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有一部小品，《卖拐》，一夜之间火遍全国，赵本山扮演的大忽悠把双拐卖给了腿脚好的范伟扮演的厨子。
这部小品奠定了当年赵本山在小品界的地位，也是一部教科书式的心理学经典案例。
小品的剧情很简单，大忽悠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连夜坐了一副拐，准备卖给对方。没想到，对方腿伤得太厉害，出院直接坐轮椅了，这幅拐就没有买主了。大忽悠决定在街上找一个人把拐卖给他，于是带着高秀敏扮演的老婆上街找买主。
大忽悠安排第一步，是让老婆沿街高喊。高秀敏喊拐了，范伟骑车就拐过来了。
这步看似平常，其实很重要。这是选择目标对象。
范伟听到“拐了拐了”，骑车就拐弯了，说明他很容易被心理暗示，是大忽悠的目标人群。
如果把人脑比作一部电脑的话，范伟的大脑很容易被远端操控。有一些人，不容易接受心理暗示，如同防木马功能比较强的电脑。大忽悠要选择目标大脑，自然要选择这种容易被远端操控的。
反之，如果对方内心极端强大，对外来的心理暗示免疫，那么大忽悠不但不能成功，还会受到心理冲击，对自己忽悠别人的能力产生怀疑。
容易接受心理暗示的人，一般智力都不太高，分析能力都不太强，对外界输入的信号，缺乏有效且必要的分析能力。相比之下，不易接受心理暗示的人，往往智力水平较高，分析能力较强，对外界输入的信号，进行分析，能过滤掉自身认为有误的信号。
大忽悠说，找个腿脚好的，把拐卖出去，他不能说，随便哪个腿脚好的，都会买他的拐。
因为，有些人不容易上当，天然就不是大忽悠的目标。
过去有些商店，为了表示自己做生意规矩，写着“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也就是说，当时大家已经默认，孩子和老人容易上当。孩子智力发展不足，社会经验不足，容易上当。老人智能衰退，分析能力减弱，也容易上当。
现在的电信诈骗，一般对目标也有选择。一般来说，成年男子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成年男子最不容易上当，智力水平处于巅峰时期，社会经验丰富，凡事有主见，很容易通过比对分析发现对方的破绽，把对方的信号过滤掉。他们不是电信诈骗的理想目标人群。
相比之下，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上当，教育水平低者比教育水平高者更容易上当。这里没有任何歧视，只是陈述案例总结分析。
范伟扮演的厨师，文化水平不高，平时估计也缺少学习的习惯，又容易接受心理暗示，是理想的目标人选。
选对了目标人群，还要选择适当的噱头。
最常用的的两种方式，发财和消灾。两种方式对应人类的贪婪和恐惧，使用频率难分伯仲。这里说的发财和消灾是广义的发财和消灾，发的不见得一定是财，消的也不一定是在灾。我们可以认为发财是增加正面收益，消灾是较少负面损失。
秦皇汉武追求长生，还想再活500年，也是发财类的噱头。卖拐属于消灾类的噱头。其他消灾噱头还有亲友车祸、被公安机关调查之类。养生保健，属于发财加消灾的双重噱头。
要把噱头灌输给目标，需要目标大脑处于宕机的状态。
在此之前或者与此同步，需要取得对方的信任。比如某目前远遁美国的大V，把云盒卖给对方之前，先要树立正能量的形象。
信任很关键。信任是要求对方能接受自己输出的信号，否则对方左耳听右耳冒，或者，对方完全不接受外来信息，那就是在做无用功了。
为了获得信任，宗教一般都有各种神迹，也就是各种显灵。
将信将疑也行，只要自己的信号能向对方输出即可。随着贪婪或恐惧导致对方大脑宕机，对方会加深对信号输入者的信任。
大忽悠使用恐惧和故弄玄虚的手段，让范伟开始将信将疑地接受他的信号。
范伟属于容易被心理暗示的类型。开始接受大忽悠的心理暗示。
大忽悠连蒙带唬说出范伟的职业是厨师，范伟对大忽悠接受程度进一步提高。
