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谈论政治解放或人民创造历史,最好还是要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目的当然是避免把前人走过的弯路,再走一遍。
毛主席把孙中山视为前辈和革命先驱,先驱者如果不是先知,就肯定要趟过必要的弯路,去启迪后人,这是其作为失败者的历史价值和进步意义所在。
孙中山置身革命凡四十年,最初阶段,给清廷和李鸿章上过书,寄予过厚望,但没有起到作用;后来组织光复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政纲,这个时期的主要认识是“旧统治阶级肯定不行了”;后来提出,要实现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此时已经认识到光说不练,毫无价值,所以需要自行创造新的政治基础,而五族共和显然是在国土范围内总人口意义上,去再创政治基础;然后,孙中山不断地寻求与会党、与军阀、甚或与帝国主义打交道,试图组建一个有力量的同盟,他由此收获到无尽的背叛;到了最后阶段,才认识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三大政策的核心和本质是——需要在被统治阶级中间去,重新塑造新的政治基础,所以,五族共和对于革命者而言,真正能够奏效的路径,也只剩下人民共和了,而人民的主体则是工人和农民。
就这样,从对旧统治阶级的绝望开始,提出“排满革命”;然后认识到,要真的干革命,说统治阶级的好坏,已经毫无意义了,关键之关键是要塑造一个新的政治基础;而各种节约组织成本,与现成的政治军事力量结盟的聪明计谋,都被证明无效之后;最后,才不得不选择那一条剩下的艰难道路——去组织工人农民作为革命的政治基础。当然,这件事实际上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手里,才最后完成的。
人民共和的实现——以人民的普遍觉悟和有组织奋斗能力为基础,这个是解放事业的唯一可靠“本钱”,孙中山走了一辈子的弯路,在最后阶段,才隐隐约约看到这个。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首先要确立“政治现实主义”立场,首先关注“本钱”如何做大,如何合理运用,这个才是关键之关键。至于统治阶级是好还是坏,仅仅在联系着人民的觉悟过程或者组织能力提升的目标上,才是有价值的。各种动不动跟谁势不两立的表态,其实没有多大价值,可能属于在认识上尚未走出“排满革命”局限的状况,王明式左派以留声机式的方法,重复马列语录,其实属于尚未达到如何创建新的政治基础的认识初级阶段。文G时期,批评过“民主革命同路人”——这群人在批判一个具体的统治阶级方面具有彻底革命性——对于终结剥削和压迫制度则无感,在本质上,这群人也还背负着“排满革命者”的不自觉,未曾认识到人民共和的必要性。目前网络上,一些主要强调批判彻底性的纯左,在相当程度上也同时不关注新的人民政治基础如何确立的问题,这近似于处在认识上的排满革命阶段——只关注统治阶级怎么这么不行这一个方向,尚未转入创造新的政治基础的认识阶段。
从孙中山走过的弯路看,从排满革命转向五族共和,是一个巨大的认识进步,这个时期相当于认识到革命需要自己的本钱,而排满什么的,就需要从是否有利于创造新的政治基础——积累革命的本钱——去重新审视,排满显属不利于本钱扩大,所以,就需要代之以“五族共和“了;后来又进一步认识到,总人口意义上的政治基础再造,实际上并无可操作性,所以,革命的靠谱本钱,还只有从工人农民那儿去找,这就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但是,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认识千差万别,孙中山去世之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是真正的“反动派”——不管是在历史进步意义上还是仅仅就认识进步而言,最后因为倒退而灭亡。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文/老田,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