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主动防疫政策这个事情,跟古代的变法失败很接近,就算是天子圣明加上法家有远见,但是,遭遇到一帮子只想着先富先贵最大化的儒生,什么好事情都能够给你搅黄。所以,还是老问题,英雄创造不了历史,人民不出场的话,就没有人能够制约得了儒生们本能的政治反动性,一切迟早完蛋。
反动儒生们能够搅黄一切好事情
忽然想起了批林批孔,彻底否定之后,精英们跳出来说,四人水平不行,把一部阶级斗争史歪曲为儒法斗争史。今日回顾,精英们都上了四人的“恶当”,至今未能觉醒过来。
儒法斗争史的近因,隐含的对话对象是林元帅及其拥趸,需要对毛教员梳理的议程——到底奴隶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展开辩论;远因,是要接续文G前夕的史学批判,一些吹嘘清官和让步政策的人,都说统治阶级内部还有人愿意并且有能力,调节和逆转社会矛盾的激化趋势,这样的话,贵族的政治主体性,就还挺管用。
批林批孔期间,以儒法斗争史为议程,领着全国人民复习了一遍古代史,对历代法家进行“穷举法”举证,有一个算一个,其变法努力,无不败于儒生的集体反对,然后就开启加速趋势和王朝循环。
这样,就以反证法,证明了“非人民(精英阶层)不能够创造历史”,在其反面,依据排中律,就证明了人民创造历史的结论,即便是人民目前还不太行,但那也只是一个教育提高的“技术性问题”,不存在“政治反动性”障碍。所以,对于这一条仅剩的出路——建设人民政治主体性的解放道路,成本再高也要咬牙继续投入,挺下去,直至最后胜利。
普通人对此无需深究,但是,只要能够留下一个“历代统治者连改良都搞不成”的印象,也就足够汲取悠久历史留存下来的政治智慧了。我有一个很强烈的印象,后文G精英们,不管怎么装的人五人六,首先是中学生的逻辑知识没有过关,然后,上了四人的“恶当”(当然背后是毛教员),至今醒悟不过来。
我感觉主动防疫政策这个事情,跟古代的变法失败很接近,就算是天子圣明加上法家有远见,但是,遭遇到一帮子只想着先富先贵最大化的儒生,什么好事情都能够给你搅黄。所以,还是老问题,英雄创造不了历史,人民不出场一切迟早完蛋。
儒生“政治反动性”所呈现的经济博弈手法
那帮子反动儒生,要么加码防疫,要么躺平,不考虑务实的改进路线——改进协作方式并提升防疫效率,减轻防疫政策的公共成本与民众背负的私人成本。按照他们从前防疫的高成本与低效率搞法——为极低的防疫效率也付出了极高总成本,这个路子,在奥密克戎的传播速率之下,确实岌岌可危。
如果不提高防疫政策效率,降低单位效率下的公私成本,即便继续旧政策,也很容易触及全社会最高成本支付能力,从而击穿政策成本的天花板。在他们的低效率之下,政策成本限度内的最大效果,肯定也不足以防住奥密克戎,所以,防疫S败也是迟早的事情。
然后,由于层层加码,民众背负的私人成本过高,对丧失收入和生活来源的群体,应该出台支持政策,给绝收群众按月发钱,以补齐整个防疫政策成本支付的最短板,以此求得成本支付能力的均衡,只有在补齐短板之后,防疫政策才能够走得更远。但是反动儒生们连提都不提,反而把人民的困境这样的政策短板,作为政策博弈的筹码,要挟国家放弃动态清零政策。
与反动儒生们打配合的各种政策博弈言论,老是拿防疫影响经济说事,从来都不展开真正的政治协商和认真分析。防疫的经济影响,其实是一个真问题,也应该公开讨论讨论,防疫影响经济的成本,其极大值和极小值怎么确定:我提一个极小值方案——对丧失收入的群体进行财政支持(哪怕每月发1000元也好啊),先补齐政策的最短板。然后,极大值从调节畸形的生产结构着眼,降低为投资而生产(特别是由债务金融支持的政府工程)和为美元白条而大量出口,最高,可以考虑把每年煤耗量下降一半左右(例如低于25亿吨),由此造成的失业,合并到收入支持计划中间解决。
可以考虑出台全民收入保障计划,即便是按人头发钱发齐,也只占GDP数字10%左右,结合压产能和煤耗,可能把我国消费占比提高到50%左右,还不会过多降低国内人均工业品产量,这个数字依然低于美国近20个百分点。
这样的话,畸形的生产结构有望得到部分调整——为国民消费而生产,促进内循环与供需平衡;同时,为此还需要提振农业。
考虑到目前反动儒生们的障碍,主动调节畸形经济结构的政治意志难产,展开防疫政策的公共辩论,也只有一线机会突防。不过,历代都是反动儒生终结法家变法,这是常态,所以,法家很难成功。
所以,并不是真的没有办法,而是难于突破反动儒生设置的政治障碍。但这个障碍不应该成为思想的桎梏,如果把这个桎梏作为思考前提,那样来说话,就成为儒生们“政治反动性”的尾巴了。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七日
【文/老田,知名独立历史学者,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