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新冠疫情经济对策的普遍性错误

　　2020年初爆发了世界性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大流行。这场新冠疫情不仅给全世界人民大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也严重地影响和伤害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本文所说的“新冠疫情经济对策”，指的就是各国政府为应对新冠疫情而采取的经济方面的政策。所谓“新冠疫情经济对策的普遍性错误”，就是西方国家的经济主管部门特别是货币当局普遍地在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上犯了重大的方向性错误。这方面犯重大错误的货币当局主要是管控有关美元、英镑和欧元的货币信贷政策的当局，也即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中的欧元体系。

　　本文说的那个普遍性错误，就是这些货币当局普遍地忽视了新冠疫情对总供给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忽视了新冠疫情对劳动供给方面的影响，错误地采取了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急剧扩大名义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使欧美各国陷入了几十年未有的高通货膨胀。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并且很快陷入了停滞膨胀的经济困境。美国等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花了十来年的时间才摆脱了这场经济上的噩梦。而当前欧美国家出现的高通货膨胀，已经直逼20世纪70年代所达到的普遍性通货膨胀的记录。按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美国和西欧国家重演20世纪70年代的停滞膨胀会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高通胀的事实与成因

　　自2021年以来，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发达国家就都陷入了高通货膨胀。

　　美国2021年10月的CPI就同比上涨6.2%，已经创下31年来的最大涨幅，2021年12月CPI同比上升更达7.0%，2022年6月CPI同比上升又高达9.1%，美国出现了40年以来所没有的高通货膨胀。

　　英国2021年的通胀率还只为2.52%，但是2022年4月以来英国的通胀水平多次刷新40年来的最高纪录，英国的CPI指数2022年10月同比上涨11.1%，12月仍然同比上涨10.5%。

　　2021年欧元区CPI在11月同比增长4.9%，为此前25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在欧元区的各大经济体中，德国的通胀率2021年还为3.1%，2022年就达7.9%；法国2021年的通胀率为1.6%，2022年也达到5.2%；意大利的通胀率2021年升至1.9%，2022年达到8.1%，创1985年以来最大涨幅。

　　高通货膨胀使大批的企业员工感到自己的实际工资遭到了侵蚀，他们必定会要求相应地提高名义工资以获得经济上的补偿。于是我们看到，最近半年多以来西欧的发达经济体中普遍爆发了要求提高薪酬的罢工。先是英国和法国陷入了各行业相继罢工的浪潮，最近这样的罢工已经蔓延到了德国和意大利。这些大规模的员工罢工几乎都以同样的要求相号召，这就是要求提高工资以补偿通货膨胀给劳动者的生活水平造成的损失。但是熟知停滞膨胀历史的人都知道，名义工资普遍上涨会推高企业的经营成本，使企业不得不进一步抬高产品价格以维持经营。这样就会启动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物价上涨推动名义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又反过来推动物价上涨。这就是在停滞膨胀中常见的著名的“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

　　不过，在这次的物价暴涨普遍发生之前，还出现了一个当代市场经济中非常罕见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供应链断裂”。这种所谓的“供应链断裂”造成了有钱也愿意花钱买产品的购买者买不到产品，实际上就是产品供不应求的短缺。

　　新冠疫情在美国大爆发后一年多，世界各地就纷纷传出“供应链断裂”的消息，它表现为货运港口拥堵、疫情造成部分地区工厂无法开工、全球产能不足、运输能力下降。这种“供应链断裂”的问题在美国最为严重。在许多新闻报道的电视镜头里，供不应求的商品超市中货架上空空荡荡一无所有，许多美国家庭甚至抱怨说他们买不到奶粉。这样的商品短缺通常是在政府规定了不准变动的物价的前计划经济国家中才会经常出现，在政府不干预市场物价形成的市场经济国家是极为罕见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承认，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破坏是导致美国出现供应链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熟知市场经济中的物价形成机制的人都会想到，只要政府没有规定价格固定不变，市场上的商品短缺通常都不会长期持续，而会很快变成物价的上涨，因为商品的销售者很快就会转而提高明显短缺的商品的价格。这样，在大面积地出现“供应链断裂”之后，随之而来的就将是物价的急剧上升和通货膨胀。这正是美国在2021年和2022年所发生的事情。

　　许多人将大面积出现“供应链断裂”和其后出现的急剧的通货膨胀归咎于新冠疫情的冲击，甚至归咎于2022年才爆发的俄乌军事冲突。无论如何，这样的说法都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货币当局错误地实行的急剧扩张性的货币信贷政策。

　　在新冠疫情发生后实行的急剧扩张性的货币信贷政策上，美联储起了很坏的带头作用。

　　新冠疫情刚刚在美国蔓延开来，负责发行美元纸币的美联储就为应对新冠疫情采取了急剧扩张信贷和货币供给的政策，在极短的时间内连续两次紧急降息：2020年3月3日将基准利率从1.75%降至1.25%，3月16日又从1.25%降到0.25%。由于基准利率已经接近零，美联储还考虑重启“量化宽松”政策。这种急剧扩张名义总需求的货币信贷政策，至少会加剧“供应链断裂”的现象和通货膨胀。但是美联储竟然对很快就出现的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视而不见，在通胀率大幅上升已达一年半之后才转向采取紧缩性的货币信贷政策。2022年3月16日美联储宣布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这是美联储自2018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由于实行本来就不该实行的急剧扩张性的货币信贷政策，更由于长时间持续实行这一政策，美国的陷入高通货膨胀就已经无法挽回。

　　在错误地实行急剧扩张总需求的货币信贷政策方面，英镑和欧元的主管当局似乎作得比美国好一些。英国和欧元区的通胀数据表明，英国和欧元区的货币当局是迟至2021年才转而采取急剧扩张总需求的货币信贷政策的，其目的大概是为了恢复受新冠疫情打击而剧烈下降的经济。但是这样的政策最终也引起了与美国一样的后果，它使英国和欧元区国家同样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应对新冠疫情冲击而采取的急剧扩张总需求的货币信贷政策之所以会造成高通胀，是因为新冠疫情减少劳动供给从而减少产品供给的作用十分明显，在供给减少的情况下急剧扩张名义总需求，就不能不引起急剧的通货膨胀。

　　从宏观经济数据看新冠疫情造成的供给减少

　　以下，本文将主要遵循“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的思路来论证，新冠疫情明显地降低了美欧国家的劳动供给和产品供给。

　　遵循“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的思路来讨论总产出的变动，就不能不涉及失业率与总产出的关系。如果总产出的下降是由总需求的下降引起，则企业会因为产品需求不足减少产出而减少雇用的员工，从而增大失业率。而量化地表达美国的失业率与总产出关系的，就是著名的“奥肯法则”。

