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十分之一足够了！

　　中国的教育，从小学争论到大学，一直陷在“死读书”这个问题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实在找不到解决门道之后，就用一个“内卷”概而统之。

　　这种焦虑，反映了国人对创新人才的高度渴望，已经到了全民性急功近利的状态。说白了，很多人不是想成为人才，是人人想做上等人，没有谁愿意落到社会底层。

　　关于人分三六九等的社会性恐惧，我在前面已经有专文，不再重复，也不是我能解决的问题，全局性的极差待遇决定了整体性的极端情绪。

　　今天，我很想跟那些从事教育的同志或者对教育非常关注的人士聊一点小看法。

　　我认为，教育的目标不是把所有受教育者都培养成你想要的人才，而是把受教育者的文化素质提高，在此基础上，再挑选出十分之一左右的优秀人才。

　　经常跟同事讨论这个问题，关于大学生考试成绩的问题，我与他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他们总是想让每个同学都能考好，一旦不及格的学生多了，就会长吁短叹，说什么学生堕落了，学生越来越差了，已经看不到希望了。

　　我不认同这种判断，学生人数多了，不学习的学生自然就多了，这很正常，你招100万学生，个个成才，也就是100万，你招1000万学生，十分之一学生成才，也有100万，另外900万可能成为次级人才，至少总不可能都成废材。

　　有人就担心不学习的部分学生会把想学习的那100万带坏去。

　　大可不必杞人忧天，想学习的人，你是带不坏的，能被带坏人的，其内心本就存在不想学的原始初心。特殊情况有没有？当然有，但不会多。大家去大学仔细调研一下，想读书且非常用功读书的学生还是不少，可达三成以上。

　　最近，有中学老师或中学校长也跟我讲：“现在的学生太内卷了，高中拼得太狠，到了大学，不会再有学习动力，不会有思想活力。”

　　这种观点存在了多年，一直在继续。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不用太过操心。

　　思想活力，创新动力，这两种人是可遇不可求的，他们的存在，带有偶然性，不是老师培养出来的，顶多只是受到老师的部分影响。这种人真出现了，就不太受内卷的影响，他们能适应各种教学方法及各种环境，如果老师的方法不行，他们也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为什么我反复强调十分之一就够了？

　　中国每年招生超过1000万，十分之一就是100万。

　　这是什么概念？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能称得上人才的大中专及高中毕业生不到30万人。

　　正是这不到30万包括高中生在内的人才，支撑了新中国的起步和新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

　　到1964年的时候，大中专及高中毕业的人数才达到500万。这个时候，中国已经把重要的工业体系构架好了，原子弹也引爆了，已经开始上氢弹了，其后又开始上核潜艇等重要项目了，中国的数学、生物、医药、物理等基础领域都创造了享誉世界的成果。

　　到1980年代初，中国大中专和高中毕业人数总和才达到千万左右，并不是说这些人都能算人才。这个时候，中国的工业体系已经完全构建完成，除了少数民生领域，主要工业面方向都实现了独立自主，上天、下地、入海的事都办成了。

　　如今，一年大学生招生量就比前三十年总和还多，如果一年产出千万人才，用得着吗？容得下吗？

　　我们的大学生毕业就职时专业对口率不到五成，专业对口后，能从事专业研究的又不到五成，专业对口能坚持把专业当作一生事业追求的又要再打个折扣，真正终生从事本专业的人才比例就可想而知。不要总是期待所有学生都把专业学好，送外卖的研究生快逼近十万人，跟专业有啥关系呢？

　　近四十几年的实际情况又是什么呢？

　　已经积累了大约占总人口16%的大中专人才，总数超2亿人。换句话讲，如果大中专生都算人才，那我们已经有两亿多人才，比世界90%以上国家的人口还多。如果按新中国前三十年人才的创造能力，这两亿人可支撑什么样的超级工业构建力？能支撑什么级别的科技创新构建力？

