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离世，很多人欢欣鼓舞，认为这是一个共产主义事业叛徒的末日。很显然，戈氏肯定属于共产党叛徒无疑，但是，夸大他个人对于苏联结局的决定性作用，则遮蔽了阶级分化规则的作用和相关事实与逻辑。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只是体现了社会分化规则的某些方面和特征，但还不是社会分化规则本身，社会主义事业需要有觉悟的人民力量去支撑，经受住这一规则的销蚀作用。
应该说，苏联变修的下坡路，在斯大林时期就出现了苗头，而自居聪明人的赫鲁晓夫，则竭尽全力地以资产阶级法权这样一种源自对立面的想象力，去强化和扭曲公有制社会的官民矛盾，发展内在的否定性力量和趋势，然后，还以改革的大义之名，去阻断一切纠错机制。从那时起，苏共主流官场和学界就没有表现出起码的批判和分析能力，在这种“跟着走”成为潮流之后，苏共和苏联就不可能有第二种结局。
中苏论战时期，不过是有限度地揭示了苏共主流派，其在制度修复与维护方面，想象力的极度贫乏与倒置的“一边倒”偏差——其种种改革设计都不超过以资本主义的“长处”来修复自己的短处。在这样的扭曲想象力中间，经济基础内部或者生产关系内部，就不断地以资本社会私人领域的规则，去强化管理权及其对劳动者的工具化改造和控制，这当然解决不了公有制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发展动力问题，对外则无从抵御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扩张趋势。
而戈尔巴乔夫不过是为苏共主流官场所淘洗、浸润的一个“成功的职业生涯经营者”罢了——在与同侪的职场竞争中间最后脱颖而出，当上了一把手。戈氏自己丝毫都没有任何新的想象力和能力，同时，站在高位上，发言权瞬时暴增，且被一帮子职业马屁精包围——任何一把手的妄言都能够被包装为理论创新且可能改变世界，受此局限，戈氏自己也很难认清楚自己的哈数了，结果塑造了一种澹于狂想的妄人人格——总想要以大言欺天并幻想由此成就伟业，他开启的趋势能不能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最终会滑到哪里去，他自己并没有能力预作判断。
苏联最后的结果，说白了，是苏共主流派基于“阶级本能”的无知和私心帮助塑造的长期趋势，官场在公有制社会中间作为一个特权阶级，本能地对立于人民群众的政治主体性和领导权诉求，同时对于资本社会权力与资本的个人化集中趋势有着本能的好感，不管是否存在着具有远见卓识的叛徒领袖——都不会改变那个符合阶级分化规则的“本能选择趋势”，也正因为如此，苏共整体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就没有能力展开分析和批判，同时对于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还有本能的抵触，其合力作用，必然就指向那个赫鲁晓夫的选择，也由此内在地决定了苏东波的结局。
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反过来看问题的，不是叛徒开启了阶级分化规则，恰好相反，叛徒们的聪明劲，不过是选择成为阶级分化规则的自觉或者不自觉工具；而所谓的走资派，也不过就是集合种种官场腐朽力量和意识形态资源，去肯定阶级分化规则的“经理人”而已，当然，个体目标当然是实现少数人的先富先贵地位，以及由此去确立走资派自己的官场代表性和职业生涯成绩单。顺便说一句，官场力量能够独立地主导一切，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对人民的非政治化改造及其成功，这样，变修复辟的阻力就预先最小化了。
在这样的进程中间，戈尔巴乔夫的个体贡献，仅仅开启了一个加速过程，他以自己的权位和胡言乱语，给最后的瓦解阶段追加了一个加速趋势而已。在戈氏之前，苏共主流官场选择的意识形态话语属于“文不对题”——说的跟做的一致度很低很低，而戈氏的所谓公开性和民主化什么的，降低了意识形态的文不对题程度，这当然会带来新的推动力量和加速。
而在戈氏之前很久，苏联和苏共的结局，早已经被“结构性”地提前注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在官场全面背弃和对立于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条件下，进行良好运作和推进；同时也不可能在以资产阶级法权那种想象力指导下，完成“改革”和进步——以强化管理权和拉大分配差距为特征的改革，不过是“缓慢地”强化内在的负面推力和长期的瓦解趋势而已，这些都不过是在给最后的葬礼，添砖加瓦而已。促成苏联结局的两方面趋势，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存在，赫鲁晓夫们则把这些都正当化和大力推行了——也由此得到西方的肯定与喝彩。
从1950年代末期开始，毛教员对赫鲁晓夫的种种操作和言说，早就洞若观火，正是从赫鲁晓夫开启的所谓“解冻”事业中间，明晰地看到苏共内部否定性力量的政治整合——赫鲁晓夫促成了苏联内部党阀与学阀的联手——“反斯大林”则是这个联手进程选择的方向和外观；赫氏还由此获得的外部颠覆力量的加持，而苏联的结局不过是承接了这个长期趋势而已。
一句话，列宁开启的十月革命道路和斯大林引领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初生的婴儿，还不够完备。在后续的“成长”过程中间，赫鲁晓夫从根本上引领了后续的苏共主流官场，走上了符合社会分化规律作用的道路——一方面强化管理权和官僚特权，另一方面从政治上瓦解劳动群众的政治主体性和地位（一种彻底的“去政治化”的日常经营方法），最后，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就变成一个在官场中间被“普遍嫌弃”的事业，而在人民中间从来都没有发展出新制度的支撑力量——甚至还从反面累积了大量的对于特权和官僚主义的怨气；而与官场主流相关的意识形态辩护士，还刻意地引导民众把官场特权和消极面与制度合法性进行捆绑以实现为特权辩护；这样的历史与政治合力，才是苏联和苏共最后结局的决定因素。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文/老田，知名民间历史学者，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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