　　美国的经济学家奥肯提出的著名的“奥肯法则”指出，相对于潜在GDP，GDP每下降2个百分点，失业率就大约会上升1个百分点。美国2009年的失业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又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法则。

　　从表面上看，2020年新冠疫情给美国经济造成的冲击，几乎与2008年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一模一样：2020年美国失业率8.3%，GDP增长率为负的3.5%，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2009年的失业率为9.3%，GDP增长率为负的3.49%。相似的场景，似乎意味着2020年美国的经济萎缩也与2009年时一样，仅仅是由产品需求的下降造成的。在这样相似的场景下，也难怪美联储会采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那样急剧扩张货币供给的政策来应对疫情造成的宏观经济冲击。

　　但是实际上，这两次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冲击有根本的不同。本文以下所作论述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说明，2020年美国经济的萎缩，至少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冠疫情减少了劳动供给并因此减少了产品的总供给。

　　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将主要按“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的思路来进行论述，而在进行这种论述之前，先要说清按“奥肯法则”衡量2020年美国的失业率与总产出关系时出现的反常情况。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使用什么基本数据来确定“奥肯法则”中所说的“潜在产量”。按美国经济学家们通常的看法，我们设定美国的潜在产量每年增长约2.5%，如果经济的产出－－实际GDP正好等于其潜在产量，则失业率将维持在接近5%左右。这个失业率就是所谓的“自然失业率”。而在适应性的预期下，这个“自然失业率”也就是所谓的“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问题在于，这一对假设的数据可以用来证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美国经济形势符合“奥肯法则”，却不能用来证明2020年美国的宏观经济形势符合“奥肯法则”。

　　美国2007年的失业率为4.6%，GDP增长率为2.2%，可以假定美国2007年的实际产出恰好等于其潜在产量，失业率也是与这个潜在产量相适应的所谓“自然失业率”。由于潜在产量每年增长约2.5%，2009年美国的潜在产量比其2007年的实际GDP大约高5%多一点。2008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为负的0.34%，2009年美国的经济增长更是为负的3.49%，因此2009年美国的实际GDP比2007年的实际GDP大约低了接近4%。这样，2009年美国的实际GDP比其潜在产量低了约9个百分点，而失业率9.3%则比接近5% 的“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高了近4.5个百分点。这正是“奥肯法则”所断言的失业与实际GDP的关系。

　　而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为3.7%，GDP的增长率为2.2%。如果认定美国2019年的实际产出恰好等于其潜在产量，那么根据潜在产出每年增加2.5%的前提，美国2020年的潜在产量比其2019年的实际GDP高2.5%。美国2020年GDP的增长率为负的3.5%，这就使美国2020年的实际GDP比其潜在产出低了大约6%。而根据所谓的“自然失业率”接近5%的假设，2020年美国8.3%的失业率比这个与潜在产出相对应的失业率高了3个多百分点。在这样一套数据下，2020年美国失业率与实际产出的关系就与“奥肯法则”基本吻合。

　　但是，出现上述吻合的前提之一是，美国2019年的实际产出恰好等于其潜在产量。而2019年美国的失业率为3.7%，这并不合乎与潜在产出相对应的“自然失业率”为5%的假设。如果坚持2019年美国的“自然失业率”也接近5%，则3.7%的失业率和“奥肯法则”意味着2019年美国的实际GDP已经高于其潜在产量约2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美国2020年的潜在产量比2019年的潜在产量高2.5%，美国2020年的潜在产量也只比2019年的实际GDP高0.5个百分点。由于美国2020年GDP增长率为负的3.5%，2020年美国的实际GDP比这样计算的潜在产量低了4个百分点。而2020年美国的失业率8.3%，则比接近5% 的“自然失业率”高了3个多百分点，这样的实际GDP与失业率的关系明显偏离了“奥肯法则”规定的数值。

　　这就说明，要想用“奥肯法则”解释美国2020年的经济萎缩和高失业，就必须放弃美国的潜在产量每年增加2.5%、与这个潜在产量相对应的“自然失业率”接近5%这一对假设。

　　在对美国2020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使用“奥肯法则”上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恰恰说明了美国2020年的负增长主要不是来源于宏观总需求的急剧萎缩，而是来自新冠疫情引起的供给方萎缩。

　　就宏观经济数据上说，如果将所谓的“自然失业率”就视为“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就根本不能把2020年美国的高失业率和经济萎缩视为总需求严重不足的产物。这里所说的“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是在适应性预期下的所谓“自然失业率”，在这样的自然失业率下，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等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而简单的适应性预期就把过去的通货膨胀率看作今后会出现的通货膨胀率。根据“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在适应性预期下，实际的失业率如果高于“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将低于上一期的通货膨胀率；实际的失业率如果低于“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将高于上一期的通货膨胀率；而如果实际的失业率恰好等于“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也将等于上一期的通货膨胀率。

　　在2019年以前的一些年中，美国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胀率徘徊于每年1%上下；2019年美国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胀率为1.74%，2020年美国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胀率仍为1.28%，这说明2020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基本没有变化。在这样的物价变动走势下，美国2020年的失业率就应当是“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

　　这是2020年美国的高失业率与2009年美国的高失业率的根本区别。在2008年以前的若干年，美国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胀率徘徊于3%左右，可以认为美国人按适应性预期形成的通货膨胀预期为每年物价上涨3%。特别地，2008年美国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胀率为3.82%，2009年美国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胀率只有负的0.32%，比2008年的通胀率低了4个百分点。美国2009年的通货膨胀率明显低于2008年的通胀率，说明了2009年美国9.3%的失业率远远高于“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这合乎那年美国“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接近5%的假设。

　　2009年美国的经济形势是，实际的失业率远远高于“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在这种情况下，宏观总需求明显地小于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刺激增加总需求，只要扩张的程度不过大，就不仅可以显著地增加总产出和总收入，缓解失业压力，还不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货币当局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实行大力救市的政策，在将名义的基准利率降低到零之后还进一步搞“量化宽松”，终于在2010年将美国经济的增长率由2009年的负增长变为3.03%的正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2010年也只上涨了1.6%。尽管2010年美国的失业率仍然高达9.6%，2011年的失业率也还为9.0%，这两年的实际GDP也仍然低于当年的潜在产出，但是强力扩张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仍然使美国回到了正的经济增长，而且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已经高于当年潜在产出的增长率。

　　而美国2020年的情况就不是如此。美国2020年的失业率达到8.3%，远远高于通常认为的那个接近5%的美国的“自然失业率”即“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由于美国通货膨胀率2020年与2019年相比基本没有变化，应当认为美国2020年8.3%的失业率就是美国那一年的“自然失业率”即“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由于2020年美国的“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已经从接近5%上升到8%左右，在失业率还只有8.3%时采取急剧扩大宏观总需求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就只能引起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的恶劣后果。