算命先生一般都会首先使用这一招，连蒙带唬或者与他人勾结探知对方隐私，说出一些对方自认秘密的事情，获得对方的信任。不用这一招，后面的事情没法开展。
这一招，在宗教之中就是各种显灵。当然，宗教的显灵一般都是信徒配合，装神弄鬼，常用的是看病或驱魔。
大忽悠则是靠语言技巧和观察，判断出范伟的职业。
然后大忽悠就要开始让范伟大脑宕机了。
如果把人类的大脑看做计算机的话，人类的大脑也有宕机的时候。需要处理的信号超出大脑处理能力。于是，分析能力，理解能力，全部迅速下降。
此时，大脑宕机了。
要大脑宕机，常有的手段有物理、心理和药物三种手段。
先说物理手段，大脑是人类体内耗氧量最大的器官，功率大约20瓦。大脑正常运转，需要大量的氧气和葡萄糖。这种情况下，只要限制大脑获取的氧气和糖分，就能抑制大脑的正常思维。
《卖拐》续集《卖车》之中，大忽悠让范伟使劲喊，让范伟的大脑缺氧，进入宕机状态。CIA拷打俘虏，使用水刑，除了让对方痛苦，也是让对方大脑进入缺氧状态。
其他手段还有饥饿、寒冷、酷暑等手段。总之，阻碍大脑正常代谢。
正常情况下，用这种手段的骗子得不多，因为除非限制对方人生自由，否则很难限制对方进食和呼吸。不过，宗教之中常用这种手段，最常用的是斋戒和苦修。一些虔诚的信徒往往会产生幻觉，其实就是大脑宕机了。
心理手段主要是让对方接受强烈的信号，或者内心陷入困惑、反思、疑虑之中。前者类似一下子输入大量数据，后者类似让对方思维陷入死循环。大忽悠让范伟可劲想，其实就是让范伟的思维陷入困惑、反思、疑虑的死循环。
使用强烈的信号影响对方的思维，一般是强烈喜悦或恐惧，常见就是发大财、遭大灾之类。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发财和消灾的噱头。电信诈骗基本都是如此，不展开讲。
有趣的是，2003年赵本山的小品《心病》之中，范伟再次扮演了一个容易被心理暗示的人。赵本山扮演的心理医生对范伟说”人生来匆匆，去匆匆，人生在世掐指算，一共三万六千天“，范伟当时就懵了。
小品《心病》之中，范伟经受不住发财和死亡两个噱头的冲击，反复发懵。其实多数人比范伟强不了多少。赵本山扮演的心理医生听说范伟要分给自己一部分奖金以后，也懵过去了。
帝王不缺财富，但是面对死亡这个人生永恒的话题的时候，也很难淡定。这就是为什么术士的骗术并不高明，但是能在秦皇汉武那里得手的原因。
信号的强烈程度还与信号源的数量有关。情绪可以互相感染，信息也是。
传销组织都懂得集体洗脑比给个体洗脑效果好得多，容易接受心理暗示的人，在集体环境下很容易受到感染，洗脑的效果事半功倍。
人是社会动物，很难不受社会主体舆论的影响。当社会主体舆论在金钱或暴力的操纵下，大规模渲染发财的狂热、民族的狂躁和疾病的恐惧的时候，很少有人能独善其身。
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看看1929年的美国、1930年代的德国，就不难看到发财的狂热和民族的狂躁。
制造大量异口同声的网络信息，对大众产生强烈的影响，让多数人的思维能力下降、大脑宕机，这也是大规模使用网络水军的意义。这种情况下，能独立思考的人少而又少，他们往往被排斥甚至打击。虽然错的不是他们而是群体。
让对方大脑陷入困惑、反思、疑惑、焦虑的死循环，可以使用语言，也可以使用一些外在手段。常用的手段包括并不限于颠倒时差、切断与外界的联系、限制行为自由。美军在关塔那摩虐囚，给对方穿上囚衣戴上头套，就是切断外界信号的手段之一。把对方关在绝对安静的房间中，也是手段之一。此外，还有持续不断的疲劳式审讯，反复发问不断否定对方，让对方不断反思自己的回答是否有破绽等等。
这种死循环会对对方的心理造成严重的伤害。核潜艇上，没有阳光产生的自然时差，空间狭小，官兵就很容易发生心理疾病。《独行月球》之中，如果没有金刚鼠的陪伴，独孤月即使吃喝不愁，也坚持不了多久。摧毁时差，限制自由，很多人都会因为外来信号不稳定，产生精神问题。
当然，在《卖拐》之中，大忽悠主要使用的是诱导性的语言。让范伟陷入困惑、反思。
