进一步强调了对抗中国科技企业的延续性和必要性，战争都将持续。

　　六，成败谁定？

　　有战争，就有胜负，而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既有物的因素，又有人的因素，归根结底又都是人的因素。推测中美几十甚至上百年的长期热战胜负规律，必须深刻认识和分析双方的底盘。

　　中国的竞争红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人口红利，这是中国前几十年积累的红利，也是中国未来的长期红利，包含总量红利、教育素质红利、科研人才红利和国际交流红利；二是国防红利，中国目前能够给美方以适度或相当威慑力的军事依赖没有一项不是起源于新中国初始几十年，它避免了一般工业受制于人的可怕后果。

　　美国的竞争红利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教育与科研红利，它的影响具有全球性，也是“美国中心论”的有力支撑；二是国防红利，一方面，它可以维护美国霸权的自信，另一方面，它还可以成为部分国家依赖它主持公道的依靠；三是盟友红利，美国的霸权清晰而又明确，但没有因此成为失道寡助者，它的盟友仍然相当广泛，这不是正义主导世界的证明，恰恰相反，它表明人类仍然处于弱肉强食的时代，强权即公理，而非正义即公理。

　　中国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条道上精英与平民的争论可能演变成两个方向的内部冲突；以援助为单向追求的亚非拉盟友关系正逐步走向为非敌非友的普通关系，没有盟友的大混战很难胜利；和平努力可能就是战争导火索，宋亡、明亡和清亡，都是极端追求和平的结果。

　　美国面临的问题主要有：美国没有能力再来一次“马歇尔计划”，美欧经济同质性强，因而存在同盟内部的斗争性；美国主持所谓国际正义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甚至可能有力不从心的无奈感；美国国内的矛盾激化速度也在加快，革它国命与革自己命的力量都在集聚过程中。

　　削弱对方红利，强化对方问题，即是决定双方胜负的关键所在。

　　在中国这边，最危险的思想是“经济决定论”，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只要经济上升到第一位，其它所有问题都尽在掌握中，经济可以统治世界，经济可以拉上朋友。

　　不妨跟大家讲点历史，甲午战争前，单广州海关一年的关税就可以建一支北洋海军，只是满清政府糜费太多。而日本全国关税总和还不及广州海关关税，日本发动战争的所有费用全靠发行国债筹集，越打越困难，最后出现过日军只剩三天口粮的局面，但日本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895年，在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日本国会和内阁对这场战争做了一个简单总结：我国与中国之战争，虽国力不足、军备未全，竟能奏凯旋之功，并获得世界强国之名，为复兴帝国之荣光，仍必须迅速扩张军备，刷新外政。日本不是赢在经济，也不是赢在什么明治维新，是赢在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决心。中国赔偿给日本的二亿两白银相当于日本前二十年的军费开支，战争巨额利润为日本开创军国主义新时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人对中美热战的胜负关系只有非常简单的判断：谁能坚定自己的战略谁胜，谁要模糊自己的战略谁败；正义可能最终会战胜邪恶，等待正义出现的过程会让等待者付出惨重代价；并不是越富有国家的人民越怕死，而是越懦弱国家的人越怕死；美国第二剑一定会出结果，对手之剑是开刃的时候了。

　　透明外交（六）——认清欧洲而后为

　　欧洲，二战之后，大部分国家均把自己捆绑在美国身上，欧美之间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同盟关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然看不出有裂解的可能。

　　观察欧洲，我们需要有整体思维，东欧，西欧，南欧，北欧，均为地理概念，而非固定的政治概念，政治是可变的，东欧可跟随苏联，也可倒向美国，百年之后，或可又倒过来。如果回看欧洲两千年，我们完全可以忽略目前的格局变化。

　　俄国，是欧洲的一个特殊存在，、它既是欧洲一部分，又自成一体而独立存在，沙皇的历史和强大的共产主义时代，构成了整个欧洲的心理阴影，也制造了欧洲的政治对立和军事对立。

　　通过全面了解欧洲的历史变迁，通过分析欧美同盟关系和欧洲内部纷争的大背景之后，再来思考中欧关系就更加清晰明了，我们可以超越百年定式，我们可以淡看现在，我们需要面向更久远的未来。

　　经常有人问我：“如果欧美联合起来跟中国打仗，中欧关系怎么处理？”

　　我只能这样回答：“欧洲内部打了二千年，欧洲侵略了世界几百年，欧洲只平静了几十年，欧洲就是战洲。打仗怕什么？打了之后，不是还得交往吗？在没打之前，该干嘛干嘛，直到干不下去为止。”

　　一，排它性的基督世界。

　　今天，我们目击的欧洲人，从种族上分类，自然会被划分到白种，夹杂的那部分虽有大量存在，但并不反映欧洲历史。可以简单认为，欧洲的过去和现在，都是白人世界，并且以基督教为主。

　　要对欧洲民族进行细分非常艰难，亦大可不必，权以最早的欧洲克罗马侬人为祖宗，遗址可追寻到法国道格纳，据传是四万年前从非洲移入。西欧的日耳曼人又有许多分支，如法兰克人、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人、盎格鲁人、诺曼底人等等，这些人就是现在西欧人的主体。

　　公元前2000年左右，爱琴文明产生，克里特岛上出现国家。公元前1500年左右，迈锡尼人建立国家。公元前1250年左右，希腊联军摧毁特洛伊城，战争成为欧洲人转移的原因之一。

　　基督教于公元一世纪产生于散居小亚细亚的犹太下层人民中间，不久便传入到整个罗马帝国，在其产生初时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是奴隶、穷人、无权者和被罗马征服者的宗教。它为什么最早出现于犹太下层人中间？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灭亡了犹太王国，把大批犹太居民掳往巴比伦，这就是所谓的“巴比伦之囚”，从此犹太国不复存在。犹太人反复起义，反复被镇压，犹太下层人中就流行一种宣扬“救世主”将来临的秘密教派，最后成为基督教。公元四世纪，基督教正式合法化，并且与欧洲国家政权相结合。

　　为什么要把欧洲定义为白人的基督世界？

　　欧洲不是从来容不得它族，也不是从来不允许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存在。但是，欧洲国家自从以基督教作为主要教义以后，排它性就表现为固定，加之白人的优势思想根深蒂固，种族主义思想始终会间歇性和阶段性表露出来。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包容现象还不到一百年，是二战剧变后的过渡时代，并不代表未来一百年还能持续下去，当欧洲主体种族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危机时，大概率要重复历史周期律。

　　下面，我们不妨从犹太人在欧洲的沉浮来做个注解。

　　自公元四世纪伊斯兰教诞生到公元1000年左右，犹太人在欧洲经常充当中间人角色，只要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发生冲突，犹太人就能得到好处，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几个国家和法国、德国及北欧地区，犹太人曾经有过繁荣的情况。一旦失去中间人地位，犹太人便遭遇迫害。

　　十字军东征，是犹太人的悲剧，他们失去了安居乐业的希望，在长达两百年的军事冒险中，十字军所到之处，必定屠杀犹太人，十字军在耶路撒冷呆了近百年，犹太人对故都保持的联系不得不中断几个世纪。屠杀犹太人不需要太合理理由，限制犹太人职业，对犹太人进行面部标识，让犹太人沦为贱民，不允许犹太人放高利贷，欧洲宗教裁判所还禁止犹太人研究犹太法典。

　　到了13世纪，英、法、西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帝王，都要求对犹太人实行统治，犹太人被看成是帝王的财产，可以任意摆布。犹太人在德国受苦后，逃向东欧，在“欧洲病夫”波兰崩溃后（波兰曾是犹太人最大聚居地），又面临苦难，只得逃向世界各地。

　　1391年后，西班牙各地出现排犹暴力事件，大约有五到七万人死亡，巴塞罗那的大量犹太人被暴徒杀害，大量聚居地被血洗，犹太教堂被铲除。犹太人，要么死，要么就接受基督教洗礼，大部分人接受了洗礼。后来，土耳其接受了相当多的避难犹太人。

　　从文艺复兴到1550年，出现阶段性和平，犹太学者受到了一定范围的高度评价。但好景又不长，1555年后，犹太人居住区又被隔绝，商业活动被限制，无权拥有固定资产，犹太人都被置于“格都”（即工厂），长期失去自由，生理和智力都出现退化。

　　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曾经抗议犹太人遭受非人待遇，希望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结果愿望并未实现。于是，他又反过来要求各国君王镇压并驱逐犹太人。犹太人在新教欧洲和天主教欧洲之间很少有选择余地。

　　事实证明，犹太人在欧洲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尊重和稳定，不妨碍欧洲人，你可以平安活着，影响了安全团结，对不起，你就是工具。

　　未来的欧洲，伊斯兰人也好，犹太人也好，其它种族也好，都有可能面临类似的对待，非洲人的涌入和人口比例上升只是暂时现象，历史的改变只需要一场战争。

　　二，好战的欧洲。

　　白人的欧洲有优越感，不完全出于自大，而是有历史明证。在已经过去的历史里，欧洲白人创造的新事物配得上“智慧”二字。不过，智慧，可以创造文明，也可以制造罪恶，欧洲人的战争狂热多源于其智慧的恶用。

　　人类历史，是间断的战争史，但欧洲历史，却是持续的战争史，是用伤害推动着人类构建复杂的罪恶文明史。

　　公元前1200年－500年。斯巴达人征服了整个拉哥尼亚地区。然后，再经过四十年的战争，征服了美塞尼亚居民。希腊人逐步开始大规模殖民活动，触及到黑海和地中海很多地区。

　　公元前500年－公元1年。希波战争（希腊与波斯），马其顿征服希腊城邦，罗马征服整个意大利，经过三次“布匿战争”吞并迦太基，成为地中海霸主，恺撒征服高卢后，罗马便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这几百年，欧洲一直处于战争中，海战已经成为主要战争形式之一，萨拉米斯海战，参战船数达到一千多艘。在这个阶段，诞生了前后三巨头，前三巨头是恺撒、庞培和克拉苏，后三巨头是安东尼、雷必达和屋大维。

　　公元1年－400年。这一时期，罗马在安东尼王朝曾经进入到黄金繁盛时代，又迈入衰落期，大规模起义与镇压，侵略与反侵略，皇位战和宗教战，从未间断过，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即为拜占庭帝国）。屋大维侵略西班牙北部日耳曼部落，罗马派兵镇压以致全军覆没，整个莱茵河地区重归日耳曼人。通过百年战争，日耳曼人建立起十几个国家政权，为西欧文明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四百年时长，大约只有不到六十年的和平期。

　　公元400年－800年。这一时期，欧洲仍处于战乱状态，首先是四世纪匈奴人西侵导致民族大迁徙，之后是西哥特人、日耳曼人和伊斯兰人等冲击，各种各样的王国建立起来，查理曼统治时期，曾用30年时间发动过过53次战役。

　　公元800年－1000年。公元800年，查理大帝由教皇在罗马正式加冕为皇帝，法兰克人统治了意大利，教皇成为查理的傀儡，正式宣告了西欧的自信和完全独立。查理去世前，把帝国一分为三，分给三个儿子，这就是现在德、法、意三国的雏形。这一时期的战争主要集中在拜占庭帝国的扩张。英格兰统一之前四分五裂，战争不止。罗斯人与拜占庭的战争，罗斯人与斯拉夫人在北欧和东欧建立国家，俄罗斯民族惭惭形成并建立国家，弗拉基米尔大公正式定东正教为国教。

　　公元1000年－1200年。西欧在教皇策动下，打着从伊斯兰手中夺回“圣地”的旗号，持续进行了200年侵略战争“十字军东征”，严重破坏了近东各国和拜占庭的经济和文化，战争所到之处，留下一片荒凉，死伤无数。

　　公元1200年－1400年。首先是蒙古人征服俄罗斯大部分，拜占庭帝国被瓜分，黑火药在欧洲开始被用于战争，大大改变了战争状况。1349年，黑死病在欧洲蔓延，三分之一人口死亡。再接着又是英法之间爆发百年战争，1337年开始，直到1453年结束，法国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公元1400年－1500年。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开始暴露成为世界帝国的野心，航海探险成为热潮，向外扩张的战争成为世界新趋势。在此期间，英国爆发30年内战，俄罗斯摆脱蒙古人统治成为中央集权国家，西班牙继续反犹运动。

　　公元1500年－1600年。欧洲开始海外扩张，宗教改革导致宗教战争，胡格诺战争持续30多年。欧洲人正式用手枪和火炮取代了长矛和弓箭，战争更加具有残酷性。沙皇军团与俄国贵族发生残酷内战。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以商业实现侵略目的，哪里有商业侵略，哪里就有战争。英国与西班牙再次爆发战争，西班牙“无敌舰队”惨败。

　　公元1600年－1700年。波西米亚发生新旧教徒间的战争，公元1618年开始的30年战争最后发展成为席卷欧洲的大战争，这场战争，除法国外，所有战争国都未获得好处。在此期间，英国还爆发了清教徒革命，长期内战局面形成，英菏战争持续二十多年。路易十四企图称霸欧洲，又开启了征服各国的战争。

　　公元1700年－1750年。彼得大帝进攻波罗的海国家，让俄国跻身欧洲强国行列。西班牙爆发王位战争，前后持续十多年。在另一块区域，普鲁士人战胜法国、奥地利和波兰，德意志帝国实现统一。再接着，路易十四继续其几十年的称霸战争。

　　1750年－185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欧洲扩张，让战争持续７年。随后又是拿破仑时代的长期侵略战争，让中、西、南欧秩序发生根本动摇。法国大革命导致的内战持续几十年，进而触发了欧洲各国更广泛的革命内战。

　　1850年－1900年。克里米亚战争，奥斯曼帝国走向瓦解，普法战争、普奥战争、普丹战争相继爆发，德意志、意大利国内的统一之战，短短五十年，欧洲完全处于不安定状态。

　　1900年之后，一战，二战均爆发在欧洲，进而影响世界，惨烈不用多述。

　　通过细数欧洲战争史，我们不难看出，欧洲几乎很少有几百年的和平盛世，这既有制度缺陷，更有种族偏好。

　　三，欧洲仍可能重组。

　　欧洲人热爱战争，根本原因是他们更聪明和更贪婪，落后的民族更安于现状。

　　不过，欧洲内部无论如何打仗，最终仍无法改变欧洲内部错宗复杂的亲族内在关系，尽管大量的非洲人和中西亚人正在移居欧洲，尽管异族繁衍速度正在掩盖欧洲原貌。

　　往远点看，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去世前，把帝国一分为三，分给三个儿子，这就是现在德、法、意三国的雏形，几大国可以看成是兄弟关系，打来打去，是族内战争。

　　往岛屿看，盎格鲁人，如果给它寻找种族根源的话，也可以追溯到德国北部的日耳曼人分支部落。往东欧看，俄罗斯人，又可以追溯到北欧罗斯人和南欧斯拉夫人的融合。

　　1910年5月，欧洲九皇的合影震动了世界，沙皇，意大利国王和奥匈帝国国王若凑齐，那就更能说明问题。沙皇尼古拉二世是欧洲最让人讨厌的皇帝之一，但他跟英国皇室的关系却极为亲密，他和乔治五世是真实的表兄弟。如果看皇室联姻，英俄关系绝非一般，但近代战争改变了一切。

　　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有多个孩子，大女儿维多利亚成为德国腓特烈三世的皇后，她的儿子就是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第二个孩子是后来即位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他的一个女儿是挪威国王哈康七世的王后；第三个孩子阿丽丝成为德国西南黑森亲王路易四世的王妃，她的一个女儿是沙皇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皇后，一个女儿是现在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丈夫菲利普亲王的外祖母，另外三个女儿其中两个是德国南部巴登堡和德国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亲王的王妃，还有一个嫁给苏格兰的一位公爵，后来成为加拿大的总督。而儿子们则都是娶了丹麦、俄国和德国各地的公主、郡主们为妻。维多利亚女王可称为“欧洲的祖母”。

　　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也是在这些亲戚们之间打起来的。

　　封建帝国不再，欧洲内部还有望出现姻亲意义上的重组吗？

　　围绕权力的姻亲重组将不太可能重现，但基于利益需要的重组则完全可能出现。欧盟，是基于现实需要的组合，它有一个背后的伙伴——美国。当美国这块基石在欧洲内部出现松动，欧盟未必牢不可破。当俄罗斯对欧洲其它国家的现实威胁进一步削弱时，欧洲将会诞生新的政治力量，这股力量必然是基于“独立的欧洲”而走上舞台。俄罗斯，在若干年之后，也有可能回归欧洲大家庭。

