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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锡良:宇宙的尽头是什么?

2022-10-20 10:00:03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孙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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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突然问我:“爸爸,你知道宇宙的尽头是什么吗?”

  我也没多想,就直接回答:“没研究过这个问题,真不知道宇宙有没有尽头,更不知道宇宙的尽头还有什么。”

  她大笑:“你想多了,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年轻人都知道,就你不知道。”

  真是脑洞大开啊!这个急转弯转得过急,我是完全体会不到现在年轻人的冷暖,完全不知道她们面对社会时竟有这么艰难。

  近些年,北大清华的博士去中小学教书时常有听说,硕士生跑去社区应聘也屡见不鲜,博士去当村官的就更不是新闻了,甚至还有研究生去应聘带编制的环卫工。最近,有位朋友告诉我,他们学校招两个代课老师,两百多人报名竞争,图的是以后有机会转进体制内。某卷烟招聘带编新职工均为特别知名高校的博士和硕士,都跟卷烟无关。

  上周,我从教育类网站得知,今年下半年的教资考试报名人数是1140多万人,比去年的1000多万人又多出百分之十。这是个什么概念?已经超过了当年高考学生总数。假若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就意味着,每个升入大学的年轻人都想考教资。

  当然,并不是说每个拿到教师证的人都会去当老师,但至少说明现在的年轻人非常渴望挤进有编制的教师队伍,不是教师有多好,而是编制实在太香。

  到底发生什么了?

  年轻人拼命往体制内挤,他们集体求稳的原因又是什么?是不是集体性对不稳的恐惧?

  体制内无限吸引人,吸引点是

  体制外让人无限恐惧,对应的恐惧点是极端不稳

  “体制内”和“体制外”无形中构成了一对社会矛盾,似乎在全世界都找不到这么尖锐的同类国,西方国家更没有这个现象,这是为什么?

  “体制外”约等于“不稳定”,“不稳定”约等于“人生风险”,全民性直奔体制内,意味着全民性风险忧虑。

  媒体一直在讲,中华民族正处于数千年来最繁盛的时期,或者说是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从物质上看,这是准确的。不过,必须要问:发展,繁盛,历史最好,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了让人民活得更安逸快乐还是为了让人民活得更加焦虑恐惧?难道必须用全民性恐惧来换取辉煌?

  二十多年前,三十多年前,几千万人在历史大潮中被下岗,愿意不愿意都得愿意,没有哪一条法律支持你抵抗下岗。按照当时的说法,那是为了让市场经济换取更快更好的经济发展,然后让人民过上更加富裕和谐的幸福生活。

  物质发展了,繁荣出现了,这都是事实,不能否认。

  不过,真的更和谐了吗?人的精神幸福感真的增加了吗?多数人的幸福指数真的超越世界平均水准了吗?不见得。体制内的人可能是,少量体制外的人也许是。

  目前,中国大约有8.8亿在职劳动者,其中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等体制内约有4000万人,企业主和各类私营主体大约有4000多万人,这部分人暂且认为他们都是稳定者或者是幸福自控者。另外约8亿人既不是自己当老板,又不在体制内,其命运恐怕就不是都那么轻松自如的了,如果是,每年还会有上千万人考教师证吗?这可是历史从未有过的现象,也是全世界都未有的现象。

  近8亿劳动者(包括农民)劳动权不稳的原因又是什么?

  简单点讲,就是“私权无限”在起作用。

  我们有《劳动法》,但真的能够遵守这个法的私人老板并不多,一句话得罪老板第二天必须走人的现象大家经常看到,在微信群里开个玩笑让老板不高兴,你也得走人,倘若你有某性格让老板看不顺眼,你就更加没有呆下去的可能了,不愿意被潜规则的人在职场上也是受尽煎熬。

  私权管理之于人,主要看“心情“和”良心“,加不加班,看老板心情,用什么人,开什么人,也看老板心情,再上升一点高度,就是看老板的良心,心红一点,他就用公法,心黑一点,他就祭私法,有些老板就能喊出“让你996是你荣幸”这样的法盲语言。

  那有人就会讲:“咱不怕私人老板违法,东家不干,可以去西家干,不愁没事干。“

  没错,你可以东西轮流干,但如果东西一个样,你到哪里都不会得到尊重。

  我这样说可能会招致部分人的反击,说我贬低了私营老板的整体形象。其实不然,我不否定有很多守法的老板,但整个中国出现了恐惧工作不稳的独特现象,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也很能说明《劳动法》的悬空。如果体制外的从业者享受了体制内差不多的待遇和安全感,怎么会有数千人去争抢一个编制呢?

  想进体制内,就能进得了吗?肯定很难。

  到底有多难呢?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文章开头就回答了。

  我跟大家讲个普遍现象,年轻人报考体制内的多数岗位,现在都面临一个特别大的限制条件——身份。没有这个身份,你根本就没资格报名,而这个身份并不容易获得,全国大学生中,不超过百分之二能在大学毕业前获得。这个条件就砍掉了九成以上年轻人的资格,你说难还是不难?