这时，范伟的大脑的被垃圾程序占用，已经处理能力不足。当然，范伟的大脑本身处理能力也不是很强，不然也不会成为大忽悠的目标人选。
大忽悠抛出，末梢神经坏死把上面憋大了，范伟的困惑、恐惧、反思、疑虑进一步加深，大脑更加转不过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赵本山带着他走两步，他就按照赵本山的形体暗示，忽忽悠悠就瘸了。
一方面是对疾病的恐惧，一方面是对自己现状的困惑、反思、疑虑，范伟的大脑能有正常时期的70%的功能就不错了。
大忽悠说范伟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恐惧和焦虑不断加深，范伟的大脑的处理能力越来越差。
如果范伟有足够的知识，知道大忽悠说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面憋大了之类的话是骗人的鬼话的话，那么大忽悠的骗术就到此打住了。问题是，范伟显然没有这样的知识水平，而且在现实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知识水平。
现代医学（尤其是内科学）与统计相结合，与19世纪、20世纪初的医学已经大不相同，对于多因结果的归因已经与当年烈性、高致病性病原体时代不同，很难准确说清某一种因素致病效果究竟有多强。这种情况下，如果医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因为利益驱动，夸大某一种因素的致病效果，或者某一种药物或治疗手段的防治效果，正常人是很难分辨，更难反驳的。
大忽悠说，范伟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范伟反驳说，如果我两条腿不一样长，卖裤子的会告诉他。大忽悠说，卖裤子的告诉范伟两条腿不一样长，范伟就不买裤子了。
对范伟来说，此时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找面镜子照一照，找把尺量一量，把裤子脱下来比对一下。但是，他的大脑大部分算力陷于死循环，已经想不了这么多了。
更重要的是，他对大忽悠的疑虑不是采用自己第三方验证的方式进行猜想和反驳，而是采用大忽悠的说法作为佐证。换句话说，此时的他已经把大忽悠作为主要信号来源和最主要依据了。
如果大忽悠是个邪神的话，范伟现在对大忽悠即使没有跪下，也已经是半跪了。
大多数容易上当的人，都有这个特点，他们不具备猜想与反驳的思辨能力，倾向于选择单一信号来源，很容被对方灌输信号，并被对方关在信息茧房里。他们倾向选择的某个新来源不是可验证的客观世界，而是某个专家或者某个权威。
大忽悠就是范伟的权威。
这还不够，大忽悠还让范伟使劲跺脚。
跺脚至少有三个目的，一是服从性测试，看看范伟是不是已经到了对自己言听计从的程度；二是通过让范伟脚麻，加强范伟对大忽悠的信任；三是跺脚产生的强烈信号，进一步冲击范伟的大脑。
多说一句，第二年《卖拐》的续集《卖车》之中，大忽悠还是用了类似的手段让范伟大脑宕机。
手段之一，让范伟使劲喊，喊得大脑缺氧，站都站不住。手段之二，是让大脑缺氧的范伟做脑筋急转弯。
两种手段下来，范伟的大脑再次不能正常运转，又成了大忽悠的俘虏。
范伟扮演的厨师，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受外来因素影响的人。在大忽悠使用逐步获得信任，使用困惑、恐惧、疑惑、焦虑让范伟大脑不正常工作后，被大忽悠使用形体暗示，忽忽悠悠就瘸了。
这时，范伟对大忽悠已经是言听计从了，对方说什么，他信什么了。于是，大忽悠开始给范伟大规模灌输恐惧了。
进一步加深范伟的恐惧。崴过脚，不治疗，晚期就是植物人。
使人大脑宕机的第三种手段是药物，一些盐类。人类的思维说到底是一系列化学反应，使用药物能干扰人类的思维过程。一些国家的情报机构使用药物审讯，药物抑制被审讯者的正常思维。这个不展开讲，大多数情况下，用不上。