　　四，中欧关系怎么办？

　　欧洲列强近代以来给中国人民带了无穷灾难和悲剧，但中欧之间早释前嫌。日本是唯一挨了美国原子弹的战败国家，但美日现在是盟友。美苏英曾经并肩作战，如今是势如水火。战争，是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可妥协矛盾的解决手段，不是历史全部，最终都要寻求妥协而结束战争。

　　中欧关系（不包含同俄国的关系），不同于中美关系，欧洲的霸道自尊心与美国的霸权主义有本质上的差别，霸权主义的战争诉求会远远高于自尊心满足对战争的渴望。平静的欧洲也许在很长时间内难以再现过去几百年的无限风光，但欧洲并没失去人类的光辉一面，欧洲既是“热战”时代对中国最有战略意义的合作伙伴，又是中国长久的战略对手。中欧关系远没有想象中复杂，站准各自立场是实现“双赢”的前提条件。

　　欧美同质性竞争中的力不从心

　　美国在对欧洲施以“马歇尔计划”成功以后，发现欧美不可避免地会在经济领域陷入同质竞争，甚至有可能出现美欧之间全方位分裂。因此，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美国国务院组织多家智库机构对美欧新关系进行了重新研究，从六个大的方面规划了美欧关系，最终概括为《美国对西欧的外交政策》。

　　通过对西欧的研判，美国针对性部署自己的经济、文化、科技和贸易政策，从战略上保证自己始终对欧洲保持优势，并且让美国在教育和科技竞争力上完全取代传统欧洲。不得不佩服美国的是，它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欧洲尽管仍能保持对亚非拉的局部优势，但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已完全处于下风，并且看不到重新主导科技革命的可能性，它已经承受着力不从心的忧伤感。

　　科技竞争处于劣势对欧洲的心理影响是深远的，科技革命的发源地沦为科技新革命的看客，必将严重挫伤欧洲复兴的信心。从现实情况看，美国在打压中俄的同时，经济科技领域，也没有放松对欧洲的有限打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有非常紧急的必要性改善同发展中经济体的合作关系，包括亚洲、非洲和中东国家，因为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与欧洲社会有异质性，可以成为欧洲重新崛起的合作伙伴。

　　瓦解“北约”是极艰巨的任务。

　　这个目标实现起来非常困难，但并非没有可能，关键在于欧洲自身暂未意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北约”早已经成为欧洲独立的严重障碍，更是欧洲成长为世界最重要主导力量的障碍。没有政治和军事独立性，欧洲的经济、政治、科技独立性都不可能存在，因为欧洲人的自信失去了文化基础。长此以往，还可能会让欧洲人整体创造力衰退。

　　今天的“北约”已经不是冷战时代的那个“北约”，其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再是两大阵营对垒的安全保障，而是维持西方霸权经济政策实施的保护伞。1999年4月，北约推出了新的《联盟战略概念》，标志着北约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防卫型转为进攻型，由区域性防御组织转向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危机干预”组织。

　　不过，“北约”的全球化想法在欧洲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美国主导的“北约”，并非所有的行动都符合欧洲利益，法国就曾表示：“北约不应将其反恐的行动延伸到诸如振兴当地经济等平民议题，这样就重复了联合国发挥的作用，这会导致北约丧失其灵魂与效力。”德国也并不希望北约以军事行动干预世界。

　　尽管有很多人都希望北约解体，但颇具实力的北约还是在运转，只要美国人还在欧洲有着重大战略利益，它就绝不甘心就此放手，不会轻易让北约这架看似无用的“机器”解体。许多国家依然想加入北约的原因在于：世界超级大国做出了保护承诺，使北约的政策能在时局不定的时刻提供安全保障。

　　21世纪的世界，正在和将要发生更多更大的变化，欧洲内部也在发生巨大变化，欧美之间的分歧会日渐增多，“北约”的职能迟早会与欧洲本身的利益诉求相冲突，欧洲要维护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安全，决不能依赖美国，欧洲的安全保障只能靠欧洲自己，与其花费大笔财政支出用于鸡肋般的“北约”组织，不如建立一支欧洲人的军事联盟机构，一旦欧洲拥有自己的安全保障机制，将更利于他们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各种形式的利益争夺，其中当然也包括与美国的竞争。

　　交流合作是中欧关系的永久基石

　　二战之前，德国人试图在欧洲建立一个新秩序，日本试图在亚洲建立一个共荣圈，结果都失败了。二战后，美国却带头制造了一个“冷战秩序”，然后，又打败了冷战的另一方领导者苏联，进而建立起来一套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

　　毫无疑问，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正在被其自己抛弃，它已经不需要平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去猛烈冲击就显示出肢离破碎的面貌，当整个世界都资本化之后，资本主义内部的分裂表现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之一，政治同盟与经济同盟并不总是合拍，欧美对中国的贸易政策不再可能同步一致。对于战略物资的需要，欧洲同美国就完全不一样，就能源而言，欧洲将持续处于对外依赖状态，而美国始终可以做到自主，就高科技产品而言，欧洲无法再全面独立自主，而美国还能应付自如。

　　2009年的时候，本人最早提出对欧关系的两大战略：一是高速铁路运输战备；二是新丝绸之路战略（官方称“一带一路”）。现在看来，两方面都得到了实施，尤其是铁路运输战略，十几年时间里增长了十倍以上的运输量。

　　针对目前的国际形势，我建议官方淡化“一带一路”的提法，重点推动两项实质性工作：

　　构建欧亚交通一体化网络，实现“东方中国－伊斯兰世界－基督世界”大联合。货物运输的最后落脚点应该是人文交流，欧亚关系主要是大陆关系，它比海洋关系要加有融合力。顺利的交通网又是消融文化差异的最重要工具，只要给予足够长的时间跨度，再大的冲突都可以由方便快速的联系拉回到合作轨道。未来的人类关系，不再有“大洲”的明确界限，只会存在“大陆关系”和“海洋关系”两种，欧亚大陆，美洲大陆，非洲大陆，就是未来世界的三个典型版块。

　　坚定不移地稳定并加强中欧贸易交往，借助国际组织间的重组推动中欧合作振兴。近些年来，因为中国几个区域的少数分裂势力作妖，导致中欧关系出现波折。用百年眼光看，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示来二三十年内，中国应该会做出很多战略决断，要么是中国完全独立自主地掌控这些区域，要么就是遗憾地失去某些地点，总之会有个决断，会让外部世界有较少的干涉借力点。国家之间，可能存在阶段性矛盾，甚至出现阶段性战争，但中欧之间基本上不可能出现跨区域的领地侵略。基于这一判断，即使中欧有相互干涉的不和谐声音，也改变不了中欧之间没有长期战略冲突的真实性，中欧之间可以把生意做得足够的大和足够的广。

　　特别要提醒的是，中国人做生意一定不要有“把生意做死”的坏习惯。中国人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但却没有得到让世人尊敬的好名声，生意做到哪里，就如同火烧到哪里，习惯于利用低价战略把市场做绝，极不尊重市场的包容性。犹太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种族之一，却为何长时期只能流浪于全世界？因为它太过精明自私，无论被敲打多少次，犹太人始终不会改变自己的孤独性格。中国人决不可以玩小聪明，尤其是在准备跟欧洲人打几百年交道时就更要懂得共存，彼此分享市场，彼此给对方留下空间。

　　中欧关系，无须害怕任何干扰，无须惧怕任何战争，不断往来，就是未来。

　　透明外交（7）——军事语言

　　2021年6月16日，一场在中国人眼里毫无成果的会晤举行了，普京和拜登在瑞士以超越常规的阵式轻轻地握了一下手，口头上，纸面上，都没有亮点。

　　真实的效果未必如此。

　　就美俄两国而言，见面，握手，便是成果，重树了“两大国”形象。

　　就世界大国竞争格局而言，美俄首脑见面，就是在导演变局。

　　外交，需要经济的支撑，但决定其底气的仍是军事，只要弱肉强食的人类法则未变，军事语言的主导作用就不会变，美俄用简单的形式吸引全球目光就是军事语言的最有力表现。

　　换句话讲，外交语言的强弱，本身只是一种艺术，没有军事做底，外交艺术是苍白的。

　　如果我们仍然活在“美俄之间无成果”的暗自欣喜中，只能说明我们内心深处怀着某种恐惧——害怕美俄走近。不捅破这层窗户纸是不行的，习惯性恐惧感来源于我们对自身硬实力的不自信，更来源于我们对驾驭现实格局的不自信。

　　与真实不自信表现相反的一种集体现象是：口头上，纸面上，网络上，我们都拥有相当厉害的盲目自信。

　　我一直在反对的四种误判。

　　第一误判：美国在快速衰落。起点是2008年的美国金融大危机，续点是特朗普的胡作非为，焦点是美国抗击疫情的失败。

　　如果不把“波动性”和“趋势性”搞清楚，用历史长河中的短期小波动代替中长期趋势，在因应上必然要做出错误决策。

　　第二误判：美国人不团结。最近几年，看国内媒体新闻，美国的游行示威多了，弗洛伊德事件之后，打砸抢烧的暴乱多了，竞选过程的混乱也多了，枪击事件也多了。

　　自由的权利，是导致美国出现“混乱”的长期特征，它与美国的进步始终是相伴相生，有时强，有时弱，林肯死于枪下，肯尼迪遇刺，都没有让美国离散化。

　　美国的团结，并不是用“沉默”来表达，因为沉默本身无法证明团结。

　　第三误判：美国构建的联盟要分裂。最有代表法性的说法是欧洲要跟美国分手了。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不用讲太多废话，我们只需要自问：欧洲为什么要跟美国闹分裂？它能得到什么好处？

　　第四种误判：资本主义正走向末路。这个看法多见于民间左翼写手，欧美在抗疫问题上输给中国又坚定了左边同志对这一结论的认同。

　　事实上呢？所有写这些文章的人，自己早已经被资本包裹，睁眼，闭眼，都是资本，生时，死时，都是资本，过程，全是资本。你怎么就判断资本主义已经走向末路了？

　　我一直坚持“两个不感兴趣”。

　　第一个不感兴趣：美妙的夜景。美不胜收的城市夜景，是几乎所有国人引以为自豪的盛世宣言，也可以认为是兴奋剂。

　　然而，灯光，它可以驱赶自然的黑暗，但驱赶不了人类的黑暗，炫目的夜景之下，有美的行为，也有灯红酒绿的其它表演。

　　灯一灭，视觉之下就只有钢筋水泥，这才是原貌。

　　第二个不感兴趣：震撼的演习。有很多朋友经常给我发震撼的演习视频，有时候还要加个“绝密”字样，试图让我从中感受到即将来临的历史巨变。

　　然而，我从未打开看过此类视频，我会平静到冷血。

　　我一直只坚信一个道理：战争，只相信结果，必须以成败论英雄。

　　演习，战场一还原，找不到一具敌人尸体，你看到的永远是假象。

　　美国的军事目标到底是什么？

　　看国内专家在军事频道的分析，美军的全球部署几乎都没啥实际作用，网友就更逗了，“让美国白耗油”、“就是东风导弹的耙子”、“盟国之间勾心半角”总能成为他们嘲笑美军行为的常用语言。

　　然而，美军的哪一步会是废棋？我们往死里反对的韩国萨德系统难道在战时不起作用？平时一小步，战时一大患。

　　除非洲这个不起决定作用的地域之外，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战略部署已经轮廓清晰，那就是要建“国际部队”。

　　大家注意！“国际部队”不同于过去曾用过的“联合国军”。

　　联合国军，虽然很假，但它毕竟假借了联合国这个活菩萨，它仍然着眼于在联合国框架下解决国际争端。

　　国际部队，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不受联合国影响，也不把联合国放在眼里，它是由不同派系的部分国家构建的武林体系，盟主是美国，门派多元化。

　　北约，是国际部队的第一大门派，它的首要目标是控制俄罗斯，并且不断东扩，最终把触角伸到中国。

　　北约的存亡，已经走入怪圈，我们非常渴望它解体，但它注定很难解体。俄罗斯越强，欧洲越害怕，北约就越坚固。俄罗斯越弱，北约就越狂野，不达目标，不会罢休。

　　印太，也可以称为“小北约”，它的首要目标是中国，并且可以辐射俄罗斯。

　　印太国家的军事化倾向正开始走北约的旧路，它们以中国为假想敌，中国进步越快，它们就越恐惧，不信任心理就越强烈，军事化道路就越坚定。中国若退步，它们对中国领海的野心又越是得寸进尺，冲突的可能性又变得更大。

　　澳大利亚是印太之间一个特别重要的支点，绝对不能低估它的军事价值和破坏作用。

　　东盟，看似纯粹的经济组织，但正越来越多地涉及军事合作，当它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开展同美国合作时，只要在美缅、美越两方面取得突破，未来的东盟，将在亚洲兼具欧盟和北约的双重作用。

　　中东，美俄围绕中东的角逐存在两大重要变数：一是伊朗，二是巴以和平。只要把这两根骨头啃下，美国实际上就能把中东的三大军事基地辐射到整个中东。

　　假若美国能够把这“四点”逐步串成一个总联盟，国际部队基本就能成型，美国开展全球“执法”的能力就可以变成现实，联合国也许就走到了尽头。

　　中国的军事部署能否应对国际部队？

　　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它被视为上上策。

　　然而，在我看来，如果只局限在战役层面，不战能屈人之兵，自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放到战略层面看，只要敌人存在，且恣意侵扰，不战，就不可能屈人之兵。

　　解决军事问题，必须回到军事层面，人类命运，是一个共同体，但并不是“共存体”，军事竞争，就是要在共同体中消灭一部分自己的敌人，如果没有这个目标，人类完全可以解散军队。

　　大家看清一个现实么？全球疫情这么厉害，你看到哪个大国的年度预算中用于医药的研究经费超过了国防经费？不要说相等，就连一成的比例都不可能有。为什么？人类口头宣讲的“生命至上”是最大的谎言，美国是这个谎言的领军人物，“消灭同类”比“挽救同类”更具战略价值。

　　要应对“国际部队”的威胁，中国在战略上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中国的军事变革不能美国化。从现实看，且不说武器和建制，就是连军队的服装衣帽和礼仪，都在模仿美国，每一次改革，就离美军形象和建制更近一步。这可能是一种误区，走得越久，耗费越大，实际效果越不理想。

　　二是取舍观。俄罗斯早已经意识到，凭单个国家去全方位对抗一个大的集团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它选择了“以核为底，加强尖端”的战略，尖端部分，重点投入，维持优势，核力量部分，把数量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公开置于首选武器。在行动上，战略执行力极强，车臣和克里米亚都是硬实力和战略执行力的双重成果。

　　反观自己，尖端不尖，全面开花，硬实力未有效支撑战略执行力，“纸老虎”的帽子反被戴在自己头上。

　　我们经常讲“特色”二字，军事上，我们的特色到底是什么？准备谋求什么特色？

　　个人之见，中国应对“国际部队”的威胁就得实现两个转变：一是有效地打包（基于国内和全球）；二是坚定地卸包袱（基于国内和周边）。此处不详论，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不便。

　　毛主席当年讲：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这句话本身就是军事语言，本身就是硬实力，它是用战争结果印证的语言，让人信服，让人敬畏。武器与人做到完美结合，才可以达到尖端的要求，武器与人不能结合，尖端也可能是废铁。

　　“军事语言”不等于“武器语言”，军事家能战而屈人之兵，武器语言才能变成军事语言，不战而被人之兵屈，对大国而言，自然是下下策。

　　“国际部队”的构想是真实的，美国当“世界警察”的决心也是坚定的，这个过程，是让美国越来越强大还是让美国出现真实的崩溃，中国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国的城管胜还是美国的警察胜？我们且拭目以待！

　　美军入台会常态化吗？

　　非常遗憾！美军机又入台湾，比较公开，没多少遮掩，也不讲什么理由，就是要交往。

　　曾经，我们也划了个红线，说是某东西入台，咱们就要推动进程。

　　现在，看起来有些困难，谴责虽然很高音，决心显得也更直白。但是，在美台两边看来，你的声音并不重要，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一步步做，就会一步步积累国际声势。

　　对美军的入台坚持一忍再忍算不算韬光养晦策略呢？

　　在我看来不算。韬光养晦不完全是消极被动地等待，还有在等待过程中取得实际收益。在美台直接军事交往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在忍耐过程中获得正面效益，无论从国际影响还是从国内民心看，都只有负面收益。

