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什么是简单？

什么是简单？

　　微信圈有个朋友转了篇文章，题目是《8种人可交，9种人不可交》。我没有点开阅读，一见两个数字头就大了，加起来有17种人，要记住且理解并不容易。

　　人，活在这个世上，从小到大，天天不都要跟人交往吗？不交往，哪有什么社会？活在世上，还得弄清17种人，不是太复杂了吗？既然有人总结出17种人，说不定还有人能总结出27种人，这样搞下去，人世间会越来越复杂。

　　所谓可交不可交，不外乎普通交往和密切交往，密切一点，也就是交友了。

　　想交友，不也得交往吗？不交往，你怎知道谁能成友？要交往，还得先搞清17种人？

　　我现在五十多岁了，也许是运气好吧！到目前为止，这辈子遇到的人中，还没有出现一位绝对不可交往的人，甚至可以说全都是好人。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有个标准：不害我的人都是好人。

　　与任何人交往，在他未做出害我的事情之前，我就判断他是好人，不管他身上有什么不同的个性或者怪异之处，都不会成为排斥他的理由，只有这样，身心才轻松。

　　人与人交往，厌恶，抵制，绝大多数情况皆因误会或自我崇高。

　　我刚参加工作时是进了一家工厂，那里的工人较多，有些人从小就养成了爱骂人爱讲痞话的习惯，甚至有人爱贪小便宜，爱贪小便宜的人就成了大家口中的“坏人”。我当时管生产安排，总有人提醒我要小心。不过，我当时年轻，没想那么复杂，只想把工作搞好，真要是坏人，也得面对。事实上，经过几年的交道，大家认为的“坏”其实都不是真坏，是误会的坏，也就是爱耍一点小聪明，我成全他一下，忽略一下，人家心里就有数了，不会得寸进尺。

　　到了现在的单位，起初也是有些担忧的，生怕别人起点高水平高，瞧不起咱这半路出家的和尚，对谁都察颜观色，不易与人接近。经过一阵子相互了解，我就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是单纯的，为了名利，或许偶尔有点私心，但彼此间的交往是不记仇的，能消化和不能消化的矛盾，都不影响交往的实际效果。部分同事，看起来不怎么被人重视，看起来职称职位也不高，越是交往，越是能从他们身上找到亮点和高贵之处。

　　如果把人生交往面扩展到大中小学时代，那就更简单了，没有利益冲突的年龄段，何来有不可交之人？

　　总而言之，我这辈子确定未遇到不可交之人，不需要甄别17种人。

　　如果大家仔细回忆一下自己的人生，应该也能发现，真正不可交往之人极少极少，坏人就更少了。让你舒服的，多交往些，让你不舒服的，控制一下量。

　　现实生活中，为什么总有些人那么在乎“做人”？为什么总有些人那么在乎交往对象的可交往性？

　　做人。啥叫做人？人就是人，人不是动物，不做人，还做鬼吗？

　　做人，遵纪守法崇德，不就够了吗？还讲那么多规矩干嘛？有些人，特别爱指导别人，其实是过于将自己崇高化，属于过分自恋的范畴，总觉得自己做人做得最完美，可以当“做人”的导师。其实，把更多心思花在琢磨做人上面的人，自己身上的问题往往会更多，因为他在鉴别他人的时候，一定会在灵魂深处藏有对别人的保留，这种不真诚的交往方式实际上是可以被体察的，唯有他本人还在自恋情商高。

　　近些年，中国人总喜欢拿“三观”界定交往，总说三观不合的人不值得交往。

　　这就复杂了。三观，能全合吗？确切地讲，任何两个人之间都不可能三观全合，一家人之间都不可能做到全合，何况一般人之间。朋友之间，就一定合三观吗？我看未必，或许只合一观，或许只合两观，全合的可能性并不大。交往，交友，是工作、生活或感情需要，时间久了，友谊便建立了，社会给予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需要“才是最重要的，绝大多数情况，并不是因为你愿不愿意。

　　碰到陌生人怎么办？能简单化吗？

　　老祖宗有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从未交往过的人，尤其是涉及到利益交换时，是可以多留些警惕的，这并不违反做人原则，这个警惕过程是为建立信任关系做准备，时间久了，陌生人也便成了旧人。当然，利益面前，旧人之间也有失信的事情发生，但它决不是普遍现象，不必有交往恐惧症。

