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味”的本质是封建维稳，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对官言官语的冷血、以及大多数情况中那种以宽慰笑颜作为冷血蔽罩的做派而感到震惊。
培养小镇做题家、鼓励无上限的内卷、赞美如张锡峰这样的校园卷王领袖，包括大肆宣传张锡峰的名言“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城市里的大白菜！”——那么就必然会导致一个现象：不是所有的猪都能拱到白菜的，相当数量的猪终究会无菜可拱，沦为“养肥了就杀”的弃子。
那么，他们过去十年用以拼命养膘增肥、幻想“吃得苦中苦 方为猪上猪”的努力，就成了孔乙己无用的长衫褪之不去。
此时，爹味说教又摇身一变，再以安慰姿态示众：放平心态，不必要非得以“拱到白菜”才能视作成功……
众猪傻眼！过去十年的奋斗信仰崩塌。
两个道理：
道理①：有些话本身其实是没问题的（“学历不代表一切”“应当放下学历架子”），但不是没问题的话语就谁都能来说，比如某些阶层人士就没资格对芸芸众生说。原因很简单，也就是道理②：因为凡事就怕看合订本。
就本质而究，不论是合订本前半部分对做题学子鼓吹的“内卷有理”“改变命运”“日夜奋战”，还是合订本后半部分对职场失意的高材生们劝慰的“平淡是真”“平淡是福”………看似笔锋扭转，实则一体两面：其首义都不过是维持「秩序」罢了。
盛唐似锦，新一届进士排队进门的时候，李世民就站在城楼上庆祝，欣慰而道：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晚清垂暮，左宗棠官至万人之上高位，依旧要在62岁高龄谋求科举名位…
还记得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乾隆的台词吗：
科举制的要义既不是选才，也不是化育天下，而是牢笼志士。
让天下的人才都进到考试的牢笼里，让他们钻研章句，白首穷经。读书人安定了，天下即使还有人想造反，也不过是些草寇，成不了气候。
文人如果是布衣，一无所有，他就为所欲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就说什么就说什么；但他如果做了官，就会患得患失，畏首畏尾，因为他舍不得头顶上的乌纱帽呀。
从官方到民间，从庙堂到课堂，四十年来向学生群体们灌输的正是饱满诱人的那十个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几乎没有人会去告诉孩子们：
① 为什么必须要当“人上人”？
这句我们所有人都习以为常、奉为真理的话，事实上是不折不扣的、冷血的资本主义成功学——“人上人”，人身之上亦有他人，人身之下亦有他人，这便构筑了一个层次分明的阶级压迫体系。且由于深谙“一旦成为人下人就一定会被人歧视、被人欺负、被人打压”的社会现实，所以个个都不择手段地妄图成为“人上人”。哪怕，是踩着别人的头颅，是违法乱纪忤逆人伦，是置人格尊严于不顾……也要“成功”！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教育。
② 如果卷得昏天黑地却依然当不上“人上人”怎么办？
孔乙己的长衫，正是拱不到白菜的猪们必然迎接的结局。
2018年，某国内知名教育机构公布了对当时全国近十年来的40位高考状元的家庭背景调查。结果显示：高考状元85%出自城市家庭。
根据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布的相关信息，2019年内地3400余名的本科新生中，农村以及贫困地区的学生占总人数的19.3%——也就是说农村以及贫困地区今年只有656人被清华录取。
这些农村生源中，还包括大部分“特殊照顾的学生”，比如国家专项、自强计划、专项领域特长生等。
据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布的相关信息，2019年内地普通本科新生共2872人，其中农村以及贫困地区的学生占总人数的16.3%，这些生源中同样包括大量国家政策照顾的学生。
2016年，香港科技大学公布了对北京市高校的一轮“首都大学生追踪调查”，初步发现：教育的社会分层机制，可能早在高考前已经启动。
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者对于家庭背景在这一分层过程中的影响展开了详细的分析，其受访者为在北京读大学的 06、08 级共4771位本科生，他们的学校被划分为精英大学（北大、清华和人大）、211大学（除上述三所）和非211大学三类。
为期五年的调查（2009-2013）包含了详细的学生家庭情况与入学前后经历。
从数据本身就已能够看到家庭背景的重要影响，比如精英大学的学生中，30%自评来由中上或上等经济地位的家庭，而该比例在211大学和非211大学分别只有18.6%和14.6%。
但精英大学里来自农村或乡镇的学生比例仅为19.2%，而在另外两种类型的大学里该比例则分别为31%和32.8%。
