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文科的学问要怎么做

　　一般说来，在中国，说到所谓文人，多指研究文科类学问的人。似乎研究理工科学问的人，除了特殊情况之外，很少在文献中花费太多的时间。而所谓文人，似乎主要的工作都是在钻研文献。无论是古典文献，还是国外的文献，这些文献就是文人们主要的工作对象。

　　当然，也有一些文人不太钻研这些文献，而这些文人主要是写文、作文、行文。简单说来，就是以写为主。当然，他们也会读书，也有的人读过不少的书。然而他们的日常工作都是在写，或者为了在写而做各类准备或者其他工作。一般说来，写文的人，大多都会与现实相联系，无论他的观点是对是错，他们写文的时候，不太可能离开他所生活的现实。即使是那些创作历史小说的人，他们也无法脱离现实。

　　而那些以文献为工作对象的文人，似乎有一种另外的感觉，在其中某些文人心里，研究学问就是要脱离现实，至少要与现实保持相当的距离。在他们看来，如果要做学问，但还总惦记着现实，那么这个学问是做不好的，也是做不深、做不透的。在他们看来，只有专心一致去做学问，才能算作真正的文人，才能算作学问家。

　　我对这样的现象总是不太理解。有时候，看到介绍这种学问书的文章，例如在某些似乎专门给文人看的报章里，论述某些学问著作的时候，我总觉得是在看天书，总是弄不懂他们想要表达什么。他们可能太热爱自己的学问了，他们完全不需要考虑非专业以外的人是不是能看得懂。而那些所谓的专业，在我看来，也是非常狭窄的。这个狭窄专业之外的，即使是属于同一大类专业的人士，也未必看得懂，也未必有兴趣。我不知道，这样的现象算不算自娱自乐。

　　在我读到的会引起我兴趣的学术文章中，还是那些既讲学理，也没有离开现实的文章。读这样的文章，总感觉能得到一种启发，能够有所收获，甚至会有某种领悟。例如，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朱德生教授所写的学术文章或者学术著作，我每当读到这些文章或者著作时，都感觉到一种津津有味，有一种乐趣，会产生某种愉悦。

　　朱德生教授是研究西方哲学史的。这门学科在今天一些文人当中，也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但是当我读到他们中的有些人所写的学术文章或者学术著作时，除了感觉枯燥无味以外，更有一种有意卖弄，以示自己学问高深，而旁人无人能懂的那种洋洋自得。而朱德生教授的文章或者著作里，就没有这种令人生厌的气息。只是，像朱德生教授这样做学问的人确实不是太多。

　　在朱德生教授的文字里，总会感受到他的研究与现实的人们，或者与现实的世界，以及人们对现实的感受，存在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并不是那么直截了当，有的时候似乎若隐若现。他并不是刻意要表现出这样的思考，但是在无意之间却形成了一种非常自然的启示。

　　张文木教授说，做学问要有生死感。或许，像对于朱德生教授所研究的西方哲学史领域里，这样的生死感未必有那么鲜明，但绝对不会没有。而在其他人文学科或者社会科学中，有的领域确实需要那种鲜明的生死感。所谓生死感，就是人文学科，或者社会科学，在当代都是有着鲜明阶级性和斗争性的。很多领域中的斗争就是生死斗争。哲学同样也是如此。因此，哲学领域研究的生死感，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那么鲜明，但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至于其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史学以及文学，都免不了这样的生死感。这些学科在历史上，在今天，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着各种阶级关系，以及相互斗争过程中的，的思想意识。而这些思想意识反映的都是有阶级性和斗争性的思想产物，这些思想意识同样也都是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在上述学科中，你不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就必然要为敌对阶级的利益服务，两者没有调和的余地。任何离开所谓阶级意识和斗争性来做学问，不可能触及到问题的实质，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张文木教授研究的国际战略领域，就是这样具有强烈生死感的学科。在今天的世界上，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美国的霸权主义，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矛盾，至少是剥削与反剥、压迫与反压迫之间的矛盾。而中国的崛起，对于霸权主义国家一直得以剪羊毛的剥削，就形成了一种反制。这是霸权主义绝对无法容忍的。因此，张文木教授的国际战略研究，就不可能不针对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的种种行径，要找出与其针锋相对斗争的方略。这种针锋相对，就是鲜明的生死感的体现。

　　今天中国的崛起，以及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为今天世界上的霸权主义，以及霸权主义的跟班们所不容。所以无论是哪个学术领域，生死感与斗争性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几十年来，西方意识形态的侵入已经相当严重了。这些意识形态的渗透，已经严重危及我们的崛起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所以，我们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中的研究，不可能回避这场斗争，不可能回避斗争中所涉及到的具体问题。

　　说到底，讲生死感可能会让某些人不太舒服，感觉火药味太浓了。但是，我们做学问，一定不能脱离实际，这一点应该不会有问题吧?要接触实际，目的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只是纸上谈兵，不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学问不做也罢。当然，解决实际问题，不一定要提出特别具体的方案和具体方法，但至少要提出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与方法论意义上的思考。无论我们研究什么领域，研究什么问题，这些领域与问题一定与当下的现实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如果能抓到这样的现实联系，我们的学问做起来就有广阔的天地。如果看不到这种现实联系，只是在纸堆里乱翻乱挖，固然也可能出一些学术成果，但这样的成果毕竟还是有点肤浅，原因就在于它过于脱离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