　　交往简单化，做人简单化，对年轻人尤其重要，等你们悟出这理时就显得有些迟了。当你有很多机会跟很多人打交道的时候，应该是你精力旺盛、精神最畅快的时候，要好好珍惜，要享受交往过程中的幸福。等到你老了，就会发现，年纪比你老的，一年年退休，极少有机会跟你再交往，年纪比你轻的，他们又不太愿意跟你交往，当轮到自己退休的时候，离散型社会让你很难找到交往的对象，即使同一小区的人，也都是天天见面的陌生人。

　　我们的社会，不知从何时起，慢慢被媒体、网络、出版物和意见领袖带入到一个交往恐惧与社交焦虑时代，过多地构筑做人篱笆，过多地设置交往围栏，过多地制造交往事故，在人际与社会间留下诸多心理阴影，新中国早期那种“天真，烂漫，无忧，诚实，互信“的激情岁月被利益性的交往新标准涂抹得面目全非。

　　文明，应该是让人与人之间变得更简单，如果方向恰恰相反，做人变得越来越难，应该是文明倒退了，科技进步和物质进步的表观现象不等同于文明进步。

　　做人简单化，会不会得罪人？会不会讨人嫌？可能会。

　　被贴上“不会做人”的标签，多半出在“情商低”和“礼尚往来”两个方面未做好。

　　礼尚往来，从小看到大，从小学到大，不会出大错，偶尔有些失误也无所谓，碰到机会就主动补救一下，硬是补不了，也就算了，让人怪去，或许人家压根就不怪你。

　　情商低，不可怕，只要不害人，低就低了，这不是什么大缺点。

　　情商，中国人平均指数可能世界第一。但这又如何？能把智商变成智慧吗？能把智商变成创新吗？很难。中国社会近几十年的诸多深刻矛盾都出在“情商高”上面，大量人把过多的智商用在人情、友情、关系情、面子情、婚外情、虚情等破事上面。

　　高情商的建立，是消化智商的过程，一个高情商社会，往往是人际交往最累的社会，彼此间顾虑会过多，普普通通的交往，也会消耗人的大量心思，谁都怕自己的言行被人误会和错解，为了避免误会和错解带来的痛苦，许多人就选择回避交往，厌世情结弥漫在空气中。

　　高情商，可能让人舒服，但它对智商的消耗于社会的负面效应更大。越是干净的交往，越不需要情商，只需要遵纪守法崇德。情商低的人被嫌弃，要么是碍了人家面子，要么是损了人家利益，未必是他真做错了事。

　　有个同学，在美国呆了几十年，经常回国出差。我问他在两边的体验，他会告诉我：“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不好，在美国，最大的感受就是社会简单，随心所欲，直来直去，不要关系。”我就反问：“是不是你接触不到美国主流社会才如此呢？”他反问：“你一个普通中国人，你算主流吗？平时能接触到权贵主流吗？你不也是跟普通人打交道吗？”

　　分析中国社会交往复杂化和交往恐惧症的原因，最终都会要归结到利益分享的严重不平衡性上面来，这种不平衡有别于传统西方社会的不平衡，“关系学带来的不平衡”远远超过了“规则创造的平衡”，多数人对交往学问的追求胜于对规则的信仰，智商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弱于其在情商上的消耗。最终的结果是，中国人智商总和无法支撑快速进步的需要，必须有多数低情商者为高智商者做垫脚石，必须有大量的外国科技进步向国内输入，“内耗外输”的特征非常明显。

　　中国人，从种族上讲，应该属于高智商种族，本可以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但是，如果要把高智商民族变成高贡献民族，首先应该让中国人变得简单起来，人人变得简单，社会才不复杂，智商才能无忧无虑地服务于社会。

　　咱们都是人，不是鬼，不是动物，遵纪守法崇德就够了，越简单，越幸福。

　　附言：

　　有朋友问我对热点问题的看法，我只能讲，我没怎么用心关注，也没必要过度关注，我只想把生活过得简单点。

　　写于2022年8月4日星期四

　　【文/孙锡良，大学副教授，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孙老师新公号“孙锡良B”，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