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后抗疫时代的“阶级政治”

　　当舆论场上还沉浸在究竟应不应该“放开”或“躺平”，谁应该为“放开”或“躺平”带来的染病和死亡人数猛增，部分城市陷入因药物短缺和医疗资源挤兑的混乱和恐慌状态“负责”的激烈争论时，整个中国社会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了一种“后抗疫时代”。

　　这种转变如此突兀，仿佛一出戏剧的发展，幕与幕之间的换场缺少必要的过渡，使演员来不及换装和调整表情和心态，以适应新的剧情，便匆促登上了舞台，嘴里念叨的还是上一场戏的台词，由此出现的混乱，是导演抑或编剧之错，还是演员本身的过失？但无论是谁的过失，也不管我们对接下来的剧情是否接受和喜欢，作为“后抗疫时代”的一员，我们必须把属于自己的角色演下去。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才说，“不管你是富人和穷人，资本家和打工人，有产者和无产者，体制内和体制外，都将处于同一种境遇”。（拙作《我不能沉默》）

　　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置身“后抗疫时代”的人的命运和遭遇都一样，不存在任何差异，恰恰相反，在面临共同的生存威胁面前，人们各自的阶层、身份乃至政治立场的差异，决定了各自的命运也将千差万别。这一点，已经从人们对“清零”和“放开”的不同态度和激烈争论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例如身处体制、“旱涝保收”的公职人员以及拥有资本和固定产业的“食利者”，大都支持“清零”，而大多数无资无产的劳动者则希望“放开”；对前者来说，即使封控再长时间，对他们的生活和生存并无太大的影响，而对后者来说，则面临着失业、停工、无收入和停贷等损失带来的直接生存威胁，这种威胁甚至超过了对染病和死亡带来的恐惧，这显然是前面那些衣食无忧的人们很难体验到的。

　　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人们对“清零”和“放”截然两种不同的态度。也就是说，无论在“前抗疫时代”还是“后抗疫时代“，支配人们思想行为的主要还是一种“阶级政治”。 正如一位署名“青年毛思想信仰者”的文章所说，“事实上，疫情不但没有‘消弭’或‘削弱’阶级矛盾，反而使得阶级矛盾明显化、尖锐化了。用现象描述的语言说，就是所谓——‘暴露了加剧了经济和社会不平等’，这句话当然也是隔靴搔痒，但总好过闭目塞听、脱离群众、仅仅从自己相对安逸的生活状态出发，为某一政策做法无限唱赞歌，甚至要把它上升为所谓对‘所有人’有利的政治正确。”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的观点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对此，我们从最近舆论场甚嚣尘上的“清零”和“躺平”之争中强烈地感受到了。对于不少民族主义或民族主义左翼（即“民左”）立场的人士来说，主张“放开”和“躺平”是美西国家煽动，以及国内买办资本势力作祟的结果，其中酝酿着某种更大的阴谋；对许多爱国大V和爱国粉来说，“封控”也好，“放开”也罢，都是对的，不对的只是某些不听话、爱挑刺儿，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群众，所谓“党和国家保护了我们每一个人整整三年，是整整三年，国外付出了几百万人的生命代价，而我们，在过去三年里，一直风景独好……”，便是这种说辞的最佳注脚，近期流布各主流和非主流媒体一句话：“个人是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言外之意，以前是国家保护你们，以后就得你们自己管自己了，自求多福吧！有人指出，这是从“社会主义”一步跨入“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能说没有道理。

　　面对酷烈的现实，抱怨和责难是徒劳无益的。对于无产阶级左翼来说，既要承认与全体社会成员一样面临着染病和死亡共同威胁的境遇，但更重要的是面对“阶级政治”造成的各种等级、身份、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巨大差异，如何为争取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这样的斗争，在“前抗疫时代”曾以不同的形式发生过，在“后抗疫时代”还将会发生，甚至可能更加激烈。这是阶级政治博弈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场始料未及的复合型灾难，它使市场化和社会主义的衔接出现了裂痕，暴露了无法视而不见的结构性经济问题。经济结构决定思想方式。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那就是我们能否一直用资本主义的方式驱动生产，再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应对危机。”（谭吉坷德：《抗疫情三年祭：从社会主义寻找答案》）相比那些瞎子摸象一样围绕“清零”还是“躺平”争论不休的人，这位作者可谓一语中的，指出了三年“抗疫”之所以功败垂成的真正原因。

　　现实已经无数次教育我们，在一个资本主导的社会，无产阶级的命运是同他所属的阶级政治中的地位和身份一致的，只要这种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不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也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变。因此，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唯一的出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2022年12月20日

　　【文/刘继明，中国当代作家、原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