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经济的决定作用——马克思与弗洛伊德

　　民粹主义vs阶级斗争这个话题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基本概念问题。让我们从普遍性的地位这样一个严格的理论点开始。在此我们处理的是两种相反的、需要加以严格区分的普遍性逻辑。一方面，作为社会普遍阶级的国家官僚机构是全面秩序的直接代理者（或者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美国作为世界警察是人权和民主在全世界的实施者与保证人），另一方面，还有一种额外的或多余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体现在如下因素中，这种因素从现存秩序中冒出来，尽管它内在于现存秩序，但在其中却无恰当的位置（也就是朗西埃所谓的“非部分的部分”）。不仅这两种普遍性不一样，而且斗争最终恰是这两种普遍性之间的斗争，不仅是在普遍性的特殊要素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问题不仅在于，哪一种特殊内容将对普遍性的空洞形式进行霸权化，而且也是在两种普遍性自身的独特形式之间的斗争。

　　当拉克劳沿着“概念内容vs激进命名的效果”之轴，将工人阶级与人民相对立起来的时候，显然是不得要领的：工人阶级代表了一个在先存在的社会群体，以其实质性的内容为特征；而恰是通过命名行为，作为统一的行动者之人民才出现了，在要求的异质性中，没有什么能够将民众预先安排进一个统一的“人民”中去。但是，马克思在“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进行了区分，实际上，工人阶级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而无产阶级则代表了一种主体位置。

　　拉克劳关于马克思在“无产阶级”与“流氓无产者”之间对立的批判性讨论也是不得要领的：并非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群体与一个非群体、一个在社会体系内部没有恰当位置的剩余-过剩之间的区别，而是在这种剩余-过剩的两种模式之间的区别，这种剩余-过剩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主体位置。马克思的分析意味着——尽管是悖论性的——对于社会机体而言，尽管看起来流氓无产者比无产阶级更彻底的被“取代”了（即被排除在外了），但事实上，流氓无产者更容易整合进社会体系：我们可以参考康德在否定判断与无限判断之间的区分，流氓无产者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非群体（一个群体的内在否定、一个非群体的群体），实际上它并非一个群体，把它从所有社会阶层中排除出去不仅加强了其他群体的认同，而且也使它成为一个能为任何阶层或阶级所用的自由漂浮的因素：它能成为一个使工人阶级斗争彻底激进化的因素、推动工人斗争从妥协的温和战略走向公开的对抗；它也可以为统治阶级所用，而使反对派内部及其规则变性，流氓罪犯为当权者服务有很长的传统。正相反，工人阶级在社会结构内部作为一个群体，它本身是一个非群体的群体，也就是说，其位置实质上是“矛盾的”：工人阶级是生产性的社会力量，社会以及当权者需要他来再生产自身及其统治规则，尽管如此，社会及其当权者却并不能为这个阶级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

　　基于这种误解，拉克劳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论点，这一论点已被奥利弗•马查特（Oliver Marchart）简洁地提出来了:

　　在形式层次上，不仅是法西斯主义政治，任何一种政治都基于“对不一致态度的化合与浓缩”之链接逻辑，结果是，基本的社会对抗总是在某种程度上被置换，就像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既然如此，就从未直接地、无政治中介地达到过本体论层次上的对抗。所以，对于任何政治而言，扭曲变形总是本质性的，即政治本身——不仅仅是法西斯主义政治——都是通过扭曲变形来进行的。

　　这种批评仍然陷于本质与现象二分的紧张中：基本对抗从未直接的、以透明的方式表现过自身（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一切社会紧张都被简化和还原为阶级斗争，这种纯粹的革命形势从未发生，他总是被其他的社会对抗，比如说种族的、宗教的对抗等所中介）。因此，本质从未直接呈现，而是一直都以被置换的或者扭曲的方式呈现出来。尽管这种说法大体上是正确的，但至少需要补充两点。第一，如果确实如此，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讨论一种“基本的社会对抗”呢？在这儿，我们已经有了能够建构等同链条的一系列对抗，这些对抗之间还可以隐喻性的相互污染或者渗透，所谓的核心对抗不过是霸权斗争的偶然结果而已。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们应该放弃“基本对抗”的概念呢（就像拉克劳所做的那样）？

