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新中国的载人航天历史，可不止短短“三十年”

　　“三十年”？2022年了，竟然还在搞这种切割式叙事、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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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6月17日，毛主席批准研制远洋测量船工程计划，代号“718工程”，这就是后来以毛主席手书、叶剑英诗作《远望》命名的中国远望远洋测量船队，他们参加了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代号“580工程”）后几乎所有重大航天活动的测控任务。

　　1970年7月14日，毛主席圈阅《关于航天员选拔的计划报告》，批示开展中国载人航天计划、亲自批准“曙光一号”计划，为后续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怎么到今天的宣传口径，就成了短短“三十年”？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乘凉的时候不能忘了树荫何来吧？

　　在“曙光一号”载人航天计划之前，197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夜晚，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研制和发射长征火箭和东方红卫星的代表，亲切地和代表们握手，表示慰问和祝贺

　　代表们的座位被精心安排在城楼西侧电梯出口处，这是中央首长来回要经过的地方。

　　当晚，主席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走上天安门城楼，与中外嘉宾和东方红卫星的相关人员共度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节日。

　　有一个细节使参加晚会的航天人记忆深刻。

　　五一那天晚上，毛主席在天安门待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据当时受到接见的主管卫星测量的王盛元回忆说：

　　我记得韦统泰（七机部负责人）当时说，他参加过三次这样的庆祝活动，前两次都焰火还没放完，毛主席便走了。这次毛主席特别高兴，焰火全部放完才走。

　　老人家亲切接见研制发射卫星有功人员，鼓舞了广大航天人的斗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气鼓劲。

　　毛主席在苏联航天英雄加加林一飞冲天之后，就鞭策我国航天战线同志：

　　我们怎么能算是强国呢？我们甚至无法把一颗土豆送上太空。

　　循着主席的嘱托和期望，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上天之后，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同志正式提出：

　　中国要搞载人航天！

　　随即“曙光一号”项目出炉。

　　在东方红上天后，主席在与外宾谈话中多次提到卫星话题，最著名的就是那句：

　　中国只发射了一颗卫星，算不得什么。

　　这句颇耐人寻味的评语看似十分“凡尔赛”，但是作为始终忧心人民利益、期望中国航天工业永葆活力的毛主席，顾虑和思考的维度显然更广。

　　王占华同志后来有回忆：

　　毛主席对外国人说，天上有两千多颗卫星，我们才两千分之一嘛！就是有两千颗也不能骄傲，否则会走向反面！这是一个教训。

　　根据2013年官方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中的披露，毛主席类似的话说过不止一次。

　　1970年7月13日时，毛主席会见法国政府代表团，在客人说到蓬皮杜总统很钦佩中国在科学方面所作的努力时，主席说道：

　　才开始，试验性的。中国不算什么大国，报纸上总是吹，我就不信！

　　我是不那么钦佩，不算啥事。因为天上有那么多卫星在转，都是那两个国家的，我们这些国家放个把两个卫星算啥。

　　1975年3月31日, 毛主席圈阅《关于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代号“331工程”，因此有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也是在那一年，中国成功发射并回收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为中国开展载人航天打下了坚实基础，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标志性的成就之一。

　　当年年底，11月26日，病中的主席还审阅了发射遥感卫星的报告，后又审读了卫星发回的相关资料，中国返回式遥感卫星从此频频飞向太空。

　　毛主席的殷殷嘱托和航天布局，让广大航天人谦虚谨慎，再接再厉，从走进航天事业的第一天起就谨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为成绩所虚傲，不被利益所熏染，推动了中国航天事业大踏步进入宇宙空间、站稳了来之不易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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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看，上世纪90年代初对于中国航天来讲是一个突破性的历史发展期，长征火箭进入了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其中，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在国内军工项目纷纷下马的浪潮中，在当时党中央总书记的领导下强行“逆流而上”，这给了许多立志于航天事业的人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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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有一位同志值得一提：张庆伟。

　　1989年1月下旬，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香港亚洲卫星公司所有的亚洲一号卫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颗用长征火箭发射的外国卫星，当时的运载火箭是长征三号。