　　这里当然需要解释一下，为甚么可以认为在通常年份美国的“自然失业率”只在5%左右，而却必须认定2020年美国的“自然失业率”即“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高达8%。对此的合理解释是：因为2020年美国新冠疫情大爆发，它明显地减少了美国的劳动供给。

　　在对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必须强调的是那个所谓的“自然失业率”即“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的一个重要特征：某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强调，“自然失业率”下不完全的劳动市场处于“均衡状态”——在这种所谓的“自然失业率”下，企业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员工而产生的岗位空缺恰好等于结构性和摩擦性的失业。

　　由于在“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下企业中的岗位空缺等于社会上的失业人数，当“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由5%升高到8%时，不仅社会上的失业增加了，企业中的岗位空缺也显著增加。2020年“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的这种显著升高所反映的企业中岗位空缺的增多，应当主要来源于新冠疫情对劳动者的伤害，来源于这种伤害所造成的劳动供给减少。这样的劳动供给减少，应当是造成2020年美国经济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具体的经济事实来看更是必须承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扩散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不仅仅是通过疫情本身和防疫措施对产品需求的影响，也必定会通过疫情本身和防疫措施对产品供给的影响。

　　仔细地观察和考虑事态本身就能够看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扩散对整个经济的直接影响，应当首先来源于疫情冲击性地减少了劳动供给，因而疫情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应当首先表现在减少产品供给方面。且不说疫情造成的死亡会减少劳动力供给，就是新冠病毒的感染仅仅造成劳动者发烧生病而没有死亡，也会使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因病不能上班工作。全国性的新冠疫情扩散会使大批劳动力不能上班工作，造成岗位空缺，从而明显降低企业的产量。不过，造成劳动力减少的不仅仅是新冠疫情本身，政府为防止疫情扩散而采取的许多管控措施也可能造成当下的劳动供给减少。例如政府下令员工们居家办公，这种工作方式通常都会降低工作效率，相当于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有效的劳动并由此减少产品的供给。

　　新冠疫情会减少对许多产品特别是服务业产品的需求。这更多地是来源于人们自身和政府为防止感染和疫情扩散而采取的措施。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和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发病的人的消费需求会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但是新冠疫情减少需求，更多地是通过为防疫情扩散而减少的人群密集型消费。没有因感染发病的人也可能因为害怕感染而不去饭馆吃饭、不去公共场所娱乐、不乘用公共交通工具、不外出旅游。为防止疫情扩散，官方也可能下令限制甚至制止这些人群密集型类型的消费。

　　很难一概而论地判定，在新冠疫情冲击总供给而减少总产出和冲击总需求而减少总产出的作用中，哪一个减少总产出的作用更大。但是，根据疫情爆发后3年来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我们倒可以在现在这样的事后断定，新冠疫情对欧美经济的伤害，主要是通过减少总供给和总产出而实现的。

　　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2020年GDP增长率为负的3.5%，2021年GDP增长率为正的5.9%，初步估算的2022年GDP增长率为2.1%，与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相比，3年中年平均的总产出增长率仅为不到1.5%，远远低于普遍认为的美国潜在产出年平均增长2%到3%的速度。但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却从2020年的1.28%急剧升高到了2022年6月同比上升9.1%的程度。通货膨胀急剧加速表明美国2022年的实际产出已经远远高出其潜在产出。据此推算，美国在2020年到2022年的3年中潜在产出年平均增长仅为还不到1%。潜在产出增长率的这种显著下降，只能归咎于新冠疫情冲击在这3年里显著减少了美国的劳动供给和产出总供给。

　　2020年美国的“自然失业率”由通常认为的接近5%急剧上升到8%，显然只能归咎于那年的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由于新冠病毒肺炎流行时间远远超过了一年，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在2020年之后的一些年份中，美国的“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也上升到了远远高于5%的水平。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靠着急剧扩张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美国GDP的增长率2021年就达到了5.9%，总产出回升到了比2019年的水平还高，失业率2021年平均降到了5.3%，到2021年11月更降低到了4.2%，但是那年10月美国的CPI已经同比上涨6.2%，12月CPI同比上升达7.0%，比2020年不到2%的通货膨胀率显著加速。这说明了，2021年美国5%左右的失业率低于当年美国的“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美国2021年的“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仍然远远高于5%。

　　概略地分析一下使用英镑的英国和欧元区主要经济大国的宏观经济数据，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即：在这些国家，新冠疫情通过减少劳动供给而显著地减少了产出的总供给；货币当局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在产出总供给减少的形势下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信贷政策，由此造成了灾难性的通货膨胀。

　　英国2019年的失业率为3.7%，GDP增长率为1.4%，2020年的失业率为4.3%，GDP增长率为负的9.8%；德国2019年的失业率为3.1%，GDP增长率为0.6%，2020年的失业率为4.3%，GDP增长率为负的4.9%；法国2019年的失业率为8.4%，GDP增长率为1.5%，2020年的失业率为8.6%，GDP增长率为负的8.1%；意大利2019年的失业率为10.0%，GDP增长率为0.3%，2020年的失业率为9.3%，GDP增长率为负的8.9%。英国、法国、意大利在爆发新冠疫情后的2020年与2019年相比，都以失业率增加不到一个百分点（意大利的失业率甚至还下降了），伴随着经济增长率下降10个百分点左右且出现了巨大的负增长。只有德国2020年与2019年相比失业率增加了1.2个百分点，而落入显著负增长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只有5个多百分点。就连德国的数据都足以说明，说新冠疫情主要通过减少总需求而减少了总产出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企业减少其产出是由于需求减少，它通常都会解雇其一部分员工，由此而增大失业率。而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总产出有如此巨大的下降，失业率却仅仅增加了那么一点点，说总产出下降主要是由于产品需求下降造成的，无论如何也无法令人信服。

　　当然，经济学界也一直流行着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西欧的劳动市场缺乏弹性，企业的用工制度不够灵活。这种不灵活和无弹性主要就表现在，企业在产品需求不足需要减产时，往往并不相应地解雇多余的员工。这或许可以对西欧国家的产出下降大而失业率上升小做出部分的解释，更可以使我们断定所谓的“奥肯定律”并不适用于西欧。但是，由于西欧国家相对于产出的巨大减少失业率的上升过于微小，强调西欧劳动市场的缺乏弹性并不就能否定这个基本事实：新冠疫情冲击下西欧国家总产出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总供给的减少造成的，而绝不能主要归咎于总需求的下降。能够佐证这一点的还有，这几个国家的通胀率2020年只比2019年低了不到一个百分点，表明需求的减少并不严重。