范伟的大脑已经宕机，他对大忽悠已经高度信任，陷于对疾病极度恐惧之中。这种情况下，大忽悠就可以向范伟提供自己希望范伟选择方案了。
这个选择方案，就是买他的拐。
换别人的话，这个操作就已经接近完成了。但是大忽悠，作为高手，绝不会到此为止。前期的操作，可以认为是选择目标，获取信任、灌输恐惧、提供结局方案，或者说，”选对人“、”听我的“、”你有病“、”我有药“几个环节。
作为高手，大忽悠还要使用最后一招，即对范伟实施信息封锁，不让范伟接受其他信息。
在范伟忽忽悠悠瘸了以后，大忽悠就暗示高秀敏当年舍不得给自己花钱，导致自己残疾——腿里有钢板，回不过弯。
这一招至少两个目的：一是加深范伟的恐惧；二是让范伟觉得高秀敏曾经妨碍大忽悠治疗，也可能妨碍自己治疗。
所以，当高秀敏提醒范伟不要上当的时候，范伟训斥高秀敏，不要妨碍病人和病人之间探讨病情。
至此，范伟被大忽悠关在信息茧房之中，高秀敏再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了。没有了高秀敏的声音，大忽悠不再被质疑，成了范伟的唯一真神。
越是容易接受心理暗示的人，也是越容易被关在信息茧房中的人。他们只接受来自某一个渠道的信息，强烈屏蔽其他渠道的信息。
这时，高秀敏提醒范伟不要上当，却在范伟眼里成了渎神者。在捍卫大忽悠时，他比大忽悠本人还积极。
在几个环节之后，大忽悠又给范伟加上了”别信别人“这一环，这就确保了范伟不但会买拐，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找他的麻烦。一个完美的骗局，至此才花上句号。
范伟对大忽悠高喊谢谢，拄拐蹒跚而去。
小品到此为止。
把正常忽悠不正常了，把腿脚好的忽悠瘸了，操纵对方的思维，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古往今来，一直是热门技术。
大忽悠的技术，疑似来自民间算命，从猜对方的职业开始，一步一步让范伟入吾彀中。类似的技术，现在也有，没有绝迹。小打小闹的，骗点卦金，做大的，骗钱骗色，甚至把对方彻底变成自己的傀儡。当然，能被彻底整合为傀儡的人，往往也是心智存在极大问题的人——很容易接受暗示，或者内心之中存在极其强烈的欲望或恐惧。
使用贪婪和恐惧，操纵群众心理，实现各种目的，是很常见的手段。除了大忽悠这样的骗子，还有很多人需要这种技术：统治者希望被统治阶级老老实实当牛做马，不但吃得少干得多，还越干越起劲，要绝对忠诚，不能造反。资本希望消费者倾家荡产购买各种他们本来不需要或者并不急迫需要的产品，负债累累也要买。教主们希望教徒们绝对服从，把他们当做神灵或神灵的代言人。传销组织的首领希望成员绝对忠诚，不断拉人进入组织。
这些人使用的手段其实和大忽悠的手段大同小异。
大致都是“选对人”、“听我的”、“你有病”、”我有药“、”别信别人“几个环节。同时，辅以各种手段。当然，不是所有的意识操纵都具有这几个环节，但是大致如此。
自古以来，统治阶级的意识操纵，没有第一个环节，不进行受众筛选，听话最好，不听话就让对方听话。方法上往往简单粗暴，这是因为统治阶级掌握暴力机构，可以直接统一意识形态，封杀其他信息，一步到位实现”别听别人“。手里有刀剑，可以霸王硬上弓。
封建年代，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敢悖逆儒家思想，就要被统治阶级放逐，失去参与政治的机会，如果他不甘寂寞，则可能被处决，罪名是妖言惑众。
当时的文盲率高的惊人，多数人缺乏获得信息，分析信息的能力，知识分子相当于今天的意见领袖、网络大V。只要控制了他们，就能控制多数人的外来信息来源，实现”听我的“、”别听别人“。当然，这里说的别听别人，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没有别人的信息可听。
要么效忠封建王朝有机会加入统治阶级或者保持统治阶级的位置，要么被统治阶级放逐穷困潦倒甚至死亡，这就是当时统治阶级给知识分子的选择。
