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个好消息，原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彻底倒掉了，去了他早就应该去的地方，公告称“经昆明市监委研究决定，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正义虽迟但到。
罗崇敏的行为性质极其严重，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绝非一般的腐败分子可比。
罗崇敏的主要危害性既不在于“利用职务便利和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取谋取利益，非法索取、收受巨额财物”，也不是“生活腐化堕落，多次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而在于他是一个既反社会主义，又反爱国主义的两面人，且还是以公开的特别猖狂的方式，利用职权和影响力毒害年轻人的价值观。媒体曾报道罗崇敏进行课程改革，大力推行以所谓的“生命”、“生存”、“生活”为主题的“三生教育”，而且当时声势搞得很大，云南省还召开“三生”教育大会，发表了"三生教育"宣言，甚至还写成了论文，进行推广。
而“三生教育”的倡导者罗崇敏，不但诋毁中国的民族英雄屈原，抹黑英雄先烈王二小、刘胡兰，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有着刻骨的敌视，美化民国，他还美化日本侵华，和他的腐败行为相比，他在利用职权引导学生三观方面的危害性更为严重。
他作为一个省的教育主管，全在电视直播节目中公开污蔑我国的思想教育“把人异化为鬼”。他还通过写文章，把中国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说成是“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树立了一批忠君爱国的自杀者榜样”，污蔑为“暴力化、极端化、泛政治化”。
他的教育理念是他在《共生宣言》宣扬的那个：“培育爱心，爱人，爱上帝，爱自然，爱智慧。”他要把中国的孩子教育成“世界公民”。那些攻击中国爱国主义的人，有哪个不是以“世界公民”自居？”世界公民就是内心背叛自己祖国的恨国党给自己立的“牌坊”。
以罗崇敏对于国家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危害性，还真不是一个贪腐受贿的罪名就能概括的，他当得起更重的罪名。
罗崇敏的问题很早就暴露了。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防线能够做到守土尽责，至少从他受到南方系的大力吹捧，就可以发现苗头，对其产生警惕。2009年1月15日，《南方周末》用两个整版报道罗崇敏，“如果说拥有一个罗崇敏，是时代的幸运，那么只有一个罗崇敏，是时代的苍凉。”
当时的南方系是什么媒体？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百度《南方系的“七宗罪”》、《起底南方系》等文章，要了解中国今日的媒体乱象，探究原因，至少需要从南方系开始追根溯源。南方系曾被称为主流媒体的“黄埔军校”，因为他们当时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和罗崇敏价值观能够产生共鸣的媒体人，并且向各大媒体输出。
现在的南方系看着好像比以前低调了很多，但南方系的精神基因却通过团队对外输出，开枝散叶，是今天中国舆论场和意识形态领域，始终有一些主流媒体对中国进行背刺，导致中国在舆论战中无法形成与综合实力相匹配的战斗力的重要原因。
这些“有态度”的媒体特别讲究价值观认同，排斥不同价值观的人。
南方系在十几年之前，就对罗崇敏进行包装和宣传，扩大其影响力，这说明至少在2009年那个时间点之前，有态度的媒体圈和有态度的教育圈人士，就已经形成了互动。
这些媒体人深知，一个教育关键岗位的自己人，会对他主管地区的教育形成多大的影响力。
罗崇敏的危害性长期无人重视，反而得到了很多荣誉。
时至今日，我们也不知道，罗崇敏在位期间，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教育形成的危害有多大。
一个罗崇敏的危害就大到不可估量，我们担心的问题和南方系正好相反，是不是只有一个罗崇敏？
去年，人教社教材的问题，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并发现了其他教科书的问题，侵华日军的图片都被做成了学雷锋主题下的插图，这些现象让国人非常忧虑。
教育是比媒体更重要的意识形态领域，教科书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心脏，一旦出问题，受影响的很可能就是几代人。
罗崇敏和教科书的问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因为互联网的舆情发酵才引起主管部门的重视。
罗崇敏的事件，还给我们一个启示：那些反社会主义和反爱国主义的人，他们屁股不会干净。他们反体制和反华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什么自由民主（这些人经常表现得比其他人更不能容忍不同言论），他们只是为了保护他们的非法利益合法化。看看苏联的红旗落地，联盟解体后，那么多的蛀虫，谁还会去追究？
他们因为自身腐败，为了自己的腐败利益合法化，就要想方设法地诋毁这个体制，甚至恨上了这个国家。
不光罗崇敏这样，那些和他三观共鸣的媒体人同样如此。《南方周末》总编的程益中曾因贪污罪被逮捕，同属于南方系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沈灏因敲诈勒索、强迫交易、职务侵占案被判刑，长期担任《新京报》社长的戴自更因受贿2020年被公诉。
这些有态度的媒体人，有几个屁股是干净的？他们反体制仇视这个国家，只是无利不起早而已。
这些人还一个个的特别伪善，一嘴的自由民主，一肚子男盗女娼，说一套做一套是传统艺能。看看这个罗崇敏，平时道貌岸然地标榜清廉，批判官员“包二奶”现象，但他自己行动上毫不含糊，2016年12月13日，他因“包二奶”被人捉奸，在微博上发帖。
这么严重的行为，社会影响那么恶劣，他当时得到的只是一个降职处理。后来，罗崇敏“毫无悔过之心，公开发表有严重政治问题的言论”。
要不是他在去年端午节，在自媒体上发表《端午：一个鼓励自杀的节日》，并在文中把屈原污蔑为“作秀、臣奴”，激起网民的愤怒，他的问题严重性还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罗崇敏这种两面人，都已经走到恨国的程度，怎么可能幡然改回？给这种人宽大处理的机会，是不会起到教育和惩戒作用的。
罗崇敏的倒掉，是一件好事，但我们不能满足于一个罗崇敏的倒掉。我们应该思考，怎么能及时发现更多罗崇敏式的两面人，怎么能防止出现更多的罗崇敏式的两面人？
希望这件事能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信号，提醒我们社会上下，更加重视和警惕教育领域的两面人现象。教育领域能够完善监督方式，从教材到教学管理和教育一线，建立起全面的意识形态预警机制，能够及时发现，及时预警，不能主要通过社会监督的方式才能发现和处理类似问题。
意识形态其他领域也同样需要，把我们意识形态的篱笆扎得紧一点。
【文/尹国明，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微信公号“明人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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