　　实际情况会让大家非常遗憾，在所有的工业体系独立性上，新中国已经完成的体系，现在基本仍能保持独立，新中国前期未独立的部分，至少今仍然不能独立，新中国前期基本实现独立的工业在被下马后，至少仍然被西方卡脖子。

　　超两亿多的人才体系没有完成更大的科技独立性需求，无论硬件还是软件。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人才，不在于人数多，而在于人才是否真的能尽其才。

　　这几十年，中国文人塑造了一个“西南联大神话”，说这所战时学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说它超越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先进大学。

　　为什么有这个神话？因为它出了诺奖得主杨振宁先生，因为它出了几十位两院院士。

　　这所大学的实际情况真有那么神吗？没有。八年期间，搬家都搬了很久，一路建校，一路迁徙，即使到了昆明，也不是天天安定，教学条件很差，很多专业连教材都没有，实验室极其简陋，没有科研条件，也就是勉强维持，哪来的一流教育？（大家可以抽空看联大校史）

　　那为什么会被造神？这所大学看起来很成功的根本原因有四条：

　　其一、生源质量非常高，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两千多人才。

　　其二、它有比较好的校风和学风，国难之下有凝集力，有理想抱负。

　　其三、抗战结束后，有很多学生都去美国或苏联留学，后来获大奖或成为院士的人物都有这个背景。

　　其四、新中国的大建设给了联大学生最好的战场，让这批人才获得了最广阔的施展才华的空间，跟着国民党到台湾的联大校友就没有出现这种人才兴旺的局面。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关键还是一个“人才怎么用？”的根本性大问题。

　　我们不但是没有把二亿多人用好，是连二千多万的那个十分之一也没有用好。

　　哪里体现出没用好？中国现在每个人所用的只要是有点科技含量的新东西，没有一样不是来源于外国，中国工业所有的现代化生产线没有一条不是按照国外技术改造改进的，中国工农业生产所用的先进软件没有一样不是源于外国，中国科研界目前使用的最先进仪器设备没有一台不是从国外进口，中国医疗体系最先进的检测设备、手术设备和高档药品没有一样不是从外国引进…………………….

　　多年以来，一直在反复讲一个现象：我们面上看到的繁荣，全都是“引入式繁荣”，就连基建也不例外。

　　有人问：“咱们修路、修房、修桥、修隧这么厉害，难道不是靠自己？难道也是引入式？”

　　我会做简单的回应：“设备咱先不讲，没有引入外国设计软件，咱们现在还是手持铅笔和画板晒图的时代，基建推进速度起码要减去一半，中国的软件时代（无论引进还是破仿）整体上都是引入式。”

　　既然十分之一就够了，为何要年年扩招？主要还是为了做实国民素质基础，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更丰富知识的充盈，以此为基础，让一代代国人逐层垫高国家的科学素养，让十分之一又变得更有厚度。

　　十分之一用不好的问题，大家都心知肚明， 但大家都没有办法。

　　我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教育界、产业界和科技界（科学与技术）一定不要把太多心思花在教育目标的百分之百上面，而是要重点关注那个十分之一。这个问题的解决起点应该放在大学，中国大学的培养重点一定要放在那个十分之一，无论研究型还是技能型，都要让那个十分之一有脱颖而出的机会，让那个十分之一走进社会之前就是人才。

　　有位同志跟我争论：“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最大动力，你怎么就只看到十分之一的动力呢？你这不是精英论吗？你这不是看不起普通劳动者吗？”

　　我笑着回答：“那个十分之一也是群众，他们的工作也是劳动，新中国初期那几十万人才付出的血汗不比任何普通劳动者少，”人才论“跟“精英论”不要混为一谈。“

　　我从不担心1000万大学生是否都能成为人才，我持久的担心是：咱们培养不好那个十分之一，咱们也使用不好那个十分之一。

写于2022年8月16日星期二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大学副教授。本文原载孙锡良新公众号“孙锡良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