绝大多数人受限于知识水平和闲暇时间，很难深入思考一些问题，都是人云亦云，他们以为自己是独立思考，其实不过是转述别人的灌输给他们的观点。这种现象不是今天特有的，而是古已有之。所以，只要控制了知识分子，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成为御用大忽悠，控制广大范伟就很容易了。
类似的事情，欧洲教会也在干。早期的教会传播宗教靠的是各种神迹赢得受众的信任，后来和政权结合以后，主要就是靠暴力了。听话可以成为知名学者，或者，加入教会，享受优渥的生活。不听话，准备上火刑柱。
戈培尔说，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这话是有胡扯的，谎言就是谎言，真理就是真理。但是，另一方面，在某一个时间段，谎言完全可以压制真理。
大多数人都是范伟那样的人，真正能保持清醒的大忽悠和高秀敏反而是少数。
大忽悠是坏，范伟是蠢。大忽悠使用贪婪和恐惧操纵范伟，压制高秀敏的声音，坏蛋操纵蠢货，完全可以让谎言在一段时间内压制真理。
中世纪的教会压制真理1000余年，纳粹压制了12年。
相比统治阶级，不掌握暴力的宗教搞意识操纵，则往往从筛选受众开始，手段则是使用精神锁链，把对方变为傀儡。
早期的宗教，都离不开各种神迹，其中最常见的神迹是看病和驱魔。
看病常见的是看精神病。精神病没有明显的肉眼可见的器质性病变，在古代被认为是着魔，魔鬼附体。弟子假装患有精神病，教主喊几句，把附体魔鬼赶走了，弟子病就好了。既好伪装，也好配合。
至于看不好怎么办？心诚则灵，看不好，是患者或家属的心不诚。心诚则灵，建立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上。能接受这种世界观的人，大多要么不是聪明人，要么有强烈的愿望要实现，有强烈的恐惧要规避。抛出心诚则灵，既给他们希望，也加深对他们的精神控制。
在绝大多数条件下，人都要面临种种不确定性，都会有贪婪的欲望，都会面临恐惧，需要需要心理安慰。大多数人内心之中都有虚弱的一面，这是宗教可以存在的前提。
那些不相信神迹的人，被自动筛除掉了，相信神迹的人，则追随教主。人群之中，容易接受暗示，有贪婪和恐惧，需要希望的人如果不是大多数，至少有相当数量。
追随教主的人会不断增加。世界上总是不缺没有勇气面对苦难和困惑，需要心理慰藉的人。教主给他们开出的药方是：你在苦难之中，还会有更大苦难；你可以解脱，只要你虔诚地相信我或我代言的神；如果你不能解脱，那就是你不够虔诚。”你有病“、”我有药“、”别信别人“，三连击，一步到位。
那些深受疾病痛苦折磨的人，或他们的亲友，尤其容易上钩。他们不愿意掐灭一线希望，宁愿相信只要自己受教主的摆布，就能让自己或亲友摆脱病魔。如果自己没有摆脱病魔，那就是自己受教主摆布还不够深，或者，还没有被教主调教好。
历史上，某木匠的儿子给人看病，张角给人看病，洪秀全给人看病，某吹小号的最初也给人看病，不管会看不会看，都能聚敛一群拥趸。拥趸之中，自然有痊愈的，也有病故的，痊愈的是教主法力无边，病死的是患者心不诚则不灵。
对教徒来说，否定宗教就是毁灭自己的希望，就是否定自己，必然陷入绝望、疑惑和困苦之中，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他们会不断自我催眠，自我强化，希望自我的虔诚感动神灵，而这使他们更深地陷入教主的思想控制之中。他们如同蛛网中落网的昆虫，被精神的蛛丝紧紧包裹，不过他们身上的蛛丝是自己缠上去的。
随着人数的增加，教主向教徒灌输意识更容易。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人数越多，输入信号的效果越好。实际上，教徒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教主已经不必使用要求教徒虔诚的手段建立信息茧房，让教徒”别信别人“，教徒会自动捍卫宗教。大忽悠只有范伟一个教徒的时候，范伟会反驳高秀敏，如果大忽悠有几十个教徒的时候，这些教徒可能会辱骂高秀敏。如果大忽悠有千百个教徒的时候，高秀敏要么闭嘴，要么赶紧逃命，否则对方可能直接把她围殴致死。
