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再借中国五百年

　　前按：如果你在一个环境里说实话较困难时，完全可以选择说一些不太实的虚话，而这个不太实的话曾经却是事实，这里的“虚”包含着实的内核。

　　中国，中国以外的国，过去、现在和将来，不得不进行相互对比，因为“国家”的存在注定了竞争关系。短期的比较反映量的积累，但看不出长线轨迹，更看不到历史动因，往往只能在一次次结果出现后才省悟反思。

　　过去五百年，人类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完全不同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缓慢渐进性，更多表现为颠覆性，归纳起来讲，我们可以总结为三条主线：

　　第一条：欧洲改变了“世界”的概念。更早时期，人类谈论“世界”，主要指视野范围内的世界，或者就是对无知地域产生想象的世界，不存在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因为欧洲人，世界放大了，“人类世界”跟“地球世界”从空间上实现了统一。

　　第二条：白种人主导了人类。人类，有很多个品种，过去五百年，白种人最为好动，他们把曾经那些“稳定的人”变成了可以在地球上“流动的人”，把人的局域性流动推进到无死角流动。人类流动的主导者是白种人，至今仍然如此。

　　第三：“西方”统一了制度。必须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西方”不只是地理概念，也不只是经济政治概念，它还演变为资本统率下的制度概念。“西方”的强势，制造了一个“非西方”的存在，而且还在引导“非西方”向“西方”靠拢，尽管人类社会于上世纪曾经出现过挑战性制度，但如果从过去和现在的格局看，过去的五百年，显然是资本的五百年。

　　三条主线的形成，其内在动力又是什么呢？

　　可以总结为三个词：民主，革命，竞争。

　　中国人总结欧洲复兴喜欢用到“文艺”二字，但真正引领复兴的动力应该是民主，故把“欧洲文艺复兴”改为“欧洲民主复兴”更为恰切。从皇权到王权再到民权，每一步演进都是复兴的推动力。

　　革命，有和平革命和战争革命，和平革命又可以称为文化革命，战争革命即是暴力革命，无论哪一种革命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只有勇敢者才能把“革命”和“不断革命”当成进步因子，而懦弱者是害怕革命的。

　　竞争，有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前者表现为有序性，后者表现为无序性，但竞争一定会产生强者吃定弱者的结果。

　　我今天提到民主、革命和竞争三个词，只强调其在过去五百年间的地位和动态，不涉及其本身的好坏及对人类的正负面影响，具体感观只能由具体经历者自己去体验。

　　五百年的得：人类寿命在不断延长，局部性和阶段性死亡未改大趋势。

　　五百年的失：人类压力越来越大，所有的竞争和革命都会带来新压力。

　　欧洲，白种人，西方，是如何演进过去五百年的？

　　大家一定都会想到航海，因为把世界从局域扩充为全球就是靠航海。

　　中国人郑和曾经也有过著名的航海经历，为何就没有实现引领世界呢？

　　欧洲人航海和中国人航海是截然不同两种思想引导的行为，欧洲人把船漂出去，他们是带着强烈的、对不可知领域有无限遐想的一种冒险性探索，而中国人的航海只不过是想把自己的一些东西拿出去换回来另一些东西。

　　欧洲人，无论麦哲伦还是哥伦布，自踏出欧洲的一刻起，就想到“我们需要拥有新的世界”，故欧洲航海者走到哪里便播种到哪里，并且会把自己的“实力”展示在哪里，“航海”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侵略。然而，在曾经的欧洲人看来，“拥有新的世界”并不等于“侵略”，只代表实力范围的扩张。不是勇敢者，不是强者，侵略的行动不能实施。在无序时代，强者多数时候不关注弱者感受。

　　中国人，能够拿到世界上鼓吹的航海史大概也就以郑和最为知名。然而，你不可能寄望一个太监团队能够有播种于世界的能力与决心，他只有对“小物质”和对“大皇帝”的忠诚，其它所有的收获都是附属品。

　　深刻的社会危机必然带来剧烈的社会革命，这是所有社会历史的必然。

　　过去五百年，中国社会曾经有危机，欧洲社会也经常有危机。不过，在这两块巨大的地方，却发生着不一样的革命。在中国，只有农民起义，它属于暴力革命的范畴。在欧洲，除了有暴力革命，更有制度革命。暴力革命，只能有实现政权颠覆的可能性，并不具备社会改良的必然性。制度革命则可以实现暴力革命所不具备的影响力，它既可以把皇帝推下去再推上来，还可以把皇帝变成总统，它既可以把封建朝廷推翻，还可以把朝廷里的议决方式变成普通人手上的票决方式。

　　革命最需要勇气，英法可以有百年战争，德法也可以相互侵略，拿破仑好战，彼得大帝也不是能闲下来的人，即使是宗教，它也可以拿出《关于基督教的自由》和《致巴比伦之囚》，法国大革命和波庞王朝的终结，影响的远远不止于法国，它影响了欧洲，也影响了全世界，“革命派”的革命思想已经完全超越了传统的起义思想，它推动的是思想革命，不只是一次行动。