　　而2020年以后西欧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演进则更进一步证明了，新冠疫情通过减少劳动供给而减少总供给的作用，不但巨大，而且长期持续。

　　2022年底英国发布统计数据承认，英国的实际GDP在2020年萎缩了9.4%，2021年增长了7.5%，2022年第3季度经季节调整后实际GDP同比仅增长2.4%。这样，2022年与2019年相比，英国的总产出不仅没有增加，反而3年平均下降0.1%。而这样与疫情爆发前相比仅仅维持大致不变的总产出，还是显著地高于了英国经济当年的潜在产量。由于英国的经济政策当局过度扩张名义总需求，以急剧的通货膨胀为代价来拉动经济增长，英国2020年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为1.0%，而2022年10月的物价则同比上涨11.1%。这样急剧加速的通货膨胀表明，英国2022年的实际GDP已经明显高于其潜在产出，而2022年的潜在产出应当低于英国2019年疫情爆发前的潜在产出。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肆虐的这3年里，英国的失业率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英国2019年的失业率为3.7%，2020年的失业率为4.3%，2021年的失业率为4.5%，2022年6-8月的失业率为3.5%，9-11月份的失业率为3.7%。而英国2022年9-11月份的工资收入年化增长率为6.4%，这反映的是过高的名义总需求拉动物价上涨后对工资的影响。

　　失业率的几乎保持不变表明，新冠疫情爆发后英国的潜在产量不增大反而明显降低的原因只能是，新冠疫情不仅在当年就明显减少了劳动供给从而降低了产品供给，而且其降低劳动供给和产品供给的影响是长期持续的。

　　英国官方实际上也承认了新冠疫情持续性地减少了劳动供给。有劳动力调查显示，因长期健康问题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英国人，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夏季为195万人，2022年夏天则增加到约有232万。在此期间，因患恐惧症或神经紊乱等精神疾病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明显增多，从25.7万人增加到31.3万人。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报道说：英国财政部和就业与养老金部正在研究如何扭转新冠疫情后因长期患病而无业的人数显著增加的局面。他们要鼓励医生们把重点放在提出建议上，以使长期患病的人在得到支持的情况下继续工作，而不是用病假条来批准他们完全退出劳动市场。一名政府消息人士强调“工作对心理健康的益处”，说“我们希望竭尽所能鼓励尽可能多的人留在工作岗位上”。这些官员对疫情造成的劳动力减少无计可施，竟然想到了不让医生给病人开病假条！

　　新冠疫情爆发后，德国2020年的GDP增长率为负的4.9%，2021年德国的就业人数比2020年多了7千人，实际经济增长率为2.6%，初步估算德国经济2022年比上年增长1.9%，仍然没有恢复到疫情爆发前2019年的水平。而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通涨率，却从2019年的1.4%和2020年的0.4%上升到2022年的7.9%。通货膨胀的急剧加速表明，2022年仍未恢复到2019年水平的德国总产出已经远远高于其潜在产出，名义总需求的增长远远高于产出的增长。这样的总产出降低只能归因于新冠疫情长期持续地减少了德国的劳动供给。

　　法国2020年的GDP增长率为负的8.1%，2021年全年法国GDP实际增长7%，2022年11月估计的2022年GDP增长为2.5%。虽然2022年法国经济的总产出已经超过了新冠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但是通货膨胀率却从2019年的1.2%和2020年的约0.5%上升到2022年的5.2%。

　　意大利的情况与法国相似，2020年的GDP增长率为负的8.9%，2021年就业率为58.2%，比上年增长0.7%，比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的水平低0.8%，因此虽然使2021年的GDP增长率达6.5%，但仍然没恢复到爆发新冠疫情前2019年的总产出水平。2022年意大利的GDP增长率为3.9%，经济的总产出已经超过了新冠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但是通货膨胀率却从2019年的0.5%和2020年的负0.1%升至2021年的1.9%，2022年意大利的通胀率更达到8.1%，创1985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法国和意大利的宏观经济数据都表明，它们都与德国一样，2022年通货膨胀在急剧加速，表明其总产出已经远远高于其当年的潜在产出，名义总需求的增长远远高于产出的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格局都只能归因于新冠疫情长期持续地减少了本国的劳动供给。

　　欧盟国家中有关劳动市场的讨论，也说明了在新冠疫情下西欧大国劳动力市场上的短缺情况。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欧元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2022年10月为6.5%，2021年10月则为7.3%。德国《商报》称，这一数据意味着，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面临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2022年12月8日公布的最新报告称，德国经济中的人员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近3/4的公司决策者报告说，他们公司缺乏技术工人。受影响的行业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护理和养老、建筑和贸易、工业和物流以及旅游业缺乏熟练工人。意大利商会的数据也显示，超过56%的公司找不到他们想要的技术工人。大约有40万个职位空缺，尤其是在机械工程、电子和建筑领域。在法国，由于经济的恢复，几乎所有部门都存在工人短缺，不仅是机电或开发部门。酒店和医院抱怨人手不足，养老院、滑雪场运营商和工艺品企业也是如此。此外，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也出现了蓝领用工荒，甚至在近期的硅谷裁员潮中，失业的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们和吃香的蓝领工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上述报道本身强调的是技术工人短缺的长期趋势，并未提及新冠疫情的影响。但是在新冠疫情仍未结束的情况下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其成因中当然免不了要有新冠疫情减少了劳动供给这个因素。

　　价格调整滞后性的作用

　　不过，以上基于“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框架所作的分析，并不能解释美国在通货膨胀率飙升之前为什么会大面积地出现“供应链断裂”和产品短缺。这是因为，以上基于“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框架所作的分析，实际上暗中假定了产品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总是相等的。在这样的假定下，企业愿意生产的产品总是能够在生产完后的那一期的产品市场上全部卖出去。根据这个前提，如果劳动市场上的劳动供给不小于其需求，就业和产量将取决于企业的劳动需求。而在适应性预期下，社会上预期的本期通货膨胀率就等于上一期实际的通货膨胀率，雇员们会强迫企业按照这样形成的对物价的预期而向其支付名义工资。如果现实中的物价合乎了这样形成的对物价的预期，由这样的名义工资和物价预期决定的实际工资将会使不完全的劳动市场达到均衡。但是给定这样形成的名义工资，现实中实现的本期物价越高，真正的本期实际工资就越低，企业愿意雇用的劳动力和企业的产量就越高。而本期物价越高，本期实际的通胀率也越高。这就造成了，上期通胀已经给定的情况下本期实际的通胀率越高，本期的就业和产出就越多。而企业这样行动的基础之一，就是确信自己按实际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规则确定的产品数量都能够卖出去，也就是企业确信其确定的产品供给量会恰好等于产品需求量。