　　关于发射，休斯公司对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卫星必须在起旋后脱离火箭。

　　在中美双方激辩不断的论证会上，坐在后排的庆伟同志大胆地提出“用计算机建立仿真模型”的想法，并立即被会议主持者所采纳。

　　从此，他从预备队进入了突击队。

　　1989年11月，庆伟同志带着方案前往洛杉矶，同休斯公司进行最后的谈判。

　　在谈判桌前，他从容不迫地指出对方在技术问题上的几个错误，随后在对对方技术方案计算验证后，美国人终于竖起了大拇指，方案获得通过。

　　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火箭成功发射亚洲一号卫星，创造了休斯公司已发射的32颗同类卫星中入轨精度最高的纪录。

　　就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而言意义可谓重大，不仅让中国火箭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首次为外国发射商用卫星），也解锁了因政治风波而一度冰冻的中西方关系。

　　而为此做出了开创性工作的庆伟同志，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随着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中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式火箭——“长二捆”也进入了研制的最后冲刺阶段，又是庆伟同志临危受命，在距合同规定时间仅有四十天的时间里，与另外两位老同志一起提出和验证成功了“长二捆”火箭卫星整流罩平推分离方案。

　　1990年7月16日，“长二捆”首飞成功，为长征火箭开拓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奠定了重要基础。

　　1991年，而立之年的庆伟同志作为主要起草人之一，执笔了《关于我国进行载人飞船试验》的论证报告，得到党中央与总书记的批准，被任命为发射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

　　1992年9月，在当时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批准，决定实施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对于这一长期的、需要创新的大型工程，组织上决定给予年轻人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

　　于是，31岁的庆伟同志被任命为长二F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是当时航空航天部里最年轻的副总设计师。

　　从成果来看，他也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从1997年到1998年，他负责的火箭发射任务都取得了成功。

　　然而成功的道路从来是坎坷密布的，1996年就是我国航天史上的一个“多事之年”。

　　那年的2月15日，长征三号乙火箭首飞坠地爆炸；紧接着，半年后的8月18日，长征三号火箭又未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接连的发射失败使中国航天的国际声誉受到了重创，严峻的形势已把中国航天逼到了“失败不起”的地步。

　　如此形势下，庆伟同志在危局中走马上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并在不久后担起了长征三号甲火箭发射、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责任人和发射队队长的重任。

　　这是继1996年两次发射失败后长征火箭首次恢复发射卫星。

　　其时，国外舆论评论说：

　　如果这次发射再失败，意味着中国的航天发射技术倒退十年。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庆伟同志严格质量管理，带领全体研制人员团结一心，于1997年5月12日，成功让长征三号甲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耸起。

　　发射前，按计划应留在距发射点6公里以外指挥控制大厅里的庆伟同志，毅然出现在最前沿。

　　是有一点危险。但当时主要是想通过身体力行直接给大家树立信心，也就想不了太多了。

　　1997年长征火箭六战六捷后，庆伟同志又被任命为长征三号乙火箭发射亚太二号R卫星发射队的队长。

　　亚太二号R卫星是美国劳拉公司为香港亚太公司研制的通信卫星。按照既定发射日期，这是香港回归祖国后中国航天首次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公司发射卫星，历史与政治意义非同一般。

　　在这场“硬仗”中，庆伟同志在现场指挥协调，与研制人员一起克服“长三乙”首飞失利带来的巨大压力，夜以继日奋战32天，高质量地完成了火箭总装。

　　1997年10月17日，同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庆伟同志和同事们圆满完成了“长三乙”的发射任务。

　　时间来到六年后的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作为中央委员的庆伟同志告假缺席，因为彼时有一项无比重大的、牵动着亿万国人心绪的历史使命，需要他亲自指挥完成——此时长征二号F火箭托举着神舟五号飞船已矗立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进入倒计时。

　　那个时刻，“张庆伟”这三个字已不属于他自己，而是代表了十万名航天科技战线职工十足的信心和庄严的责任。

　　千秋伟业一朝成，杨利伟进入了太空，庆伟同志流下了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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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16日，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按照预定时间精准点火发射，约582秒后，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当天6时56分，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三天后，中共湖南省委新任书记到位——正是60岁的张庆伟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