　　美国对台湾的试探性突破底线与日本当年对清朝政权的策略一致吗？效果会类似吗？策略上显然具有相似性，效果暂不好说。

　　日本首先用琉球置县试探，接着又借“生番”出兵台湾，伊东祐亨又挂法国旗登上膨湖列岛，最后速浪号直接在丰岛击沉“高升”号，一次次大获全胜，一次逼清政府忍耐，一次次鼓舞日本士气。

　　今天的中国，当然与满清王朝大不相同，硬实力强多了，好家伙也有了，经济数据也够支撑。但是，“国力”与“战力”是否划等号呢？稍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个等号。

　　中国民间有一种声音很具代表性：美军越挑衅，统一日期越近。

　　这个代表性声音会变成现实吗？多少年的距离可以称为“近”？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把台湾问题想象成“远去的背影”，稍稍带有些悲观情绪，当美台军事合作常态化以后，我的这种情绪可能会更加突出。

　　如果中国人民集体有加速国家统一的共识，我必须再次提到多年前给出的“统十条”和“四步骤”，这篇文章应该还可以在网上找到，“统十条”就是“统一时间表”，“四步骤”就是“武统路线图”。任何梦想一步到位的统一都不可能成功。

　　统十条，四步骤，相当于中国大陆的应对预案，美台每一次触线，中国就向前推进一步，就落实其中一条，针对性推进，就是对美国侵略者和台独势力的有力回应，让挑衅者感受到压力。最最重要的是，要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的决心不只在口头上，是可以落到实处的、有步骤的行动。演习也许对美台有点压力，但对于美国这样的霸权强国而言微乎其微。

　　有朋友跟我讲：“中国在军事方面正在积累大杀器，一旦开打，十天之内就可以解决问题。”我除了笑，几乎没办法回应他。“武器论”又再次让多数中国人着了迷，以为有了大杀器，美国就会怕，台湾就会投降，战场就会一边倒。

　　怎么可能呢？甲午年末，乙未年初，东北天气特冷，进入中国的日本军队，武器和后勤都供应不上，运输车从日本运过来费时费力（日本国内当时造了十万辆简易运输车，因战争太顺利，只运了少量到中国战场）。在山海关内外部署有超过二十万人的中国军队，武器弹药非常充足，且有当地的民众帮助运输物资。结果呢？还是大败。金州和大连湾，日本不但没有消耗什么弹药，还轻松地缴获了一百五十多尊大炮，配有未开箱的二百四十万颗炮弹，崭新未拆封的德国步枪六百条，子弹三千三百三十万发，在九连城，缴获炮弹三百九十万六千颗。丁汝昌威海卫投降时，日本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军需那就更是天文数字了。

　　网上有很多文章讲，甲午战争是用李鸿章一家之军去对抗日本一个国家，失败可以理解。

　　李家军难道不是一国军？日本投入到甲午战争的总兵力也不过只七万多人，打下平壤后，部分日兵驻留朝鲜，部分日军固守海边，真正同中国军队打仗的不足六万。李鸿章可指挥的军队有多少？光是山海关内外两侧就是400多营，超过二十万人（清军的编制大概是每营五百多人），其它地方的军队随时听调。中日战场兵力对比是三比一，何来一家打一国之说？

　　物资论，经济论，武器论，都次于人的因素。

　　任何事件，一旦常态化，那便是一种趋势，势能越大，逆势的代价也越大。

　　1895年，当唐景崧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共和国”的时候，两岸人民集体落泪，那是日本人强加于中华民族的苦痛。

　　未来，如果再次出现类似事件，谁落泪？谁会笑？

　　警惕美国将台湾基地化

　　东京奥运会是近期热点，但我并未看很多直播，而是用更多时间观察和思考中美关系，尤其是围绕台湾未来走向的中美角逐。考虑到央视是中国最权威的官方喉舌，我又花了大量时间在国际频道和军事频道。

　　我发现一个共性：不管是哪类专家，只要解读到中美军事角力，只要提到大陆对台湾的军事优势，没有一个不是万分自信的，没有一个不嘲讽美国的，没有一个不轻视台湾的。他们都认为，在中美竞争这件事上，在两岸统一这件事上，时和势都在大陆手里。

　　8月1日，中国建军节，美空军一架RC-135S导弹监视机从冲绳嘉手纳起飞前往东海侦察，7时左右，已抵近至中国海岸线附近，在长江口和杭州湾外海进行高强度作业，南北往返转圈10余次。今年四月，美国海军“马斯廷”号驱逐舰出现在东海长江口附近海域。去年8月5日，美军一架E-8C空地监视飞机抵达广州进行抵近侦察。

　　我们不难看出，中美之间的对抗并不是聚焦在台湾，而是全面热战，从已经发生的诸多事实看，“东识区”几乎形同虚设。

　　美国会近期通过的7.5亿美元对台军售，在专家眼里是什么呢？是破铜烂铁，是美国弃之不用的废品，是毫无战斗力的摆设，对大陆登岛作战构不成威胁。

　　果真如此吗？本人并不这么看。现实的严重性表现在哪里？

　　在于三个常态化：一是美国在任政客入台常态化；二是美国军官入台常态化；三是美国军事装备和武器入台常态化。这三个常态化表明了什么？表明台湾岛对于美国的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中美建交后，美国让台湾实现三个跨越，先是充当外交牌，后变成外交与军售结合牌，最后变成美国的军事平台。这个趋势如果不能及时阻止，那么，美国根本就不只是武装台湾那么简单，是直接把台湾变成中美军事冲突的最重要基地。

　　在形势变化如此之快且如此恶劣的情形之下，真不知道部分国人和智库专家为何还能非常确定地认为“时和势”均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上？这份自信来源于武力吗？

　　势是什么？

　　势，就是趋势，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方向性表征，是行为对时间的曲线。不同事物，发展过程的趋势曲线不一样，但始终只有两个方向：要么升势，要么降势。升势和降势并非都是线性关系，绝大部分是波浪型曲线。

　　用上升波浪线和下降波浪线来描述事物发展方向，必须清楚地知道，波浪升降，并不是始终升降，分析周期改变，趋势就不一样，长期升势通道中，也可能有中短期的下降波段，反之亦然。

　　如果我们要分析中美之间的长期竞争，自然更重于关注长期趋势。

　　下面，我们不妨认真分析几个比较有时代特征的突出问题：

　　南海的时和势发生了什么变化？

　　南海，也称南中国海，领海主权界定，一直有“九段线”之说，虽然这个主权线我们一直未能有效管理，但相关各方解决矛盾的方式均限定在双边关系范围内。

　　然而，在“和平之海”的原则之下，南海的现状如何？至少有四个趋势正在形成：

　　其一，凡涉中国与其它国家的领海主权之争，都无法在双边范围内解决问题，美国和其它无关国家均成为介入方，或者说是干涉方。

　　其二，凡属中国领海主权而被其它国家占领的岛屿，均已经变成永远的记忆，不会，也不可能再以武力收回它们，“和平之海”是铁打不动的承诺，并且是国际承诺。

　　其三，“国际仲裁”一旦出现，就不可能退出，中国的主权诉求将被限定在“国际准则”之下，再直白点讲，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给南海划红线和蓝线，南海很可能成为“共管海”。

　　其四，南海已经彻底由过去“经济利益之争”变成各大国、各大同盟的“海上战场“，主权声索国的主权都被局限在孤悬海上的小点点，随时都可能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这个趋势只会深化，不会减缓，更不会中止。

　　二三十年前，估计绝大部分国人都认为，只要中国专心于发展经济，国力强大了，南海问题会迎刃而解。事实上，趋势并未如我们想象的那般简单，所谓“国家进步与发展”不是一个静态概念，更不是一个经济概念，它是一个综合指标的考察，物的一面发展，并不代表人的一面被普遍接受。小小的野狗为何敢于直接进攻比自己大几十倍的非洲野牛？在适者生存的丛林社会，大不等于强，肥也不等于力。

　　美国在中国周边的时与势是什么？

　　冷战时期，中美之间存在冲突，无论军事还是意识形态。不过，当时的中美两国各有自己的基本盘，中国有社会主义邻居，美国有资本主义阵营，两相比较，各有优势，无论是在联合国平台还是其它地区平台，中国并不显得很孤单，即使大陆政府未取代蒋政府，亚非拉的伙伴关系仍实质性存在。那个时段的态势可以简单概括为“东西方态势互制，社会主义阵营不倒，中国就不孤单。“

　　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周边国家的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朝鲜，几乎所有国家都进入到实质性资本主义国家序列，与之相对应的是，亲美国家越来越多，有历史和传统稳固关系的越南，其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表面上试图构建中美平衡，实质上是逐步往亲美方向走。

　　美国在中国周边谋划的新形势是：继续放纵日本扩大自身能力，由航母交流转为制造航母，由部署短中程导弹到制造短中程导弹，由部署核武到制造核武，都只是时间问题；继续放纵韩国自我武装的能力，部署“萨德”的成功，鼓舞了美国，也鼓舞了韩国，还在继续探测中朝底线；重新拉回与菲律宾的传统军事合作；继续深化与新加坡的全方位相互利用关系；逐步侵蚀中亚国家的传统观念，虚化“上合组织”，加速在中亚的军事部署，这一过程希拉里最为专注，现在已小有成果，吉尔吉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都有美国军事训练基地，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还建有机库、训练中心及边防哨所，西方制造新疆问题，会在后期产生相当多的副作用；全面撕裂中国与南海主权声索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越南政权，如果美国副总统能成功访越，美越关系将步上新台阶；朝鲜和巴基斯坦是暂时可以不太操心的两个点位，必须强调是暂时，稍有不慎，美国就会见缝插针。

　　美国并没有追求一步到位，它在造势问题上非常有耐心，并且稳扎稳打，努力让趋势成立，并且让国际社会看到趋势变化。

　　美国有没有能力维持造势？

　　我持续观看了近二十天的4套和7套节目，主流军事专家有三个集体共识：一种共识认为，美国已是强弩之末，如果疫情进一步恶化，美国会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另一种共识是，美国用传统的军事装备来测试应对中俄新武器的挑战，证明美国近些年缺少创新，仍然依赖传统实力打多场战争，不可能取胜；三是美国只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因为只要大陆准备武统，美国无力干预。

　　个别军事专家的名字就不点了，那个自信，那个满嘴的独步天下，真让人震惊，不知道别人的观看感觉如何，我个人是接受不了的，无法搞清楚他的优越感从何而来。

　　判断美国有没有维持其造势能力，不需要列举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军力清单和科技进展，只需要观察三个指标就足够了：

　　一是全球军事互动能力。目前，美军在役兵力约140万，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大大小小一共有近400个，遍布世界140多个国家，常年驻军近30万人，分布在欧洲、亚太与印度洋、中东与北非以及美洲等战略区，美国全球军事部署的最显著特征是可以做到全球互动，并且与本土力量近乎是完美结合。

　　二是盟友的策应能力。攻打南联盟、伊拉克、叙利来、阿富汗等国家，如果单看实力，美国可以轻松打败其中的任何一个。但对上述国家的动武，为何要把盟友拖进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是检验盟友间战时状态的策应能力，这个“策应”并不全指军事，还包括情报、后勤、信息、空间利用和指挥体系等诸多内容，每一场小型战争，都是在为未来的大型战争做准备。

　　三是战略和战争执行力。撇开战争的正义性不讲，如果只讨论战争和战略执行力，我们有理由佩服美国的强大和坚定。只要事关美国核心利益或霸权利益，只要美国下定了决定，它会义无反顾地推进到底。在韩国部署“萨德”，不能说中国反应不强硬，不能说中国民意抵抗不强烈，但它还是坚定地落到了实处。很多专家，很多民间人士，都认为美国并没有赢得任何战争，最后都是灰头土脸地撤军。事实并非如此，战争，既有战术层面的价值，更有战略层面的价值，还有赢得国内民心的价值，美国用各式“战争”打出了国民自信，打出了人类新战法，打出了科技进步，打出了霸权形象，这匹战狼，是真的有狼性，该亮剑的时候，它真的敢亮。

　　只要美国拥有的三种力量未明显衰退，美国在中国周边的造势能力就可以维持，完全不用看微观指标的变化。

　　怎样判断台湾的时与势？

　　首先，我们来看看台独演变的趋势线。

　　1979年之前，两岸处于战时状态，“两岸同为一国”在民间基本无异议，在政府层面更无异议，所谓战时，指的是内战。

　　1979年，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两岸走向形式和平，“经济交往”取代了“政治诉求”，只谈投资合作，不突出统独分歧。

　　1990年至2000年，李登辉先后两次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台独模式”渐趋公开化。1992年，两岸有关人士在新加坡发表“九﹒二共识”，从此进入到“一个中国，两种解读”的时代，更直白点讲，就是各说各话。

　　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地也区领导人，任职两届。这个八年，是台独势力由低调向高调膨胀的八年，是法理台独和文化台独一步步推进的过程。国民党，从此走向没落大势。

　　2008年至2016年，马英九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台湾从此进入“暗独时代”。

　　2016年至今，蔡英文时代来临，台湾开始走向“政权台独”和“民间台独”合流时代。

　　其次，我们来看看美国利用台湾的趋势线。

　　1972年至1982年，中美诞生“三个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这三个公报，暂时性降温了美台关系，中美进入经济蜜月期。

　　1990年至2016年，美国有相当多利用台湾做外交筹码的实质行动，并且有开展公开或半公开的“总统过境外交“，美台关系虽有亲近，但还没有明显的挺独行为。

　　2016年至今，特朗普上台，美台关系开始质变，公开挺独的苗头渐显，美台官方互动公开化，美军现役军官赴台也走向公开化，美军机军舰都直接停靠台湾本岛，美国内推动实质台独的法案也日趋活跃，美对台不只是军售关系，而是直接的、公开的合作关系。

　　最后，我们不妨看看大陆统一台湾的趋势线。

　　1979年，《告两岸同胞书》发表之后，“统一任务“让位于”经济合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成为主流导向，”后人更有智慧，让后人去解决“成为搁置进程的重要理由。

　　1997年至今，香港回归之后，大陆始终只坚持一个原则：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和平”和“两制”都是对台湾人的承诺。虽然有“不放弃武统“的决心，也有《反分裂国家法》做保障，但并没有给出时间表和路线图。事实上，它相当于不到绝境不出手，而这个”绝境“的出现，很可能对双方都是绝境。

　　统一趋势，必须有指标考量，否则，如何判断趋势图的升降？是收复了一岛一屿还是一城一池？是遏制了美国作乱还是限制了台独空间？是争取了台湾政党还是赢得了台湾民心？是做足了制度准备还是完成了武统包围？要让全民族看到“统势“确已清晰可见，就必须要看到趋势线上这些指标的动态变化。时，势，在不在自己手上，一定要有实绩，而不只是语言。

　　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假如美国既不让台湾独，又不让两岸统，而是竭尽全力把台湾做成自己对抗中国的军事基地，且台湾也愿意配合美方，这个局面是否适用于《反分裂国家法》？大陆敢不敢直接对美国下手？

　　何时能看到传说中的“一拳“？

　　毛主席曾强调：“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新中国成立后，他老人家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就打了几拳，并且每拳都赢得了理想效果，为维护国家利益和核心主权做出了示范，也给国际社会划出了红线。

　　近三十多年来，《战狼》演了，《亮剑》演了，重话讲得够多，警告也提得够多，军演也操练够多，唯独没有打过实实在在的重拳，形势恶劣的原因恐怕与这“一拳”打不出来有关。

　　我跟大家讲个真事，曾经有位台湾周姓副教授问我：“你知道台湾人从什么时候不怕大陆警告吗？”

　　我说不知道。

　　他讲：“1999年，陈水扁竞选总统，大陆搞军演，Z先生告诫台湾人，如果选择陈水扁，后果会很严重，当时的台湾人已经做好了挨打的准备，可选举完以后，啥事都没有，从此台湾人的想法变了。”

　　这就是“行动执行力”不足的代价，说到，必须做到，做不到，就保留空间。

　　这次奥运会，不知道大家关注台湾选手和台湾民意没有？可以说，台独意识正慢慢深入到台湾人的血液里，再拖下去，就可能是深入骨髓了。

　　这一拳，到底选择在谁身上下手？是美国、越南、日本、菲律宾还是台湾？是针对台独领导人蔡英文的斩首行动？还是一拳一拳地分步进行武统？总之，拳总要打出去一次。

　　大陆方面，在反战派中间流行一种论调：李鸿章很冤枉，都是好战派害了满清和李鸿章，若不打仗，清朝不会亡，李鸿章不会卖国。

　　没必要专文反驳，只想反问一下：“如果不跟列强打仗，列强是否就不欺负中国人？如果中华民族整体上愿意被欺负以换取发展空间，会否迎来足以让列强尊重的强大中国？”如果答案是反的，那也就没任何理由为李鸿章洗地了，失败了，还可以新生，如果连打的勇气都没有，你准备一万年，始终还得在列强胯下受辱。