阿米尔汗在《我滴个神啊》里面敢说教主是冒牌的神的代理人，却不敢直接否定神的存在。他只能说这么多了，不然教徒们会让他知道什么是”神诛“。那些财大气粗、信徒广众的宗教尤其容易做到这一点。当年，某何姓院士不是也被围攻过吗？不闭嘴就去他家门口静坐示威。幸好当时的信徒数量较少，还不能像中世纪教会一样使用宗教裁判所。
这时，宗教教主控制思想的方式，就已经和统治阶级类似了，主要手段不再是使用心理安慰控制教徒，而是使用暴力让异教徒闭嘴或滚远点。
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意识操纵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方面后装枪普及，各国普遍施行义务兵制，不便再像封建社会那样直接使用暴力，简单粗暴。一方面是工业化社会的实际控制者往往是资本，资本不能或不便直接使用暴力，尤其是某项社会政策或运动只对某一类资本有利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意识操纵或者说劝诱，作为一种技术的地位进一步大幅提升。最常见的就是广告，包括政治广告和商品广告。但是，本文不展开谈广告。而是谈谈更加广泛和隐蔽的为了资本利益对大众实施意识操纵。
义务教育的普及使资本进行意识操纵的时候，直接跳过“选对人”，大多数从教接受教育都是接受课堂传授的知识之后，按照课堂传授的内容答题，谁的接受能力最强，谁就是优等生，喜欢怀疑、离经叛道的人，如果没有被教育扳过来的话，基本也难以接受高等教育。于是，常见的是两类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知识储备较多，但是怀疑精神不足；虽然有怀疑精神，但是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知识储备较少。只要精心策划、对症下药，这两种人都很容易成为意识操纵的俘虏。前者可以给他们安排用科学手段包装的操纵方案，后者可以给他们安排反智的操纵方案。至于受教育不足，又缺少怀疑精神的人，可以给他们安排类似宗教的操纵方案。那么，那些接受过足够教育，有怀疑精神较强的人，怎么处理？这些人凤毛麟角，数量稀少，直接在各个平台封禁他们发言的机会就是了。
“听我说”这一步，更容易。工业化社会是专家的时代，专家说话，本身就有很强的权威性，很容易获得公众的信任。由于科学领域的不断分化，每一个人，即使他是教授、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自己的领域之外，都是外行。反过来每一个领域的专家都只有很小的一群人，这些人彼此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各种师生之谊、同门之情，在面对共同利益时，很容易形成攻守同盟。
在医学领域，尤其如此。我曾经说，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控制基本生活必需品和服务剥削民众，房子是收割机，教育是无底洞，医学是刮骨刀。现在看，医学是屠龙刀更恰当一些。
医患双方注定高度信息不对称，医疗是最尖端的科学领域，医疗需求是最重要的基本生活需求之一，患者往往处于极度绝望之中，普通人也容易对疾病产生极度恐慌。这些要素结合，很容易制造噱头做文章。医疗很容易成为意识操纵泛滥的领域，大忽悠卖拐，也是选择了医疗领域。
现代资本的实力，显然不是单枪匹马使用传统手法积累经验、改进骗术的大忽悠能比的。工业化时代，连骗术都会高度升级。