　　但是，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市场上的产品供给恰好等于其需求的情况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在正常的情况下，产品市场上不是有过剩的供给，就是有供不应求的短缺。而且一般的产品市场上占压倒性优势的情况是有过剩的供给。这种过剩的供给在企业先生产后销售的情况下直接表现为当期没有卖出去的产品，而在企业按订货生产的情况下则表现为没有相应的订单来使其得到利用的过剩的产能。

　　成为产品市场的大多数情况的这种供给过剩，来源于当代市场经济运行的这一事态：产品的交易价格通常是由供给产品的企业规定的。在当代的市场经济中，一般的情况是按供给产品的企业规定的产品价格来销售其产品，在消费品的销售中尤其是如此。形成产品需求的购买者对产品定价的影响仅仅表现在，他们对企业索价低的产品购买得多一些，对企业索价高的产品购买得少一些甚至根本不买，通过这样的购买意愿来对供给产品的企业施加压力，迫使其为保住销量和利润而不敢将产品价格抬得过高。

　　在这样的产品市场上，供给产品的企业原则上每一期都需要不仅决定自己的产品供给量，而且要决定为销售自己的产品索要的价格。但是供给产品的企业在这样做时，通常都会深切地感受到对其产品需求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在企业给出的任何一个产品售价下，市场对该企业产品的需求量可能多一些，也可能少一些。用一句带点学究气的话说：企业会感到，在它给出的任何一个产品售价上，对该企业产品的需求都不是一个确定的数量，而是一个服从某种分布函数的随机变量。这种需求的不确定性，可能来源于对产品的市场需求本身就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也可能来源于企业不可能完全掌握市场对方其产品的潜在购买者真正的需求情况，还可能来源于企业不完全清楚与它一起向同一个市场供应产品的其它企业的供给数量和索要价格。

　　无论如何，只要对企业产品的需求有这样的不确定性，企业又必须在销售前就规定自己产品的供给数量和索价，在产品的实际销售中就既可能出现供给过剩，又可能出现供不应求的短缺。而在政府不干预产品售价的情况下，占优势的大多数情况是产品的供给过剩。直观地说，这是由于企业感到，先定一个肯定能卖出自己的所有产品但也肯定会造成短缺的低价格，是白白送走了通过抬高价格极可能赚到的巨额利润。

　　在企业这样确定其产量和售价的行为下，企业生产出来而没有在当期卖出去的产品就变成了其增加的产品库存或没保存得了的损耗，而对企业产品的需求数量则等于企业为当期销售而生产的产量减去这样的损耗和净增的产品库存，再加上可能出现的大于产品供给的短缺数量。而对企业产品当前的名义需求，则等于这样表现出来的需求量乘以企业索要的产品价格。

　　不过，由于企业感到在它的任何索价下对其产品的需求量都是不确定的，企业就只能抱持一个对自己产品需求函数的主观概率分布信念，它是根据这个主观的概率分布函数来确定自己每一期的产品产量和索要的价格，以求实现合意的产量和价格，来尽可能增大自己利润的期望值。

　　企业在不确定的产品需求下确定的产品索价和产量，当然无法保证产品市场上供给恰好等于需求。当不确定的产品需求实现时，如果在企业的索价下需求大于企业的供给，销售的产品数量就只能等于企业供给的产品数量或企业的产能，这种小于需求的供给会造成产品的短缺；而如果在企业的索价下需求小于企业的供给，销售的产品数量就只能等于产品的需求量，这个小于供给的销售数量会造成供给过剩。而在通常情况下，市场经济中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产品供给过剩。

　　企业通常都是在意识到了产品需求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确定自己合意的产品索价和产量的。这意味着，企业会意识到，在它的产品索价和产量下，有多大概率会出现产品的短缺，又有多大概率会出现供给过剩——或者更严格地说，产品或产能过剩的数量会有什么样的分布。将企业的这种行为概况为简化的理论模型，我们就可以说，企业确定的产品索价和产量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过剩供给数量的概率分布，是企业追求其预期利润最大化的决策的产物。

　　企业产品需求的不确定性也是经常变化的。这种变化表现为企业产品需求的分布函数的变化。比如，在给定的企业索价下，过去产品需求小于一百的概率为0.5，现在它变为0.8。如果产品需求小于各个产品数量的概率都这样增大，就可以确定地说，对单个企业来说是不确定的产品需求减少了；反之，如果产品需求小于各个产品数量的概率都减小，那么对单个企业来说是不确定的产品需求增大了。当宏观总需求明显萎缩时，对大多数企业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产品需求都会减少；而当宏观总需求急剧扩张时，对大多数企业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产品需求都会增大。

　　正确地把握不确定的产品需求函数的概率分布，是企业做出其最优的定价和产量决策的前提条件。但是，现实中的企业只能根据过去的经验观察来形成自己对产品需求函数概率分布的信念，并且时刻注意根据新观察的事实来修正自己对这个概率分布的信念。

　　原则上说，追求将其预期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应当在其生产和经营的每一个时期之初，都分别确定对其最优的产品索价和产量。但是，这样做会使企业在每个时期都改变其对产品的索价。这样频繁地改变产品价格，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菜单成本”。“菜单成本”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概念，它是企业仅仅为改变自己产品的报价本身而付出的成本。基于节约“菜单成本”的考虑，许多企业会将对自己产品的索价相对地固定下来。这就是，在产品需求的不确定性不是非常大的情况下，根据给定的产品成本函数和产品需求函数的概率分布，选定一个对自己最优的产品索价，只要自己的产品成本函数和产品需求函数的概率分布不变，就不改变自己的产品索价。在这样固定不变的产品索价下，按订单生产的企业会根据每期都随机波动的订货数量确定其每期的产量。而那些先生产出产品然后再将其销售出去的企业，如果其一个时期没卖出的产品可以留到下期再卖，这样的企业通常都会形成未卖出的产品的库存。这些企业在规定了可以延续多个时期不变的固定产品索价后，会根据每一时期之末剩余未卖出的产品库存量来确定以后时期中的产量。对这种企业来说，通常的情况是，期末库存量少，确定的下期产量就大；期末库存量大，则确定的下期产量就小。

　　在市场经济中，规定在多个时期中都不变的固定价格的企业也会在一定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的产品报价。这样的企业改变其产品索价，通常都发生在企业的产品成本函数或企业对自己产品需求函数概率分布的信念发生改变时。一般说来，产品成本函数的改变如果使给定产量上的产品成本上升，企业会提高对自己产品的索价、降低其产量；而产品成本函数的改变如果使给定产量上的产品成本下降，企业会降低对自己产品的索价、增加其产量。在通常情况下，企业如果确信对自己产品的不确定的需求增大了，它不仅会增加其产品产量，而且会提高其跨多期不变的产品索价；而企业如果确信对自己产品的不确定的需求减少了，它通常就不仅会减少其产品产量，而且会降低其跨多期不变的产品索价。