　　时与势的二维曲线必须由一个个的点描绘而成，决不可能会出现一点冲顶一点崩盘的趋势，要把国家统一的势能线往上升通道延伸，必须有一个个的统一行动付诸实施，并且能看到成效，时间横坐标不等人，统一纵坐标看不到一个个对应点，怎么就敢说出“时和势都在我们手上”的结论？

　　透明外交（八）——谁主世界大格局？

　　今天，在世界每个角落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将不同于过去，明天，在世界每个角落发生的每一件事也将不同于今天，世界是运动的，运动即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百年之变，千年之变，天天都在经历。

　　不知从何时起，中国人迷上了“大”字，国内发生几件大事，就高呼深刻大变局，规划一座新城，亦定位为千年大计，世界流行一种病毒，中美展开贸易争端，又说是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什么是大？什么是小？这需要从格局上判断，格局小者，比小略大的事件，在他的心中就是大，格局大者，比大更大的事件方能为大。百年未有，千年大计，似乎已经成为八股文章的大逻辑，以吃住穿基本获得保障和钢筋水泥建设成就为满足的中国人在思想上出现了类似于货币超发一样的泡沫化趋势，很多人都在梦想着自己正在主导世界大格局之变。

　　然而，世界大格局变了什么？中国又主导了什么？世界大格局很容易改变吗？

　　在对事实进行讨论之前，我想举个最现实的例子。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了全世界，死亡比较惨重。按理讲，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抗疫示范模式，只要照搬，全球疫情确定不会演变成如今这般。可是，世界并不认同，愿意效仿的国家少之又少。

　　这是什么原因？简单讲，就是世界大势。在这个大势中，各个国家都形成了自己的治理模式和社会制度，是一种信仰和坚持，它不会因暂时性困难而发生深刻变化。它国对于中国正确操作的漠视让中国人无法理解，正如它国人无法理解中国人自我约束的道理一样，信仰和理念的顽固性，让任何国家都无法轻易改变和主导世界大格局之变。

　　在探讨中国有没有能力主导世界大格局之前，我们不妨从两个视角先回顾一下世界历史大格局之变：一是非世界性的大格局之变；二是真正有世界意义的大格局之变。

　　一，非世界性的大格局时代。

　　人类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可以认为是地区史，或者说地域史，后期人类合成的早期世界史都是单独国家历史的堆积史，真到航海时代到来以后才发生改变。在地区史时期，宗教有传播，文化有扩张，治理有分合，国家之间在一定范围内有融合。但是，所有的变化都不是基于整个地球的共同关系。

　　非世界性大格局之东方——中国格局之变

　　秦以前，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但这个封建还没有发展到有稳定制度和成熟管理架构的程度，从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到周朝封建领主制，整个中国均处于松散管理状态，没有强有力的政权，也没有统一的政治和经济元素。换句话讲，夏商周时代的中国，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秦灭六国，实现中国第一次制度上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格局之变，它结束了中国领主分割和贵族分封的旧制度，“中央集权”成为封建中国后两千多年的固定沿袭，秦始皇开创的三级行政管理体制不只是适用于封建时代，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现代中国的政治框架。

　　秦始皇有多伟大？绝不可以用他短暂的执政期去衡量，也不是他的部分残暴政策可以否定，他就是中国封建皇帝中最伟大的第一人，没有之一。

　　秦始皇给其后的中国开创了两个永远不变的定式：一是制度定式；二是“大统一”观念定式。所谓秦制，即是封建制探索进程中的理想制度雏形，后期的政权，也曾有颠覆期望，但最终都失败，必然要回归到大格局中来。“大统一”观念对中国人的影响尤其深远，改朝换代，受外族侵略，仍牢记着大统一，只有大统一，才能维系这块领地上主体民族的安全感和实力感，分裂和分散都不可行，即使是北方民族的几次介入和皇朝的循环，也不是大统一观念的终结，而是继续，都是朝着大统一方向努力。“国道”这个概念至今沿用，它就起源于秦朝，目的是推动中国整体发展经济和方便军事。

　　秦朝构建的中国，在东方实现了一个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中国文化向周边国家扩展，今天所谓的“东方国家”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封建儒家文化在局部地域的影响所及，直到西方文化的介入，这一大格局才宣告结束。

　　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皇朝循环轮替和兴亡递嬗也可以认为是国家内部的大格局之变，它影响到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影响到领土与人民。

　　非世界性大格局之西方——欧亚大陆之变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西方”不是今天所说的西方，而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欧洲与西亚的欧亚大陆组合体，它是一个地域概念，不是政治经济概念。

　　欧亚大格局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基督教产生之前的阶段；二是基督教阶段；三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并存的阶段。分析欧亚大陆，我并没有以帝国为纽带，而是以宗教为纽带，原因在于这些地方都有着坚定而稳定的信仰传承，并且其历史变化都与宗教有千丝万缕的紧密关系。

　　公元前，无论是罗马共和国、巴比伦王国、犹太王国还是雅典民主，都属于贵族与奴隶的早期文明时代，它更多建立在愚昧与智慧的交汇边缘，各个小城邦之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思维模式。

　　公元后，基督教缓慢诞生，它从一开始就浸透了改变异端信仰的好战精神，它从一开始就强调自己是共同的宗教，西方世界从此进入到围绕信仰而斗争直至战争的长期困绕中，扩张主义推动着欧亚在残酷的战争中塑造文明。

　　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诞生并积极传播，它在信仰上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影响至亚、非、欧三大洲。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宗教战争最多，以十字军东征最为著名且最为残酷，时长经历两百多年，重点是争夺地中海周围及耶路撒冷的控制权，基督教没有打败伊斯兰教，实际上深刻影响了伊斯兰教的发展与进步。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传统的“世界”既不是地理上的全球世界，也不是政治制度意义上的全球世界，都是国内世界或区域世界，当时的世界观都是狭义的，是封闭半封闭的。

　　二，全球视野下的世界大格局。

　　全球，即整个地球。当人类视野已经窥探到整个地球活动足迹的时代，也即是人类思维真正具有世界大格局的时代，从区域到全局，这是真正意义的大格局之变。

　　地理意义上的跨大洲探索——航海时代大格局

　　十五世纪前，欧洲人，亚洲人，都只能在欧亚之间来回，对非洲都没有掌握准确的地理信息，更别说对美洲的认识，欧洲人甚至对印度都模糊不清。十五世纪初，葡萄牙人开始沿海摸索着前进，随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等，集体走上海上探索与冒险之路，经历一两百年的积累，地理不再局限于一个地区、一块大陆或一个半球，整个地球的外形渐渐被绘入到地图之中，欧洲人的思维率先发生了突变。

　　这是人类历史性巨变，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世界大格局之变。

　　中国曾经也有过航海，但中国没有对世界新发现作出重大贡献，这不是实力原因，是文化原因，是精神原因。中国人没有冒险精神，没有探索精神，没有侵略精神，因而也就没有创新的动力，基督文化浸润的具有侵略精神的欧洲人承担了世界全球化的历史使命。

　　航海时代，不只是冒险时代和探索时代，也是血腥时代，每开拓一个孤立的、与世隔绝的新地块，必然面临冲突和杀戮，从人类本源上讲，这是不正义的侵略，从人类统一性来讲，这是文明的扩张。

　　航海时代，突破欧洲封建社会传统的地域观，即使在思想上仍然维系着王朝的存在，但从地理格局上已经跳出了传统家园的禁足，欧洲人以世界为家的超前性决定了他们已经具备侵略世界落后民族的勇气和决心。

　　航海的数代人，为人类至少做出了两大贡献：一是为人类寻找到更丰富的生存依靠；二是为人类不同民族或种族的融合提供了契机。

　　科学意义上的跨大洲交融——工业革命大格局

　　如果没有科学突破，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今天的世界，即使是全球世界，仍然是传统世界，仍然是封建世界，仍然是贵族与愚民的世界。

　　伽利略，开普勒，哥白尼，布鲁诺，牛顿，瓦特，法拉弟，格拉母，等等，改变了欧洲和人类的前进轨迹，“科学”逐步超越了宗教影响，当蒸汽机、发电机、汽油机、柴油机、生产性机械逐步走进人类生产生活时，世界开始发生裂变式爆炸，科学在帝国的扩张中与之紧密相连，而它的另一个重要支撑，是商业，是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是人类生活的重大变革。

　　科学革命对人类社会的最直接改变是思想革命，是启蒙运动，是政治革命，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反宗教主义，一切革命都如雨后春笋，欧洲各国政权加快从宗教政权制向民主共和政权制过渡，其后，它们又将革命和战争强加于其它各洲人民，最后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人类备选的两大制度模式。

　　工业革命大格局对人类的突变影响是：慢节奏时代转向快节奏时代。这个节奏的变化是不可逆变化，对人类正反两个方向的影响同时存在，在大格局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残酷战争之后的全球合作——战后大格局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从战争范围还是死亡人数，均堪称人类历史之际，这种超越历史的残酷性创伤正是源于工业革命大格局的“成果”，亦即文明的反人类背面。

　　血腥的死亡一旦结束，它就会诞生新的时代秩序——世界重生。也可以认为，是美国主导构建了战后世界大格局。

　　我们把上世纪重生后的世界可归纳为战后大格局时代，在这个大格局之下，人类世界包含了以下几个新的超越历史的特征：

　　世界，已经不只是地理概念，也不只是独立分裂的政治概念，而是集体化有组织的政治概念。联合国的诞生与运作，让全球人类以“国家”的身份集中到一个组织之下，这个组织，也许没有实权，也许没有共主，但它真实地让所有国家意识到各自的责任和权利，更意识到脱离组织的危险性。政治的，经济的，金融的，体育的，健康的，人权的，等等，都附着在这个组织之上。

　　世界已经成为在“规则”约束下相互竞争的、贫富分化的地球村。近百年来，世界上已经形成的所有规则都是由强者定制，但它要求全村人必须遵守，这些规则，条文上都是鼓励竞争，但强弱之间的天然竞争力不同，所以贫富分化的现实不可避免。在所有竞争格局中，一个最大的格局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通过冷战，前者阵营打败了后者阵营，世界正朝着单一主义的方向迈进，这也是战后大格局发展局部变化中的现实表现。

　　世界，仍将在较长时期内处于战后大格局之中。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大格局中的小格局变异，并诱发出热战的阶段性竞争新格局，但这一新格局并未达到质变的阶段，因而不会出现世界大格局的突变，直到国际组织性破裂和全球村规则的瓦解。这是我们观察世界大格局的集焦点，大国竞争和局部战争都无法改变世界大格局，病毒疫情就更不可能改变世界大格局。

　　三，中国能否主导未来世界大格局？

　　“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国人臆想之判断，或者说是一种误判，它暴露了部分国人急于争当世界领头羊的急迫心理，也暴露了部分人对自身实力和能力的盲目自信，一个对“现代人类世界”未做出任何原创性贡献的国家，试图把人类主导权建立在自己的表面繁荣之上，显然不切实际，甚至可能是引火烧身。

　　但从长远而言，也不能说中华民族就一定没有改变和主导世界新格局的可能性，白人能做到的事情，中国人应该也能做到，只要能谦虚并坚定地改造自己。

　　第一大改造：改造文化，并带往世界。

　　欧洲人在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时代，带出去的不只是炮火，更有文化，一种可以落地生根的文化，欧洲人走到哪里，基督文化就扎根到哪里，强权意识就影响到哪里。

　　中国文化呢？不能说中国人没有带到国外，亚、非、拉、欧都有中国文化传承，但仅仅限于华人世界，它始终不能扎根在其它民族和种族身上，较之于伊斯兰文化亦相形见绌许多。

　　中华文化整体上被标记为“儒家文化”，其它诸家文化都只是它的多样化补充，故中国推广中国文化时，总以“儒家世界”的祖师爷自居。然而，儒家文化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奴性文化，它与世界大格局变化水火不容，人类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是反奴性文化，是民主共和文化，是人格独立性文化。儒家文化中的部分劣根不但继续危害国人，对先进的人类群体也不是福音。

　　中国已经意识到文化重要性，但推广“孔子学院”则是文化改造的一种方向性错误，孔子文化只在其发源地中国有合理性和部分适用性，绝无可能在它国形成有影响的趋势性文化。要推广中国文化，必须改造中国文化，“去奴性”是重中之重，“破四旧”不是过头，而是不足。

　　传播文化，最直接最有效的载体是人，中国人必须勇敢移居世界，中国文化才能扎根世界，不要害怕国人移民，也不要害怕富人移民，谁想移民，都要鼓励，不要害怕移民的国人反咬中国，移居到美洲的欧洲人未必就一定亲欧洲，对立和战争仍然会发生在两者之间。如果“中国文化“能够在某个时候能成为”世界文化“，所谓”文化差异“引起的国际纠纷也就变得更加容易解决。

　　一百年不太久，五百年也可以等，中国人需要走向世界并改造世界。

　　第二大改造：中国人必须改造自己的胆识。

　　“长城基因“决定了中原民族的防守本性，因而也造就了向外谋求发展的不可能性。中国人的所谓胆识，在整个民族历史期都只局限于民族内部的竞争与冲突，顶多扩散到小范围的周边国家。

　　在整个战后世界大格局时代，中国只是在毛主席带领的老革命家时代进行了几场有世界影响的区域战争，朝鲜战争，珍宝岛战争，中印战争，西沙战争，都是斗胆之战，都是果决之战。

　　当前，中国仍在“三海一地”与外国存在主权之争，中国仍在台湾地区存在统独之争。如果中国人还抱有“改变并主导世界大格局”的想法，那就得从维护自身权益做起，从国家统一做起。中国的现实问题，已经不是实力问题，是胆识问题，如果连自身问题都无法解决，何从谈应对或主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无论古代、近代还是现在，凡能主导世界大格局的国家，都是在当时表现出超越它国胆识的国家，再直白点讲，没有战争精神或侵略意识的国家，不可能主导世界大格局。美国，苏联，在战后大格局中各自主导一阵营，不完全靠真理和正义，很大程度上是其身上具有令人恐惧的侵略性。

　　胆识，既包括正义性，又包括侵略性。中国练习胆识，先从正义性开始，先从解决领海领土争端开始，先从国家统一开始。解决了自身问题之后，再走向世界解决其它问题，国际胆识才有可能积累，中国才有主导全球格局的初步可能性。“胆识”已经成为中国勇敢面对世界的一大瓶颈​。​

　　中国网友经常自豪地讲：“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然而，实际面临问题时，敌人在眼前都不敢诛，如何远诛？当面对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时，始终坚守着“维护现有秩序”的思想，而不是抱着颠覆的思想，故绝不会有与美鱼死网破的决心和胆识。只要美国主导的战后大格局不变，中国设想的新大格局就不会到来。

　　第三大改造：必须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

　　中国现行的社会结构是金字塔结构，它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纺锤形结构，甚至比传统资本义国家的塔结构更加偏底层化，也就是说，中国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时，没有学到合适的模型，而是把各种不合理结构进行了整合，因而表现为更加畸形，塔顶，更容易让外人感受到美感和成就，塔底的肥大，却不容易被人俯身体验。

　　金字塔结构，不但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所追求，甚至连资本主义社会都排斥，在这个结构中实现共同富裕几乎没有可能。要想主导未来世界大格局，没有社会结构的理想输出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结构是制度结构的产物，要想改变社会结构，又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制度结构设计中的不科学部分。这是一个超前的话题，也是一个不可能展开讨论的话题。

　　从中国自身角度看，我们必须做出三大改造。

　　但改造之后，能否有机会主导世界新格局，还需要判断旧格局的几大变化：

　　美国必须经历一次国际性战争的重大失败。美国失败，必须是战场上的彻底失败，并且延伸到美国本土而不是战略利益谋划上的失败，只有彻底失败，才能让美国失去全球霸权，才能让所谓的多极格局得到落实。美国绝无可能接受和平地放弃霸权，它构建的大格局，必须由它人去打破。

