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日本NHK电视台采访
文/司马南
记者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您，这个可能问题有点大，我看到您之前做过很多媒体的工作，包括报纸、杂志这些，以及您反对伪科学的打假，然后大概是从2010年前后，您出现在微博上，成为了我们广大中国人都知道的“反美斗士”，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产生了这种身份上的变化？
司马南 ：这个话题的确很长，我得把自己的这段经历整个捋一遍，接着您刚才的话，给我贴一个“反美”的标签，这说法不对，我不反美。什么叫反美？反美是无脑的，干嘛要反美？要把问题具体化，反对美国什么？反对美国给乌克兰递刀，反对美国非要把欧洲搞乱，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科索沃战争、叙利亚战争，非洲打得还不够吗？还要把非洲打成什么样？美国人为什么要干这事儿？
美国人有他的逻辑，就是俄罗斯和法国、乌克兰，和德国的关系搞乱了，一个能源大国和一个技术大国的联系搞乱了，欧洲乱了，美国人就可以美元回流，欧元就会被打下去，欧洲就永远绑在美国战争上当小兄弟，俄罗斯就被消耗到最后冷战的积怨仇恨发泄出来，美国军工复合体大量的已经生产好了的各种先进武器就能卖出钱来，马丁公司的股票就能扶摇直上，美国人现在的这种做法最后就能得逞。
美国人尽管算得很巧妙，但是这种事情违背了包括乌克兰人民在内的，德国人民在内的，法国人民在内的，俄罗斯人民在内的所有人的利益，违背了整个世界人民的利益。所以司马南为什么不反对？不但司马南应该反对，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连同泽连斯基也应该反对，默克尔大妈和默克尔大妈的接班人也应该反对。所以，我反对美国是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我希望日本的观众和读者能够明确，俄乌战争背后的反霸权主义的性质，追求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这一层的意思。
美国的教育很先进，美国的科技很发达，美国的原创性成果很多，美国人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美国老百姓很善良，美国人民很伟大，美国还有很多善良的慈善家，他们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包括美国国家治理的很多优秀经验，这些不但是不能反对的，而且都是值得中国学习的。所谓改革开放，从某一个角度看，就是要向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的先进东西学习，拿来为我所用。所以我是不接受“司马南反美”这个头衔的。
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反对美国政客任意胡来，反对美国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造次，反对蓬佩奥（原来肚子是胖的，后来瘦的跟干柴似的）这样的美国前国务卿，过气的政客跑到台湾去，想弄几千美元回来竞选2024年的总统，如果蓬佩奥这种病态反华的疯子成了下届美国总统，那中美关系会更糟糕，中日关系也会更糟糕。所以我反对的东西和我赞扬的东西、学习的东西、理性评判分析的东西不一样。
我想借助你们节目替我递个话，司马南不是贴了标签的无脑的反美者，相反，我主张对美国社会应当做区分，甚至要把美国统治集团和老百姓区分开来，要把统治集团当中一般性的执行人，那些公务员和那些政客区分开来，要把政客当中疯狂反华的病态反华的那些蓬佩奥之流，和那些还是有一些理性思维头脑的人区分开来。
中国和美国建交是建立在尼克松、基辛格，包括布热津斯基这样一些对美国当时所处的环境有理性认识的基础之上，所以司马南这个老头还是有一层一层地针对不同对象和靶标分析的，而不是像媒体说的那样无脑的一味的“反美”。
至于我过去的经历，我三言两语概括一下。我是在最大的衙门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当过公务员，在北京的报纸做过主笔、夜班编辑，做过总编室主任这样一些角色。上世纪80年代，我也曾经在大学里边教过书，当时在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的大学里面当老师。我后来做杂志做互联网，做过很多七七八八的事情。我有着比较丰富的社会阅历，最重要的阅历就是我出生在中国东北，就是当年被日本人强占过的东北一个边远的劳改农场里。
我是农民出身，当过工人，种过地盖过房子，干过很多底层老百姓做的事情，因此从最底层的一个农民到国务院机关，我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后来我有机会游走世界，日本我也多次去过。我对世界的这种建构和认识，让我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或者叫三观，因此我好像对什么事都喜欢说说，尽管水平比较差，但是我总是会有自己的看法。我的所谓粉丝和观众他们有些人愿意听听我对类似的这样一些问题的认识。
至于这时候我为什么比较集中的揭露美国对中国接触性遏制，以及后来脱离接触性遏制的这种阴谋，（你刚说的时间不对，不是2010年，而是2008年开始），就是因为2012年之前，中国社会酝酿了一种极大的风险：
其一是党的指导思想多元化；
其二是体制内的某些人脑子乱掉了，被人家传销洗了脑；
第三是党内腐败现象相当严重；
第四是社会上贫富差距拉大；
第五是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有一些小角度小系统出现了一些bug；
第六是过去欣欣向荣的人们团结一致的那种社会氛围发生了变化。
所以那个时候我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对外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揭露他们的嘴脸，如果不内部整肃，让人民重新集合在党中央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我们明天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混乱和绝望的时代。因此从那时候开始，我在微博上连续发声。我这辈子老喜欢说话，虽然说了很多话是错的，但也有一些话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反对霸权主义的言论，大体到现在为止是经得住检验的。所以我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小角度，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过去揭穿各种各样的打着特异功能旗号的骗子，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神功大师，日本也有类似这样的人，最早日本NHK有很漂亮的主持人叫什么我忘记了，她还带着很大的团队，中国广电总局的外事局的同志安排我接待他们在北京拍视频，拍了好好几天。后来这些神功大师当中，有的人就从表演特异功能给人看病骗钱，侮辱妇女、骗奸妇女，过渡到他们想改朝换代变成邪教教主。
再后来这些邪教教主被美国某些势力利用，在美国建立据点，他们又设立各级各类的宣传平台，在互联网平台上建立网站。在跟踪他们拍摄纪录片的过程当中，我像一个猎人进入深山，走着走着原来这些人又变成了反华势力平台的总操盘手，后来变成了反对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的那种邪恶势力的代表，因此我很自然地就完成了这样一种转型。
原来他们骗钱的、骗色的，后来想着改朝换代的，后来这些人又试图改变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他们诋毁中国的开国领袖，在中国搞历史虚无主义，他们和国内的公知完全沆瀣一气，所以我的敌人就变得多了，因为敌人多了，所以很多人就要弄死我。
我到现在还能够跟你说话，也许明天我就如他们所愿，找个机会把我废掉了，方式很可能是一脚踹到地铁下，也可能在马路上出事儿，也可能吃什么东西一歪就过去了，也可能后脑勺被拍了一板砖。但是正因为敌人多也有一种好处，想杀我的人太多，最先跳出来的人要加塞儿。我现在这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真有这样的局面的话，真招致这样不测的话，你可以把这段视频拿出来，你说司马南早有预见性，原来司马南预测能力这么强。（未完待续）
【文/司马南，独立学者，知名社会评论家，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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