　　封建社会也有竞争，但它为什么会被资本主义竞争彻底取代？这里面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

　　资本主义之所以萌芽并生长，根本原因仍然在于“欧洲民主复兴”，因为民主的复兴，它刺激了自由的生长，进而刺激了人类智慧的爆发，机械革命和工业革命随之而来。这种文明革命所制造出来的竞争现象与手工时代的竞争现象产生质变，它把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彻底明朗化和放大化，使人与人的竞争从体力竞争转向为智力竞争。

　　欧洲人，白种人，西方，三个词主导世界五百年，从人的根本要素上看，就是一个点：强大的心。

　　心即灵魂，灵魂即思想，欧洲人，白种人，西方，因为思想强大，故其民族、国家和地域变得强大。“强大”与“勇敢”具有某种等价性，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敢，欧洲人不敢满世界冒险，不敢满世界侵略，不敢满世界竞争，不停地冒险、侵略和竞争，塑造了他们稳定自信的基因，当他们遇到“非欧洲人”（美国是欧洲的位移）、“非白种人”和“非西方人”时，便自然流露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当我们评价物质财富积累的时候，经常会批评欧洲侵略者的致富秘诀是侵略。然而，物质不一定是欧洲白种人自信的全部依靠，“繁荣≠强大”这个不等式是永远成立的，只有简单的物质主义者才把这个不等式理解为等式，从而借这个不成立的等式构建一种享乐优先的投降主义路线，从思想深处里分析，所有的物质主义精英都是弱者的集中营，他们的“强大”更多只表现在嘴上，或者说只能欺负比自己更弱的最弱者，他们的内心深处完全不敢碰触那些敢于革命的勇者和强者。“嘴上自信”与“思想自信”有着明显可见的区别，前者注重言，后者注重行。两人吵架，强弱可以从哪里辨识？弱者的声音会很大，强者的拳头会很快。

　　未来五百年，世界何处去？中国能实现“改变世界，改变人类，改变制度”的另一次大进程吗？如果能，靠什么？如果不搞清楚过去五百年我们错失了什么，绝不会找到未来五百年我们需要新的什么。

　　物质丰盈度非常好的当下，我有一种深深的忧虑：懦性伪仁文化的复兴正在把国人的思想进行高重合度复古还原，部分精英正试图把手持电子工具的同胞还原为用炫丽丝绸包裹好的马王堆女尸。

　　有非常多的网友不理解我为什么如此坚定维护毛泽东思想，总认为我是迷恋过去。

　　其实错了，我不是一个厚古薄今的人，我试图维护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种能够改造国人精神内核的伟大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更具体点讲是汉文化，其基因主体是奴性文化，所有的百家学说和百家思想最终都要嫁接到这个上面，骨子里的软弱和灵魂里的自卑永远脱不掉，因为它必须服从于“传统”。如果要用一个新名词做遮掩，那就是“物质主义”，新精英，为了避免自己被划入奴性阵营，于是就以“物质”代替一切。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的基因里有真自信，绝不信邪，绝不无原则屈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是强者的自信，“必”字不只是停留在口上，而是演示给全世界看，侵略者怕毛泽东不是怕他说了什么，而是怕他把“必”字落到实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经历了几十年的基因再构，但这个过程因物质主义而中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被妖魔化，“旧文化基因再植入”正在或将要成为部分精英的热衷，存在全民再植入的巨大风险。

　　如果缺失“强基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新中国”，“旧文化”主导不了“新中国”。

　　弱文化，儒文化，物文化，最后只能导致中国再次被欺凌，甚至被肢解。

　　小国寡民是否更幸福？非也。小了，还是要斗。弱了，还是被掳。

　　占九成比例的群体，你们记清楚，如果看七十年，我们很安全，如果看一百年，我们处在挨打状态，如果看五百年，我们多次被屠杀。

　　一旦毛泽东思想绝迹于我们的基因，只能向天再借五百年。

　　附言：

　　1，有人问及司马南先生与何作庥院士的矛盾。答：不管何是不是院士，认理的话，我支持司马南，因为他在依法说话写文章，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但何老无权干涉他人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

　　2，有人问及马克龙会不会成为欧洲倒向中国的牵引者？答：绝不会，欧洲还是欧洲，逻辑不变，格局不变，中国要真强，只得靠行动，而不是听别人说了什么。

　　3，民营企业被刻意保护，有人问我会不会因此受影响？答：我对任何企业都无特别言论，故没有任何人针对我。我知道社会主义好，但看清了资本主义疯，故很冷静。

　　4，有位网友问我“那里”能不能五年内回来？答：BKN

　　写于2023年4月12日星期三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独立时评人。本文原载孙锡良新公众号“孙锡良B”】