　　联合国及其附属国际组织发生颠覆性重构。以五常为基石的联合国必须成为历史，旧结构的解体，才有以人类命运均衡正义为宗旨的新组织诞生可能。

　　新势力的综合实力必须有多元化特征。美国即使失败，也不能出现一个超越美国的新独霸，如果只有一个新霸权，世界仍将不能形成新的大格局，只能类似于帝王更替。多极，必须是综合力量接近平衡的多个实体国家，当然，也可以是实体组合。

　　如果人类在短期内看不到这三个变化出现的可能性，就可以确定地判断，人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可能到来，整个世界仍将在很长时期内处于战后世界大格局时代，局部战争和其它事变都是这个大格局中的小格局之变。

　　中国，要努力改变旧的世界大格局，不要轻言主导新的世界大格局。

　　今天，世界仍然是美国主导下的旧格局，中国何时主导新格局暂未可知。

　　自大的人，看到的其实都是小格局。

　　自信的人，着眼的可能包含大格局。

　　透明外交（九）——战略止损

　　制度之于内部治理行为称为内政，之于外部协调组织是为外交。

　　在全球化时代，内政与外交是统一体，基于开放性需求，两者不分轻重。

　　外交的基本作用主要有三点：一是构建国家间友好关系；二是解决好国家间矛盾与分歧；三是参与地区及全球事务的合作。

　　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通常还有一般关系与战略关系之分，一般关系遇到矛盾和分歧时比较容易解决，而战略关系出现矛盾和分歧时，则需要更大的智慧和勇气，特别是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状态时，外交可能会走向终点。

　　外交的终点是什么？当外交工作已经不能为战略利益服务时，它的功能就达到了终点，再坚持下去，战略利益将会被严重损耗，甚至是完全失去战略利益。外交工作达到终点的国家级反应可以是简单断交，也可以发展为战争。

　　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手段，但当外交失效时，它必是战略止损的必要手段，如果不及时止损，各种战略利益可能会相继失陷，直至整个国家都要被敌人拖垮。

　　战略利益通常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国家主权核心利益，只要是主权国家，都有这种利益；第二个层次是地区强权或霸权利益，只有部分国家拥有；第三个层次是全球霸权利益，只有美帝国主义拥有。

　　基于层次差异，不同国家会选择自己不同的战略利益，绝大多数国家都只是在主权利益遭遇侵害时会考虑诉诸战争，其它情况则不具有绝对必要性，美国是最典型的例外，美国的盟友则表现有“美国例外”的附从行为。

　　一，战略止损的成功案例。

　　从古到今，大国战略止损的案例有很多，不妨选择几个比较熟悉的案例进行分析。

　　案例一：英阿马岛战争。

　　英国和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之争由来已久，通过外交手段未能解决问题，1981年，阿根廷内政陷于困境，外交上也非常被动，政客们冒失地想通过把马岛主权事实化来缓解国内矛盾，进而选择了军事行动。

　　英国距离马岛近万公里，且在马岛并未有较好的驻防，首先想到的还是通过外交手段劝退阿方，但这一招不管用，阿方以为“占领事实化”会让英方被动接受。

　　然而，瘐死的骆驼比马大，“日将落帝国”仍然保留了曾经的那么一点智慧和勇气，它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战争，因为关系到它的脸面和核心战略利益，能到万里之外捍卫国家利益的国家，即使得不到尊敬，至少也还不至于被国际社会所轻视。

　　结果很简单，英国赢了，它捍卫了自己尚存的尊严，外交不能得到的结果，它用战争得到了。

　　与之相比，西太平洋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侵占事实化”并未引起战争。

　　案例二：美国发起两次伊拉克战争。

　　两次伊拉克战争，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现代战争，它不只是教训了伊拉克，还教育了世界，震动最大的是中俄，美国的新式战争完全是教科书级的，它逼迫各大国进行军事变革。

　　一般观点认为，美国第一次打击伊拉克是为了捍卫科威特主权，是为了捍卫国际秩序，第二次打击伊拉克是为了销毁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第二次战争的洗衣粉谎言现在已经人尽皆知，不必多言。

　　第一次战争，帮助科威特捍卫主权不是美国发起战争的最重要出发点，石油利益也只是附带利益，维护其自身在中东的领导地位才是根本。自二战结束英国退出苏伊士运河的主导作用之后，美国就是中东地区的真实领导者，并且是不容挑战的领导者。

　　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日益桀骜不驯的个性早已让美国大为光火，萨达姆如果成为中东之王，美国在中东的权威和利益都将损失惨重，教训伊拉克只差一个导火索，愚蠢的萨达姆入侵科威特恰恰是掉进了美国陷阱。

　　在美国眼里，中东不只是中东，更不只是石油，中东的近地点还有欧洲，两个区块，一起管理，这是美国全球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失去对任何一块的控制权都将是不可承受之重，在压制俄罗斯的长期战略中，这两冀必须齐飞。

　　美国通过两次战争有效实现了战略止损，强大的中东大国伊朗无论多么憋屈，都不敢冒险踏出危险一步，整个中东仍然由美国主导。

　　案例三：俄罗斯打击车臣和收回克里米亚。

　　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车臣成为俄罗斯的一个联邦小国，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在该地区显著上升。另一方面，美国出于巩固全球霸权考虑，西欧在历史传统上对俄国就一直心存忌惮，它们暗中资助车臣非法武装，在外交场合向俄政府施压外，由美国主导的始于冷战时期的低油价政策也仍然在继续，从前正是长期的低油价，破坏了苏联的国际收支平衡，加剧了其国内市场的通货膨胀，最终使得联盟走向解体。本已被“休克疗法”折腾到奄奄一息的俄罗斯经济，在低油价的打压下开始走向崩溃，车臣问题让俄国的伤口持续流血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1994年的第一次战争，俄政府军虽然保持优势，但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车臣武装仍然处于西方的资助之下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直到普京上台，俄罗斯才改变这一格局，他以彻底地、绝不留死角的饱和打击让车臣共和国走向和平，并且让西方势力不再能借此处兴风作浪。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矛盾既是两国间的矛盾，亦是西方与俄国的矛盾，外交博弈从未间断，直到2014年发生质变。俄罗斯捕捉到准确情报，乌克兰准备通过外交手段把克里米亚让给北约做军事基地。这一行为倘若真实发生，对俄国而言，将是致命性打击，这是关系到俄罗斯最最核心的战略利益，也是不可承受之重。聪明而又勇敢的普京，没有让乌克兰的愚蠢和西方的疯狂得逞，他用战争行为却又不需要战争牺牲的另一种教科书式行动收回了克里米亚。

　　普京的两次铁腕行动既实现了战略止损，又实现了战略力量的扩张，他让世界真切地感受到俄罗斯有能力、有胆识捍卫自己的战略利益，侵略者将付出沉重代价。

　　案例四：毛主席出兵朝鲜和打击印度。

　　具体过程，大家都清楚，此处不展开。

　　毛主席决定抗美援朝，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战略目标：朝鲜半岛仍在中国可触摸范围之内，而不是全部落入美国之手。

　　毛主席决定打击印度，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战略目标：中印边境保持几十年平静，麦克马洪线没有被印度事实化。

　　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主动实现战略止损，并且也给全世界一个非常清晰的战略形象：不要轻易跟中国开战，不要轻易惹怒中国。这种形象维持到毛主席逝世，至今仍留有余味。

　　二，战略止损的另类形势。

　　当一个国家的战略利益受到侵害而无法止损时，最终结果会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讲，最终会失去该领域的战略利益。

　　案例一：甲午战争的失败。

　　中日甲午战争以中方彻底失败为结局，但这个失败不是一次战争的失败，是累积效果，是多次被侵犯毫无作为的后果，是畏战的结果，是“等待思维”的结果。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借琉球生番事件出兵台湾，清政府在外交努力失败的情况下，没有下决心与日本决战，迫于外交压力选择屈服于日本，琉球从此成为“冲绳”。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海军在伊东佑亨舰长率领下，悬挂法国国旗侵入到膨湖列岛，登岛后，又换成日本国旗，清军守军不但未与之交战，反而大办宴席款待日本海军。这一次行动，让伊东佑亨坚定了战胜中国海军的信心。

　　1894年四月，朝鲜东学党叛乱，清军负责平定叛乱。此时，大岛圭佑刚入朝鲜，还未做好战争准备。袁世凯等屡电请济师，不被上所，求归，又不被允许。鸿章不欲战，将以赔款息兵，日本索银三百万两，朝鲜大哗，和战无定计。五月二十日，大岛圭介已经准备妥当，责朝鲜独立自主，勿认中国藩属。二十一日，大岛率兵入皇宫，杀卫兵，掳朝王，命大院君主国事，凡不听日本者皆逐之，政令无巨细皆听倭命。

　　1894年7月，日本海军在得知北洋海军用“高升号”运兵至朝鲜后，以“吉野号“为首的日本舰队在海上进行追击，并在朝鲜海附近击沉”高升号“，一千多中国军人葬身海底。在悲剧发生前，邓世昌曾力谏出动北洋海军主力围打吉野舰队，但被李鸿章拒绝，李仍然坚持朝鲜问题可以用外交解决。

　　一次次外交失败，一次次错失机会，一次次丧失战略利益，酿成了最后的彻底失败。

　　案例二：台海危机。

　　1996年，李登辉成功访美，这是一次制造两岸分裂的重大危机事件，实质上开启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大门，也实质上破坏了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外交共识。大陆军演几乎被世界认定为武统决心，甚至在台湾内部也近乎接受战争。不过，一切预设都没有变成事实，“台独”开始以从隐蔽走向公开。

　　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在这之前的1999年，针对台独顽固分子陈水扁参选，大陆发出了强硬警告，并有重要人物在新闻发布会上讲了重话，释放了陈若当选会面临战争的讯号。然而陈顺利当选后，两岸保持原有状态，并未有任何动静，甚至连经济影响都没有。之后，陈推动了一系列政治上分裂两岸的动作。

　　蔡英文时代，是台湾由暗独走向明独的时代，美国也已经由暗挺走向明挺阶段，美官方人士和美军方力量进出台湾本岛已经如同在自家院子散步，没有底线。

　　台湾问题，本是中国内政，慢慢变成了中美问题，正在或将要变成集体问题。

　　案例三：南海国际化倾向。

　　上世纪七十年代，南海虽有争端，但没有国际化，双边争端在可控范围内，一场西沙海战就可以教训越南。到了八十年代之后的几十年，因为资源价值被无限放大炒作，南海争端开始被西方利用。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我方只专注于经济中心，对其它问题都采取韬光养晦，一切争端都依赖于外交，甚至有人公开发出“即使主权被侵犯也不诉诸武力”的表态，令人惊骇。

　　当美国决定重返亚洲并确定其西太利益成为美国重大战略调整之后，南海就成为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大布局的最重要水上战场，它的目标当然不是维护小国利益，它的长期目标是瞄准“中美热战”，推动“南海国际化”只是其各种手段中的一个环节。

　　我们现在看到的“国际化”是一种短期现象，它的外在表现仍是和平，岛屿主权是各归各位。但从长期发展趋势看，未必还是如此，南海上的岛屿最终归属会变得不可预测，一旦热战国际化，南海的历史格局可能会发生颠覆性巨变，谁是各岛屿的长期主人真不好确定。应对这个可能的趋势必须出现在中国战略规划师的规划蓝图中。

　　三，战略止损的大国担当。

　　战略止损，对不同国家而言，有不同的实现手段，大国有大国的方式，小国有小国的方式。一般来讲，力量悬殊不大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战争，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则很难选择战争，小国若无大国依靠，面对不对等敌人，除依靠联合国框架，别无它法。

　　如果是大国，当外交手段失效后，战争可能是唯一的解决手段。

　　目前，西方势力和相关邻国对中国战略利益的侵害已经造成了三个明显影响：

　　第一，中国领土领海主权国际化倾向明显，并且还有继续扩散的可能性存在。

　　第二，战略利益被侵害后，外交上的惯性抗议可能在民众中产生厌倦情绪，不排除在心理上积累不自信的病根。

　　第三，主权上被事实侵害和底线不断被突破的量变效应已经让敌对势力看到了可利用时机，它们结伙打劫有“八国联军“的新苗头。

　　如果继续依赖外交手段，战略损耗会越来越大，止损已成当务之急。

　　战略止损，需要有切入点，这个切入点也即国家最核心的战略利益。

　　国家统一，毫无疑问是全中国最大的核心利益，“促统一“取代”反分裂“当然是最重要的战略换档。

　　近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推广自己的“统十条“和”三步骤“，”统十条“是基于和平统一及武装统一的两个过程谋划，还包括统一后治理台湾的系统方案，”三步骤“是纯武统进程的谋划。

　　“三步骤“中的第一步是中国大陆实现战略止损的最好选择，即外围收复。它包括收复金门和马祖、收复膨湖列岛和收复台湾本岛周围的所有附属岛屿。

　　必须承认，外围收复是战争行为。不过，这个“战争“不同于一般战争，形式上是战争，也许可以做到没有伤亡，或者只有少许伤亡。主要手段是重兵用围堵令其臣服，缴枪则不杀，抵抗将面临毁灭。

　　讲到这里，很多人会提出疑问，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出兵干预怎么办？

　　不排除这种可能。但必须指出，如果害怕美国干预，任何时候都会害怕，你进攻本岛时，美国同样会干预，如果抵挡不住美国外围干预，直接进攻本岛，最终仍可能被美国制服。

　　首先实现外围收复的好处在哪里？

　　其一，检验我方备战水平和能力。如果连外围收复都困难，后期挑战就更不稍提了。

　　其二，检验美国的干预能力。接受美国的挑战，早应对比晚应对更好，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联军化协同化能力会越强。

　　其三，积累经验和信心。几十年来，我们没有主动进行过有世界影响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在各个层面，都削弱了敢战的勇气和信心，需要实战积累，需要有扎实的成果鼓舞军民。

　　其四，削弱美国在台湾本岛周围的备战。如果台湾本岛周围的主要点位被解放军占据，本岛也就是一座孤悬海上的被困之岛，美国要突破外围的中国第一层防御将消耗巨大。反之，若外围战略要点被台湾让渡与美方，则会对我方造成最危险的掣肘，即使我方能拿下本岛，后期也将面临非常大的治理风险。

　　其五，逼迫台湾走上谈判桌。外围收复一旦成功，将可以在此基础上逼迫台湾当局坐上和平统一的谈判桌。中国可以向世界表明自己捍卫和平的决心和努力，但不会容忍分裂者的永久拒统，在给出时间表的前提下，如果台湾不愿意和平统一，大陆方面就可以借外围优势从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对本岛进行全面遏制，以实现最低成本的两岸统一。

　　胡锡进一直在推销另一种“共识”：只要大陆动手，几十个小时之内可以武力解决统一问题。在这种理想主义观点的感召下，甚至有人喊出“台海早上炮响，晚上去本岛举红旗”的梦想。

　　本人没有这种幻想，不要低估美国，也不要低估台独分子。

　　推行战略止损的第二个重要切入点是中国南海。

　　中国在南海九段线主权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争议岛礁事实化“，越南，菲律宾、文莱和马莱等国均事实上占据了我国的部分岛礁，成为短期难以逆转的战略损耗。

　　中国在南海方向面临的第二个最严重挑战来自于美国，它正在或将要把南海问题全面国际化，甚至不排除有把中国在南海进行孤立的可能性。南海主权申索国的最狡猾之处在于把主权利益跟美国进行捆绑，比如说借石油开采绑定美国公司。我曾经提出一个观点，争议国家在南海架设的每一口钻井平台，都类似于一个隐性的“主权争议点”，只要战争触及该点，就可能挑起与美国的军事冲突，因为这会被美国视为“国家利益”。

　　中国在南海方向战略止损的可选择着力点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不再与争议国家就主权争议诉诸国际机构，不再需要什么“共识”，主权之争永远不可能有共识，宁可搁置，也不要共识，一旦借国际机构达成所谓的共识，很可能就把自己的核心主权利益置于国际共管之下，最终变成它国的“非争议主权”。

　　二是要敢于抓住合适时机诉诸武力。这个“合适时机”非常重要，既可以是敌方主动制造时机，也可以是我方诱敌深入，没有时机，就没有导火索，没有导火索，战火就无法点燃，战略止损就无法落实。

　　四，战略止损的可能方向。

　　我们看到了历史上战略止损的成功案例，也熟悉了战略止损的不理想实践，还能找到战略止损的一些可行办法，最终能否实现战略止损还存在变数，它取决于捍卫战略利益的决心和勇气，“等战略机遇”和“造战略机遇”是两种选择，与之相对应，就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等的结果可能是失，造的结果可能是得。主权危机，会衍生出无限多种的其它各类危机。