　　问题在于，对自己产品的需求的不确定性的看法即企业对自己产品需求函数概率分布的信念，并不总是会恰好等于现实中真正的产品需求函数的概率分布。而企业只能根据过去的经验观察来形成对自己的产品需求函数的概率分布的信念；如果这个信念不合乎实际的产品需求函数的概率分布，企业也只能根据新观察到的事实来修正自己对这个概率分布的信念，使之与实际的产品需求函数的概率分布相一致。在企业的信念已经与实际的产品需求函数的概率分布相一致的情况下，如果这个实际的产品需求函数的概率分布本身发生了变化，企业通常也只会在观察到了足够多的事实后才会相信，实际的产品需求函数的概率分布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才会采取行动适应这种变化而改变对自己产品的索价和产量。

　　企业在适应产品需求函数概率分布的变化方面的这种滞后性，导致了产品价格调整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性又导致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剧变时出现产品严重过剩或短缺的异常现象。

　　在美国，这种异常已经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出现过一次。2007年以前，美国以CPI衡量的通胀率已经在3%左右波动了多年，可以认为，2007年和2008年美国大众有关通货膨胀的预期是每年的物价上涨在3%上下。2007年美国以CPI衡量的通胀率仍为2.82%，因此可以将那年的4.6%的失业率视为就是美国当年的“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2007年美国的GDP增长率为2.2%，也接近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的正常情况下美国潜在产量的增长率。因此，可以认为2007年美国的实际GDP大致等于其潜在产量。但是，同样根据那个美国的潜在产量每年增长约2.5%的观点，2008年美国的潜在产量应当比其2007年的实际GDP高2.5%，而如果美国2008年实际GDP比2007年高了2.5%，美国在2008年的失业率就应当正好等于那一年的“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美国2008年以CPI衡量的通胀率会接近2007年的2.82%。

　　而实际的情况是，美国2008年以CPI衡量的通胀率是3.82%，确实与2007年的2.82%相差不大；但是，由于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在2008年演变成了金融危机的大爆发，宏观总需求的急剧下降却使2008年的实际GDP增长率远非与“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相对应的正的2.5%，却变成了负的0.34%，2008年的失业率也上升到5.8%。

　　这就使美国2008年的宏观经济指标成了标准的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一大怪异：在认定美国2007年处于“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的基础上，由于2008年的通胀率比2007年的通胀率高一个百分点，2008年的失业率应当低于2007年的“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总产出和经济增长率也应当有相应的显著增加。但是实际上，通货膨胀的正的加速度并没有换来失业率的下降和经济增长的加速，相反地，伴随着通货膨胀的正的加速度的是，美国2008年失业率比2007年增高了一个百分点，经济落入了负增长。

　　众所周知，美国2008年失业率的升高和经济陷入负增长，是由于那一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宏观经济的总需求急剧下降。问题在于这样的失业增加和产出下降为什么没有使物价同时下降，甚至没有放慢通货膨胀的速度。其原因就在于企业在适应产品需求函数概率分布的变化方面的滞后性，由此造成了价格调整的滞后性。

　　宏观总需求的急剧下降必定会使大多数企业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产品需求减少，使给定价格下产品需求小于特定产品数量的概率增大。但是，企业在观察到足够多的销售数据之前，无法判断自己的产品需求函数的概率分布是否已经发生了萎缩性的变化。在宏观总需求的萎缩已经使企业产品的需求变得较小时，最初它往往还会保持对产品需求函数概率分布的原有判断，仍然适应着原有的通货膨胀预期提高员工的薪资并相应地提高自己的产品索价，而把在这样的索价下出现的比较小的产品需求看作按原来较大的产品需求函数概率分布本来就可能发生的事，并仅仅据此减少自己的产量，而并不因此调低自己产品的索价。这就是2008年美国发生的事。

　　直到2009年，美国宏观总需求的萎缩已经延续了一年，企业普遍看到的是对自己产品的低需求已经变为常态，甚至对不少企业产品的需求已经罕见地或意料之外地少，这时候美国的多数企业才会确信，自己的产品需求函数的概率分布已经发生了萎缩性的变化，自己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产品需求已经显著减少。只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企业才不仅大大减少了自己产品的产量，而且还根据自己的产品需求函数概率分布的萎缩性变化来趋于向下地调整产品价格。我们这里说“趋于向下地调整产品价格”，是因为那一年美国的CPI只有很轻微的下降（只下降了0.32%），企业产品索价的下降趋势主要体现在，多数企业没有根据上年的通胀率，适应着由此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来提高员工的薪资并相应地提高自己的产品索价，因而美国以CPI衡量的通胀率在2009年显著地低于2008年，大约低了4个百分点。

　　类似的价格调整的滞后也发生在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之后，但是2020年的情况又与2008年有很大不同。

　　前边已经指出，新冠疫情的爆发既冲击了总需求，也冲击了总供给。疫情本身和防疫措施导致的对产品需求减少、特别是对服务业的需求减少，使美国的失业率迅速地从2019年的3.7%上升到8.3%。但是在许多企业看来，这样较小的产品需求并没有超出自己原来相信的产品需求函数概率分布允许的范围，这只是实现了自己原来料到的不确定的产品需求中可能出现的低需求，而产品需求函数的概率分布本身却并没有改变。这样的企业将会根据减少的需求减少其产量，但并不改变其对产品的索价。

　　但是也正如本文前边所强调的，新冠疫情对产品供给的打击其实更为严重，而这种对产品供给的打击主要来自对劳动供给的打击，来自新冠疫情造成的大批劳动力不能上班工作造成的岗位空缺。不过，这样突发的劳动力缺乏造成的是企业当期产量的下降，一般的企业通常会把这看作是突然发生的意外，不会在产量下降的当时就提高对自己产品的索价，而会指望疫情很快过去，自己的产品产量会因此回到在旧有的产品需求函数的概率分布下的正常状态。

　　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使得2020年美国以CPI衡量的通胀率与2019年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美国的多数企业还是根据上年的通胀率，适应着由此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来提高员工的薪资并相应地提高自己的产品索价，新冠疫情对需求的冲击和对供给的冲击都没改变这种定价行为。新冠疫情的冲击只是造成了失业率和企业岗位空缺的急剧增加和产出大幅降低。