高中类型上的分野更明显，精英大学里近80%的学生来自省级或全国重点中学，16%来自市县级重点中学；而在非211大学里，来自上述两种重点中学的比例分别只有39.4%和38.5%。
数据还进一步显示，来自省级或全国重点中学的学生比非重点中学的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几率高10.1倍、进入211大学的几率高5.7倍；县市级重点中学学生进入两类大学的几率则比非重点中学学生分别高2.4倍和2.1倍。
然而，从来没有人在他们曾经内卷至上的青春年纪里教会他们如何在未来破局，以致于除了在十年后等来180度逆转的爹味劝善“拱不到就拱不到嘛，别那么心高气傲”之外，他们几近一无所有。
毛主席曾在著名的“七二一指示”中指明：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在“七二一指示”四年之前，毛主席亦是早有系统性的阐述：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
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
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不论古时还是今时，除了那短短三十年，其余时空之间的封建保守力量与利益格局划定者们，无不热衷于在俗世尘埃里为自己寻找和培养青年士大夫党羽、阶级依附者，其考察门槛则是再简单不过的看谁最能卷、谁最能“吃得苦中苦”。
这也就是为什么半年前当《中国新闻周刊》为跪舔四字男孩而公然嘲讽小镇做题家时，还没等亿万做题家们发声，最先坐不住、火速站出来批斗《中国新闻周刊》的竟然正是官媒自己……
社会事实无法粉饰：趋炎附势之千军万马最终往往不过寥寥脱颖之士，剩下庞大的注定被抛弃之人，失落之余，爹味说教便会如约而至其耳畔。
昔日如何诱惑其往上爬，今日就如何劝诫其“你应该有一颗平常心”。
这或许就是十年前央视胆敢颐指气使又傲慢无礼地鞭笞河南“不该扩建大学城”的所谓理由与底气吧——有本事考出河南、走进北上广，你就有资格拥抱更多可能，你就是我们的“自己人”；若考不出河南，你就等着接受我“一辈子种地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PUA吧。
根据2021年出炉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河南省的大专学历以上人口已经达到了1167万，在全国排第4位，这样的总数已接近省会郑州的常住人口数量，和比利时、古巴、瑞典、葡萄牙等国家的人口相当。
但是，相比于河南全省超过一亿的恐怖常住人口规模，河南高学历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1.81%，在全国属于绝对倒数的水平。
然而，河南全省竟然一个985高校都没有被划列，211高校也只有一个（郑州大学）。
作为对比，6600万人口的湖南省有4所211（其中3个为985），5600万人口的湖北省有7所211（其中2个为985），8070万人口的江苏省有11所211（其中2个为985）。就连过去许多年在产业结构和人口规模上与河南十分相似的近邻安徽省，都有3所211（其中1个为985）。
更不要提，最让人愤懑到无以言说的：1500万人口的天津市有4所211（其中2个为985），2400万人口的上海市有10所211（其中4个为985），2300万人口的北京市有26所211（其中8个为985）……
可是河南——包括河南在内的“山河四省”的学子不但依然要拼，还依然要承受如果拼不出结果、也只能默默聆听央视网等官媒虚心假意的PUA安慰。
梦想一纸文凭就可以实现“阶级跃升”、成为踩在众生头颅上的“人上人”的心态，这样的“奋斗观”固然需要批判，特别是其失意者中又大有抱守着孔乙己长衫而不放的幻想者，显然也更是可恨又可怜的典型。
只不过，谁都可以将他们批驳一番，唯独那些十几年来一步一步诱导着他们穿上孔乙己长衫的人，最没有资格去假模假样地对之痛批。
因为这条路以及这套价值观，都是你为他们打造的。
引他们上道的是你，见他们在道上迷了路就想要踢他们出局、且踢出局后还妄图要他们保持“平和心态”、切不可对现实之「秩序」心生不满的，还是你。
“合订本”的内涵，格瑞赛伊有过一句看似平和、但极为辛辣的论点：
所谓“公平”概念，只有在服从于集中解释时才有效。
那么就“合订本”本身的诞生土壤而言，只能说，它正是当下权力体系的运行逻辑与落地规则的产物。
吹捧小镇做题家也好，批判长衫孔乙己也罢，都是同一只生了锈的大喇叭在播放——正如半年之前用铁皮将居民家门捍死的人，与两个月之前让殡仪馆大排长队的人，正是同一波显而易见的力量。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作者微博，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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