　　有人把战略机遇点定在2035年，说到那个时候，衰落的美国完全不是中国对手。

　　然而，本人并不认同这个预测，留给我们的时间不会太久，早2035年之前，不是战略成功，就是战略失效，两者必有一选，且越早越有成功的希望。

　　“等机遇”和“等强大”等来的最大不确定之处是什么呢？

　　是完全不可预料的战争模式。

　　我们的演习，欧洲的演示，美军的演习，都是平淡的演习，没有人能看出有多大的新鲜感。然而，一旦有大型热战登场，绝对是你想象不到的新型模式，绝对是演习中从未演过的套路，成或败，就在这个“不确定”之中。

　　请“幻想派”认真思考一下这个“不确定”，“几十个小时解决问题”的思想只会害国害民，只会麻痹国人精神，没有一丁点正面作用，花几年或十几年能解决好问题，就是最大程度上实现战略止损，就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历史功绩。

　　透明外交（十）——谍报新杀手

　　据《史记》言，秦求晋鄙客间信陵也，行金万金。汉使陈平间楚也，出黄金四万斤，听所为。盖非重金，不能行间也。又据《左传﹒哀公十六年》记，楚太子建辟华氏之乱于郑，郑人甚善之，又适晋，与晋人谋袭郑，晋人使谍于子木请行而期焉，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诉之，郑人省之，得晋谍焉，遂杀子木。

　　1941年11月20日，赫尔收到日本外交官野村的乙号建议，11月27日，来栖和野村还在同罗斯福探讨美日停止争议的最后建议。然而，在夏威夷“春潮楼”的森村（吉川猛夫）、伪装的办事员和伪装的农民们，早已经把日军关心的97个问题侦察得一清二楚。这个关键节点，只有中国的胡适是一只瞎蚂蚁，美日两国都清楚下一步将要发生什么。

　　1973年，苏联官员阿尔卡季﹒尼古拉斯耶维奇﹒谢夫钦科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并受克格勃指示在联大为克格勃提供方便。不过，到任没多久，他就被美国成功策反，秘密为美国服务，由于他曾是葛罗米柯的顾问，所以很容易掌握高级情报。他不只是为美国提供政治情报，还提供经济情报、武器谈判和裁军立场等，直到1978年，克格勃才公开令世界震惊的调查结果。

　　1981年，中国已经对相当数量的外国人保持开放态度，这一批外国人中，有外交家，有商人，有国际友人，有华侨，等等。不过，这些人的头上大多都要加个引号，因为他们的使命并不真与身份对应，有很多人都持双重身份，谍报获取是他们重要工作之一。在欲情燃烧的时代，泄露和出卖情报相当猖獗，到了有辱国格的地步。当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份紧急通知，印发单位涉党、政、军高层及中央各部委。该《通知》措辞十分严厉，用到“为了维护国家荣誉和民族尊严”这样的抬头。大家设想一下，能卖的人会是哪些人？

　　古，今，中，外，略举了几个间谍案例，不能概括间谍情报在国与国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只能表明，无论在什么时候，谍报都是外交的前置，它是对公开信息的极重要补充，甚至是重大决策的必要组成，科技越发达，情报来源越多元化，情报工作也越重要。

　　中国古代一直有“间谍”一说，直到清代才改称为“细作”，到了近代，又通常把向敌人出卖情报的人称为“奸细”。总而言之，自古至今，情报工作一直被广为重视。

　　一，间谍布局与围剿。

　　在一般人看来，“间谍战”只在冷战时期最火热，美苏谍战曾经演绎了无数离奇故事，赋予了更多引人入胜的神话色彩。然而，“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谍战”结束，随着世界进入“热战”时代，“谍战”实质上已经提前进入白热化，二十一世纪的“谍战”不是简单的军情谍战，是全方位、广覆盖谍战。

　　综观全球发展趋势，为了适应“热战”需求，各国对情报的重视程度愈来愈高，人员构成会越来越复杂，渗透能力会越来越强，对被窃国的危害性也越来越大，中国有必要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大原则下参与到这场“谍报热战”中来。如果不重视情报，后果就是，美国的导弹已经在飞往叙利亚的路上，而我们还在从外交角度讨论美国空袭的可能性。

　　在主要大国中，印度谍战有相当一部分力量部署在邻国之间，有相当一部分可能置于中国境内。日本谍战规模也许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但是其效率和综合性绝对一流，日本谍战隐藏绝密，置所有情报人员于经济之中，堪称全球最难防范的谍战强国。美国的谍报人员最多，现代化程度最高，气势也最为嚣张，有“谍报公开化”的倾向。“摩萨德”组织严密，手段残忍，信息准确度高，在美欧谍报之间拥有强大的利益共享功能。 “军情六处”已经不是过去那个谍报的“开山祖师”，它象帝国的衰落一样走向了沉沦，英国政治上的跟随美国，导致众多国内机构在行事方式上也跟随美国，逐步形成了一种无所作为得过且过的办事风格，英国的“军情六处”已经难以承担英国的海外重任。

　　中国不是谍报大国，并不表明中国不重视情报工作，只不过，中国人表现得更加理性和富有道义感，中国人从不希望干涉它国内政，也从不想以“非常方式”解决国际间的冲突与争端，中国人只想保护好自己的国民利益不受侵害，中国人对于世界信息的获取纯粹是学习，而不是窃取，学习是获得公开的信息，窃取是盗用秘密信息。

　　当然，事物总是会随着时间及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面对“热战”层级的不断推高，中国有必要在情报领域改变观念，不主动侵略它国并不意味着不对它国有防范之心，只有防得好，才能守得住，只有守得住，才能保证自身的和平与安全，只有中国和平了，世界才有和平。美国实际上已经同附从国组建了针对中国的情报围剿圈，中国不应对几无可能。

　　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中国任务。

　　中国被美国视为重点情报对象是从1951年始 ，美国中情局针对中国制定了一系列戒令，经过多年的修改和调整，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网传美国曾有针对中国的“十条训诫”，真假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现实针对性。也许美国中情局根本就没有明文规定这些条款，但他们毫无疑问又是这样来实际操作，中国社会的某些变化也符合这种轨迹。

　　换一个视角看，假如这“十条训诫”取得成功，其意义远比一般意义上的军事战争大得多，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孙子兵法”的理解和运用丝毫不落中国之后，甚至已经远远超过中国。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搞颜色革命，难道它不想在中国搞颜色革命？中国近些年来的一系列怪现状已经证明了“十条训诫”的有形性，条文可能是虚，行动却是事实。

　　中国人不能以美国人的好坏评判美国的国家战略，美国多数人的国内形象也许很好，但美国人对中国态度是另一回事。中国留美学生中不能说都是坏人，但不要把1K和24K都当作镀金者，有很多中国人就是美国的情报人员，只是情报的层级不一样而已，相信留学归国人员为国家作贡献，但也不能忘记对他们的戒心。有些人为了尽快获得美国绿卡，不惜出卖国家利益，金融领域就有很多人在充当美国的情报人员。

　　培养美国代理人和情报人员，不仅仅限于美国的知名大学，美国的一些“野鸡大学”也在承担这项使命，部分大学生为了获得美国的一份工作，最简单的一招就是在美国当兵，当兵后，如果能被招入美国的情报系统，永久居留权肯定可以到手，附加的优惠待遇也会随之而来。

　　三，日本谍战的奸诈之处。

　　“谍报”围剿决不只是美国单方面的事情，作为军事战略的一部分，俄、日、印、欧等国家实体从来都没有放松对中国的“谍战”，为了配合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包围，日本、印度、欧洲对中国的情报收集工作必定渐渐加强。在这些国家中，日本谍战精细而又深入。

　　《自卫队秘密谍报机关——被称为青桐战士》曾披露日本自卫队向中国派出间谍刺探军情的重大内幕。书中描述的那个不为人知的黑暗世界，以及日本陆上自卫队情报机构与台湾情报部门暗中勾结的内容，让众多日本读者大开眼界，同时让中国读者惊叹不已。通过这本书揭开日本对华谍报战秘密的正是该书的作者——渗透中国37年之久的日本间谍、日台经济人协会理事长阿尾博政。

　　阿尾博政为何不惜暴露日本的国家机密将自己的对华间谍行动写成书？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销书，而是在敦促日本政府更全面地关注、监测中国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阿尾博政在书中披露的情况，实际上只是日本对华间谍活动的冰山一角。

　　日本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历史非常久远，从18世纪就已开始。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情报刺探活动达到高潮，李鸿章坐镇天津，所以天津是日本间谍的大本营。1886年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荒尾精中尉，秘密潜入中国刺探情报。到中国后不久，他便将大量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浪人纠集起来，组织了庞大的间谍网，开始以各种形式刺探中国的情报。后来，他组建的间谍网，根据成员在中国各地搜集到的情报，编纂成厚厚的一本《清国通商综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诸多方面，为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

　　进入20世纪，日本对华情报战更加猖獗，特别是侵华战争前夕，日本为了实现吞并中国的野心，向中国派出了难以计数的谍报人员。比如，日本政府曾派出千余人潜入中国进行非法测绘。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方面发现侵华日军使用的军用地图，竟比中方的军用地图还要精确，重要地段的一棵树、一间房，都被记录得一清二楚！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日本派出一批精通汉语的谍报专家，以使领馆为主要阵地，通过不断发展与留学生、工程技术人员、专家以及华侨的私人关系，刺探中国情报。同时，他们向名目繁多的民间代表团、民间机构，安插大量的谍报人员，打着“交流、参观”的旗号，大肆窃取中国的经济、技术情报。日本公民以考古为名，经常在中国的一些地区擅自测绘，在中国警方从他们那里缴获的资料中，就有被他们特别标注的部分军事设施的详细位置。留中日本学生和留日中国学生都是日本谍报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专业的人才要引起特别的注意。

　　2006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曾裁定，两名日本外交官是日本外务省派出的间谍，他们为“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工作，北京高院认定该组织是间谍机构。同年，国家安全局逮捕了《中日经济新闻》杂志的创办人、日本籍男子原博文。他从1995年开始，为日本外务省搜集中国情报，提供了大量中国的机密文件复印件。

　　在日本本土，有一幢大楼专门为广播监听而建，内有8名监听人员全天24小时监听和收录中国中央及地方电台广播节目，并立即整理，制成卡片、分类存档。日本“亚细亚综合开发研究所”近来开设了一种新的服务项目，即向日本商社、金融机关输送各国经济情报信息。

　　在中国境内，日本的商社、企业和金融机构已发展到数千家，遍布中国大中城市，他们或亲自下手，或利用中国雇员，从事经济间谍活动，不遗余力地搜集中国的各种情报，特别是军事情报。

　　日本对华谍战的目标是：在全面、准确掌握中国军事力量部署的基础上，提高日本自卫队干预地区局势的能力，进而使日本加速转变为可以与中国相抗衡的军事大国。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非常严密，功能强大，人员众多，是日本谍战的最重要机构。

　　日本，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对手。

　　四，中国谍报工作的危机意识。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理念，中国的世界理念是“和谐”，所以不会做不利于“和谐”的事情。但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和平安宁，中国又必须有强大的反间谍能力，如果对外国的间谍行为视若无睹，中国的国家利益必然丧失殆尽。

　　过去，中国有一个口号叫“全民皆兵”，实际上是号召大家“战时人人能打仗，平时个个能保密”。今天，不提倡全民皆兵，但也不能全民麻木，在新形势下，中国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引起重视：

　　必须灌输全国人民保守秘密的思维理念。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人突然不设防，谁设防，谁就是对抗改革开放，谁设防，谁就是保守派，防备意识一时间成了“落后”的代名词。全民不设防的主导思想让中国各领域的保密工作陷入困境，本该保密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信息被某些部门的人以“自主权”为名公开化，小到技术革新和专利权，大到国家最高政治机密都时有泄漏。

　　中国企业和教育科研机构，只对国内同行设防，碰到国外人员来参观，惟恐对方不给面子，把最最先进的部分都向对方讲清楚，有炫耀的机会一刻也不会放过。日本人为什么能在中国轻松搞测绘？是有中国人的配合，甚至是某些人的无知促成了对方的行为。美日等国的“项目”可以变相为他们提供很多获取情报的机会，中国学者把最好的论文发到外刊也涉嫌科技泄密。

　　五，谍战无处不在，人人必须小心！

　　网络谍战队伍的组建迫在眉睫。中国目前到底有没有网络部队暂时还没有定论，从传媒上了解到的信息是中国有组建网络司令部的打算，暂时还没有成形。如果中国能组建网络司令部，那么反网络间谍的能力将大大提高，网络司令部的操控范畴很广，当然不仅仅限于网络间谍。

　　从国际“热战”的复杂性来看，军事间谍只是众多间谍当中的一部分，经济及商业间谍丝毫不亚于军事间谍。所以，中国在组建网络情报队伍的时候必须着眼于“人民战争”的理念，只有把眼睛盯到所有视域，才能真正做到有备无患，信息时代是一个没有死角的时代，忽视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让自己被动挨打。

　　网络谍战队伍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职业型队伍，目标是绝密情报和网络进攻；第二个层次是半专业队伍，目标是经济和商业利益情报；第三个层次是有一定战略意识的普通网民队伍，目标不设限，主要是掩蔽真实目标，模糊信息内容，混淆信息真实性。

　　六，未来情报战的两大杀手锏。

　　未来世界，大国科技竞争分布在两大战场：一是太空战场；二是网络战场。

　　与之相对应，未来的谍战也将逐步由“具体人间谍”向“科技间谍”过度，人是谍战的操弄者，但谍战的依赖是科技，单纯靠具体人的智慧已经过时。再过20年，弱国很难探听到机密情报，只有科技强大的国家才能站在情报战的最高点。

　　未来情报战的两大杀手锏：一是基于空间力量的“太空天眼”；二是基于网络的“超级计算”。

　　太空战是大国之间的较量，是最单纯的较量，是最强者的较量，是最惨烈的较量，是决定今后几百年大国命运的较量。太空较量的三个层次：一是定位系统实力之争，已经不是24颗卫星和36颗卫星的定位技术差别，而是各国卫星网的整体构架；二是地面人控制的太空攻防战；三是太空人控制的太空攻防战。

　　太空战曾经只是美国的一个政治和军事概念，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已经把太空战从概念阶段转化为实践阶段，执行这一特殊任务的领导者就是美国。由美国挑起的人类新型战争形式在大国之间迅速漫延开来，俄罗斯毫不迟疑地跟随美国的步伐奋起直追，欧洲、印度、日本亦紧随其后。在毛主席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坚持和努力下，中国已经取得了太空大国的地位，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部分欧洲发达国家，中国的国防力量组成当中，航空航天的实力不容小视。

　　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包括绕地球运行的24颗卫星，它们均匀地分布在6个轨道上。每颗卫星距离地面约1.7万公里，能连续发射一定频率的无线电信号。只要持有便携式信号接收仪，无论身处陆地、海上还是空中，都能收到卫星发出的特定信号。上纪世九十年代，美国警察就可以动用GPS定位抓捕著名的罪犯辛普森，而我们用上定位系统还是近些年的事情。

　　GPS并不是美国太空网的全部，美国真正的太空星云组网才刚刚开始，马斯克的通讯卫星决不只是5G、6G功能这么简单，它应该是美国“卫星云计划”的一部分，每一颗卫星都可以成为一个太空节点，每一个节点都可以承担侦察地球某一位置的作用，当数量达到几万颗的时候，“太空天眼”就具备了将所有目标置于视线之内的强大能力。

　　太空权之争是未来新兴大国的复兴变数之争，这项权利不只属于美国，正如16世纪的海上航线权之争不属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谁能在这个新型战争面前跑得最快，谁就是未来的主导者之一，如果放任美国的行为，那么美国统一世界的愿望必将成为现实。

　　超级计算，一直被视为应用科学研究的重要支撑，当然也包括网络控制力的支撑。最近几年，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是“去中心化”，比如说区块链技术，甚至有人讲，未来世界，不只是一般科技、金融去中心化，连政治也要去中心化，都可以采取区块链管理。

　　实际上，这种设想是幼稚的，是违背人类意愿的。人类，是控制型动物，强者一定要设法控制弱者，并且总能找到控制弱者的办法，没有一种科技能实现把人类局限在绝对平等的环境中。

　　“计算力”就是打破平衡和设定中心的最好武器。

　　量子计算机能不能最终商用暂不可知，即使没有量子计算机的出现，“超级计算”也能够成万倍成亿倍的增速，矛与盾不停地处于竞争中，你要去中心，更快的速度也许就能实现中心化，只要速度达不到绝对顶峰的位置，“计算力”就决定着竞争力。