　　在这样的企业对新冠疫情冲击的反应下，产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最初发生的是复杂的结构性变化：对那些新冠疫情主要减少了其产品需求的企业，新冠疫情的冲击增加的是其产品或产能过剩的概率和过剩的程度；而对那些新冠疫情主要减少了其劳动供给的企业，新冠疫情的冲击增加的是其产品短缺的概率和短缺的程度。这后一种情况就是前两年在西方被不厌其烦地讲到的“供应链断裂”。当然还可能有第三种企业：新冠疫情既减少了其产品需求，又减少了其劳动力的供给，这两种减少甚至有可能使该企业产品的供求在一个远远低于过去的水平上恢复平衡！但是不管企业遇到的是哪种情况，新冠疫情的冲击都随即显著地减少了企业的产量。这就是2020年美国出现负的3.5%的GDP增长率的真正原因。

　　上边所说的新冠疫情冲击影响市场供求的三种情况，并没有涉及官方应对疫情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现在看来，像美联储那样的货币当局专门实行力度极大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是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的最坏的行动，甚至可以说，这种行动是放大疫情对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的行动。

　　在正常情况下，扩张性的货币信贷政策能够显著增加对产品的需求，刺激企业增加产量，减少失业。但是扩张性货币信贷政策能够起到这种作用的前提是，企业有过剩的产能甚至过剩的产品卖不出去，这些产品缺少购买者的原因是产品的买方缺乏确实有流动性的资金和购买力。而新冠疫情的冲击即便是显著减少了某些产品特别是服务的需求，也不是因为产品的买方没有购买的资金，而是因为新冠疫情本身或人们自己采取的防疫措施及官方的防疫限制性措施使人们不去购买这些产品。不用说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也不用说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发病的人的消费需求会受到疫情影响，就是没有因感染发病的人，也可能因为害怕感染而不去饭馆吃饭、不去公共场所娱乐、不乘用公共交通工具、不外出旅游。为防止疫情扩散，官方也可能下令限制甚至制止这些类型的消费。这些方面的消费需求减少，不是由于消费者没有钱或为了省钱而不进行这些方面的消费，而仅仅是因为新冠疫情的伤害或为了防止疫情扩散感染自己。只要新冠疫情消失了，人们对病毒感染的恐惧就会消失，官方再取消为防疫情扩散而采取的各种限制措施，新冠疫情造成的这些消费需求的减少自己就会消失，不需要采取什么专门的增加需求的政府政策。

　　我曾经在疫情爆发后不久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新冠疫情除了会在当下造成前边说到的那些消费需求减少，还可能减少以后长期中的消费总需求。这是因为新冠疫情在当下造成的那些消费需求减少会增加失业，减少失业者等许多人的收入，而这些收入减少的人可能会在未来疫情消失后仍然减少其消费需求。为防止出现这样的消费需求减少，我当时曾支持政府向广大群众提供货币补贴等转移支付。现在看来，我当时也把新冠疫情对总需求的冲击估计得太严重。为了防止新冠疫情增加的失业停产在以后造成总需求的减少，政府只需为受新冠疫情冲击而失业的人提供救济和补贴即可。

　　而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缓解新冠疫情造成的需求减少，其结果是有弊无利。前边的分析已经足以说明，新冠疫情造成的需求减少不是源于缺乏货币购买力和购买的意愿，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购买力，只能是要么根本就起不到扩展需求的作用，要么起到的是破坏应有的防疫措施、加剧疫情的作用。

　　前一种情况出现在人民大众和政府都不为流动性增加所动、坚持不去公共场所进行聚集性消费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流动性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就连增加总需求的作用也起不到。后一种情况则是，原来为防感染病毒而不去公共场所进行聚集性消费的人，真的受到流动性增加和低利率的引诱而增加人群聚集性消费支出，为此甚至不惜违反政府的各种目的在于防疫的限制性规定。这后一种情况下消费需求的扩大，靠得是破坏政府甚至个人的防止病毒传染疫情扩散的措施和作为。美国防止病毒传染疫情扩散的努力少而无力，新冠疫情的伤害最为严重，其祸根之一就是这种急剧增加流动性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当然，美国普通群众和政府拒绝采取严厉的管控措施以防止病毒传染疫情扩散，归根结底是由于美国人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人生态度、美国人最重视保证个人的自由。在这样一种连政府下令人人要戴口罩都遭到群起反对的社会氛围下，美联储急剧增加流动性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肯定会严重地破坏各种防止疫情扩散的努力，加剧美国的新冠疫情。

　　由于新冠疫情还有减少劳动供给并由此减少产品供给的作用，就必须搞清货币信贷的扩张在劳动供给减少导致产品供给减少时所起的作用。本文前边已经指出，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更主要地是通过直接减少劳动和产品的供给而发生作用。因此，说明货币信贷的扩张在劳动供给减少导致产品供给减少时起了什么作用，就更为重要。

　　大幅度扩张货币信贷的政策必定会使大多数企业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产品需求增大，使给定价格下产品需求大于特定产品数量的概率增大。但是，企业在观察到足够多的销售数据之前，无法判断自己的产品需求函数的概率分布是否已经发生了扩张性的变化。在宏观总需求的增大已经使企业产品的需求变得较大时，企业最初往往还保持着对产品需求函数概率分布的原有判断，仍然适应着原有的通货膨胀预期提高员工的薪资并相应地提高自己的产品索价，而把在这样的索价下出现的比较大的产品需求看作按原来较小的产品需求函数概率分布本来就可能发生的事，并仅仅据此增大自己的产量，而并不因此调高自己的产品索价。2020年美联储在新冠疫情冲击美国后急剧扩大货币供给时在美国发生的，应当就是这种情况。

　　不过，2020年美国的大多数企业想适应自己产品需求的扩大而增大产量时，却碰上了一件它们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事，这就是我们反复说过的：新冠疫情明显地减少劳动供给，使大多数企业不仅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增加产出，相反地却不得不减少产出并由此减少产品供给。更糟糕的是，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初期，疫情造成的劳动力缺乏虽然使企业当期的产量下降，一般的企业却会把这看作是突然发生的意外，不想在因为突发的劳动力缺乏迫使自己降低产量的当时就提高对自己产品的索价，而会指望疫情很快过去，自己的产品产量会因此回到在旧有的产品需求函数的概率分布下的正常状态。

　　这样，新冠疫情本身造成的劳动力和产品供给的减少，与美联储随即采取的急剧扩张名义总需求的货币信贷政策，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企业多半还没有打算相应地调高产品价格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合力，它一方面减少了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却急剧扩大了对产品的需求，这就极大地增大了各行业出现产品供不应求的短缺的可能性，很快就造成了产品短缺现象大面积地出现。这种大面积出现的产品短缺，就是2020年和2021年美国人到处都在谈论的大规模的产品“供应链断裂”。

