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随着经济下行与疫情叠加，中国的房地产业陷入无可避免的萧条期。对于大多数依靠土地财政的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房地产业陷入停顿无疑有断炊之虞，发展形势更是岌岌可危，于是各种拯救楼市的政策纷纷出台，花样百出，如武汉推出了“远郊区域15万元补（五年内偿清）贴鼓励公务员买房”，郑州等地“鼓励买房首付分期，房贷断供不进征信”，北京“拟试点老年人贷款购房”，更有多地出台“鼓励农民进城买房”措施，企图通过农民进城买房缓解城市房地产库存压力。
而实际上，近二十多年中国城市化的狂飙突进，确实为城市房地产业的勃兴发挥重要作用，但时至今日，这股城市化浪潮已呈强弩之末趋势，不仅表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已显著提升，余下空间有限，而且中国实际农业人口的下降比表面的城市化率更突出，绝大多数具有农民身份的农民工处于完全脱农或者半脱农状态，用学者吕途的话说，叫“回不去农村，留不下的城市，徘徊在城乡之间”，是有动力而无能力城市化的农民，他们还占有相当比例。
显然，在以往数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农民的分化也不断拉大，一部分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民顺利实现了城市化，推动了城市房地产业的发展，甚至成为房地产消费的主力军之一，而另一部分农民则被排斥在贫困的边缘，已经丧失了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自然不敢奢望实现进城买房的梦想。也就是说，对于日益分化为两个极端的农民群体（中国社会的整个层面也是这样），有经济实力该买房的已买过，而余下没有经济实力的想买也买不起，因些企图通过鼓励农民买房挽救房地产下行颓势已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模式，国家以城市发展为牵引，拉大GDP高速增长，城化化率大幅提高，一座座城市做大做靓，而另一面则是农村的萧条，发生了“农村空心化、农业副业化、农民无产化半无产化”的新三农问题。据此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然而在国家整体发展导向和模式不变的前提下，旨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政策能否真正落地不容乐观。比如，此次各地集中出台鼓励农民进城买房政策，以消化城市过剩房地产业，有论者一针见血指出，此举显然与乡村振兴战略相悖，因为实现乡村振兴的举措必然是国家调动资源向农村倾斜，至少要减轻或免除对农村的吸取，而鼓励农民进城买房则是延续了一以贯之的城市吸取农村路径，与实现乡村振兴背道而驰。
虽然国家层面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但如果坚持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下，一旦乡村振兴与保城市发展发生两难选择，必然会前者让位于后者，这其实也是这么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一方面农村作为蓄水池为城市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动力，另一方面农村又作为稳定器来消化城市发展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这就是小农经济学派借以标榜的所谓中国模式，以牺牲农村和农民为代价保证城市和经济的优先发展，显然这样的模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并非具有什么独特性，实质仍旧不过是农村依附城市、城市吸取农村旧有模式的延续。
客观地讲，这种模式自城市诞生以来就已形成，而城市本身就是私有制社会发展的产物，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城市作为统治的中心，通过私有制经济纽带对周围农村大量吸取，而农村也被构建到城市发展的依附地位，这是所有私有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对旧有城市的改造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议题，旨在构建新型的城乡关系。首先是对城市性质的彻底改造，将剥削社会消费性质的城市改造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生产型城市。城市主要功能不再是消费创造利润，而是发展生产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随着着社会主义制度对城市改造的进行，原来纸醉金迷、穷奢极欲的消费型城市消失了，代之以充满激情、火热沸腾的工业型城市。对农村的改造则是消灭个体小农经济，实行合作化、集体化，走共同富裕道路。在政治上工农联盟的保证下，实行城乡互补、相互支援的战略。
但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初，几乎是毫无工业基础的纯农业国，国家要发展工业，必然要依靠农业提供积累，只有等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实现对农业的反哺。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的现代化必然要经历两个阶段，一个是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农村和农民必然要为国家的整体发展作出一定牺牲，然而这种牺牲从长远看也是符合农村和农民的利益的。另一个阶段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得到长足发展，已具备反哺农业的能力，通过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支持，最终形成城乡融化发展，实行城乡一体化。
关于新中国的城乡关系和实现现代化路径，毛主席通过“人民公社”道路规划了伟大构想。按照学者张文茂的说法，新中国从上述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临界点正是七十年代中后期，其时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而以人民公社为载体的农村集体经济已经过二十多年发展，涌现了一批类似大寨村、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村等先进集体经济的典型，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城乡关系蓄势待发，雏形已现。
可是正当此时，毛主席逝世，中国发生的历史性转折，人民公社集体体制被否定，小岗村分田被全国推行。从此兆始于小岗分田的私有化大潮在中国城乡涌动，毛泽东时代历经几十年辛苦努力改造和构建的城乡关系崩溃，中国又回复到毛时代以前的旧有的城乡关系，于是三农问题一直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
我们说，三农问题之所以产生，本质就是城市发展出现的问题，更是国家整体发展出现的问题。一方面城市通过资本纽带吸取农村的人、财、物等资源，另一方面城市又不断转嫁自身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而农村则被牢牢绑定于依附地位，一边源源不断向城市提供资源动力，另一方面还要消化城市转嫁的负面效应，充当小农学派所谓的蓄水池和稳定器作用。
然而，不论是小农学派提倡的务实的渐进城市化道路，还是新自由主义实行的超前的激进城市化道路，本质都必然要遵循资本运行发展的规律，因而无论在表面上做多少文章，城乡关系的本质不会改变，也就决定了农村输送城市、城市吸取农村的发展模式还将继续。
正如资本主义发展致命特征是不可持续性，这种资本逻辑主导被下异化的城乡关系也必然与之同理，随着整体的发展不可持续，农村承接危机的能力将越来越陷入枯竭，一旦超过临界点，蓄水池再无蓄水能力，稳定器也再无法保持稳定。
那么，还剩下的唯一的农村土地，或许将上演资本最后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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