　　未来人类情报战的第二杀手锏就是依赖“超级计算”，人工智能的水平将取决于机器计算力。在前不久的文章中，我提到“元大脑”这个概念，这决不只是说着玩，而是对未来人类超强计算力的人机混合智能化预测。人类大脑的智慧是能让机器计算力不断突破上限，然后又利自己制造出来的机器与人类竞争。比如说阿尔法狗，它诞生于人类之手，却强于人类大脑。

　　量子计算机的超级计算能力是非智能化能力，如果把人类大脑的生物智能植入到量子计算机，或者把量子计算机的芯片植入到人类大脑，组成生物智能和机器智能融于一体的“元大脑”，会发生什么不可想象的结果？

　　最有可能出现以下几种结果：

　　一，每个人将真实的透明化。我们现在所说的透明，最多就是生活轨迹的透明。未来的透明，是生物学透明和社会学透明的组合，不需要了解任何文字资料，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全在“元大脑”中，职业，性格，健康状况，个人喜好，行为习惯，等等，没有计算不出的特殊人。

　　二，生物和非生物信息透明化。通过“太空天眼”捕捉到的所有生物和非生物信息，经过“元大脑”的超级计算之后，每一个信息都将被还原它的本来面目，几乎没有信息能实现伪装和保密。人物透明化之后，结合生物和非生物的信息特征，透明人与其活动地点一结合，该点的功能性质属民用、军用还是科研用都可以计算出来。

　　三，绝密工作透明化。比如说，普京今天召集某十个人开绝密会议，没有一句语音流出，也没有一个文字流出，但会议信息仍然可以被分析出来。参会人员的结构，会后所有人的下一步透明路线图和下下一步路线图，次级会议的参会人员及路线图再分析，通过一层层信息，再结合统计学规律，阿尔法狗能猜测到的“人类意图”也将在绝密信息捕捉中得到再现。只要数据库足够庞大，只要计算力足够强，所有的“绝密”都在“轨迹”中。

　　上面所讲的两种谍报窃取新模式决不是科幻小说，必将成为未来人类情报战的重要形式，美国肯定是这种新模式的最先尝试者和得利方。中国要想尽快适应新模式，就必须早动手、早准备。海湾战争曾经给全世界上了一堂生动的信息战争课程，未来美国同样会做更多的尝试，只是希望这样的“教科书”不要先拿中国作为实践者。

　　人类对间谍并不陌生，一个个行踪诡秘、神秘莫测的间谍活跃于各个角落，窃取大量重要的情报，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发生了无数扑朔迷离、惊心动魄的间谍战。

　　外交，是对外交往的必须，它总是涉及双方或多方，如果只知己而不知彼，不可能取得很大的工作成效。所谓知彼，就是了解对方的设想，友方有友方的想法，敌方有敌方的意图，说到对方心槛，打中对方死穴，都要求事前获得一个透明化的对方，而不是深不可测的对方。

　　情报战又是外交前置战，前置顺利，外交不可能不顺利，前置被动，外交就被动。在不久的未来，“外交推演”和“军事推演”都将建立在事前情报的“太空天眼”收集和“超级计算”分析上面，大国间的情报战能力将取决于这两大科技竞争力。

　　疫情过后的中美未来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次长跨度新冠疫情不只是影响了经济，更影响了很多人的思维判断，短暂的悲观意识模糊了历史车轮的不可逆转性认知，阶段性的数据情结让一些专家也产生了严重误判，“中美即将互换地位”的错觉正在被相当多国人共识为美梦成真。

　　死亡，是美国疫情的最大阵痛，从科学上讲，这本是可以避免的，但从政治上讲，它又不可避免，辩证法告诉我们，所谓优越性的反面会有制度破坏性，既要接受正面，又要接受反面。你不能接受死亡，就必须面对没完没了的约束，约束偶尔也能呈现优越。

　　疫情，只是让中美斗争表现出一个短暂缓冲期，但它绝对无法改变两大国的长期斗争格局。这个斗争，既包含利益斗争，也包含文明冲突，国人不必因为某种固定的爱国逻辑而否定其中任何一项。疫情过后，中美必将重新拿出更显性的手段向对方表达态度，热脸再也不必往冷屁股上贴，即便你卑微表示低调也不可能避免双向斗争甚至冲突。

　　未来的中美斗争关系，分析者很多，基本上都是从大命题出发，然后对比各自的优劣，再得出实力的消长趋势。本文不准备按着这个惯性展开，我想从“小事”里面寻找两国的不同之处，然后再分析其长期影响。重点讲三个方面问题：一是中国面临的小问题；二是美国的抗灾耐力；三是中国的自我革命。

　　一，中国面临的问题。

　　我想从一卷厕所用纸讲起。

　　中国特别爱搞评选或评估活动，自上而下，层出不穷，要想获得某种认可或某种名头，你就必须费尽万分心思去做迎评工作。

　　某一年，上面的领导专家要到某单位进行评估，专家到来前，该单位将数百个公共厕所都安装了卫生纸卷筒，并且也配备了卫生纸。专家大约呆了五天时间，卫生纸保留了五天时间，专家前脚一走，物业人员就将所有剩余的卫生纸都收走了，厕所从此再无卫生纸可用，数万人的单位托专家之福享受了五天免费卫生纸。

　　十多年前，白岩松曾不太相信日本比中国文明卫生很多，于是就专程去日本做报道，并且还特意开车去看日本乡下的卫生间，结果发现，任何一个日本乡野卫生间里都放有卫生纸，他带着深深的羞愧回到国内。

　　卫生纸，值不得几个钱，一般单位都用得起。

　　现实中国，为何大多数单位就不敢配卫生纸？

　　不外乎两个原因：

　　一是不相信国人有自觉性，更相信国人贪小便宜，害怕公共卫生纸被顺走。

　　二是中国人的“公共意识”极为淡薄，逢公必反，一切事情均立足“私思”和“私办”。

　　事实上，不管是何种原因，不想配，就不配，习惯了，也就适应了。

　　可是，为了应付领导和专家，临时性配几天卫生纸，影响可就不小，学生们都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上，形式主义的示范作用会让他们牢记一辈子，在他们今后的人生中会起到极坏的重复性影响。

　　我举这么个小事，就是想告诉大家，“形式主义“这个东西在中国是多么地深厚与牢固，是多么地受人欢迎，一个中国人的一生，从幼儿园到火葬场，它会时刻伴随着你。

　　由一卷卫生纸，大家可以发散到所有层面，说得不好听一点，中国人就活在形式主义里，你，我，他，都知道它没用，又都知道必须做，又都会发牢骚，但最后又都适应了。

　　一卷纸讲完了，我再讲个大人物，他姓沙，曾当过外交官。

　　他并不懂科学，为了显示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他讲了许多雷人观点。

　　他说中国的“北斗”比美国的GPS要好很多。为什么好呢？他说是因为美国做不出中国那么好的芯片。

　　他说中国的超级计算在全世界稳居首位，原因也在于中国超级计算机的芯片均为自主研制，并且世界最好，美国造不出来。

　　他还说不要怕中国的芯片被美国制裁，中国其实都可以搞出来，只是没有批量生产。

　　特别要提出的是，他说中国的操作系统远比微软操作系统要好，并且要好很多，也只是目前应用还不够广泛。

　　当然，他还不止讲了这些，自豪的地方多着，反正就是美国已经被我们抛到身后了。

　　有点自信，不能说不好，但嘴巴自信算不得自信，是愚人。

　　如果我们从未来“可能性”进行推演，沙某的结论不能说没有实现可能，但现在下结论显然为时过早，鼓舞不了任何人，这是把部分国人同胞当猪养。

　　去年，清华大学宣布成立集成电路学院，国人认为中国芯片的希望就在眼前。我不得不再泼一次冷水，大家务必要冷静，从学术到技术的距离是很远的，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清华身上那是大错特错。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清华集成电路学院用的集成电路设计软件和硬件都是美国公司捐赠的。如果用它的东西，短期内，清华不可能超越。如果不用它的东西，清华要拿出自己的原创，时间还长得很。

　　如果前面两件事微小，下面要讲的事就有点大，可能会伤害部分国人的自信。

　　这十来年，国人深信中国将对美国实现量子超越，新闻多，论文多，大家都认为中国在量子领域的研究已经居世界首位，尤其是某单位时常能曝出令人振奋的大突破。

　　我曾经到过某科技大咖的上市公司生产线，大咖的秘书，上市公司市场推广人，带着我们参观了他的一流生产线，说是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量子产品。

　　参观完之后，我不太识相地问了一个问题：“某先生，您的这条生线是国产还是进口？”

　　他回答：“当然是全套进口，国内没有这个生产线。”

　　然后，我又问了一句：“既然是进口，那外国是否也可以生产类似产品？”

　　他没有回答，转而去交流别的问题。

　　也许我是外行，也许还有很多待解的问题，此处不想做深究。

　　按照某先生的说法，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其一，如果没有全套进口生产线，咱们的“最先进产品”就生产不出来？

　　其二，外国早于我们有这条生产线，难道它们产不出这个产品？如果它也能生产，或者说更早生产，那我们的“最先进”还算不算最先进？

　　假若中国在量子领域真有领先的一面，希望科学家和企业家能沉下去，等到把世界上公认的最领先市场占据了，再向世界宣布咱的领先地位也不迟，千万不要把刚孕育的胚胎就吹成巨人。

　　第四件事，想说说咱们的官员思维。

　　就在前不久，商务部某副部长在一次全国大咖年会上预测：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不需要二十年，也不需要十年，五年之内就可以实现。

　　他为什么这么自信？理由是中国在5G、6G方面领先世界，中国在量子通讯和元宇宙方面也早有布局，最先进的科技都属于中国，科技中心自然就在中国。

　　应该讲，一个商务部的副部长，对世界产品趋势是有所了解的，也不应该是个科盲。但他对“世界科技中心”的理解实在令人大跌眼镜且无法原谅。

　　元宇宙，是最近由脸书提出来的新概念，虽然技术上中国过去也有跟进，但肯定不是国际领先。

　　就在上周，谷歌公司又把150亿参数的最大视觉模型V-MOE的全部代码给开源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它在世界上已经走在了最前列，此时全部开源，证明它有信心让世界跟风应用，中国一定会成为跟风者的一员，它让你似乎也掌握了领先科技，但你的领先程度始终取决于它。

　　世界科技中心，可以梦想，但不要自封。一个副部长这样，还有类似的副部吗？

　　二，美国的抗灾耐力。

　　八十年前，当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世界各国都极度震惊。然而在美国，则表现得较为平静，罗斯福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焦虑，他没有对全国煽情，在国会的演讲也相当的理性平和，就是战争嘛！

　　疫情，美国死亡了八十多万人，估计还将继续增加。

　　在这样的巨大灾难中，我们又看到了不一样的什么东西？

　　美国人的超级承受力。

　　因武汉疫情封城封国之后，整个中国就只有两个词：悲痛，恐惧。电视画面里给人的感觉是：江山静默，华夏停摆，举国哀伤。说得不好听一点，中国人在灾难面前的心理非常脆弱，媒体的煽情指数极高。当全世界都有疫情后，无论多严重，其它各国媒体都没有在“感情”上很用劲。

　　美国，即使死亡了八十多万，美国人仍然拒绝情感崩溃，仍然拒绝通过媒体渲染制造恐慌。中国人批评他们不珍惜生命，而美国人则视自己坚强而不畏惧。

　　死亡，不是好事，我从政策上是反对美国做法的。

　　不过，我今天要强调的不是美政策的对错，对错只能由美国人去评判。我是想从另一个视角告诉国人，美国这种不怕死的“坏习惯”也是很令人害怕的。当战争来临时，不怕死就是一种精神，它会让对方产生恐惧感。

　　换个地点，如果是我们这里每天感染几十万，死亡总数有大几十万，经济会不会崩盘？国民情感会不会崩溃？一旦面临大战，我们曾经拥有的那种牺牲精神还有吗？

　　中国防疫，已经不只是死亡恐惧的问题，而是“疑似仇恨”的问题，一个病例，一个疑似，都可以让无数人把暴力加之于其身。

　　美国的金融体系经受住考验。

　　在特朗普后期，大家都赞扬美国有十年牛市。

　　然而，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经历两年超级大疫情，美国金融市场没有崩盘，高位盘整，稳中有升，中国专家和民间人士多次预测的“崩盘”始终没有发生。

　　股灾，一个月由五千点崩到三千点的情况没有在美国灾难时期发生。

　　表面看，这只是钱的问题，有钱就能支撑。

　　实质是信心表现，主管者的信心，投资者的信心，两者互为支持，市场才能稳定，对经济长期前景有信心，对调控手段有信心，对科技支撑有信心，疯狂踩踏逃窜的现象就不会发生。不要低估美国人的“信心”，真实的自信写在现实中，不是嘴上。大家应该记得，2015年，无数次鼓舞人心的表态都阻止不了市场的惨烈，因为信心崩了。

　　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未受到严峻挑战。

　　有部分国家曾经想动摇美元地位，部分国人甚至在十年前就豪言人民币很快会取代美元成为主要结算货币。然而，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主要货币地位基本不变。

　　如果美元在这波灾难中未受到根本性动摇，未来十年仍会坚挺，疫后的国际社会还是西方联合体的拉帮结伙，我们不要持太多幻想。

　　美国的军事扩张脚步稳健。

　　2020年年中，媒体曝出美航母大量军人感染新冠，很多国人异常兴奋，预言美国将无兵可用。事实上，这个预测又落空了。近两年时间里，美军在任何一个方向的脚步都是按计划进行，西太平洋更是如此。

　　2022年首，美国的四艘航母环绕在中国周边，敢花钱，敢侵扰，敢对抗，美国的霸权主义未因病毒降低侵略性。

　　美国教育和科研的务实传统未受实质破坏。

　　教育和科研，最怕的不是聪明人不够多，也不在于钱不够多，最可怕的是三大毒害：一是造假；二是形式主义；三是吹牛浮夸。

　　一个国家，如果这三样全占，你不要对它的未来抱太高期望，所有的繁荣都是表面的，都是拷贝性质的，不可能有十足的后劲。

　　一个国家，如果始终拒绝这三样，你就不能低估它，求真务实的风气里，每一小步的创新都包含着巨大成果诞生的可能性。

　　美国的约束条件仍然维持轻松状态。

　　讨论这个话题非常为难，甚至很难讲出实际名词。

　　从国际视角看，一个国家是否真实有那个东西，并不是你说有就真有，最直接的体验者是公民，如果公民心怀恐惧，它就没有，如果公民在相当大程度上有语汇自由，它就有。

　　那个东西，你必须有，它是文明的趋势，多与少，可以逐步推进，模式好与坏，可以继续完善，如果连个基本框架都没有，谈多少与好坏就没有基础。

　　那个东西，模式不普适，但方向普世。

　　最近几个月，媒体文章对美国的否定相当猛烈，几乎是全盘否定。

　　死亡八十多万，灾难中有混乱，这都是反面教训。但牺牲的另一面是，美国人仍在捍卫传统价值观，仍可以维持较少的人身约束。

　　三，中国的自我革命。

　　前不久，我们的邻居家里发生了一些事，其内部付出了相当程度的牺牲。

　　为此，我还写了一篇有关普京的文章，给予了他不少的赞誉。

　　不过，多数朋友未完全理解我的意思，以为我是在刻意反对哈国的颜革。不，我不关心哈国问题，我只是感叹普京为了俄国的利益而做出的灵敏反应，这是大国领导人的必备素质和能力。至于某国的颜革，该有，谁也挡不住，内因永远大于外因，外因能起次要作用，源于内因起了决定性作用。任何国家，只要有这事发生，原理都一样。

　　最近，我在国内媒体文章中也经常看到“自我革命”几个字，似乎大家都突然意识到深层次改革的重要性，大家似乎都真想做点什么。

　　但是，这几个字，容易说，也容易写，可不容易做。

　　讲到革命性，我还是不想讲大道理，也不想谈大战略，还是从“小事”说起。

　　机构改革，这事好像并不太大，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们搞了好几次非常大的动作，并且都决心很大，信心很足。结果呢？大家不妨对比一下，八十年代以前，吃财政饭的机构人员有多少？今天吃财政饭的人员有多少？中国人口增长和机构增长有何关系？成比例吗？