　　我将提出一种黑格尔式的回答：我会通过再次提及一个范例来说明问题，列维•施特劳斯在其《结构人类学》中分析了美国大湖地区温尼贝格族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中建筑物的空间分布状况。这个部落分成两个亚群（分成两半），即上层人与下层人。当我们让一个人在纸上或者沙地上画出她所在村庄的平面图（即房屋的空间布局）时，由于这个人与一个或者另一个亚群的不同关系，我们得到了两种不同的回应。在这两种情况下，村庄都被画成一个圆圈，来自上层亚群的人会在这个圆圈中再画一个圆圈，以代表核心房屋，所以图画是两个同心圆。而来自下层亚群的人，在圆圈中画了一条清楚的分界线将圆圈分成两半。换言之，第一个亚群的成员（我们姑且称之为保守主义-社团主义的）将村庄的草图理解为围绕这一个核心神殿、或多或少被匀称布置的一圈房屋，而另一个亚群的成员（我们称之为革命-对抗的）则将其村庄理解为由一个无形的边界所隔离开的两个不同的房屋群落。

　　施特劳斯要指出的是，这个例子不应该让我们想到文化相对主义，由此我们就会认为对社会空间的感知有赖于观察者的群体归属感。而对共同体的感知分裂为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意味着隐蔽的指向一个常量，这并非一个客观的、现实的建筑布局，而是一个创伤性的内核，是一个村庄居民无法符号化、无法说明、无法内在化、无法与之妥协的基本对抗，它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失衡，使共同体无法成为一个完全和谐的整体。对平面图的这两种理解仅是处理这种创伤性对抗、通过强加一个平衡的象征结构来治愈伤口的两个彼此排斥的努力。正是在这里，人们可以理解在何种确切的意义上，真实界通过变形而介入了。一开始，我们拥有现实和客观的房屋布局，然后我们也拥有了关于这种布局的两种符号化，而这两种符号化都以一种变形的方式使实际的布局发生了扭曲。然而，真实界在这里并非现实的房屋布局，而是社会对抗的创伤性内核，这种对抗扭曲了部落成员关于现实对抗的观点。因此，真实界就是被否认的X，由于它，我们的现实观被扭曲了。同时这个X也是不可能达到的原质以及阻止直接到达的障碍，是我们无法把握的原质以及使我们错失原质的那个变形屏幕。更确切地说，真实界最终就是从如下第一种观点向第二种观点的转换：拉康的真实界不仅是扭曲的，而且恰恰就是现实扭曲的根源。

　　这三个层次的机制严格对应于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三个层次机制，对弗洛伊德而言，梦中的无意识欲望并非简单的是从未直接显现的、由于转换进现实的梦文本中而遭到扭曲的梦之内核，而是，这种无意识的欲望恰恰就是此扭曲的根源。德勒兹以一种严格的概念同源性来论述了经济对社会结构的决定作用，他认为，起决定作用的经济从未作为一个现实的代理、一个处于因果关系中的代理而直接呈现，相反，其呈现纯粹是虚拟的，它就是社会的“准原因”，严格来说，它恰恰就是绝对的、非关系性的、不在场的原因，是某种从未“在其位置”上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从未正确的谈论过经济，而是称为一种有待解释的有差别的虚拟性，经济一直被其现实化的形式所遮蔽。”正是这个在各个社会领域（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法律的……）中流转的、不在场的X，在各领域的具体链接中将它们区分开来。因此人们应该强调以下两种含义上的经济之彻底的区别：第一种就是作为虚拟X的经济，它是社会领域绝对的参照点；第二种是现实中的经济，它是现实社会总体性中的一个因素、是一个亚系统，当二者遭遇之时，也可以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当虚拟经济在其“对立的规定”中遭遇到其副本——现实经济——的时候，这种同一性就与绝对的（自我）矛盾重合了。