　　不过，在政府不对物价实行强制性的管制的自由企业市场经济中，产品供不应求的短缺不可能大面积地长期持续下去。那些可以自由规定自己的产品索价的企业一旦认识到现行的价格下必定会有产品供不应求，它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产品索价抬高到绝不会有短缺的程度，因为这样肯定会增加企业自身的利润。而如果整个经济中的多数企业都这样作，就会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

　　造成2020年美国产品短缺的一大原因是新冠疫情本身减少了劳动力和产品的供给。我们刚刚说过，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初期，疫情造成的劳动力缺乏虽然使企业当期的产量下降，一般的企业却会把这看作是突然发生的意外，不想在因为突发的劳动力缺乏迫使自己降低产量的当时就提高对自己产品的索价，而会指望疫情很快过去，自己的产品产量会因此回到在旧有的产品需求函数的概率分布下的正常状态。但是，美国的新冠疫情并没有很快消失，而是一直延续到2021年仍在肆虐。长期肆虐的新冠疫情会长期持续地减少劳动供给，迫使企业长期持续地减少其产品产量。而企业一旦认识到它因为缺工而被迫减产的情况会持续下去，特别是一旦认识到在产品市场上与它竞争的其它企业也在因为缺工而被迫减产，它就会在经常出现产品短缺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提高自己的产品索价，使市场上的产品短缺变成物价上涨。这是使2020年美国普遍出现的供应链断裂变成2021年及此后的急剧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

　　2020年美国普遍出现的供应链断裂变成2021年及此后的急剧通货膨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联储错误地实行的激进地扩张的货币信贷政策。我们前边已经指出，大幅度扩张货币信贷的政策必定会使大多数企业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产品需求增大，使给定价格下产品需求大于特定产品数量的概率增大。但是，企业在观察到足够多的销售数据之前，无法判断自己的产品需求函数的概率分布是否已经发生了扩张性的变化，它们最初往往还保持着对产品需求函数概率分布的原有判断，仍然适应着原有的通货膨胀预期提高员工的薪资并相应地提高自己的产品索价，而把在这样的索价下出现的比较大的产品需求看作按原来较小的产品需求函数概率分布本来就可能发生的事，而并不因此调高自己产品的索价。但是，如果急剧扩张性的货币信贷政策一直持续下去，企业就或迟或早总会认识到，自己的产品需求函数的概率分布已经发生了扩张性的变化，自己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产品需求已经增大。一旦确信了这一点，企业就会按照已经增大了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产品需求提高对自己产品的索价。在同时发生的新冠疫情持续地造成劳动力缺乏而迫使企业降低自己的产量的情况下，企业尤其会断然地大幅度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这就使2020年美国普遍出现的供应链断裂变成了2021年及此后的急剧通货膨胀。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新冠疫情本身明显地减少了劳动力和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是美联储为应对疫情冲击而错误地实行了狂热地扩张性的货币信贷政策，这两方面因素的合力，在美国先是造成了罕见的供应链大规模断裂，接着就造成了急剧的通货膨胀。

　　2020年美国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为1.28%，但是这样的年平均数字掩盖了通货膨胀率在2020年底就开始急速上升。2020年12月美国经季节调整后的CPI同比上升已达5.4%，标志着这一轮高通胀已经开始。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刻，在美国普遍出现了供应链断裂的现象且通货膨胀率开始上升时，现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却在2021年公开断言，美国的通胀上行不会造成持续性问题，理由竟是当时美国频繁出现的供应链断裂只不过是新冠疫情造成的暂时现象，很快就会消失。

　　以后的事实很快就说明耶伦的这个判断是错误的，以致她不得不在一年后美国已经确定无疑地陷入高通胀时公开承认了错误。

　　耶伦的错误首先在于，她低估了新冠疫情冲击宏观总供给的长期性和严重性。在耶伦2021年发表其判断后的一年中，美国的新冠疫情不仅没有结束，反而一度加重，这通过病害减少了正在工作的劳动者和劳动的供给，直接减少了产品供给。正像本文前边所说明的，劳动供给减少并迫使企业减少产量的情况这样一直持续下去，终将诱使企业大幅度地提高其产品索价。

　　耶伦有关通胀上行不会持续的论断的另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是，她闭口不谈美国当时的供应链断裂和通胀上行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美联储错误地实行的狂热扩张性的货币信贷政策。这样狂热扩张性的货币信贷政策必定会急剧增大宏观的名义总需求，增加出现产品短缺和通货膨胀的危险，这应当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常识。耶伦竟然在2021年还对这种常识都能说清的问题不闻不问，这确实会让每一个够格的经济学家都难以理解。连经济学者出身的堂堂财政部长都采取这种态度，这就难怪美联储在又过了近一年后的2022年才转而采取紧缩性的货币信贷政策。2022年3月16日美联储宣布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这是美联储自2018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而到这时为止，美国通胀率的迅速上升已经持续了约一年半，2021年12月CPI的同比上升已经达到了7.0%！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的全球性扩散给世界各国的经济特别是欧美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疫情造成的伤害，在拥有现代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当代世界中是空前的。现代财政货币金融的掌控者们的确缺乏应对这样广泛传播的呼吸系统传染病的经验，很难避免会出现应对政策上的重大失误。但是，本文中的详细分析还是能够说明，本来就不应当采取急剧扩张型的货币信贷政策来应对新冠疫情这样的呼吸系统传染病冲击，这样的经济对策是完全错误的。

　　总结有关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的政策的经验教训，是为了给应对未来还可能出现的呼吸系统传染病的政策指明努力的方向：在出现传播力极强的新冠疫情这样的呼吸系统传染病时，主管应对政策的当局所应当做的，是尽力医治病人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阻止疫情扩散，由此来尽量减少受疫病传染而患病的人数以尽量减少对劳动供给和产出供给的冲击。不应当为应对疫情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信贷政策，尤其不应当采取急剧增加名义总需求的扩张性货币信贷政策，而应将重点放在尽量防止疫情扩散上。欧美国家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传统已经根深蒂固，许多行之有效地防止疫情扩散的封控措施因此而无法实行。但是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不应当实行扩张性的货币信贷政策，因为正如本文前边所述，这会鼓励人们去破坏防疫的措施，加重疫情及其带来的对劳动力的伤害，从而反过来加重疫情对经济的损害。政府应当做的增加需求的唯一事情，是给因疫情和防疫失去工作和收入的人以财政补偿，以增加合乎抗疫要求的消费需求。

　　回顾美国和西欧国家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各种应对性政策，无论涉及的是应对疫情的政策还是经济政策，几乎都没有什么经验可谈，有的只是教训。可笑的是，就是在应对疫情的政策上，有些人还是以敬仰的口吻言必称西方发达国家如何如何。如果真像他们主张的那样在各项政策上都向西方看齐，那就真不知会在中国造成多大的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