只要控制一小部分专门领域专家，就能很轻易地实现“听我说”、“你有病”、“我有药”三个环节。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其他医学领域的专家，都无法在专业知识上和资本控制的特定领域的专家抗衡。这些领域的专家只要适当调整说法，就能达到对听众产生足够影响的效果，虽然他们说法与大忽悠说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面憋大了”异曲同工，没有本质区别，但是除非本领域专家站出来，否则他人绝无戳穿他们的可能。
收买这些专家很容易，抛开最原始的医疗回扣不说，至少还有提供研究经费、聘请担任挂名顾问、提供股票、提供稿酬等方式。专家的利益和医疗资本的利益高度捆绑在一起。他们会为谁说话，怎么说话，可想而知。
本领域的其他专家，往往也已经被收买，即使没有被收买，也很快会被资本控制的宣传媒介边缘化，失去发声的机会。
产学研一体的时代，尤其如此。大公司提供研究经费，研究的方向和结论自然投其所好。不肯为医疗资本站台的学者，可能连研究经费都拿不到，没有研究经费，没有研究成果，最终必然被边缘化，失去专家的身份。
当然，这些大公司的公关费用也必然惊人，于是，普通人可以在媒体上长篇累牍地看到各种为大公司利益服务的由各种专家撰写的文章，发表的访谈，煽动民间的贪婪和恐惧。
如果这些大公司搞政治现金，那就更加可怕。他们可以影响、操纵甚至制订公共政策，规避现有法律，甚至制订对这些公司有利的法律。
产学研一体，让学者、高级官员和大公司高管之间，存在旋转门关系。昨天是学者、今天是高级官员，明天是大公司高管。
为资本利益更卖命的学者，有更多的机会成为高级官员，制订对并推行对资本有利的公共政策。他们退职以后，也很容易成为公司高管，负责对接政府和学者。
这些公司如果上市，大批学者、官员、媒体人士都是他们的股东，那就更有意思了。
在一切生产生活资料都可以用钱买到的社会，只要资本足够财大气粗，“听我说”、“你有病”、“我有药”、“别听别人”几个环节可以一步到位实现。
这些公司财大气粗到一定程度，连美国总统都可以受他们驱使，就是《不要抬头》之中幻想的剧情。
一颗彗星向地球袭来，美国总统为了选票，手机公司为了彗星上蕴含的价值32亿美元的稀有元素，天文学家为了一时的名利，手机公司股东们为了上涨的股票，所有人联手推动社会运动，推动彗星来到地球能带来天量财富，所有人都能人均百万富翁的信息，封控一切指出彗星将撞击地球导致人类灭绝的不利信息，形成喜迎彗星来地球的氛围。
没有被收买天文学博士被强力机关带走封口，她的导师良心发现之后，要提醒多数人警惕彗星也被封口。
最后，彗星撞地球，所有人都迎来末日。
表面上看，这部电影是在讽刺特朗普的防疫政策，静下心来却会发现，民主党与医药公司之间的勾连更深。这部电影里面既有特朗普的影子，也有拜登的影子，究竟讽刺了谁，谁心里有数，也许是讽刺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假作真时真亦假，学者、官僚、媒体在资本的牵头下联合起来的时代，针对群氓的意识操纵已经难以戳穿。何况，这样的群体性意识操纵的背后，还有暴力保驾护航。大忽悠只能把拐卖给范伟一个人，手机公司则把拐卖给了全世界。
要戳穿这样意识操纵，只能查看这样的舆论运动背后的利益链条。为了形成扭曲的群体意识，资本必然投入大量的物质资源。但是，这是多数人不具备的能力，具有这样能力的官僚和媒体，则很可能已经被收买，成为利益共同体中的一员。
《不要抬头》指出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未来，如果某种灾难能给某些人带来巨大的利润，那可能就是所有人的末日，多数人会在意识操纵下狂欢着奔向悬崖。
幸好，截至目前，这只是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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