  据观察,虽然咱们人口多,但我们奔向现代化的目标是不会变的,也是有决心的。

  然而,如果体制内外的差距继续扩大化,体制外的集体性恐惧继续扩展,体制高墙两边的矛盾继续激化,未来的现代化会是什么样的现代化?是美国式还是欧洲式?抑或是日本式?恐怕都不是,可能会是金字塔式现代化。

  有没有办法让体制内外实现基本融合?或者说让体制外的人不再那么恐惧?

  我看是可以的,健全的《劳动法》必须真实且全面地执行起来。我这里加了“健全”二字,主要是认为目前的法条还不够完善和刚性,在保护各方权益时还力不从心。

  尊重私企权利,并不是让私企凌驾于法律之上,现在的部分国企也不守法,也在效仿私企。执行好法律,既是保护劳动者,也是保护雇主,双方都要受严格约束,聘人的时候要严谨,用人的时候要守法。

  在中国,法律失位的原因还不完全在于执法者,也有公民的认知愚区,有些人还持有封建时代的老观念:人家私企,自然是老板说了算,又不是公家,凭什么限制他们?

  这些人完全没有现代人权观念,以为自己只拥有奴隶性劳动权,既为奴,就只有服从。

  近两三年,因为疫情,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致用人减少,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搭顺风车“的老板多不多呢?真的多。只要想解聘人,就打着”受疫情影响“的牌子。有家非常大的信息企业今年就解雇了数千人,我本以为它真遇到了经营困难,当我看它的财报后,发现并非如此,它的整体利润额基本是稳定的,并未出现剧降,更未出现亏损,只是部分业务出现阶段性亏损。作为一家特大型公司,只要整体经营正常,绝不应该搭车裁员。

  “疫情恐惧”很快会过去,“体制外恐惧”有可能成为长期负面情绪。

  如果每年都是上千万人来挤一二十来万的体制内名额,我不相信这样的就业环境和就业取向能够带来一个和谐的共富局面,光是体制落差就能把两极分化做实做死。

  有人提醒我,把体制内的人也搞得不稳定,让大家都不稳定,那不就平衡和谐了?那不就解决问题了?

  我不认为这是个好方案,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法制,不应该把“砸饭碗“看成是一种本事,更不应该“把每个人都搞得不稳定“当成一种优秀的管理思想,每个人心里都不稳,社会还能稳?

  为什么不能反过来想想,让劳动者实现在法律框架内的基本稳定不好吗?

  有人又会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企业没收益,怎么稳?

  不要这么消极地看问题,我说的是基本稳定,不是绝对稳定,体制内也不能保证绝对稳定,也会随着经济形势变化而动态变化,只要整体形势向前发展,社会用人总量就会相对稳定,部分用人企业破产,新的用人实体又会出现,劳动力需求属于总量跟随时势走的动态平衡。

  在发达国家,劳动者为何不是太害怕失业?为何很多人都不留存款?因为它们有失业后的制度保障,救济金可以保证失业者的基本生活。“托底“成为腐朽资本主义的局部良性措施,未必万能,可以借鉴,它能让很多人不必有”体制外失业饥饿恐惧症“的担忧。

  一提到“托底“,很多国人就想到养懒,总是批评资本主义福利制度太落后。

  事实上,作为正常人,绝大多数都总是希望自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要过上好生活,就得奋斗,并非多数人都持有靠救济金过日子的想法,即使在欧美,不劳而获的懒人也是占极少数,如果多数人偷懒,那欧美的发达国家身份是怎么来的?难道是懒出来的?繁荣难道不是干出来的?

  客观地讲,我们有比西方更好的制度刚性和制度统一性,按理说可以把多数人的劳动权安排得更有秩序和更有保障,充分的劳动权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绝不应该出现“集体性劳动权恐惧“的局面。

  我曾经跟朋友讨论过“托底“的问题,我说新中国前几十年虽然艰难,但大家很安心,都不担心未来,主要是有托底。

  他不同意我的观点,说那个时候生活水平低,托底较容易,现在生活要求高,没办法托底,没那个实力。

  我笑问:“物质落后的时代能托底,越富反倒越无法托底了?那干嘛要发展?整体更富了,不是更有条件帮助弱者吗?欧美日不也是致富后才托底的吗?

  其实,托不托底,反映了制度安排的能力和决心,与物质丰富度本身关系不大,多有多的安排法,少有少的安排法,能坚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理念,任何时候都能搞托底。新中国前几十年做得好的政策要重新捡起来,不要怕走回头路,外国做得好的方面也要认真学习。

  宇宙的尽头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必要太过关注,那里太远了。

  人生的尽头是什么?大家都是清楚的。如何让人生不恐惧应该是所有有责之士要考虑的重大问题,脱离大众情感,老百姓的人生安排不好,再大的目标和口号都将失去意义。

  未来,应该会有很多新提法,可能会有很多新措施,但就我看来,把年轻人的就业问题解决好、把体制鸿沟填平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这一步走不好,尖锐矛盾就会伴随着长征的每一步,年轻人不能稳定就业,二胎三胎谁来生?

  我呼吁:

  消除一切就业歧视!

  取消一切招聘设限!

  尊重一切职场法规!

  让完善好的《劳动法》成为保障人民群众劳动权且有普世价值的好法律!

  写于2022年10月19日星期三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独立时评人。本文原载孙锡良新公众号“孙锡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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