　　就像拉康在第14期研讨班中所讨论的，不存在原因，而只有引发口吃、口误、支吾的某种原因，当人们考虑到原因与因果性之间的对立之时，就要解释这个明显带有悖论性的论点：对拉康而言，原因与因果性无论如何都不相同，因为严格来说，一个“原因”恰恰就是在因果性之网（即因果链条）的障碍点——也就是说，因果链上出现某种切口、某种裂隙——上介入的某种东西。在此意义上，对拉康而言，可以将原因定义为“远方的原因、隐约的原因”，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快乐的结构主义行话来说，就是“缺席的原因”：它在直接的因果网络之空隙中发挥作用。这里拉康所想的特别是无意识的运作。设想一下一个普通的口误：在一个化学会议中，某个人正在讲一篇关于体液交换的论文，突然他结巴而且口误了，脱口而出的是性行为中通过精子的话……这是一从种弗洛伊德所谓的“另一场景”而来的“吸引子”，它像某类引力般介入进来，从一定的间距上施展其无形的影响，使言语流的空间变形并将某种裂隙引入它之内。对于哲学思考而言，拉康的这个论题之所以如此有吸引力，就是因为它使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方法来思考“因果关系与自由”这个老题目：自由与因果关系而非原因相对立。应该比习惯的那样更为严格和认真的对待“自由的事业”这个标准的政治比喻，包括思考cause这个词的两种主要意义:一种是产生效果的原因，一种是动员我们的政治事业。也许这两种意义并不像它们显现的那样风马牛不相及：将我们动员起来的事业（自由的事业）作为缺席的原因来发挥作用，这个缺席的原因扰乱了因果关系之网。它是一个使我获得自由的原因、是一个将我从因果关系网的束缚中简拔而出的原因。而且，也许人们应该将马克思并不光彩的“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准则理解为，经济的多元决定状况也是一个隐约的原因，而非一个直接的原因，即在直接的社会因果关系之裂隙处，“经济”介入了。

　　对于阶级斗争而言，现在有点类似于弗洛伊德的病人回答在其梦中女性身份的问题时的状况：“无论这种斗争是什么，它都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性别主义、文化偏狭、宗教原教旨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标准论题就是认为，当今工人阶级不再是注定的革命主体，当代的解放斗争是多元的，没有一个特殊的代理者可以声称占据一个特权位置。对这种诘难的回应方式就是承认：甚至都从未存在过工人阶级的这样一个特权，工人阶级在斗争结构中的核心作用也并不意味这种优先性。

　　那么，如果经济并非社会领域的实指，那经济的决定地位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想象一下流行音乐文化方面的政治斗争，在一些后社会主义的东欧国家，流行音乐领域中在“准民歌”与“摇滚乐”之间的紧张，就置换了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右翼和自由主义左翼之间的张力，并发挥作用。用老话来说就是，一种流行文化之争“表述”了某种政治斗争、或者为政治斗争提供了条件。（正如在当今的美国，乡村音乐主要是保守主义的，而摇滚乐主要是自由左翼的）。沿着弗洛伊德的路径，我们足以说，流行音乐领域的斗争在此仅是政治斗争的一个次级表述、一个征兆、一个被编码的转换。而政治斗争才是全部。然而，两种斗争都有其实体，文化斗争也不仅是一个附属现象，不仅仅是一个为了其政治内涵需被解码的影子战场（通常来说，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决定作用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混乱都与经济斗争相关，以至于我们应该将经济设想为一个隐藏的“元-本质”，它会通过文化斗争中的双层间距来“表述”自身（经济决定了政治、而政治又决定了文化）。相反，经济将自身铭刻进政治斗争向流行文化斗争转换或变换的过程之中，铭刻进这种变换从未是直接的、而总是被置换的、不对称的原因之中。正如“阶级”被纳入文化的“生活方式”中那样，阶级内涵也经常转变为清晰的政治内涵——回忆一下1959年导致尼克松失败的总统电视辩论，自由主义的肯尼迪被认为是一个上层社会的贵族，而右翼的尼克松却显得比其对手出身更为卑微。当然，这并不简单的意味着第二种对立（上层与中产）掩盖了第一种对立（右翼保守主义的与自由主义的），也不意味着第二种对立代表着被第一种对立搞乱的真理，也就是说，尽管肯尼迪在公开报告中将自己展现为尼克松的对手，代表着进步的自由主义，但是，通过电视辩论中对其生活方式的表述，事实上传达出这样的一个信号：即他实际上仅仅是一个上层社会的贵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置换见证了肯尼迪进步主义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它确实指向了肯尼迪意识形态-政治立场之自相矛盾的性质。正是在此，经济的决定地位就介入了：经济是一个不在场的原因，它解释了表征中的置换、解释了“进步/保守”政治对子与“上层/中产”阶级对子这两个系列之间的不对称性，或者在这个例子中就是一个倒转。

