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忠 | 研究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向中国问题

　　从英国访学回来的十几年间，我基本上是全身心投入毛泽东研究，对此我走的是一条“非正统、不学科”之路。十余年来我关注的基本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毛泽东，我把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当做一个具有自觉哲学思维的治国理政的政治家来对待。这样一个定位就决定了，对毛泽东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他的哲学思想。从既有的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阐述著作来看，我看到的是一种贫乏。但毛泽东的思想却是很丰富，他的丰富性体现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丰富性体现在他的治国理政中的构想，构想的实践、推行、修正与修复等整体中。这样一块内容，一旦进去之后，就会感觉到它的无穷魅力。下面结合我对毛泽东研究的心得，谈下“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这个问题。

　　一、研究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打破学科壁垒，强化问题意识

　　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打破学科壁垒，强化问题意识。我在做毛泽东研究的过程中，强烈地感觉到以学科分类的规制所造成的限制。在某些场合，我建议过有关部门，中国的学科要真正发展，就必须把原有的学科目录废除。学者如果遵循固有的学科目录来做研究，就会造成学科的评价太过依赖学科体系，就会不断强化刚性的学科分类意识，这不利于学术的发展。我个人认为，学科分类在一定意义上来讲是必要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学科分类的需要和体现。但这样的分类首先只是知识传授的需要，如果拘泥于此，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就会遇到困难。比如，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表现出来的伦理问题，难道单靠伦理学家就能够解决吗?显而易见，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伦理道德问题，是中国复杂的社会转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原因造成的，绝对不是道德教化、道德养成这样单一的思路就能够解决。再比如，当今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经济问题难道单靠经济学家的思维和方法就能够解决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当经济学家只用投入和产出的最大化这样宏观或微观的经济学意识和思维来开方子时，一定是越介入越糟糕的。我认为，当今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是复杂系统的问题，面向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应该淡化学科意识，而不是塑造越来越刚性的学科分类，这对学者的思考会造成无形的强制，应该打破学科壁垒，强化问题意识，逐渐地从学科走向问题。

　　实际上，社会发展过程中提出来的确确实实是问题而不是学科。问题导向是我现在做毛泽东研究所遵循的思路。作为一个哲学背景出身的学者，我主张研究毛泽东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他的哲学思想，或者说，如果仅仅局限于学院式的哲学思维，就无法去开采毛泽东思想这座“富矿”。在我看来，毛泽东并非传统意义上或者书斋学院派理解意义上的哲学家、思想家。如果我们单纯从哲学的维度来把握毛泽东的思维，这是不科学的，是存在问题的，他作为一个治国理政的政治家有自觉的哲学思维，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哲学更多地是以一种思维方法和立场观点来呈现，而不是在哲学的各种概念、范畴、体系的思辨王国里转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对毛泽东的研究基本上是以问题为中心去做的。虽然越做越“不哲学”，但我仍然坚持认为，对于当代中国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需要从原来过于刚性的学科思维中摆脱出来。同样，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能也是如此，要从哲学学科分类的狭隘规制中解脱出来，要直面我们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展开研究。

　　二、研究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观照中国现实以及现代化实践

　　当然，当我们开展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时候，一定要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观照中国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现实问题。当年毛泽东对艾思奇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认可，觉得他还是在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框框之内转悠，没有深入到中国的现实问题，也缺乏中国老百姓能接受的话语体系。对于《毛主席语录》的编撰，1967年毛泽东就认为，编语录可能并不必要，重要的是要研究现实问题，要去拓展，要去研究问题。所以毛主席认为马克思主义也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好，它应该是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孤立起来成为一个僵硬的理论。艾思奇的另一部著作——《大众哲学》，则是从中国社会面对的现实问题出发，以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用老百姓能理解的案例去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这样一种方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马克思到毛泽东，他们都强调哲学作为一种立场、观点、方法的意义，而不是把哲学当成一种教条来对待，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也强调不能把既有的哲学当成一种教条，重要的是要用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研究实际社会问题。

　　在研究中，我愈发感觉到，毛泽东的思想的真正精彩之处是在八大以后，借助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我们开始反思，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条主义，开始探索中国自己应该走的路。毛泽东的思想就在这个时候有了重大转变，这个变化，集中体现之一是他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的态度。毛泽东对八大的政治报告的决议有一个非常不满的地方，就是它提出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其中笼而统之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提法，可能会掩盖对既有制度系统中某些不恰当内容的认识，贻误改革时机。正确的思路应该是改革与发展并举，要根据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创造自己的现代化实践理论。

　　三、研究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对既有的学术传统做出梳理与反思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要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但同时他也指出，这种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在理论成熟后才能概括出来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最近在谈教育问题的时候，我讲到，中国的教育从新的学制引进以来，发展过程中实际上有两段是学徒的时光。从1904年第一个新学制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做欧美教育学制的学徒;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做了七、八年苏联教育学制的学徒。从1956年开始，特别是1957年、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意在告别这两个阶段的学徒状态，开展基于中国国情的自我探索，但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教育的发展基本上是重新倾向于欧美教育体制。直到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这十六个字，重点是强调要扎根中国，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中国教育体系。那么，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有没有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也是这样，我们什么时候立足中国自身来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话语呢?实际上这与我刚才讲的教育问题有某些相似之处。我们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如何下手，是要先对这个话题进行总体的建构呢?还是先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这一点，我个人相对比较保守，特别是在学术发展的特殊阶段，如果我们对原有的思维、原有的学术没有一个较好的梳理与反思，就不能有一种清晰的思维逻辑和自觉的学术意识来研究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很多时段里，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方式更多的是借助外来的思维方式，是以“拿来”的理论来观照我们中国的现实，而不是真正地扎根于中国的实践来思考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认为，这是应该加以考虑的一个问题。

　　四、研究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正确处理“中、西、马”的学术关系

　　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要处理好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中国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有丰赡的哲学遗产，属于有自己文化精神的民族。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跟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发生了一系列的交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精华被激活了。因而，在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高度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更多的西方文化资源传入中国，带来了学术发展的多元资源，也提供了很多积极的因素。这可以引起我们对既有的中国文化以及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更加多维的思考，也有利于我们汲取其中某些积极的因素。只有正确处理好与西方文化资源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建构出具有时代气息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重大课题的提出，不是为了让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取代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它的性质事关国家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积极的、开放的、具有人类先进性的意识形态。它的建构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同时又要汲取中国传统、西方学术的积极资源。

　　原载于《江海学刊》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