　　几年前，咱们又有了历史上决心最大的一次改革决定。当时，我还写了一篇预测性结论，结果是我的“结论文章”被革命了。

　　大家现在有何感想？机构是大了还是小了？

　　再讲点比这更小的改革，那就是教育科研界的“破五唯”。

　　起初，大家都寄予厚望，但我一直不看好。现在，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讲，破不了，只会更加坚定“五唯”，用形式主义去破，又用形式主义进行加固。比如说反对唯帽子问题，真反对，真要破，你就把大部分帽子给取消不就行了，为何还不断地继续增加帽子呢？为了适应新需要，前面的帽子不摘，国家级新帽子，省级新帽子，校级新帽子，还在增加。

　　当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有效结合以后，它的危害性并不在现实性危害，而是在于会一代代根植于国人心中，渗透于国人骨髓，老师们把最坏的形式主义用最精美的形式传承下去，然后让一代代国人把最聪明的智慧都用在了形式上面，“形式主义”必将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变成历史传承。

　　自我革命，必须包含那个东西。

　　最近，有很多人写文章谈《零容忍》，分析某某副部长为何会走向腐败，写了很多原因。其实，需要分析那么多吗？腐败分子的原因不都一样吗？不就是“权力太大”和“制约太少”吗？还有比这更确定的原因吗？那个东西，不能根绝腐败，但效果肯定更好，它能让权力不太大，它能让制约不太少。

　　自信者，从来都敢于自我革命。革命，自然是革除不足，不是把好的东西革掉，也不是在好的上面瞎折腾。

　　中国要想跟美国竞争和斗争，自我革命是必须的一环，真正的自信在于找到自己的不足，而不仅仅是天天批评对方的不足。如果我们要批评对方不足，那必须指出在同一方面，我们比它强在哪里？你有，它没有，批评它才有力。你没有，它有，只是不够好，那可能还不太好批评它，因为“不太好”比“没有”更好。

　　中美斗争是天下大事，但今天所讲却皆为小事。在我看来，专家们把中美最核心竞争力数据罗列出来只是结果，形成结果的原因都在“小事”处理的过程中。一个国家，管理者和人民的日常行为小事均包含优劣之分，并且均会积累在习惯与灵魂中，决战的大成败无不与平时的“小事”一一对应。

　　归根结底一句话：中美斗争的长期胜败，不全取决于眼前的航母、核弹和货币，更取决于两国人民的认知能力、思想深度及革命勇气，谁能把人民智慧真实赋能于人民身上，这个国家一定能强大而保持不败。

统一路线图——五阶段与统十条

（摘于2009年的《热战时代》一书）

　　台湾问题无疑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同样也是中国未来政治人物是否具备政治家条件的试金石，“大统一”的理念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割舍的最根深蒂固的情结，谁能满足这样一个民族情结，谁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之一。

　　统一台湾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与东海问题联系在一起，但统一台湾是中国内政，是中华民族的内部事务，不是国际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大陆在“热战”时代必须解决的问题，是独立于任何其它战争之外的国内特殊问题，能够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足以证明中国对整体局势的驾驭能力，足以证明中美两国在“热战”中较量的输赢，要么是利益互换，要么是中国力量压制住美国威慑。统一问题是中国参与世界竞争的最大变量，需尽早将其变为定量。

　　统一台湾是大方向，与台湾政党轮替没有任何关系，谁主政台湾，谁都要作出正确选择，国民党也不例外，任何政党都没有急独和隐独的权力，不能把统一大业寄托在台湾的党派政治，最好的寄托就是行动。

　　几十年来，牵涉到的国际关系足以搅动整个世界，对亚太地区更是影响巨大，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台湾问题不能永远拖下去。”的确是这样，中华民族能否实现复兴大计，统一大业是首当其冲的最关键大事，一个领土都不完整的国家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大国，一个无法维护自己国家完整的大国永远也实现不了复兴，台湾问题不能始终是个“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党和政府也在不断推进中国统一大业，并在民间交流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为统一进程创造了良好环境。

　　统独问题的由来。在“毛蒋时代”，总体来讲并不存在两岸政府层面上的统独问题，只有谁代表中国的问题，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在统独问题上，他们都守住了国家和民族底线，两党之间的战争是内部战争，没有人曾想过让台湾分割出去。统独问题的正式浮出水面从李登辉时代开始，到了陈水扁执政期间达到顶峰。大陆一直寄予厚望的国民党领导人马英九先生上台以后，并没有实现两岸间真正的信任，更没有让统一前景有所改观，台方的微笑与握手含有“隐性台独”的成分在内，可以不怀疑国民党的中华情结，但决不能太相信它的统一意识，部分国民党政客的理想是：带领台湾人开创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

　　统独问题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美国因素，有人说是国力因素，有人说是台湾人的民意所在，有人说是国际政治生态因素。其实，这些因素都是在强调客观原因，并没有说出久拖不决的统独对峙的本质问题。笔者认为，统独问题的实质已经由客观原因过渡到了主观原因：政治人物的集体智慧和胆识。切实做好统独问题的阶段性转换是全体中国人下一步必须做出的选择。

　　台湾作为中国整体中的一部分，想回避“热战”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会利用它作为筹码同中国较量，台湾将面临一个“站队”的选择问题，是选择携洋自重还是选择民族大义?这是值得所有台湾政治人物和全体台湾人民深思的大抉择。选择前者，后果会很可悲，最终既不会利于台湾人民，更不会利于中华民族。选择后者，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不管台湾人民怎么选择，现在已经到考虑作出选择的时候了，整个大中国已经进入到“热战”时代，台湾有责任以民族大义为重选择回归。

　　统一台湾的问题是一个大方向，与台湾政党轮替没有任何关系，谁当政谁都得作出选择，国民党也不例外，任何政党都没有急独和隐独的权力。自从马英九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以后，两岸关系出现了向好的迹象，这是全体中国人都乐于见到的事情，两岸在经贸方面的协商也很快进入轨道。与此同时，台湾也极力争取获得国际空间，大陆中央政府适时表达了相关善意，两岸人民均对好转的迹象表示支持。但好转中也存有隐忧，主要体现在“国际空间”的问题，要慎之又慎。只能由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一定不能开口子，一旦大陆对台湾让步过多，口子过大会给国际反华势力留下操作空间。所谓灵活处理台湾的国际空间，实际上就是打擦边球，有的甚至就是放弃原则，国际上打台湾牌的国家非常多，既然中国自己都可以打擦边球，其它国家为什么不能做呢?一旦有哪个国家率先做出一些中国不愿看到的动作，可能会相当被动，反应过度，两岸关系可能重新走入困境，不做反应可能引起“骨牌效应”，很可能造成隐性台独的成立，或者说实质性台独。台湾社会是一个不成熟的民主社会，也算是政党轮替的地区，今天国民党当权，明天民进党上台，既然可以对国民党灵活处理，民进党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呢?都是中国人，难道还会厚此薄彼吗?一旦允许民进党享有打擦边球的待遇，问题就会更严重，它会得寸进尺，搞得大陆焦头烂额，那时候回过头来再走倒退的路子封闭台湾国际空间，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对中国大陆而言，不要看党派轮替，只看对错与否，路线错误，谁当政都必须给予纠正，谁搞台独，就必须警告谁。

　　中国大陆一向主张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这是一种善意的想法，也是合理的想法，但是，在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统一的问题上，“民粹”决不能算作“民意”，在尊重台湾人民的同时，有必要考察一下台湾人民的主流思想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必须搞要清楚，如果主流思想是“一个中国”的思想，可以尊重他们国际空间的诉求，如果主流思想都是倾向于慢性台独，那就不得不提防。从媒体及其它方面的信息来看，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所以也就要格外小心，大陆时刻强调要尊重台湾人民，但如果发展到两岸人民情绪对立的境地，那将是相当难以处理的问题。目前，台湾政治纯粹是一种“民粹”政治，根本算不上什么民意政治，统独操作纯粹是政治小丑和台独分子的工具，这种工具让他们屡试不爽。对立可以引起战争，两岸的假性“友好”也可能引起战争，期盼两岸关系正常，但不希望留下过大的隐患!

　　台湾问题，不管是扩大国际空间也好，还是压缩国际空间也好，最后的归宿还是国家的完全统一，这是大方向，也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历史使命，更是今后中国的最大政治任务。台湾不统一，就不是完整的中国，一个不完整的中国就谈不上一个强大的中国。所以，讨论台湾问题，必须回归到统一问题，无须台湾人民投票表决，更不由地方政党决定，两岸的中国人都必须把统一当作一个责任，而不是一个对抗。

　　中国政府曾经在2000年的时候提出来两岸的分裂现状不能长期拖下去，言下之意就是要加快统一的步伐。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此后很长时间没有再提到这个说法，即使在陈水扁的反复挑衅之下，大陆也没有利用时机重新思考两岸策略，失去了加速统一的大好时机。随着国民党的再次执政，两岸走向合拢的时机也未见根本性好转，马先生“三不思维”是对中国统一的重大障碍，这种思维必将导致中国的统一问题交由第三方或者国际势力决定，而不是中国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必须坚决地回绝这种错误思维。统一台湾是现实命题，中国大陆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这个目标，东亚变局和国际形势的大变化促使中国必须加快向统一目标推进的步伐。

　　五阶段规划：

　　第一阶段：法律和政策准备。中国已经为防止分裂势力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这部法律符合阶段性要求，但还不足以为长久解决台湾问题作好完全意义上的法律准备，未来的目标应当由反分裂转为促统一，国家必须启动《国家统一法》和《台湾省或台湾特别行政区自治法》的制定工作。只有这三部法律组成一个整体才能保证国家统一的法律支撑，这种支撑不仅适用于某个地区，而且适用于全中国的所有疆域。

　　第二阶段：统一动员阶段，实现由“反分裂”向“促统一”的阶段性行动转换。中国大陆把统一的希望寄托于台湾人民肯定没错，但是，台湾人民到底能不能寄托、是否值得寄托呢?暂时还必须打个问号。如果他们主观上不愿意或者抵制该怎么办?是不是就按他们的意见办?是不是继续等下去?如果他们永远都不改变想法，统一不就泡汤了吗?大陆人民不反对争取台湾人民的支持，但是，也不能过分相信这种依靠，是否统一决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少部分人身上，对于台湾的统一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由大陆主动采取措施，在两岸还没有出现尖锐对抗的时期，是进行统一宣传的好时机，也是对台湾表达意见的好时机，必须花几年时间解决思想准备的问题，要让台湾人民明白只有统一一条路可走，其它路子都走不通，任何想借美国实现独立的想法要彻底抛弃。统一之路不但要走，而且还要紧急快走。用几年的时间考察台湾人民的反应是必要的，在台湾引起争论和讨论也是必要的，经过台湾人民的几年讨论后，中国大陆就可以基本看清楚台湾人民的准确想法，大陆就不需要作过多的试探和推测，也不用总是把统一大业寄托在哪里，最好的寄托就是行动。

　　促统并不意味着战争，无限期拒统才有可能引起一些问题。有些人一提到“促统”就害怕会打仗，一提到强硬政策就想到战争。要想统一台湾，不同的可能性肯定都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大陆主动促统就会引发战争，促统的目的是要让大陆把“反独促统”的主动权抓到手上，更是让台湾明白：有关统一的问题是不容拖延的，必须坐上谈判桌。现在，两岸问题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台湾手上，台湾方面同意谈，大陆就有谈的机会，台湾不点头，大陆再好的善意都无处着力，大陆唯一能有点谈判余地的地方在于“技术性环节”，谈不谈是由台湾说了算，谈成什么样，则是由双方协定，这样下去，两岸问题只能看到双方的热闹，却看不到统一的希望。国民党比民进党更为聪明的地方在于他不触动大陆人的“生气点”，专门在各方面使暗劲，大陆倍感无奈。为了尽快将统一的主导权掌握到大陆手上，要下决心发出“促进统一，尽快谈判，不可久拖”的主张。台湾方面不管愿不愿意，不管想不想谈，不管哪个党执政台湾省，原则摆出来了，他们都得面对。不外乎两种结果：一是拒绝，如果台湾方面断然拒绝，就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另一种可能性是极不情愿地接受谈判提议，能开始谈就好，谈起来了，就看智慧，不谈的话，前途是黑暗的，谈起来就有希望。

　　“统独问题”与中国政府外交上的“韬光养晦”无关。有关中国的统一大业问题不适合“韬光养晦”，因为“统独问题”事关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十三亿人无法忍受领土主权问题任人宰割，一个号称5000年最强的盛世中国没有理由任人宰割，分治的现状摆着，中国根本就没有韬光养晦的余地，一个摆在世界所有国家面前都清楚的两岸问题，你怎么韬光养晦?从外交层面上讲，中国跟别的国家存在争论和交涉的外交议题，但是，从内政上讲，“统独问题”是纯粹的中华民族的内部事务，必须抵制外力干涉，必须聚集中华民族的力量为统一事业快马加鞭，谁为外部势力站台说话，谁就是卖国贼，谁让两岸的统一方向失去控制，谁就是罪人。

　　第三阶段：谈判阶段或者紧缩阶段。如果台湾人民和台湾地区领导人愿意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走上谈判桌，诚心为国家统一作努力，那么就是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后面也就根本无须有什么特别准备，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才是上策。但是，如果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坚持拒统，坚持永久性抵制统一谈判，那么中国大陆必须采取由宣传攻势向实质步骤的转换，当然也不并是就要直接开战，为了进一步给台湾留足回旋空间，仍然不急于用军事手段实现统一，初期可采取围岛的策略，把台湾周边海域列为无限期禁航和禁飞区，对生活必需物资给予通行，其它任何与外界的非民生联系都要切断，同时，对台湾在大陆的企业也采取相应措施，保证其经营正常，但不能保证资金进岛。如果台湾军方借美方进行反制，那么战争统一时机就自动来临，统一步骤自动进入第四阶段。如果台湾放弃反制，那么就必须承受经济上的全面倒退，直到再次走上谈判桌。

　　第四阶段：外围收复。(略)

　　第五阶段：完全统一阶段。(略)

　　统一的结果是单向的，过程则有极端复杂性，主要是看统一后连带问题的解决。大家肯定知道，不管是大的战争，还是小的战争，只要是用战争解决问题，必然会留下很多后续问题，内战也是一样。不过，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解决好一切问题。

　　统一问题，中国大陆如果没有破局之旅，就没有统一之时，统一台湾“五阶段论”仅代表个人意见，仅供读者参考。不管“热战”进展到何种阶段，统一作为国家的第一大任务必须择机完成，有国际事件作为契机更好，没有契机就只能按部就班地执行。

　　“统十条”提纲：

　　1、促进国家统一的机构整合。建议将此前的两岸机构都撤销，成立由中央直管的“国家统一委员会”，将此委员会设为实现国家统一的最高决策机构。

　　2、促进国家统一的法律准备。（应该有一个促统和管理台湾的综合法律体系，而非个别针对性法律）

　　3、促进国家统一的宣传攻略。（重在告诉台湾政党和人民要敢喊统一和必须统一）

　　4、促进国家统一的政治制度规划。（须超越“一国两制”的框架）

　　5、促进国家统一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的政策规划。（由点、线、面规划构成）

　　6、促进国家统一的外交整体规划。（除对它国，也包含推动全世界华人华侨对硬促统的理解和支持）

　　7、促进国家统一的军事规划。（统一应该有阶段性，而非一蹴而就）

　　8、促进国家统一的具体路线图设计和时间表设计。

　　9、促进国家统一的国内防务因应安排和物质准备。

　　10、国家统一后的过渡性因应预案设计。

　　没有路线图，就没有统一可能性，路是走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国家核心利益的捍卫，靠的是实力和决心，不仅仅只是态度。时不我待，我待无时。

　　二十一世纪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世纪，不断积累的科技元素需要人类的不幸事件来消化，从来没有一次人类巨大进步是不含特殊代价的，不管你是处在科技的顶峰位置，还是处在落后荒蛮的原始部落，你都必须接受美国导演的“热战”大戏，中国也许无法在戏中唱主角，甚至有可能处在一个有巨大风险的位置。但是，中国决不能因角色的不满而消极，唯一能做的是尽可能把自己的角色演好，一个配角如果把握得合理到位，完全有可能颠覆主角的地位。五十年的磨砺会在世界范围内造就更多的英雄豪杰，五十年的剧变也有可能让众多的无辜者受害，历史总是由无数苦难的平民尸骨堆就少数伟人的成功，未来也不会脱离历史周期律，上帝也改变不了人类的运行轨迹，戏曲的结束，就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