　　拉克劳的解决方法就会是，将这种“污染”设想为，把多种对抗链接进一个偶然的等价序列中去：左翼与右翼的政治对立“污染了”流行文化中摇滚乐与乡村音乐的对立，这一事实是霸权斗争的偶然结果，也就是说，摇滚乐并非必然就是进步的，而乡村音乐也并不必然就是保守的。然而，这里存在这一种不对称，被这种简单的解决方案给搞糊涂了：政治斗争并非是其他各种斗争（艺术的、经济的、宗教的等等）之间的一种，它纯粹是对抗斗争本身的形式原则。也就是说，不存在政治的确切内容，所有政治斗争与政治决定都事关其他特殊的社会生活领域（税收、性习俗和生殖方面的规范、医疗服务等等），就以上这些方面作为政治斗争和政治决定的主题而出现来说，“政治”仅仅是处理这些论题之形式的模式（a formal mode）。这就是为什么说“一切都是（毋宁说，能够成为）政治的”，是就每一件事情都会在政治斗争中变成一个利害攸关的点而言的。另一方面，经济并不仅仅是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而是各种斗争互相污染-表述之“原因”。简单的说，“左/右”就是被其他的各种对立系列所污染的“主人能指”，而经济是对象a，是支撑着这种污染的那个无法把捉的对象。（当这种污染直接就是经济的时候，经济就在其对立规定中遭遇自身）。

　　因此，政治命名了经济与自身的间隔。政治空间被分隔了如下两者的裂隙所打开，一方面是作为缺席的原因之经济，另一方面是其对立规定中的经济、也即社会总体性中的一个因素：之所以存在着政治，是因为经济是一个“非-全”，是因为经济是一个无力而无情的准原因，于是在这里经济就被双重的刻写进拉康的真实界定义中：它既是通过一系列的置换以及各种形式的扭曲而在其他斗争中得以表述的硬核，同时也是这些扭曲的结构性原则。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解释学遭到扭曲的漫长发展史中，它有赖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然而由于一个模糊的术语——“经济的阶级斗争”——而经常被混淆，其中一个逻辑是，“对历史的经济解释”，这个归诸于马克思主义的著名逻辑也遭到了众多的责难：所有的斗争，无论是艺术的、意识形态的还是政治的，最终都以经济（阶级）斗争为条件，这也是需要揭示的多种斗争之隐秘含义；另一种逻辑是“一切都是政治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完全被政治化了，不存在不被基本的政治斗争所污染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以及其他现象，而且，对经济也是如此——工联主义的幻觉就恰恰是认为，工人斗争能被去政治化、能被还原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之纯粹的经济协商等等。但是这两种污染——经济最终决定着一切；“一切都是政治的”——并不遵循同样的逻辑。“经济”一旦失去其外密性的政治内核（阶级斗争），那就会成为一个实证性的社会发展基质，就像它在（伪）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的发展观念中那样，马克思自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十分接近这种观念，而这是充满危险的：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这条线的进化论逻辑显而易见：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工具非政治性的发展，它们共同规定了生产关系等等。

　　另一方面，纯粹政治，即未被经济所污染的政治，依旧是意识形态的，庸俗经济论与意识形态-政治的唯心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此就是一个向内的环形结构：正是在经济的最核心处，阶级斗争才是政治。或者，悖论性的说，人们可以将所有的政治内容、司法内容、文化内容都还原为经济基础、即作为经济之表达，从而将解密经济，然而阶级斗争是个例外，不能作如是观，因为阶级斗争正是在经济自身中才是政治的。

　　如果在细节上进行一些修正，上述观点也同样适用于精神分析：所有的梦都有性内容，但除了显而易见的“性梦”之外。为什么？因为一个内容的性化是形式的、是内容扭曲的原则：通过重复、通过晦暗的接近等等，每一个话题——包括性自身的话题——都被性化了。弗洛伊德最终告诉我们，人类象征能力的爆发并非仅仅扩张了性之隐喻的或想象的视野（那些自身完全非性的活动能被性化，一切都可以被色情化，并开始有所意味），但更重要的是，这种爆发使性本身外在化了：人类性行为的特殊性与那些直接的、愚蠢的交配现实无关、与那些准备性的交配仪式无关，只有当动物性的交配被自我指涉的驱力之危险循环所俘获、被拖延性地重复那无法抵达不可能原质之失败的时候，我们才拥有了那称之为“性”的东西，也即是，性行为自身被性化了。换言之，性可以外溢而且作为任一其他人类行为之隐喻性的内容来发挥作用，这一事实并不标志着其力量，而正相反，标志着其无能、失败以及其固有的阻碍。因此，阶级斗争就是一个独特的中项，尽管它将政治固定于经济之内（所有的政治最终都表达了阶级斗争），但这个中项也同时代表了发生在经济核心处那无法还原的政治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